我国人文型知识分子角色现代转型问题初探- -ZT
缘起自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人文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威望经历的起伏之大、之多，是其他社会阶层所难望其项背的。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人文型知识分子更是深切地感受到被日益边缘化。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文型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于人文型知识分子就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1. 我国人文型知识分子角色自我定位的古代传统
或许可以说，在人类所有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中，没有比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高的了。“士农工商”这一观念基本上准确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四大基本阶层的地位问题。而其中的“士”即基本上是人文型知识分子，而非科技型知识分子。虽然这一秩序的形成基本上是在汉朝奠基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发达，工商业者富可敌国，其地位并不低，只是到了汉朝对农商才开始强调其本末之分；但士的得天独厚的地位却在文明初启时就确立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就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无论是说，巫史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冯天瑜等，1990：303—309），并且其书中辟有专节讨论巫史文化；还是说，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类知识分子集团（童恩正，1995），或者更为明确地说巫是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原型（尤西林，1996）。都说明了在远古及文明早期，人文型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显赫地位。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与理性思潮的兴起，作为人文型知识分子原型的巫开始进行转型，开始剥离自身中的神本思想及宗教巫术内涵，把巫的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关心与对人类命运及生存意义的探索这一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由此，对中国后世人文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定位影响极大的两大路向在此期间基本形成。
1. 1 以儒家为突出代表的入世路向
虽然孔孟都有出世倾向的思想，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但这种思想在二人思想中并不占据核心的位置。占据核心位置的还是孔子那种由“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精神推动、融合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文化使命感而使其推行其文化理想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地步和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都是突出的例子。
正由于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路向，使得儒家在后来的发展中能与国家制度建设等结合在一起，使儒者成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人事组成部分，使儒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定位在中国古代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1. 2 以道家为突出代表的出世路向
道家也有积极入世的思想，象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章三六）或者庄子的在《人间世》《应帝王》（正是从这一点，郭象在后来发挥出了“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见《逍遥游》“绰约如如子”注”；“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见《大宗师》“孔子曰：‘彼游乎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注。虽然不完全符合庄子的原意）。但二人的思想主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超绝于现实的理想社会与理论人格的追求。
对于现世，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章一八），庄子所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与此同义，庄子甚至强烈抨击道：“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列御寇》），“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因此他们提出了要达到迥异于现世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章一九）、“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则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章八一）的社会，甚至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旁日月，挟宇宙”（《齐物论》）而做“逍遥游”。从而形成不同于儒家的人生与价值取向。
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XX国家建立后，道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处于非核心的地位，只是在那些仕途上不得意等边缘人物那里才成为其精神的核心，并由此逐渐影响到全社会，成为在中国古代成为有着重要意义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定位的重要内容。
当然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大的思想不只儒、道二家，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定位却基本不出两家的路向范围，如法家思想就被纳入到“阳德阴刑”（《汉书·董仲舒传》：“天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的模式中对儒家的定位路向就有所丰富与扩充。 2. 我国人文型知识分子角色自我定位的近现代反思
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陷入发展甚至生存危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问题的探索与解决，伴随着中华民族命运的起伏。
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知识分子即“士”相比，已经开始了分化，即在人文型知识分子之外，在西方知识传统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形成科技型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传承传统，而古代地位不彰的经营型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也在逐步提升。针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科技型知识分子力求以科技救国，经营型知识分子试图以实业救国，但只有人文型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理论宣传方面所起到的可以“呼风唤雨”式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影响中华民族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士”的做天子门生与做帝王师的情结逐渐褪去，康有为大概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圣人，其意义就在于标志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这一历史性转换。其后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被视为激进主义的陈独秀等人，就是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新儒家诸重镇，也已多或明或暗地认同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①。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日益沉重，使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关注甚于对个人的关注，并把理论的思考见诸于行动，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士”的传统也是一致的。由此对西方思潮的引进由以严复为重要代表的早期侧重于英美经验主义、改良主义传统逐渐向欧陆理性主义、法俄革命模式倾斜，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而基本完成。而后在现代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人文型知识分子大多立足于服务政治，在对立的两极中最终以融入其中的一极而告终，客观形势使得个人意识与权利的自觉不得不让位于对集体的完全认同。
此外，由于西方式大学体制的引入，在政治体制之外，逐渐形成了以人文精神和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薪火相传”的现代文化教育传统与体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
3. 我国人文型知识分子角色自我定位的当代探索
建国后，我国人文型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基本保持了建国前夕解放区的架构，而建国前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文化教育传统及对西方知识的传承体制由此中断，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文型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的定位方面，其实是对古代“士”的传统在当代的继承，现代转型并没有完成。建国前服务革命、发动社会的使命已告完成，社会建设更需要细致、耐心、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社会角色未能成功转型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社会威望已经开始有所下降。而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与进一步深化，虽然在经济大潮初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门初启在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译介中，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声望又有反弹之势，但在日益澎湃的经济大潮面前，国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使得个人意识逐渐觉醒，禀承着社会动员的历史使命、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真理的化身自命的人文型知识分子日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边缘化。九十年代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就是对这一感受的集体的真实流露。
其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文型知识分子来说，由于社会分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再只抱定单一的社会角色定位模式已不可能。因此只有实现社会角色的现代转型，才有望使人文型知识分子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也才能找到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思考，兹结合自己的理解，把现代转型的内容初步总结如下：
3. 1 坚持操守
或许用操守这一个词不准确。在这里，操守主要是指作为人文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有人文型知识分子的本质，是使人文型知识分子成其为人文型知识分子的规定性。比如从职业上看，在我国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课教学的知识分子可以归为人文型知识分子，但如果只是照本宣科，讲课内容体现不出哲学等本身内在的实质和精神，不能体现出人文关怀，就不能称为本质意义上的人文型知识分子。因此在教学岗位上的人文型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做教书匠，而能在对真理的真挚追求与独立思考基础上达到教授自由、达到人文精神的宏扬。
3. 2 调整心态
前面也述及，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当代失落感，是与历史上其较高的社会威望相对照有关的。而历史上较高的社会威望的取得之时，人文型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形成一种并不良好的心态。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人文型知识分子才在当代产生了失落感，受其影响严重的知识分子甚至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把英语的enlightment译成‘启蒙’，这个做法本身，就反映出士大夫在上、开启下等人愚蒙这样一种文化定式。在西方话语里没有这个意思，它是指用光照亮。谁的光？是真理之光，而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光。在真理之光下，大家是平等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需要开启懵懂。”（张弘，2003）
3. 3 转换话语模式
受古代“士”传统及现代革命传统的制约，传统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基本上独白式、命令式的。这一话语模式在民主与自由观念已经普及的现代社会中，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有一种新的模式开始出现，这就是对话与沟通的模式。
这是因为对话比独白在本质上更具有优势：对话背后所体现的主体间关系比独白背后所体现的主客体关系更能体现出“把人当做人来看待”的人文精神；而对话比独白更具有一种实践的品质，正是在对话过程中，人文型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思想文化资源才能得到真正的丰富的内容展示，也才在对话过程中，通过各种观点与意见的碰撞，使原有的理论内容得以修正、丰富和发展，其中真理性的内容也才能通过其理论的魅力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甚至认同。
3. 4 构筑公共空间
对话与沟通能够开展与进行下去并能够经常化，就需要构筑公共的活动空间。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和电脑网络从某种意义上又削减了人们的公共活动空间与时间，电视中虽然有对话节目，但毕竟有着场地和时间的限制，而不能使更多的人进入现场的现实的面对面交流；电脑网络虽然可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打破这种限制，但其虚拟性所产生的过度自由及匿名性或说虚名性，在有其自由方便真实地反映不同利益、不同思想传统影响下主体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政府主义等泛滥的负面作用，甚至反人文精神的思想也时有泛起。因此致力于公共空间的构筑、引导与维持，人文型知识分子应当参与进来。
3. 5 恢复实践品格
古代知识分子即士的不只有理论的品格，也有脚踏实地实践的品格，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是倡导知行合一的。而在西方的影响下，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侧重于思的领域，而忽视了行的一面，或许梁漱溟在建国前进行的乡村建设是不多见的几个例外之一。只有脚踏实地地实践，人文型知识分子才能走出诸如思想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怪圈，也才能真正肩负其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3. 6 确立多极化格局
在现代社会中，人文型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同传统相比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前面所说的政府体制中和文化教育体制中的人文型知识分子，其他还有诸如进行精神生产、进行文化经营等领域里的人文型知识分子。因此要在立足岗位责任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确立人文精神在多领域、多极发展、对话沟通的格局。
3. 6. 1 关于职业责任
现代社会中人文型知识分子同传统社会中“士”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社会中的“士”，其“志于道”（《论语·述而》）的方式由于受传统的“‘即知即行’、‘即动即静’那种辩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余英时，1987：7），从而具有一种个人与终极存在直接同一，不借助于中间层次的内容建设的倾向。而现代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经过西方思想与制度，经过现代革命的洗礼之后，逐渐提出了把超越的世界、把对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的追求，通过现实的中间层次的内容建设，而同现实岗位上的脚踏实地的责任建设统一起来，“我跟王晓明一样，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接通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我在一篇文章中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有好几个朋友对我说，你过去提倡现实战斗精神，现在又反省广场意识和提倡岗位意识，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退却。我在想，岗位意识可以作多重意义的理解。如果仅仅理解作认识了广场的虚妄而退回书斋去做学问，那不仅是理论上的退却，还是人格上的萎缩。但我谈的岗位是知识分子的岗位，它包括敬业精神，又不等同于敬业，还有知识分子对人文传统的寻求和继承……‘五四’传统留给我们的是使命感和正义感，但这只是构成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我们还应该有知识分子自己的东西，包括知识传统和人文传统。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搞清楚，光有使命感和正义感也是无力的。勇气不等于知识，也不等于力量。”（陈思和，1994）
当然现代社会中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岗位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学校里的人文学科教师、科研部门里的人文学科研究人员、政府里的政策研究人员等等。在各自的岗位上，当然履行的具体的岗位责任各不相同。在科研部门中，更侧重于理论的深度与厚度、广度上的开掘；在学校任教，更侧重于人文精神的宣传与培育；在政府相关部门，则是推动在立法、行政等部门的相关行为中注入人文关怀，如反对对弱势群体在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歧视等。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自由人职业。虽然职业相对自由了，但责任还在。因此自由人职业中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运作方式就虽然与传统岗位中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其本质仍然相同，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3. 6. 2 关于走入民众
人文精神不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中的知识，不只局限在主观的世界，既然作为精神，就渗透着意志、情感等因素的直接流露，在其与实践品格相结合之中，走入民众就成为必然。只有走入民众，人文型知识分子才能利用自己掌握的思想文化资源拥有现实的生命，从而用以振作民族精神、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走向平等互助。只有走入民众，才会使人文型知识分子发现真问题和解决真问题的实现之道。这是不同于古代儒家不是做天子门生就是做帝王师、也不同于道家的新路向。
当然走入民众，融入民众，并不是要求人文型知识分子成为丧失独立的人格、丧失批判精神的社会群体，而是要求以平等心对待民众，其作用的发挥要由道德训戒式、行政命令式改为友好提醒式，从而其人文精神的发挥也要以人文的形式与方式。
3. 6. 3 关于制度建设
当然制度建设不只是指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在这参政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要致力于公共活动空间中的制度养成。因为公共活动（包括言论）空间由无制度而造成的无序状态，同样使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比如现在电脑网络中盛行的BBS，就蕴含着民主可能，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网络游戏规则的建设，那极端自由的结果就只能是不一定民主的现实。因此人文型知识分子有责任对公共活动空间中的公共活动的前提、展开的可能性、如何展开等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与反思，并把反思的结果纳入到公共活动之中来检验、纠正、发展与推广。从而在使公共活动空间的存在与发展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的联系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结束语
当然转型过程中还有种种不利的客观因素和主体因素制约着知识分子自愿自觉地转型，客观因素如高校评定职称等利益相关内容的非科学体制，主体因素如在对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泛意识形态化（其极端形式就是把学术等同于政治跟风与政治表态）与反意识形态化（其极端形式就是以为学术就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等等，因此转型的实现需要人文型知识分子们超凡的勇气与智慧。而人文型知识分子只有顺利地完成角色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也才能利用所掌握的思想文化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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