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真像传说中那样都是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吗
作者：鸿鹄高飞一举万里历史上日本女性的确以对丈夫千依百顺温柔贤惠闻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推行义务教育时就曾明确指出男生和女生在学习目的上是不同的：男孩子上学是为了富国强兵、服务大众；女孩子上学是为了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从而让男性能在没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参与社会活动。明治政府为贯彻这种理念就把茶道、花道、手工以及各种家务活都列入到女生的学习课程中，所以那时的日本女性都是科班出身的家庭主妇。
然而如果你对日本女性的角色定位认知如果还停留在这种在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家庭主妇印象可就out了。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由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中江兆民等人率领的使节团访问欧美各国。与使团随行的还有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这其中就有五名女团员）。五名女团员中最年轻的津田梅子学成归国后创办了女子义塾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学校。身处时代转折关口的津田梅子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历史人物。
津田梅子将全副心力都奉献于女子高等教育，然而她对当时社会上逐渐开始兴趣的女权运动却持反对态度：尽管她认为女性应当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她认为女性受教育重在提升个人修养。她并不认为女性应当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参与社会活动。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津田梅子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不过当时另外一些女性解放运动人士则比她走得更远。明治政府曾要求昔日的武士们把传统的发髻改成西式的发型。
谁知社会上一些活跃的女性们站出来要求：既然男人能改换发型，那么女人自然也能改换。当时一些日本女性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要求成员一律留短发，从而以清新爽洁不紧绷的形象示人。明治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对此予以取缔，之后又颁布了禁止女性剪发的法令。政府对女性的歧视引发了一些女权运动人士的抗议：这一时期日本全国范围内陆续诞生了一些呼吁男女平等的团体组织。这一时期日本最著名的女权运动人士是岸田俊子。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学习西方列强，以致于连自己的发型服饰都进行了变更，然而却唯独在一夫一妻制这个问题上并没立即效仿。岸田俊子就到处发表演讲要求废除男性可以纳妾的传统婚姻制度，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都聚集到了岸田俊子。这些人家务也不干了，孩子也不带了，整天跑去听岸田的演讲。那时的岸田成为了一大群家庭主妇的偶像，也成为了当时的日本男性最痛恨的人。在岸田等人的争取下日本最终还是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已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她们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夜店等公共场所，也可以和绅士们搭讪、喝酒，甚至还有一些女性开始进入政府担任一些职务。不过这种现象只存在于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上流社会女性身上。直到二战前日本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过着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日本女性直到战后的1945年12月17日才破天荒地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从此日本女性可以与日本男性平等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
二战后日本女性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在经济地位上也逐渐有了显著的提高：战前日本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工作。到了1973年仍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日本已婚女性是专职主妇，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已减少到19%。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也由过去那种认为女性就该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思维向包容女性独立意识转变：1973年35%的日本人认为女性在婚后应当专注于家庭，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减少到了12%。
1973年42%的日本人认为女性在成家后就该辞职照顾家庭。包括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山口百惠也在婚后完全放弃了个人事业。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她就过得不幸福，因为这毕竟是她自己的选择。不过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女性在成家后继续在外抛头露面这种行为的接受程度的确是偏低的。然而如今女性在成家后就该辞职早已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在1973年只有20%是日本人认为女性在成家后还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然而到了2008年一半左右的日本人都认为女性在成家后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的。
1973年只有50%的日本人认为丈夫应当分担家务，然而2008年有86%的日本人认为丈夫应当分担家务。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仍是“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长。高学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配偶有高深的资历；高收入是为了确保婚后的物质生活有保障；高身长是希望自己的配偶在身高上看着更顺眼。这三条标准中高身长是身材颜值方面的要求，而高学历和高收入实际上都是要求配偶在社会上有更强的竞争力，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所谓日本女性的温柔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形成的：长期以来日本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缺乏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所以那时的日本女性更多只是男性的附属物。那时的日本女性在婚后就一门心思忙着照顾家庭：对丈夫言听计从千依百顺。即使丈夫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通常也都会迁就了事。不过这种现象如今正逐渐成为历史。目前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已由“三高”悄然转变为“三强”：做家务能力强、生存能力强、体质健康强壮。
日本女性在择偶观上对房、车之类的物质化的东西要求相对不是太高。请注意是相对不太高，但这不代表她们不要求经济物质条件。事实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男性女性在择偶时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要求的，只不过日本女性在择偶时对经济物质条件这块没太多的硬性要求，只要觉得还过得去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也不存在天价彩礼的问题。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日本夫妻是租房住的。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对男性做家务的能力、生存能力、身体健康等方面的要求会更多。
以前日本女性无论在婆家做多少家务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有了独立自主意识后家务就成了需要夫妻分摊的事。如今专职家庭主妇早已不再是日本女性所追求的目标了。有了自主独立意识的日本女性甚至已开始反过来要求丈夫应当如何如何。日本女性对丈夫在社会上交际应酬的能力比较看重——这被她们视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的一部分：如果丈夫在外面交际应酬活动多会让妻子觉得有面子。
一些日本男性甚至因此不敢在下班后直接回家。在中国如果丈夫回家晚了可能会被妻子清算盘问干啥去了；在日本如果丈夫回家早了会被妻子埋怨：“你这么早回来会让我没面子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回家晚证明受公司器重，所以需要经常加班应酬；回家早则说明此人在公司无事可做。这种偏见导致一些日本男性下班后哪怕在外闲逛也要拖晚一些回家。所以真正了解日本男性的婚姻生活后也许并不会觉得他们真有想象中那么幸福。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一样对丈夫是有所要求的。
当然如今的日本也依然还有一些专职家庭主妇。尽管这种现象在日本已越来越罕见，不过在有些地区也的确依然客观存在。那么这些家庭主妇是不是不会要求丈夫这这那那的呢？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家庭主妇所谓的“温柔贤惠”是建立在不工作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家庭主妇的确会任劳任怨承担一切家务，也不会对丈夫在外的交际应酬有太多要求，然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她们不会帮丈夫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这一前提下她们只需要料理好家务即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太太只需要在丈夫下班之后嘘寒问暖就可以了。这种家庭的女人在婚后唯一的任务就是把丈夫、孩子照顾好，剩下的也就是做做家务、化妆逛街之类的。在这种家庭中男人的生活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必须用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即使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丈夫也是不敢轻易得罪妻子的：这种家庭的男性通常都是不会做家务的，所以一旦离开老婆可能连饱饭都吃不上。这种家庭的男士如果和妻子吵架了，那么可就不知道第二天妻子会给自己准备什么食物了。
在日本甚至出现了一个专属名词——复仇便当（恶妻便当）。所谓复仇便当就是妻子在吵架后为报复丈夫而恶意制作的包含愤怒和怨恨的便当。由此可见所谓日本女性的温柔更多只是我们长期囿于传统观念而形成的定势思维。事物永远都是发展变化的：日本这个国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日本女性的思维观念也是在悄然变化的。事实上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一样都有温柔的和不温柔的。盲目认定某个国家的女性都是温柔娴淑的贤妻良母只是一种固定思维下贴标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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