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正被奥运会撕裂？
作者：娃娃脸的肖叔叔在日本奥运会开幕前，又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爆发，日本第三次紧急状态，持续到6月20日。
尽管其后紧急状态并未延长，但日本人的恐慌并未止歇——人们知道，紧急状态的中止，并非是疫情风险的消除，而是东京奥运会的绑架。
换句话说，中止紧急状态，不过是为了奥运会如期举办。
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个问题，只有日本首相菅义伟可以回答。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东京奥运会的盛大之下，一场全民性的暗涌，正在日本社会蔓延。
一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警告的，那个被人们忽视的、与疫情共发的社会心理传染病，正在爆发。
今天，就让我们剥开奥运会的强国叙事，一窥日本社会底层的弱民心态——一场社会心理病毒、社会结构病毒、社会信任病毒的奥运会，正在日本上演。
社会心理病毒：大疫大灾，引发无休无止的恐慌
2020年底，日本厚生劳动省曾公布《新冠疫情下国民心理健康相关调查结果概要》，超过半数受访者难掩疫情来袭带来的不安感。
对极速变异的病毒的不安，与日本人内生的集体主义，以及不添麻烦的民族性格，剧烈碰撞，制造了结构性的社会心理矛盾。
一方面，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促使日本人走入集体中，与其他人建立稳固的社交联系；
但另一方面，疫情紧急状态的隔离机制，则割裂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与集体主义的心理趋势相悖。
与此同时，日本人不添麻烦的民族性格，投射到疫情防控上，使得日本人不仅担心自己被感染、又忧虑自己感染了别人，给别人带来巨大麻烦。
这双重矛盾折射的是日本文化与疫情现实的矛盾，而日本复杂而绵密的社会关系，又放大了这些矛盾，甚至令相当数量的日本患上了疫情恐惧症和妄想症。
社会结构病毒：线下病毒，迫使日本社会向线上转型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已建构了庞大而成熟的线上服务网络，而日本则不同，社会的线上转型，几乎是被疫情强迫发生的。
疫情防控的需求，迫使日本社会经济急速的数字化转型，AR、VR、5G等新兴技术，把日本社会搬到了线上——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会议、在线聚会、在线相亲……冲击着日本原有的社会体系。
这种急剧变革，没有留下心理缓冲期，新生活方式、新工作方式，侵蚀了日本大众固有的心理舒适圈，也打散了日本既有的传统社会结构。
一切现实场景，融入虚拟场景中，旧有的社会运行方式，被迫走向崩溃，而社会病毒就沿着网线，急速扩散。
疫情年2020年，日本配偶家暴、虐待儿童和老人的暴力事件，增加约1.5倍，约有1200万男性劳动者患有“劳动方式改革副作用”的精神疾患，在去年，自杀，也成了20177位日本人应对社会结构巨变的绝望选择。
社会信任病毒：“东京奥运会比日本人还重要”，消解社会信任
东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对于菅义伟来说，或许是职业生涯的光辉时刻，但对日本人来说，却是希望的破碎。
日本政府将东京奥运会凌驾于日本人的生命之上，类似的说法，已伴随着疫情的蔓延，扩散一年多了，而日本对奥运会的不惜一切，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5月10日的民调，菅义伟支持率跌至其上任以来的最低的35%。
去年，“安倍口罩”成为讽刺政府抗疫不力的年度流行语，今年，菅义伟的弱软，致印度变异病毒入侵日本。
民众反对奥运的声浪水涨船高，以至于，日媒报道超过60%受访者将奥运会视为病毒的“超级传播”场，接连的反奥游行，打出“奥运杀死穷人”“比起奥运，更要保护生命”的横幅，而八分之一的奥运会志愿者，以退出志愿者队伍对奥运表达抗议。
但国际政治需求和个人政治声望的诱惑，还是把日本，架上了奥运会主办方的台子。
焰火绽放，东京开幕，赛场上各国健儿争雄，而在赛场之外，无数抗议奥运会的日本民众，仍在恐慌、担忧。
一场隐形病毒的奥运会，已在日本社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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