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空前绝后的赈灾义演，我不想夸它「伟大」
作者：第十放映室最近有关张学友道歉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一拨人先出来骂，又一拨人出来捧。
捧人的永远赶不上骂人的，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绿码追不上黄码。
你永远猜不透下一个活靶子是谁，上午是张学友，中午是余秀华，天还没完全黑透呢，全网诅咒对象就变成了安倍晋三。
看上去，张学友跟安倍晋三纯属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骂他们却让键盘侠们的某种精神得到了升华。
这种精神，他们自称“民族情怀”。
当然，也有专业人士为这种自我催眠转化矛盾的自嗨行为起了个学名，叫作民粹主义。
不过今天我们不想讨论这么精英化的东西。
就想简单聊聊，曾经的“民族情怀”是什么样的。
有观众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片段：
简陋的露天大舞台上，年轻的成龙连翻七个跟头，刘德华表演胸口碎大石，还当场口吐鲜血……
各位脸熟的老港星轮番登台献艺，而视频上可能还写着“中国最伟大的一场演出”“1991年香港演艺界忘我大汇演”等字样。
第一次看到这些三十年前的表演，我有点震惊。这群现在站在神坛上的明星，在他们正当红的年代居然这么豁得出去，没有灯光，没有舞美，各种高难度杂耍全招呼，全程开麦甚至有人跑调，真实得有点过分。
更令人感慨的是这场长达七个小时的表演背后的动机。
1991年五六月份，我国华东地区受到洪灾侵袭，涉及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安徽和江苏两省的灾情最为严重，两省的直接经济损失近160亿。全国范围内约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只能在河堤上搭建帐篷。
水灾中的安徽
因此，新中国史上第一次直接地、大规模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内地的求助一到达香港，香港演艺圈立刻作出回应。
为了赈灾，这群香港艺人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召集香港当红的两百多位艺人，花四天时间拍摄了一部名为《豪门夜宴》的电影，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阵容堪称顶级，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刘德华、周星驰等明星全部在列，所有演员全部零片酬参演，461万港币的票房全部用于赈灾。
二是谭咏麟率领明星足球队成员梅艳芳、曾志伟、洪金宝、黄日华、汤镇业、任达华、赵雅芝等人，在北京举办了赈灾献艺晚会和足球友谊赛，为华东水灾募捐到400多万善款。
第三件事，就是今天要聊的《香港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
这场史无前例的义演汇集了两岸三地共100多名艺人，从下午3点一直唱到晚上10点，整整7个小时，共筹得捐款超过一亿港元，打破了香港历史慈善捐款纪录。
这些数据，加上我们总是能在视频网站里看到的港星为筹款卖命表演的片段，足以煽动我们现在已经过分敏感的神经，对31年前的香港演艺圈充满好奇和敬佩。
这些老艺人们（彼时的他们正当壮年）所散发出的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感，那股还没成为“政治正确”、正在野蛮生长的民族情谊，以及他们身上尚未被现代偶像机制打磨抛光的江湖气息……所有的这些，好像都离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娱乐圈，太过遥远了。
我们如今用“震撼”“伟大”这些词来形容这场表演，究竟只是历史的滤镜而已，还是那些如今已经消散的东西，它们真的存在过？
抱着这些感慨和疑问，我看完了这场七个小时的义演。
只想说，这场义演的独特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当下大环境的对比中产生的。
那些表演也许当时只道是平常，如今看来却具有极大的不可复制性。
而我们对这种绝版情怀的怀念，并不仅仅因为某个明星的逝世或老去，也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么完美的舞台呈现。
恰恰相反，当我用如今的互联网思维去看这场义演的时候，发现其中有许多混乱的、原始的、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可是这些“瑕疵”和“不正确”让这些明星看起来像一个个真人，让他们口中说出的话具有一字值千金的分量，因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人格魅力场。这种气场混合着特殊年代特殊的民族情义，最终汇聚成波澜壮阔的社会情绪。
我们怀念的，恐怕是那个允许一切野蛮生长的演艺生态。
01
这个长达7个小时的汇演，给人冲击力最强的是从舞台环境到表演形式再到表演者本身全方位的“草莽之气”。
翻译成更好懂的语言，就是没舞美，不讲究，连话筒都频频出故障，表演全靠明星自己一招一招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旧时候戏班卖艺，都是亮一个招，众人打一个赏，想要更多的打赏，就得加大难度，更加卖命才行。这种形式跟今天的网络直播很相似，因为都是为了搵食，所以姿态放得很低。
你很难想象那些当时已经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以把姿态放得这么低，只要你肯捐钱，什么表演都能上。
刘德华第一个表演的节目不是唱歌，而是胸口碎大石。
节目组还专门找来专业的师傅，抡了三锤子，石头才碎，刘德华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而后又笑了——
血当然是假的，只是为了契合“血浓于水”的主题。
节目到了后期，为了调动群众捐款的积极性，之前表演过的艺人们又纷纷出来站台。
有人捐10万块钱让成龙翻一个跟头，成龙一口气连翻七个跟头，站定之后脚步还有点踉跄；
有人捐50万，条件是让黎明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黎明深情款款地连破了好几次音，第二天立刻遭到全港媒体的群嘲，羞得黎明整整三个月没有上台演出。
人人都知道梅艳芳拒绝为大佬献唱而遭掌掴，即便被下追杀令也不愿道歉，不得不逃去泰国避风头的往事。
但义演上有大老板捐出100万，点名让梅艳芳唱《孤身走我路》，这并不在原本的表演计划里，歌词梅艳芳也记得不大清楚，但还是二话不说，上台就开始清唱。
演至酣处，节目组再次亮出大招——摩托飞车。
后来号称“亚洲第一飞人”的台湾演员柯受良也来到现场，表演摩托车飞跃人墙（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柯受良驾驶汽车成功飞越黄河壶口大瀑布，此举轰动一时）。
这边，一干工作人员手牵手站成一排，那边，梅艳芳等一众演员跟主持人商量着什么。不一会，梅艳芳、刘德华、成龙等四位明星非常干脆地爬上第一层人墙，化身第二层人墙。
摩托车从他们头顶越过，稳稳着地，底下一片欢呼，现场的捐款热情也达到高潮。
台上的人在卖力，台下的人也没闲着。
萧芳芳、钟楚红这样专攻表演的演员并不擅长才艺展示环节，但没关系，她们一直在场下举着矿泉水桶（是的，你没看错，是矿泉水桶），挤在人群里募捐。
当时不仅表演设备简陋，演出环境的秩序甚至也有些混乱。
义演的场地是香港跑马地马场，场地露天，所有的观众都站着挤在离舞台不远的台下。表演期间，沈殿霞突然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女孩上台。
活动照片
估计现场观众都以为她在效仿张艾嘉，因为之前张艾嘉抱着自己两岁不到的小儿子上台唱了六分钟的歌，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记住这种精神。
然而沈殿霞一张口，底下的人群一阵骚动——
这是个在人群里跟妈妈走散的小女孩，被工作人员“捡”到。主持人们干脆把她抱上台，现场寻亲。
没过多久，就见一个年轻妈妈急匆匆跑上台把孩子接走，表演继续。
从现在的眼光看，沈殿霞抱着孩子在台上寻亲的情景，跟村口的大喇叭里村长喊话没啥区别。
这个小插曲发生得如此自然，舞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也显得格外亲近，观众有困难，台上的人就会帮你喊出来。
或许这是过去各项措施不够健全的表现，但这种即时又原始的互动里似乎又藏着我们对明星最朴实的愿望——
我们既希望他们是承载我们美好幻想的能人，又渴望他们是普通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而这群老港星有胆量挑战各种街头卖艺式的粗犷表演，也有胆量将自己的不完美暴露在大众面前，恰恰凸显了他们的真实。
当我们的晚会设备越来越齐全、秩序越来越完善、表演越来越整齐划一之后，抹去的也正是这种从街头巷尾的泥土里长出来的真实。
02
其实这场演出虽然名为“赈灾”，但氛围却比较轻松活跃，完全没有“灾难叙事”的包袱。
比如谭咏麟、钟镇涛等演出最多最卖力的几个明星，不但没有摆出忧国忧民苦的姿态，反而表示自己玩得很开心。
谭咏麟更是设置了一场一边踢球一边唱歌的表演，跟一帮哥们玩得尽兴，捐得也爽快，当场捐出三十万。
这样的态度放到今天，估计又是被网暴的节奏。
毕竟因为“在特定时刻没有表达爱国态度”而被顶上热搜的明星数不胜数。
近有张学友说“香港加油”没提中国被骂，远有范玮琪因为在阅兵日发了儿子的照片而被炮轰“不发祖国发你儿子？”
最后只能逼得想要混内娱的明星不敢再讲话，讲的越多错的越多，不如乖乖闭嘴，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事件就让工作室转发正能量。
结果就是歌没唱几首，影视剧也没演出什么名堂，浑身上下只有正能量在闪耀着金光，看不见一点活人的气息。
越是活在这种全民追求“政治正确”的气氛中，我们越是怀念那个允许娱乐圈“不正确”的年代。
娱乐圈本来就是供人娱乐，不是供人朝拜。
哪怕是为洪灾募捐这样的慈善活动，也得让观众老爷们看得高兴才行。这的确是资本高速发展造成的娱乐至上精神，却也足够对得起观众。
况且，在高压环境中顺从站队，有多少出自真心，又多少出自商业考量，大家都心知肚明。
1991年的香港，政治环境云波诡谲，民族感情可绝不是如今全民认可的“政治正确”。来自此时的声援和关心，才更显真心真性情。
话说回来，这场义演也未完全娱乐化。
就在谭咏麟踢完球之后，观众还处于疯狂躁动的状态里，许冠文登场了。
一向以喜剧恶搞形象示人的他这次格外严肃认真。他的任务就是在表演换场的间隙向大家介绍大陆灾情，并解释捐款用途，呼吁大家奉献爱心。
许冠文口才一向很好，在其中一次介绍完灾情后，他发表了一段精彩的呼吁（原视频没有字幕，粤语水平一般，这里转述一下大意）：
希望大家牺牲一晚的娱乐。如果你平时吃四碗饭，今天就吃两碗，捐两碗出来。如果你平时吃四只鸡，就吃两只，捐两只出来。
如果一定要去中国城的话，就牺牲一晚，回去同太太跳舞，如果她问，为什么今晚这么浪漫？那你就说，我今晚充满了民族感情！
全程发言充满了小市民的狡黠和仗义，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官方话语体系统治的大型晚会中听到的演讲词，正如许冠文电影里的小人物永远做不了做主旋律大片的主角那样。
一切正应了文章开头的断言：
1991年这场义演的美妙，必须在今昔对比中才能咂摸出味道来。
03
如今我们回顾这场演出，不仅为彼时的娱乐圈脱胎于市井阶层的蓬勃生机感到惊讶，为那时港人自发的民族情谊而慨叹，更想要对着那个舞台的百花齐放百无禁忌“望洋兴叹”。
当时罗大佑上台唱了两首歌。
一首是《皇后大道东》，另一首是《亚细亚的孤儿》。
《皇后大道东》现在基本不用指望它登上官方舞台。
至于《亚细亚的孤儿》，前不久芒果台被爆乱改《星星点灯》歌词的时候，微博上有大V调侃，《亚细亚的孤儿》歌词可以改成“亚细亚的宝宝，在风中微笑……”
亚细亚的宝宝笑了，电视机前的我们哭了。
前不久罗大佑开线上演唱会，歌迷们惊呼歌单上《爱人同志》竟赫然在列，纷纷奔走相告。演出开始后，大家又发现“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这句歌词被隐去了，倒也觉得在意料之中。
在大型晚会上连唱《皇后大道东》和《西西亚的孤儿》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同样一去不返的，是Beyond和崔健同台表演的时光。
1991年，对当时陆港两地的摇滚乐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港台唱片公司开始进入大陆。
时任滚石唱片副总经理的张培仁征得母公司同意，创立了魔岩文化公司，并在魔岩旗下成立“中国火”品牌，致力于在没有音乐产业的内地发掘摇滚乐人才。
也是在这一年，崔健开始出现在香港的舞台上。
Beyond演唱完《大地》不久后，崔健登场。此时大多数香港民众还听不太懂国语，崔健也不太懂粤语，他用普通话向观众打招呼，底下鸦雀无声，崔健笑着解嘲“忘了你们听不懂我说话”。
台下“听不懂普通话”的观众们恐怕不会想到，三年后某个冬天的夜晚，穿着条纹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何勇喊出“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的时候，台下的香港观众会报以疯狂的、摄人心魄的呐喊和欢呼。
回到1991年跑马地马场。
有人唱情歌，有人唱社会时事，有人唱老兵的乡愁，有人唱新时期的迷惘。
末了，许冠文又站了出来。
他说，好可惜没有人肯捐款让我唱歌，他们只会捐款让我别唱歌，但我还是要唱一首歌。
此时，许冠杰的《铁塔凌云》响了起来。
这首歌在香港乐坛有着特殊地位，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流行曲，而许冠杰又是“香港流行音乐之父”，因而《铁塔凌云》也有“香港港歌”之称。
这首歌原本是许冠文随手写下的一首小诗，许冠杰看到，随手谱成曲。
高耸的巴黎铁塔，壮观的富士山下，伟岸的自由神像……都不及彼岸小岛的点点渔灯。
寥寥数笔，尽是乡愁。
当晚落幕前，两岸三地数百名艺人同时唱起这首歌。
其实他们也改了歌词。
到了“檀岛滩岸点点磷光，岂能及渔灯在彼邦”，众人合唱的是：
岂能及渔灯，在安徽/江苏。
话音刚落，众人回头，背后的大银幕亮起汪洋肆虐的中国。
于是1991年的夏季，无需再提民族感情。
无需再提，因为无人忘记。
与其说这场演出“伟大”，不如说它“正常”。
正常的演艺生态，正常的民族情义，那么正常，那么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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