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现实中的暴力
本帖最后由 新闻 于 2022-9-9 10:14 编辑2022年6月14日，“结构性暴力与公共政治”主题在线论坛在Zoom平台上举行，由中国新闻通讯社主办，这是一家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独立媒体，代表各种观点。特邀专家参与讨论：Laszlo Flamm，历史学家，博士，外交政策专家，匈牙利； Anat Hochberg-Marom，地缘政治专家，以色列； Franz Piribauer，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 Bernhard Müller，政治学家，奥地利。Florian Horn,律师, 奥地利讨论的主持人是 Alisa Schmatzberger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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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参与者提出了以下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暴力；导致个人和社会暴力加剧的历史、社会、法律和其他原因；武器的生产和分配领域及其对社会暴力增长的影响；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和对社会的潜在影响；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结构性暴力等问题。
别尔恩哈尔德·穆勒先生（Bernhard Müller），奥地利
穆勒先生指出，携带武器早在 1794 年就被载入美国宪法修正案，该国经济、社会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许多法律规范也是如此。该修正案两百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原因有几个，例如，美国国会没有获得反对该修正案的多数票，大多数共和党与在美国出售武器的组织有密切联系，以及民主党赞成一切照旧。对于穆勒先生来说，有一件事仍然很重要并且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不愿意改变枪支法律，现在甚至允许携带自动步枪，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该国的结构性暴力增加。
夫兰茨·皮里包埃尔 （Franz Piribauer），公共卫生专家，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专家皮里包埃尔先生指出，美国枪击事件中的大量伤亡人数非同寻常。此外，专家表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获得武器的人数以及街头暴力案件的数量都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认为，即使几十年前对携带武器的法律进行微小的修改，也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时代发生重大变化。
夫洛里安·霍尔恩 （Florian Horn），奥地利
霍尔恩先生指出，结构性暴力也是社会对社会缺乏信任。他从种族和性别问题的角度审视暴力，并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的自由在另一个人的自由开始的地方结束，每个人的个人自由都受到社会界限的限制，需要机制来解决规范这些框架，不允许暴力。
拉斯洛·夫拉姆 （Laszlo Flamm），匈牙利
夫拉姆博士表示，美国的金融政策是对社会出现社会不平等影响特别严重的一个因素。今天在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陷入贫困的陷阱，而中产阶级的比例与 1970 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从 1971 年的 61% 下降到 2019 年的 51%。此外，白人家庭以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家庭的收入和缴纳的税款存在明显差异。美国的金融政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少数族裔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矛盾无情增加。
至于教育，这方面也有负面趋势：不是所有的美国孩子都能接受学校教育，富裕家庭有优势。在经济发达的州，学校获得更多的资金，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教育上的支出很少，因为它是在州财政政策中定义的。贫困地区的一些学校根本得不到资助，这反映在这些地区的社会状况上。
前几天在美国，有人建议学校教师携带武器，以便为学校枪击做好准备，然而，根据夫拉姆先生的说法，这远非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总体而言，夫拉姆先生认为，如果美国不进行金融政策的认真改革，就不可能降低美国的社会矛盾水平，更不可能降低美国的结构性暴力。
阿纳特·霍赫别尔格马罗姆（Anat Hochberg-Marom），以色列
最后一位发言人，阿纳特·霍赫别尔格马罗姆女士介绍了以色列结构性暴力的报告，该报告无疑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背景。结构性暴力的根源在于一个国家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矛盾，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反犹太主义、恐同症、贫困和其他由于某种原因限制个人或群体满足基本需求的问题导致暴力。
对许多人来说，结构性暴力似乎遥不可及，难以理解，但是，例如，如果一个人无法接受艾滋病治疗并死于艾滋病，那么这也可以正式归类为结构性暴力。
以色列也存在上述所有问题，老一代的贫困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年轻人因高税收和低工资而导致的贫困水平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而且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结构性暴力程度很高。
最后，本次论坛的支持人艾丽斯·施马茨伯格总结讨论时指出，结构性暴力无疑源于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其根源必须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寻找。金融政策、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应考虑当前趋势并进行改革，以防止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差距，并让所有居民都可以使用。
《龙报》, 维拉·穆拉维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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