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十八讲】关税冲击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作者：微信文章关税冲击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期刊：《经济研究》
作者：李涛 涂玮 李兵 金星晔
第一部分
引言
企业数字技术与经营融合是重要现实问题。作为风险投资实践，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受多种动因影响，其中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尤为关键。国际贸易摩擦对企业经营环境构成重大挑战，需纳入数字技术应用的动因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实证研究契机。
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短期效应。但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企业采用新技术等相对长期决策的影响，现有研究仍有不足。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基于大语言模型方法，构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指标，并结合进出口数据及中美关税加征数据，实证分析关税冲击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加征关税显著抑制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而中国加征关税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关税冲击通过供应链机制、竞争压力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机制及融资成本机制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决策。本文贡献如下：
1、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动因研究，填补国际经济环境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的研究空白。
2、扩展贸易摩擦对企业决策的研究，结合技术革新视角，揭示关税冲击对全球价值链中企业技术布局的影响。
3、回应了国际贸易对创新和技术应用的争论，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抑制效应，表明竞争压力增加可能削弱新技术采用意愿。此外，关税冲击加剧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对数字化的投入。
第二部分
数据、变量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四类企业层面数据：
1、中国海关数据库
2、关税数据
3、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指标
4、CSMAR数据库
（二）变量构建
1、贸易摩擦冲击
使用上述基期出口+出口关税数据集，建立了中国上市公司层面的出口关税变量TariffUS,衡量企业i在t年的美国加权关税（出口关税），构建方法如下：
其中
指商品j在t年末被美国增收的从价关税，指公司i在基年的商品j向美国的平均出口量。
指i公司的出口商品集。相应地，中括号里表达的是公司i在基年的商品j向美国的平均出口量占其在基年所有商品向美国的平均出口量的比率，是一个基年商品出口权重指标。用这个指标乘以商品的相应关税后再求和，得到的
即体现了公司i在样本期内受到的美国加权综合关税的影响。进一步，该指标使用基年数据，避免了样本期内出口量与数字技术应用之间的内生性影响。
同理，使用上述基期进口+进口关税数据集，建立单个企业进口关税变量，衡量中国企业i在t年的中国加权关税。
2、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目前，基于人工构建数字技术应用词典提取文本信息已成为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方法。该方法通过人工阅读文献、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提取关键字，但存在关键词遗漏、否定含义误判和意向性提及等问题。
为克服词典法的局限，部分研究开始应用大语言模型优化非结构化数据处理。首先，通过语料筛选和人工阅读构建训练集，在训练集中对每个句子进行标注，以判断其是否表明企业实际使用了某类数字技术。然后，利用训练集对大语言模型进行训练，使其具备识别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能力。最终，当企业年报中包含表达数字化转型的句子时，即可判定该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由此，得到一个衡量企业是否数字化转型的虚拟指标。本文计算企业MD&A文档中表达数字化转型的句子占所有句子数量的比重，以此衡量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基期最后一年的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收入增长率与时间固定效应交乘作为控制变量。表1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均值为0.078，标准差为0.084，表明样本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差异较明显。从贸易摩擦指标看，样本期内，企业面临的中国加权关税平均为7.9%，美国加权关税平均为8.7%。中国基期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平均比重为12.6%，从美国进口占总进口平均比重为15.2%。
第三部分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研究模型
本文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变量
、和
分别指公司i在t年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中国加权关税总和美国加权关税的一阶差分值。控制变量包括公司i在基期t0时的主要经营指标。进一步，使用上述事前基期经营指标乘以时间趋势以减少内生性问题。代表基期经营指标交乘时间固定效应。此外，本文控制了年份和行业联合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固定效应，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年度宏观上的共同冲击、年度—行业层面的共同冲击以及企业层面不可观测的跨时间不变特征。
（二）基准回归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仅控制固定效应；第（1）列和第（4）列仅考察中国关税增加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第（2）列和第（5）列仅考察美国关税增加的影响，第（3）列和第（6）列考察了中国和美国关税增加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是否纳入控制变量以及中美关税综合影响下，美国关税增加对与美国具有贸易关系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都显著为负，而中国关税增加则没有显著影响。
（三）机制检验
1、供应链和竞争压力
本文使用资产可逆性衡量企业供应链搜寻匹配的难易程度。资产可逆性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在遭遇冲击时的调整成本或变现能力，而交易市场的搜寻成本是关键影响因素。资产可逆性较低的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供应链匹配成本更高，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而资产可逆性较高时，冲击对企业成本增长的影响较小，进而减轻对数字技术应用的不利影响。
使用行业层面的美国加权关税变化指标和中国加权关税变化指标分别与行业资产可逆性指标Rev交互，表4第（1）列汇报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行业层面的美国加权关税变化与资产可逆性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出口关税冲击带来的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会驱使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但较高的资产可逆性和资产变现能力能够有效降低这种负面影响。然而，在“行业层面的中国加权关税变化×资产可逆性”的估计系数中，没有观察到显著结果。可能原因仍在于，中国关税变化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冲击相对有限。
其次，理论分析表明，当贸易摩擦使得企业竞争压力增加时，同样会减少数字技术应用。在本部分，使用中国海关2016年进出口数据测度企业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环境。具体而言，使用企业商品的加权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程度，并按照贸易流向构建了进口和出口两个指数。
本文分别使用Exhhi和Imhhi与美国加权关税变化和中国加权关税变化交互。表4第（2）—（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面临的出口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能够降低关税冲击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不利影响，即出口贸易市场竞争环境会显著影响关税冲击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决策行为。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成本
本文使用词向量机器学习模型改进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度（CEPU），并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该指标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表5第（1）列报告了回归结果，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取一阶差分值（ΔCEPU）。关税冲击使得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上升。其中美国关税增加促进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且统计显著，而中国关税增加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本文探究关税冲击的差异性影响一致，即贸易摩擦最终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关税增加。第（2）列使用聂辉华等（2020）构建的传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词典构建指标（ΔFEPU）进行了再验证，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另外，分别使用企业财务费用/负债总额的一阶差分值（ΔFinance1）以及（财务费用+利息收入）/负债总额的一阶差分值（ΔFinance2）衡量企业融资成本。表5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关税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融资成本，中国关税增加的影响则不显著。
第四部分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结合多个数据集，利用中美贸易摩擦构建了微观企业层面的关税冲击指标，并使用基于大语言模型方法构建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指标，实证检验关税冲击对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中国关税增加的影响不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关税冲击通过影响企业供应链、竞争压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成本等发挥作用。具体而言，美国加征关税使得企业供应链搜寻和匹配成本增加、竞争压力增加、企业感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成本上升，从而抑制了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主要来源于外部关税压力，而中国的关税反制措施并未显著增加企业供应链负担，也没有加剧企业竞争压力、成本和不确定性，体现了中国反制措施的精准性。
第二，本文机制研究显示，企业资产可逆性能够有效增强关税冲击下企业供应链的风险应对能力。
第三，在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尤为关键，要进一步强化政策透明度和连贯性。
第四，鉴于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度高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和企业需要多元化目标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参考文献：
陈庆江,王彦萌,万茂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管理学报,2021,18(05):653-663.
图文 | 蔡佳淇
排版 | 马明鑫
审核 | 冯晓雯 韦芊羽
指导老师 | 朱博文
博文经济学社
博学古今 文人雅士
百家争鸣 经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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