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何曾贬抑金陵(转载)
许多人认为，南京是座悲情的城市。这个看法似乎不错，南京刚一登上历史的舞台就扮了悲剧的角色。建城之始的越城，是越国占领军的前哨兵营。第一个城区区划金陵邑，就是楚国灭越后所设的殖民地，而金陵的得名有一个说法就是楚王埋金钟山，镇压王气。秦始皇统一中国，又听信方士之言，掘断连绵的金陵山冈，通秦淮流水再泄王气，而且金陵改为秣陵，后人认为金山变草山是羞辱人的做法。秦皇对金陵的忌恨由此妇孺皆知。本文侧重分析秦人在金陵的政区建置，暂不讨论泄王气之说，毕竟那只是秣陵故老之言。
楚王埋金之事宋人已有辨正，现在看来终究还是个传说。其实在南朝顾野王的《舆地志》里说得明白，“古金陵山也，邑、县之名，皆由此而立”，即所谓“因山为名”。那金陵山因何得名？首先金陵山应该是个泛称，指包括紫金山（钟山）在内的宁镇一带山脉。其次，名称中的金当为铜。早在周代时，江南的铜就已名闻天下。《尚书·禹贡》说扬州 “厥贡惟金三品”，就是金、银、铜。又《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扬州特产“其利金、锡、竹箭”，此金即铜。周师屡屡讨伐南淮夷，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掠取吉金（即铜）。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强盛离不开吴钩越剑，可以说铸造青铜兵器的原料吉金就是当时第一等的战略物资，地位类似今天的石油，吴越恰好控制了两个当时中国最富饶的吉金产地之一——长江以南的苏皖山地，另一个在湖北，恰好成就了楚国的霸业。西汉初，吴王刘濞能领导七国之乱，凭的是不征赋税便国用富饶的经济实力，这个实力一靠依山铸铜，二靠煮海为盐。此铜便是江南的吉金。吴国所辖的丹阳郡，是西汉唯一设铜官的郡，时称嘉铜出丹阳。两汉时金陵属丹阳郡，丹阳铜的主要出产地除了安徽的铜陵应当就属金陵地区的诸座铜山了。至今南京的铜矿储量仍占江苏省的首位，江宁区的铜井、谷里、九华山正是南京的三大铜矿所在地。所以说金陵之名如铜陵一样，意思是产金（铜）的山陵。这个名称并无什么特殊的褒贬，犯不了秦始皇的忌。改名之事当另有原因。
依据现有史料，楚灭越国后，控制了吴越故地，于是“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就是说在江东地区设郡，当时的郡很大，从后来秦设会稽郡的规模可知，楚的“江东郡”也一定不会小。郡下为县邑，南京地区就划给了金陵邑，这个邑大约估计北至大江，南至溧水（河名，非县称，所谓厉门的厉可能就是溧水的溧），今天南京市的江南城区（包括由县升格的江宁区）、溧水县都在其中。另外楚国还设有一个平陵邑（治所在今溧阳市境），在溧水、高淳一带与金陵邑接壤。秦取楚地，进一步发展郡县制，分故金陵邑地设立了丹阳、江乘、秣陵三个县，县长就是百里侯，权力、地位远非今日可比，所以这是罕见的大手笔。秦人这么做并非拍脑袋胡来，凭心而论他们确实心思细密，完全不是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美洲直线划界的粗糙作风。
秦人为何如此重视这片不见经传的荒野之地？铜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传统的说法一般认为楚威王灭越是在前333年，但战国史权威杨宽认为楚灭越是楚怀王二十三年的事，即前306年，问题出在《史记》的矛盾记载。以越人之强，我宁愿相信楚人是发动了两次征服战争。越虽然亡国，但越人的实力尚存，从汉武帝的征伐可知，南边的百越是与北胡并列的汉王朝两大劲敌。吴王濞最后南逃至宁镇一带就是准备联越再起，结果反被投机的越王所杀。除了以越王为首领的有组织的越族政权外，会稽郡（包括楚、汉之交以会稽郡西部分设的鄣郡，即后来的丹阳郡，金陵地区诸县皆划属该郡）内散居的越族居民也一直很有势力，他们大多蛰伏山林，至孙吴时代仍是如此，称为山越，一些逃亡的汉人也会加入其中。《吴书·诸葛恪传》有一段话对了解丹阳郡民情非常重要：“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孙吴的重要将领几乎都有讨伐山越的战争经历。这些越人与越化的汉人战败被俘后往往成为汉军或后世之吴军的精锐部队，如李陵对匈奴的最后一战手下五千全是丹阳兵，丹阳人陶谦立足徐州也凭得是本乡的子弟兵。因此，会稽郡（包括尚未分设的丹阳郡）其实是秦汉防御东南越人的边郡，秦始皇和秦二世南巡会稽，目的正是抚循越人，所谓江南天子气其实是对越人再度崛起的恐惧，其所立刻石主要内容就是以秦之法制改变越之风俗。而推行秦法要依靠县吏，广设郡县，也就是广布法网。这是对下，对上而言县的作用就是提供劳役、缴纳赋税物资和控制要地。金陵地区人口有限，治民并非主要的设县目的。秦汉时，县户过万者长官称令，不过者称长，终汉之世，未见丹阳、江乘、秣陵三县有称令的。另一个旁证是，项梁起兵会稽，征遍全郡也不过八千子弟兵，远不如东阳县吏陈婴，振臂一呼就是两万人。
古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扬州、镇江一带，金陵地区丘陵密布，长江受两岸山势所缚束，相对狭长，渡江便利，因此自古便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沿着长江南岸向东出了宁镇地区就是地形卑湿的太湖平原，向西南经过盛产铜矿的皖南就可通达楚地。如果利用长江水道顺江而下，到了金陵地区必须下船登陆，否则江船入海太过危险；反之也一样，从金陵乘船可以溯江而上，经巢湖入淮就可进入中原。因此，金陵地区一直是周边文化反复博奕的边界所在，自石器时代起文化面貌就很独特，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到湖熟文化，均独立于周边的区域文化，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南北过渡的特征。其北主要为淮夷（九夷），其南为越人，金陵地区部落的族属应当是同两边均有密切关系的桥梁民族，或者就是淮夷的一个偏远分支。周人封建吴国，其地望依据考古资料更可能是在宁镇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无锡、苏州。这也比较符合史实的推理，远道而来的周人不大可能深入到文化差异很大的越人地区立国，而在淮夷、越人势力的边缘地带立国要容易的多。边缘、桥梁其实就是枢纽，可以制霸四方，所以无论北人南退，还是南人北进，金陵都是关键。秦人发现并有意识地利用金陵的战略地位，以致后代无不萧规曹随，因此秦虽二世而亡，金陵的秦县却千年不易，甚至名称都不变。
三县设立的契机是秦驰道的开筑。秦人的政策是要治国先修路，遍布全国的驰道是意义超越了长城的大工程，在秦统一的第二年即下令开工。当时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而且有严格统一的工程标准，路宽五十步，金椎夯筑，两边要栽松树，既保护路基，又便于识别。随着工程的进展，秦始皇便开始巡游天下。驰道的修筑当然不是仅供皇帝游观之用，实际是要解决庞大帝国的驿传和军队、物资运输的困难。当然考虑到古代条件的简陋，做到县县通是不可能的，有限的人力和物资只能是用到帝国的刀刃上。强悍的越人自然是帝国关照的重点。汉人贾山说秦驰道“南极吴越”，正说明了秦人的策略。秦始皇东巡会稽必然要使用新修的驰道，如果考察一下他的东巡路线就能勾勒出江南驰道的走向。据《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秦始皇“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海渚按理说，南京地处江南，养马有些匪夷所思。南京的牧马史其实源远流长。至少从南宋开始南京就成了南宋最知名的马场，中央骑兵主力军侍卫马军司就设在南京。元代，建康属于钦察部首领土土哈的牧场，其牧马户（哈剌赤户、秃秃哈户）在溧水的就有1300户，元后期的权臣燕帖木儿就是他的孙子。明代南京的六合、上元、江宁、溧水都有养马户，设牧群，隶属牧监（后来是太仆寺），现在南京还有马群、马鞍、马集、马场、马墙里、马村、马塘等许多与明代马政有关的地名。清代留下地名的则有马标。南京牧马历史既与政治有关，也与此地适合优质马草苜蓿的生长有关，今日南京城东尚有苜蓿园地名。秣陵县的设置或许就是南京牧马的源头。
此外，项羽马技娴熟，最后失败南奔时身边跟随的也是八百骑兵。这些死忠卫士很可能多是从起江东的健儿，否则在大势已去时不会还选择流亡。考虑到江南骑兵的罕见，说他们是秣陵的毕业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或许他们就是江南最早的骑兵。汉代有越骑校尉，是可以匹敌匈奴的中央精锐，证明南方的越人后来也可以擅长骑战。似乎从秣陵县的设置可以看到马术（不是坐车赶马）南传的痕迹。
车、骑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第一等武力，地位至高无上，马和牧场也就鸡犬升天，名声不至于像今人想象得这般不堪，在马匹稀罕的江南更是如此。就像五十年代贫油的中国出了个石油城，大庆人对这个名字别提有多自豪。作为马场的秣陵在秦汉的江南，价值离大庆也不远了。魏晋南北朝，金陵一跃而为首屈一指的帝都，秣陵成为著名的京邑二县之一，贵为都城，崇尚雅名的国人也没有想到要为它正名，奥妙大约就在其中，毕竟马儿太珍贵了。
总而言之，秦代由于会稽郡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开通了江南驰道，并且两代皇帝皆亲巡至此，而金陵地区作为会稽郡的驰道枢纽及车、马的后勤保障基地，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有意味的是，三县的废并都在隋平陈之后，南京县级政区建置恢复了秦以前只有一个县邑的态势，南京地区的第一次大发展高潮至此步入终局，唐初又迁扬州于广陵，南京连州郡的建置也没有了。由此反观，秦始皇在南京的建县以及改金陵为秣陵，到底是抑是扬，昭然若揭。
附注：中原的马是由北方草原传入。蒙古语马读mori、morin，汉译莫力、抹邻不等，译字不同音亦稍转。顾炎武《唐韵正》称马的古音是“莫补反”，现代吴语读马为mo，正与其蒙古语的音译相近。秣陵县的名称，或许就是马的音译。《元朝秘史》有秣驎，旁译马，读音与秣陵如出一辙。太巧合了，莫非秦人一语双关。如果说秣陵县就是马县，含义就更加明了，秦人必在此处设立了马场。不过，蒙古之兴毕竟太迟，先秦的草原民族对马的通称未必与蒙古人相同或相近。姑此存疑。
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谢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