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 这位朋友，能够详细聊聊么？
我看到你的评论了，想必是个对医学了解的人，能跟我仔细聊聊么。大家都希望李江能康复，我很感激大家，但是，在经过了这20来天的时间，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太乐观了，忽略了很多可能出现的困难，以至于我们的心情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我现在希望知道的是，我该怎么面对，怎么能更好地对他进行治疗。我听到的乐观的话已经无法真正相信了，因为现在的情况和医生预料的一样。信心不是幻想，我想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帮助他。可能需要个几年，如果我花了时间没有效果，我也会放弃，但是没有努力就放弃，我还做不到。5月25日
5月23日晚上家里突然停电，我写的一篇家庭成员的介绍就这样丢失。当时我和婆婆都有共同的幻想：李江的病情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第二天，没等我们起床，婆婆就独自去医院询问病情。我不想再受到幻想失落的打击，也理智的告诫自己，非科学的东西还是少信为妙，在家等待婆婆的回来。婆婆的消息说明李江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和我预料的一样。
昨天夜里打雷，让我联想到一篇关于东北植物人村庄的文章。村里的人天天都盼望打雷下雨，希望能唤醒沉睡中的亲人。我在心里也默默祈祷，这雷雨能够打通他与我们之间的沟通。清晨，婆婆又给我们带来消息：体温38度1，我们猜想他是不是感冒了。
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通路并不如我们所想，就像李江现在的思想与外界刺激之间的短路。
医生曾经反复跟我们强调他的病情，可那时候的我们怎么都会心存幻想。当现实严酷地摆在面前，我渐渐醒悟了。这件事会迫使我长期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这会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天一直看关于植物人的文章，我希望有专家给我明确的诊断
中国目前约有10万植物人生与死的尴尬选择38岁的王世军静静地躺在病房里，不哭也不笑。3年前，一次偶然的医疗事故，把仅仅受了皮外伤的他变成了“植物人”。
“儿子，你喊爸爸呀！”69岁的王大爷一边颤抖着背起儿子，一边喃喃自语。
鬓角斑白的两位老人，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点儿一点儿地将80公斤重的王世军挪到轮椅上，然后推到康复室，费力地抬上“起立平台”。因为儿子站不住，老人必须用许多绳子，将儿子的各个部位固定到平台上。陪着王世军“站”够半个小时，老人再把儿子放下来，挪回病房。
这是王世军一家3年来每天必做的项目之一，也是几乎每一位住在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植物状态脑复苏中心”的病人每天要做的“功课”。此外，他们还要接受声、光、电、磁刺激和高压氧舱等各种治疗。
20多个“植物人”聚集在这座位于哈尔滨太阳岛的二层小楼里。从1991年成立至今，已有超过300位“植物人”在这里接受促醒治疗。他们当中，有中央电视台漂亮的军事节目主持人，有刚踏出大学校门不久的中学英语教师，有富甲一方的“大老板”，也有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
他们在这里，漫长地沉睡着或刚刚从沉睡中醒来。
别叫他们“植物人”
中心主任王德生只有30多岁，但与“植物人”打交道的历史已有11年。
一见面，他就不客气地纠正记者的错误：“医学上并没有‘植物人’这个名词，媒体上常常这么叫，容易造成误解。”
他告诉记者，人们常说的“植物人”在医学上称为“植物状态”，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完全丧失。他们能睡着，也能自然醒来；他们能睁眼、眨眼，眼球可以随眼前的物体或者周围的声响轻微地转动；他们还会流泪或露出笑容，但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
“这样的状态持续一个月以上，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植物人”。”王德生说，各国对“植物人”的判断标准不同，美国主张为1个月，日本则以3个月为分界线。
楼道的墙壁上挂着几块彩色展板，介绍关于“植物人”的一些基本知识：造成“植物人”的常见原因，有脑外伤、脑血管疾病、一氧化碳中毒等；在医学上，“植物人”的发病机理尚不明晰，通常认为是脑干网状结构、丘脑及大脑皮层的不完全损害造成的。
“脑干网状结构相当于电灯的开关，它是人体感觉系统的第一道关卡，因此一个人是睡还是醒主要由它决定。”王德生解释。
人类大脑活动有低级和高级之分。“植物人”的大脑只保留了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区域，也就是说只有低级中枢还活着，他们只有最基本的呼吸、排尿、排便等功能，对于平常人来说最简单的吃饭，“植物人”都不能完成。人在吃饭时，需要骨骼肌和大脑皮层细胞配合工作，“植物人”恰恰丧失了这些功能。至于说话、按指令做动作等等，“植物人”就更不能完成了。
可王大爷偏偏不信。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大小便不能自控，但他会喊“爸爸”、“妈妈”。王德生认为，那只是无意识的发音罢了。
实际上，要想确定病人是不是处于植物状态，需要借助于专业判断，比如医生常常通过问病人问题，对病人发出指令，或者向病人展示图片、物品等，以观察病人的反应。如果病人对外界刺激有反应，医生还要多次重复这些刺激，以证明病人的反应并不是碰巧发生。
王德生说，对“植物人”的另一种误解在于把它与脑死亡混为一谈。有调查表明，我国60%的公众认为“植物人”与脑死亡是一码事。
王德生介绍，脑死亡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死亡，脑死亡的人没有自主的呼吸和心跳，而植物状态下脑干还具有功能，只要有充足的营养输入体内，机体就能消化吸收，尽管机体已经没有意识、知觉、思维。最直观的判断是，脑电图在脑死亡时呈一条直线，植物状态则可出现一些杂散的波形。
因此，脑死亡即可宣布病人死亡，但“植物人”的的确确是活着的。
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大约有10万名“植物人”。
“植物人”能被唤醒吗
“娜娜，告诉妈妈这是几？”
“1。”姚丽娜虚弱地说，虽然发音不清，但仍然可以依稀听到。26岁的姚丽娜，是黑龙江省肇东市的一名英语老师，突然的交通事故让她成为“植物人”。令人惊喜的是，两个月后，她醒了。
“没有人知道‘植物人’什么时候醒来，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到常人状态。”王德生说，“但是通过病人脑损伤原因、患病时间、临床表现、神经影像学等，可以对病人苏醒的可能性做出一定的预测。”
各国对治疗“植物人”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在治疗上不甚积极，最多只采用一些维持生命的措施和家人经常性的床边呼唤。日本相对比较积极，详细制定了每日每时护理，开展了深部脑刺激等多种方法。
王德生介绍，我国近年在针对“植物人”的治疗上采用了较国外更多的方法，如小脑顶核电刺激、高颈髓电刺激、周围神经电刺激；声、光、电、磁刺激；高压氧、体外反搏、中西药、针刺、按摩等。
“但这些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一种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出台，所以每位‘植物人’的醒来都是一种奇迹。”
一般认为，神经细胞在发育成熟后不能繁殖、再生，让“植物人”复苏并非易事。王德生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和修复虽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但
是功能上某种程度的恢复并不是不可能的。病程越短，恢复的可能性越大。多数“植物人”在半年之内醒来，超过一年的“植物人”被唤醒的可能就非常渺茫了。
“常常有媒体报道，有‘植物人’在失去意识几年甚至十几年后突然苏醒，这怎么解释呢？”记者问。
“类似的报道的确很多，其中可能确实有个别属于发生了奇迹，但绝大部分都是不准确的。那种在多年之后醒来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植物人’，而是闭锁综合症患者或最小意识状态患者。”王德生解释，“这两种病人从表面看与‘植物人’非常相似。实际上，患闭锁综合症的患者虽然不能说话、不能吞咽、不能活动，其实存在意识。最小意识状态的病人比‘植物人’病情稍轻，恢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王德生所在的促醒中心成立十几年来，促醒时间最短45天，最长两年半，促醒率39.39%，与国际促醒率水平非常接近。
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证明一个“植物人”不是自然苏醒，而是被以科学的手段“促醒”的？这二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王德生坦言，国内尚无针对促醒率的动物实验和严格的临床对比研究，差异到底有多大，目前无法判断。
“针”救植物人
除黑龙江省康复医院的植物状态脑复苏中心外，南京紫金医院、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等医疗机构也都在“植物人”促醒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中医手段、特别是针灸的运用，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近日首家中医“植物人促醒中心”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立的消息更是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据报道，该中心主任李云琴运用中医针灸、胸压、按摩的方法，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刺动促醒法”，对“植物人”的促醒率高达61.36%。
如此高的促醒率，让很多患者家属心存疑虑，不少研究者也对此表示怀疑。
“现代常规的办法治疗‘植物人’都是直接从脑部入手，认为患者受损的是大脑，大脑这个司令部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李云琴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植物人”复苏，应树立整体治疗的新理念。为此，她着力于解决一些“障碍复苏的具体症状”。
她说，“植物人”大都存在球麻痹症状，呛咳、吞咽困难。长期卧床，又使舌后坠，呼吸道受阻，肺功能衰退。她采用胸压和针刺、按摩等手段，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打通气道是促醒至关重要的一步，”李云琴对此很自信，“只要患者能自主发出声音来，一般都会较快复苏。”
有专家表示，“刺动促醒法”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治疗方式，但不能说它有绝对效果，因为促醒率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假如医生挑选病情较轻的患者，这样得到的促醒比率就相对较高，这种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包括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
生还是死，一个尴尬的选择
王世军已在促醒中心生活了3年。尽管医生认定他已没有醒来的可能，但家人坚持，只能为他继续治疗。在促醒中心，像王世军这种情况的病人不是少数。
这些长睡不醒的“植物人”把一个医学伦理难题推到了医生面前：是否要让医生认为没有唤醒可能的“植物人”回家？
“如果继续治疗已经毫无意义，不仅家属虚耗金钱，医院也要白白耗费人力物力。”病人没有“脑死亡”，医院就不能结束治疗。但对很多患者而言，回家意味着缺医少药，意味着加速死亡。如果家属是在医生的劝说下带病人回家，一旦出现问题，医生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在王德生遇到的病人中，家属主动要求拔管放弃治疗的情况很少。要求放弃治疗的多因为治疗时间太长，经济条件不允许，每个月平均七八千元的治疗费用，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是难以承受的。有些因工伤或车祸造成植物状态的病例，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常常与责任方对簿公堂。
王德生认为，如果按照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生命是神圣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但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人们对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的认识发生改变的今天，传统医学伦理观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们通常能够尊重没有丧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对‘植物人’，却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情感，甚至自身利益的需要强加给他们。有尊严地死去和有尊严地活着应该一样被视为个人的权利而受到重视。”
对于已无苏醒可能又病情平稳的“植物人”能否降低治疗水平？对于无苏醒可能又病情严重的“植物人”能否放弃救治甚至实施“安乐死”？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说法。王德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按照我国病人植物状态诊断标准，根据我国国情，持续两年以上的“植物人”可放弃促醒治疗或终止治疗。
他盼望着有关部门能拿出一个“参考意见”。
《深海长眠》5月25日
我应该是春节前看了这部西班牙影片。当时我们为下载了一大堆影片没有时间看而发愁，我挑选了半天，把该一起看的单独放在一起。有些不知道从哪里考回来的影片，我无法确定。看着那个标题，我有点不明其义。我这个人除了对纪录片、动画片和战争片情有独钟，其他文艺片和商业片无论名气大小，我都充耳不闻。尤其炒作很凶的文艺片，我连介绍都懒得看。《深海长眠》差一点就被我直接删掉。当我无聊地拖动影片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直瘫痪的主人公又站起来了，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抽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开始看这部片子，潘潘就坐在我的身后玩他的游戏，时不时地转头关注下剧情的发展。看到大街上两个陌生的准妈妈在谈论自己的宝宝就会感动地流泪，我看这种片子简直无法自控。雷蒙对生活的热爱和我非常合拍。我曾经在上中学的时候说，哪天我不能动了，一定要自杀。好像李江也曾经听到过我类似的言论，他对此并不苟同，是他对我说，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并不属于自己。可是我一直觉得无论多爱我的人都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到我的身上，否则作为人，我还有什么自由。如果真的爱我，就应该尊重我的意见。我没有明确地反驳他，每个人的追求各不相同，让大家存在自己的想法好了。可是那天，我记住了一段对话：神父质问雷蒙，没有生命的自由，自由有什么意义！雷蒙在楼上大喊，没有自由的生命，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当时的我居然笑了。
好像从那天开始，我常常会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一名斗士，为他的追求斗争。可能大部分人的生活目标是家庭，那么当他的家庭会破碎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保卫他的家庭；有人为爱情生存，无论他经历多少困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真爱；雷蒙无疑是为自由而生，最后他也为自由而死。不过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奋斗的目标会不断变化。也许有人从不变化，这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执著。
我好像从来不是一个执著的人，所以，为了李江，我强制我必须坚持两年。有人一定会说，太短了，你不能这样没有人情味。不过我会在两年内尽我的努力让他苏醒，不管医生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但是两年之后，我不会再疯狂，也不会再幻想，我会面对现实，面对他可能永远醒不过来的现实，不再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让他自由地存在。 虽然本人也是女性，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很有抱一抱作者的冲动。
因为能体会她在那些天里是多么的无助和彷徨。此刻语言多么的薄弱，她真的需要一个久久的温暖的拥抱。
扫不开的阴影，生怕第二天就是意外，又怕第二年也是如此。。。心里却总燃着点希望。。。
在网络的这边，实在帮不了作者什么，还是只能说祝福。
真的被感动了，真的为她担心，好可怜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