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远方的上方》。。。。（ZZ）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目 录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天堂下的布达拉
仓央嘉措的另类梦想
佛光
远方的上方
[ 本帖最后由 浮力森林~ 于 2006-8-8 05:35 编辑 ]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1)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地方，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神曲?天堂篇》
一
陈宗烈先生四十多年前的一幅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的照片，唤起了我对于羌塘草原的全部想象。很多年后，当我终于在暴风雪中气喘吁吁地翻越唐古拉山口，当我在安多兵站的寒夜里被冻得簌簌发抖，背青稞少女的微笑却总令我对即将到来的道路充满渴望。那张照片里只有两位藏族女子，肩上青稞的重量并未削弱她们的笑意，像黄铜的灯盏一样朴实无华的阳光精致地勾勒出她们笑容的轮廓，把翻身农奴心底的幸福定格在1961年的夏天里。她们的面孔让我看到了草原上的一切事物，比如氆氇一般在风中摇摆的青稞田、丢落在黄昏里的透明湖沼、在转经筒周围飞速旋转的阳光，或者尘烟深处的藏羚羊温顺的目光……在安多兵站那无法安置的睡眠里，它们即将到来——西藏地图北半部那轮棕红色的高原，带着乡村少女的微笑，和无法形容的神秘幽香。
兵站的夜晚沉闷似铁，毫无敌情观念的我甚至不知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野上设置一个孤苦伶仃的兵站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住处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手机信号，甚至连电灯也要在9点钟熄掉——为了照顾我们，指导员特地准许延长至11点。但是很多人显然无法熬到那个时候，白天在暴风雪中翻越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已令许多人体力透支，任何诱惑在此时都抵不过那张咿呀作响的床铺。在冰冷刺骨的公共盥洗室，我看到同行的巴西女孩莉莲那张苍白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放进水里，夜晚的西藏就顺着她的每根手指进入她的记忆。
在冰冷的空气中，我觉得羌塘草原很像旧墙上的一幅招贴画，炫目却无法抵达。山口的暴风雪在我的记忆里弥漫着，能见度为零，在陡峭的唐古拉山脉顶部，我们被抛弃于失明的恐怖中。这几个小时的经历是目前我对于西藏的全部认识。这几个小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被封冻成坚硬的冰块，即使费尽全力也敲打不开。我的睡梦始终在海拔4800米的水平线上游走着，像旷野上的游魂，无处安身。
这是进入西藏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知觉一半在床上，在无论怎样裹紧棉被也无法驱走的寒冷里，这时我不失黑色幽默地想到一个词汇：爱欲。寒冷有一种超强的麻醉作用，我想一定是这份寒冷将俗念从身体里驱逐出去，它业已成为被搁置在早已死去的辞典里一个无法翻译的生词，而宗教禁欲的产生，或许与温度有关——这是我在混沌状态里有关宗教和气象的关系的有趣发现。我的论证被一次次烦躁的翻身所打断，洗得发硬的被子硌着我的脸颊，如一件无法摆脱的硬物，突兀地闯进我似有似无的梦境。
我的另一半知觉尾随着那不安分的游魂出走，并且执著地在高原上搜寻着照片中的影像，寻找着灿烂如寺庙金顶的大片草原。风在调制着黑色的染汁。我看见自己越过山谷里河床，跨过从未融化过的积雪，一路向南，步履匆忙地，消失于深不可测的夜晚。
二
是射进窗户的阳光把我惊醒。在我的肩头，残留着阳光的细碎绒毛,金粉般晃动。骤然置身陌生的时空，使我有些恍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那个风尘仆仆的游魂，今天又在哪里落脚？我急不可耐地寻找着参照物——窗外的风景，以及手表的指针，很清楚，只有依靠它们，才能重建时空坐标。近处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墙壁上写着“迎风斗雪毅志坚”一类的大幅标语，远处是苍茫的雪山，头上则覆盖着像记忆一样纯净的蓝天；而我的手表，指向的是五点——清晨五点，窗外的光亮已如被洗净的餐具，没有任何阴影和凹痕。
羌塘草原是一幅巨大的唐卡，它在我们眨眼的瞬间骤然从天空覆盖下来。行驶在草原的边缘，望向那不可知的深处，我突然升起这样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愈发强烈。这不仅因为草原有着饱满浓郁的色彩——在经过恐怖的风暴和忧悒的夜晚之后，草原上通红的石头、蓝色的湖泊、橙色的植物、白色的雪山，交织错落成神异的线条和色块，突然陈列于太阳的聚光灯下，令我想起普希金：“西伯利亚的草原多寂静，在四月翻滚。但天空，天空——你的米开朗基罗”；除此之外，还要归因于脚下的道路给我带来一种神秘感——它只会让我看到这幅巨大的工笔画灿烂的局部，而永远不可能让我看到它的整体，除非我的肉身和眼睛有朝一日在天 葬台上进入鹰隼的体内，但我相信这些眼前的色彩与图形——包括脚下道路的弯度和走向——并非上天随意的布置，而是有意的安排。即使我从不怀疑佛祖的才能，但我仍不相信大地上巧妙的搭配是不经悉心筹划而唾手可得，否则，即使对于佛祖，我也会陡生妒忌之心。我相信如果我真的站立于上天的视角，我一定会为大地上那幅构图匀称的唐卡惊呆，那些曾像万花筒一样散碎和零乱的景物会突然消失，而一个磅 礴的整体则会带着佛的光芒猝不及防地显露真身。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2)
那曲。当雄。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几天的时间，我们都未走出羌塘。我也因此得以目睹这幅巨大的唐卡上像流云一样变幻的图案。我看到了阳光中的阳光，犹如我看到了水中的水和云中的云。用不了多久，我已能从阳光中分辨出另一种阳光——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却有着不同的相貌，它们的交替出现常使得大地上的景物变幻莫测——是光线主导着神秘的幻术，这一点与其他魔术没有不同。变化着的景物剥夺了摄影者的权利，因为即使是一块石头，也如水中棉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摄影者刚刚按下快门就会发现，镜头中的石头又换了一个姿态。雪山、河流与道路不仅颜色因时而变，而且经常置换着身份——我已无法断定究竟哪一根是唐卡中的金线，哪一脉又是银线。我曾经在那曲目睹紫红色的雪山，而这样的雪山此前只有在我任性的女儿的图画中才出现过。我对我看到的一切充满怀疑，因为我只看到了它们瞬间的表情，而这样的瞬间，在恒久的时间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即使在最明丽的阳光下，我也在希冀着另一种阳光。朋友曾问过，打开一本厚厚的地理学辞典，在哪些注解里才能找到被另一种阳光照耀的山川、河流或废墟呢？
三
假如视野中有一只巨大的影子从天而降，千万不要以为神灵下凡，毫无疑问那是只鹰，因鲜花的吸引而降落于地。这是内行的忠告。秋天的草原上星辰般散布着不知名的小花，在花草间颠簸游动的黑影则仿佛某种精确的比喻，暗示着那本体的到来。犹如幻术，草原将苍鹰的投影逐渐放大，并最终将鹰和影子合二为一。
鹰并非敌人——在羌塘，事物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这有悖常理的逻辑却是适用于羌塘的一条公式。如同温顺的牦牛，苍鹰是人类的朋友，它陪伴着人们游牧、僧侣朝圣，并且一直将人们送入天堂。苍鹰强健的胃部消化着故人的血肉，人的细胞在鹰的体内继续喘息和游动，人的生命在那里延续着。鹰是盘旋于人类头上的一个精灵，它飞翔的翅膀间贮满了人类的力量。在途中我无数次地仰望它们，如同仰望我故去的祖父。它们的姿态犹如藏文字母一样飘逸舒展、伸缩自如，它们共同拼写成往返于人间与天堂的神秘经文，它们是对天地间这幅无比巨大的唐卡上最具深意的注解。
我不止一次在夜行的途中与狼相遇——在藏北的羌塘只有一次，更多的是在藏南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一带。也许因为我在封闭的车里，我从未感觉到恐惧——像在唐古拉山口遭遇暴风雪时那样。在西藏，狼同样是自然界中的弱者，有时甚至比人类更加柔弱和无助。我见到的狼都是单独行动，蹲立于盘山公路边上，在荒芜的寒夜里，找不到食物。透过野狼眼中的绿光，我读到了它们的孤独和忧伤。据说在草原上，狼仅仅伤害过牲畜，而从未伤害过人。
牦牛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选民，它们对许多事物都拥有决定权。是它们决定了人的居所而不是相反。它们和大地如此匹配，简直就是从大地深处长出来的器官，因而能听见大地深处的响动。有人说：我能听见牦牛和季节的交谈，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它就是大地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牦牛的前生是草原上的猛兽，这一履历从它们温顺善良的面孔中找不出一丝痕迹。我们只能从史诗中寻找证据——人类与之斗争的历史曾作为不朽业绩写进《格萨尔王传》。如今牦牛的身份早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且成为草原牧民的精神图腾——是青藏高原的生存环境，确立了生灵之间相互依存的主题，但藏民更愿意把一切归功于神。传说五世达赖曾经梦见过协绒的草原上有一对雌雄牦牛顶角相戏，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便命人模仿牦牛嬉戏，表演野牦牛舞，这种舞蹈一直延续至今。牦牛也从这个舞蹈中读懂了人类的语言。我们从人类的蹦跳中窥到了牦牛被板结的面孔和厚重的皮毛所掩饰的活力。与其他地区的动物崇拜不同，羌塘没有不准宰杀牦牛的禁忌，大概因为是为高原牧民衣食住行皆离不开牦牛——它是酒杯边的美味，是帐篷，是牛皮筏，是藏人脚下永不疲倦的藏靴，每当牧场迁移的时候，它们都会负载起一个家族的全部家当，牛群如一大片的阴影在草原上浮动，牧犬紧随其后，仿佛一段铺张的叙事后一个轻松的句点。
四
一个牧民一生中交往的人可能不超过二十个——这项统计当然不包括在朝圣路上和寺庙仪式上见到的人群，我所指的，至少产生过语言联系。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所打交道的，除了家人，就是神灵。巨大的空间使他们的时间出现空白。忘记了哪本书里提供的细节，一个牧民骑上马，举目四望无际的草原，最直接的冲动，就是向他最先看见的目标飞奔而去。在更多的时间里，只有苍天能够满足牧人们交流的欲望。当然，还有他们日夜不离的牛羊，和身边仅有的亲人。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3)
与我们一样，牧民们的日常生活被劳动所填满。放牧、迁徙、耕种、贸易，成为他们民族史诗里的固定章节，千百年未经修改和润色。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他们处于独立的历史单元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就像一个牧羊人突然在羊圈里发现这个家族五百年前丢失的一只羊的面孔，许多不可思议的偶然都可在时间深处找到出处。
在当雄草原上，我曾深眠于牧人的帐篷。我觉得睡眠是一个没有休止的跌落过程，而我就是那在黑暗中坠落的一粒灰尘。当我意识到有一张床把我接住的时候，我已醒来。我听见一阵异常的响动，在帐篷外，有一张皎洁的面孔。是卓玛在为奶牛挤奶。奶桶在她身边冒着热气。她说要在天亮前将奶挤完，再将牛赶到草滩上去“早牧”。这样，牛才能吃到露水浸泡的鲜草，这样的牧草不仅新鲜、解渴，而且营养丰富，牛吃了容易长膘。
牧民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是与牛羊在一起，所以牛羊成为闪烁在草原上的主要词汇。他们能够记住不同的牛羊在相貌上的细微差别。每天清点牲畜时，他们一眼就能从上千只的畜群里发现哪头牦牛被风雪赶进了其他牛群，哪只胆小的绵羊忘记了回家的路。如同我们无须背诵就能说同我们所热爱的人物的名字，牧民的这份特异功能，想必出于与牛羊日夜厮守而形成的心理本能，而与刻苦的练习无关。
我眼中的草原风景，蕴藏着严格的游牧时间表，花朵的开谢和草色的转变意味着牧场的轮换。我看到时间以其变换的手语指挥着空间的转移。牧民的生命在四季中轮回，巨大的空间坐标系不可能准确地标识人们的每个停泊地，一个人也不可能明晰无误地指认自己的故居。（我不知道突然离家的人，几年之后如何再去寻找他流动的家。）他们往往只有群体记忆，广阔的草原是他们共同的地址。
社会生活的相似性，使个人化的记忆只能在家庭内部得以体现。如同钟鸣所说，它是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最小的对话单位。它给你灯光、温暖、爱抚以及热情倾述的满足。在空茫无边的草原反衬下，同一屋檐下人们的距离几近于零。在寒冷的冬季，一家人的面孔被炉子里的火光照亮，牛羊肉的油香也在炉火中慢慢涌动。厚厚的牛皮帐房把风暴隔绝于外，黏稠的青稞酒和嘹亮的歌声把草原上最严酷的时光变成节日。莫大的草原隔离了尘世的喧嚣，将一家老小孤悬于天边，然而这份在草原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存在里，却从来不曾丢失过世俗的快乐。在羌塘，即使一块石头，也是血脉贲张，充满活力。
五
河流如吉祥的哈达，辅展在羌塘草原上，被微风拂动。有时也会遇到山谷，但我不曾见到桥梁，也没见过歌谣里经常提到的牛皮筏子。当河流斩断了去路，我的想象也暂时出现裂缝——我不知牧民们用什么方法渡进湍急的河水。一天晚上，那曲河边两个渡河的牧民给我提供了答案。一个萦绕已久的问题被两个不知情的人平和地化解——他们随身带了一个牛皮筒。在河边，我见到他们动作娴熟地将衣服物品放进皮筒，一个人钻了进去，另一人向皮筒内吹气，皮筒如气球般鼓胀起来，外面的人用皮绳将气口扎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皮筒在水面上飘浮，他趴在上面，用双水划水，眨眼工夫，就泅到了对岸。
有时我觉得藏民们生活于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中。这不仅是因为大地上的景物如同小说中的修辞，蓄满想象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现实中，包含着太多的魔幻色彩——至少对于我这样的过客来说。许多情节只有在卡尔维诺关于古老东方的叙述中，才能出现。记不得在哪一部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一个村子一连下了三百天的雨，这个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的虚构，在拉丁美洲神异的山谷中，却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藏北人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包含着奇特的想象和精妙的智慧。在找不到柴薪的草原上，他们以牛粪为燃料，除了他们对于牛粪物理属性的洞见以外，这个贯穿了摄入与排出的严丝合缝的循环系统，更令人感到惊奇。在牦牛们的饕餮之后，粪便又神奇地消失，化作灶底的火苗，给食物提供热度。我们看到生命在大地上疾走，生死歌哭、吃喝屎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牲畜不留下粪便，人不留下肉体。
天 葬是人类最绚烂的葬礼仪式。它不仅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死者安置了灵堂，使他选择最快捷的道路尽早升天，而且，他让一个人的肉身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连骨块都要砸碎，和以糌粑，捏成块状，再将地上的血水擦拭干净，最终投给鹰隼。比起让尸体在泥土中慢慢腐烂或者在水流里被鱼虾噬咬，天 葬如此绝决地断绝了死者与尘世的联系，让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命迅速消失无踪。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愈彻底，他的转世之路才会愈平坦。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4)
天 葬的第一道程序是“将尸体倦曲，使之成为蹲式，把死者的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白色藏被裹成胎儿状”，这个细节让我们又看到了生命降临时的姿态，终点与起点重合，如车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草原把死亡之路掩盖起来，如同我们看不清婴儿降生时的来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他们只不过在不露痕迹地转换居所而已。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可能都与远处的另一张有关。当然我们看不到转换的过程，看不到神灵在空中翻动的手掌。在草原上只能看到蓬勃健美的生命而不见死神徘徊，也无从查寻死者的住址。藏民对生命的安排，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哑口无言。
六
由来世传递而来的消息抹去了人们对于死亡的不安。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宗教也有两大好处：一是教人向善，二是解除对死亡的畏惧，因为在宗教世界里，死亡仅仅是一个驿站，人们在此稍作停留，便会匆匆赶往另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死亡只是一个窗口，人们透过这个窗口，探听着另一个世界的音讯。因而，“在西藏，死亡将会使得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从有助益的社会中慎重而悄然地退出，没有激动和不安，甚至也没有由于意识上的紧张变化而引起的心慌意乱，他们只是把死亡作为新生的过渡而自慰。”
无论是从科学还是神学的角度上看，死亡都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死者的过渡悲伤，更多是缘于人们对死亡的无知（人们往往对无法窥见的事物满怀猜测、坠坠不安）和对自然规律的不甘（终场的哨音总是不合时宜地被吹响）。即使对无神论者而言，死亡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诗人说：“生命的可爱正在于它的脆弱。”是时间的界限标定了生命的价值，仿佛必将到来的结局保证了一场戏剧的魅力，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终点的生命是否会变成看不到尽头的刑期。而在有神论者那里，却把生命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结合得天衣无缝——今生有限而来世无限，它们让丰沃妖饶的生命在其中左右逢源。
少年时代曾经从《十月》上读到过一篇描写天 葬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天 葬师（西藏叫“多不丹”）在天 葬台上肢解他从前的情人。这显然是一次奇妙的重逢，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他们已分别多年，但无论她走到哪里，最终都要在天 葬台上与他相遇。她身体的每一个细部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小说的细节已经无从忆起，只有他将凝结着女人肉血的糌粑抛上天空的动作令我难忘，所有的生死悲欢都在他的奋力一掷里化作轻薄的流云。他像往常那样肢解、切割和喂鹰，他的从容不迫中暗含着某种惊心动魄的成分。由他来护送她启程，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幸福的，她未来的道路抵消了他内心的伤痛。
在天 葬场，人们能够看到用松柏枝叶点燃的青烟，成群的鹰鹫将根据这个信号的指示如约而至，神灵也会在青烟里悄然下界，引渡迷途的生命。
七
那曲是青藏公路的必经之地，成批的服装、丝麻、首饰、器皿、农具、食盐，被商旅们的牛车驮载着，从雪线下穿过。金银器皿的反光，皮革、绸缎以及藏药混合的香气，时断时续的人声，都夹杂在斑斓的阳光中闪烁而来。然而，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从来不能构成对他们精神的羁绊，即使虔诚的祷告难以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得以兑现，他们也对神灵保持着最纯朴的敬意。当内地的人们企图将超越红尘的佛教与俗世中的交易原则接轨，把招财进宝、升官进爵作为他们礼佛的动机，当他们以潦草的虔诚面对神灵，算计着对神灵的投入产出比，藏民们始终保持着风马旗一般朴实无华却永不褪色的宗教冲动。他们崇拜黄金，却将所有的黄金涂抹在寺庙的金顶上，自己却在道路上行乞。如同贫穷一样，行乞在西藏从来不是嘲笑的对象。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宗教应是穷人的专利，他们瘦削、简单、敏锐，带着磨难之后的宁静，而大腹便便的富人至少在外表上就与宗教的节欲精神发生冲撞。藏民们对内心的索求远甚于对现实的索求。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精神的描述：“在俄罗斯人身上，没有欧洲人那种在不大的灵魂空间集聚自己能量的那种狭隘性，没有那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经济打算和文化的集约性。旷野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产生了一系列俄罗斯美德和缺点。”“俄罗斯的灵魂，不是一颗资产者的灵魂，它从不在黄金的躯体前屈体，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去无限地爱这一灵魂。”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5)
与那些被现实围困的人相比，藏民们或许是发现了“现时”的虚无性。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虚无的，惟有现实可以把握，但在藏民们的价值体系中，它并不存在。现实是以“现时”为载体，时间永不停歇的流动决定了“现时”始终处于一种滑动的状态中，它是一个变节者，从来没有坚定的立场让人们信服和投靠。当我们自以为把握住现实的时候，它却正从我们眼前溜之大吉。“现时”永不固定，将是由无数消失了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组成，也就是说，它始终处于过去时和将来时两种时态中——已经消亡，或者即将来临，并在这两种时态中掩匿了自己的身影。只有未来是永恒的——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张锐锋语），它在我们的前方，在我们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和不可及的疆域之外。
藏民们手中手握着与我们不同的计时工具，并同时拥有特别的空间量器。青藏高原的巨大尺度为他们的精神邀游准备了足够的空间，他们的幻觉意识也因此而生。宗教的产生一定与无边的草原和天空赋予他们的神奇联想有关，宗教就是他们迷离的白日梦，他们把自己对梦境的文学化描述转化为神灵的口音，于是，西藏的山水不但有了具体的姓名，而且拥有了无比复杂的履历——“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是北方群山部落的首领。它与遥遥相对的红色山峰雀莫山及山侧一小山，是被它遗弃的妻子和儿子。雀莫山是牲畜的保护神。附近牧民的牛羊患了疫病，牧民便前往朝拜，祈求禳解；猎人们在此地打猎前，要向雀莫山敬酥油茶：用无名指蘸茶水连掸三下。行猎后再留下些猎物作祭献……”神山圣湖的家庭琐事仿佛俗世生活的翻版，它增加了宗教的亲合力，它令我们看到了宗教来自人间的痕迹，看到了人的真实情感与宇宙伦理的奇妙对接。
不是僧侣，却整日行走于朝圣的路上。我观察过他们磕长头的姿势——站直身体，口诵六字真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行一步，双手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双手合十移至胸前，迈第三步时，双手自胸前移开，掌心向下，身体与地面平行下俯，膝盖先着地，然后是全身，额头轻叩地面，再站起来，重新开始。除非去翻读辞典，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语汇，也无从判断在他们的俯仰之间是否听到亡者的喘息或者看到了神灵的两只交替出现的金靴，只是笨拙地计算着一个朝圣者一天所能走的路程，以及从故乡到寺院所需的时间。我的数学公式无法容纳体力、情感等方面的数量，因而它必然是不准确的。在我的计算之外，朝圣者不动声色地积累着他们的脚步，即使睡觉也要用石头在地上做出标记，以免在匆促中省略了一个步伐。
我们似乎不大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在陡峭的山岩，或者没膝的雪原，磕头将如何进行。这一切对于终日在朝圣路上的藏民来说绝不是意外。在雪原上突然长出继而又消失的身体，曾令我惊讶不已，漫长的雪线将他们虔诚的动作掩藏起来，只有靠得很近，才能从寂静的雪原下发现磕头者隐秘的轨迹。他们用身体在雪地上豁开一条裂缝，在那条与身体等宽的缝隙里，他们的喘息和大地的心跳合二为一。一个开车而过的人可能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更不会想到空旷的雪野可能掩埋了无数朝圣者的尸体。
八
据说由于年深日久，纳木错湖畔的一座座玛尼堆已经连接起来，成为一堵堵长达上百米、大半人高的玛尼墙。玛尼堆名为“多崩”——“十万经石”之意。信徒们每逢玛尼堆必丢一颗石子，丢一颗石子就等于念诵了一遍经文；玛尼堆上悬挂着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布块，经幡随风摆动，每摆动一次就是向上天传送一遍经文。玛尼堆年复一年地增高，经幡一年几度地更新。经幡上印的、经板上刻的、转经筒里藏的、香客口中念的，都是那常读常新的著名的六字真言，音译为“嗡玛尼呗咪哞”。我看见六字真言正从各种规格形状的嘴唇里滑脱而出，组成多声部的和声，像水汽一样在湖边氤氲弥漫，向高处蒸腾，在被阳光映出的花斑里，现出风马旗一般的吉祥五色。
在远处和近处，对纳木错的感觉不太一样。从远处看纳木错有一种不真实感，在近处看就更不真实。我所说的“远处”，是指念青唐古拉山的一条支脉，我站在山坡的冰雪上眺望，纳木错就是所有在我眼前跳动的光斑中最耀眼的一颗，像是弯曲如藏刀的山脉的边缘晃动的寒光，那份冷凝深入骨髓，仿佛白垩纪的石头。随着车子在山路上蜿蜒行进，寒光在我的记忆里时隐时现，直到雪山从反光镜里越退越远，我来到了纳木错的身边，我才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的熔炉，一个巨大的蓝色的熔炉，里面调制着诡谲的配方，将天空雪山、霞光云彩、生者死者都搅拌于它的旋涡里。那旋转的湖水就是一只巨大的转经筒，以万年不变的节奏发出始终如一的骨碌碌的声响，将一切有灵之物吸纳进来，而那些围绕着纳木错磕长头的藏民，不过是其中偶然闪现的泡沫。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6)
一个正在休息的转湖者告诉我，他从遥远的海南来——起初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藏民所说的“海南”，一律是指青海南部。无须对照地图，亲自走过青藏线的我知道这条道路的长度，并且知道了纳木错湖的统治区域，知道了整个青藏公路都是纳木错的半径。湖心一次微小的转动都会在远方夹带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使远方劳作的人们无论多么繁忙都会抛下手中的活计千里迢迢地匍匐于纳木错的面前。
甚至夜里，转湖的人群亦如诵经之声缭绕不绝，永不疲倦地歌颂着从不睡眠的圣湖——那圣湖有着一张和古老年龄不相称的年轻的脸。他们组成一个个同心圆，围绕着圣湖日夜不停地缓缓转动。后来我从格拉丹冬山峰周围，从青石板被磨亮的八廓街，从“海南”来的年迈朝圣者的皱纹，或者他们掌心里被土地磨出的老茧中，看到了相同的圆圈，按顺时针的线路周而复始。我看见一个个白须飘扬的老者消失于那没有尽头的圆圈中，又有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从那圆圈中脱颖而出……
一位阿波拉（老人）屹立于玛尼墙边，桑烟拂过，我发现老人不见了，一个孩子取代了他原来的位置。我想把他拍下来，以证明这一切不是幻象，但那孩子在眨眼间就像风中碎屑一样飘走了，消失于圣湖神秘光芒的背后。
九
我观察过藏民的毡房。牛毛的帐房，用毛褐子缝制，厚实，绵密，罩在头顶，刚好罩住纷乱的星星，有的在帐顶开一个小天窗，假若没有雨雪，小天窗就不放下来，有时月亮正好出现在天窗的位置上，像偶然出现在女孩子的脸盆里那样，发着青白的光。
搭建和拆迁毡房都是十分简易的可逆过程。只要将帐脊两边的活扣解开，拔掉帐杆，解开帐绳，再将帐布叠好，一座房子就被轻而易举地放在了牛背上。这样的毡房就如同棋子，在草原这张棋盘上不停地挪动。人们掀开有棱形吉祥图案的门帘，出出进进。草地是不断飘移的地毯，在毡房脚下永不固定。不同的人躺在上面，做的却都是相同的梦，惟有草虫神情各异，不请自来地掀动梦境的门帘，在沉睡的夜晚，成为这个家庭的临时成员。
毡房悄无声息地飘过，像洁白的云朵，像小学生的三角尺下变幻的几何图形——昨日一个长方形毡房，在第二天就变成了人字形的帐篷。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今天可能刚好眠于情郎昨夜留下的体温中。仿佛接龙游戏，只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持久站立，我就该看见故事自发地在草原上奔跑，在不同的表情上跳跃滑动，最后串连成一部草原史，在风雨中翻转它诱人的页码。
最小的毡房是教徒的僧袍。绛红色的僧袍，仿佛一座流动的寺庙，可以收藏经书和法器，它也是世俗的居所，是身心疲惫的苦行僧可以随手拉开的被褥，需要出恭的时候，蹲下身子将僧袍一围，就及时拥有了一个厕所，即方便实用，又不失尊严——它成功地解决了圣徒形象和生理需求之间的内存矛盾，看到草原上一个正在出恭的喇嘛，我们丝毫不会产生俗恶之感，相反，倒会觉出几分可爱。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僧袍如一朵通红的火焰划过冰雪，将遥远的寺庙间的香火连接起来，僧侣会死去，但寺庙里的香火永不熄灭。
十
我想起自己的房屋，硕大的城市中一格可有可无的窗子，对我却几乎涵盖了整个命运。对于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房屋收藏了他们一生的道路——房屋是他们的起点也是终点。它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同时也规定了人们的界限——如同幽深的墓室，它注定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宿命。只有为了求得单位分配一处栖身之所而苦苦挣扎的人们，能够体味到“房子”这两个字的份量，为了交换一个巴掌大的居所，人们宁肯将人性中的善良部分全部出卖——这显然是一场注定亏本的交易，但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永往直前。人们兴致勃勃地在新房里修建着庆祝交割成功的纪念碑。谁能数清那些整洁的房间里收容了多少龌龊的生活？那些富丽堂皇的居所显然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房屋不承认胜利，胜利只是虚拟的，相反，它恰恰标定了一个人的失败，它只与两件事有关：彻彻底底的投降、似是而非的生活。
进藏之前，我刚刚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属于自己”的意思是纯粹劳动所得，与任何一个领导的眼色无关。辞别单位之后我愤然交回了公有的住房，这样的冲动就像贫下中农燃烧地契一样令我百感交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应当承认，自己的房屋保证了我的生存底线，但它的意义并不体现为我的安居乐业，相反，一个不会流失的归所（无论多么狭小）却使我义无反顾地远走高飞。房屋意味着道路的开始，它作为对异乡的参照而存在，在房子的另一头，是驿站、村落、廊桥、沟渠、雪山、戈壁、庄稼、集市、民歌、土酒、笑声、蓄满阳光和雨水的时间、到处游荡的梦想。我还是第一次认识到房屋能够建立起如此漫长的战线。木质的门让人升起关于植物和阳光的联想。屋门开启，我与自己的居所错身而过。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7)
我曾在暗中比较过藏民的毡房与城里人房屋的不同。区别之一是藏民的居所只与劳动有关，肌肉里蕴藏的力量是他们永不变更的产权证明；区别之二是他们的居所与道路相重合——道路早在那里，等候着帐篷的到来，仿佛梦境早就存在，并且一直辨识着它内定的主人。
当我的房屋变成了远方，我突然对家的含义产生了怀疑。如果我们刻意寻找“家”与“房子”之间的语义差别，我们不难发现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物化载体，是家的某种包装或者外壳，它是睡眠的容器，但绝非梦的容器，梦往往拒绝豪华的居所而在荒野飞奔。草原时常令我产生某种离奇的想法——我觉得远在北京的家倒像一处等待我随时光顾的细致风景。我感到自己真正的家正藏在自己的双脚里，而与房屋那堵厚厚的水泥墙无关。
十一
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走过羊八井之后，暮色中闪亮的拉萨河就成为我真正的向导。如同神话中隐约的咒语，闪动着古怪的发音和难以辨识的字符，然而无须对它进行任何破译，盲从的我也必然会跟随它抵达想象的天堂。这超越正常逻辑的信赖，在很多时候，比地图、指南针、定位仪更加有效。
道路两旁有高高的白桦树，漫长地排列，像一段冗长的欢迎辞，令性急者不堪忍受，而对于像我这样爱慕虚荣的人来说，又不失隆重和热烈。落叶漫天飞舞，仿佛到处散发的请柬，残留着远古的墨迹。它们褐色的筋脉将一座城市千年不变的道路指示给我，使我感觉到了行走其中的神灵衣缕中夹杂的风声。这是一座神灵拥挤的城市，所有的神明都以透明的、柔软的、流质的身躯在河边不露痕迹地游走，惟有在五色风马一般的硕大树叶上，能够留下清晰的掌纹。触摸树叶，也就触摸到了他们的体温。风中布满了他们的喘息声，若仔细闻，还能闻到他们若有若无的香气，略近于松脂与麝香混杂的气味。我知道拉萨到了，我知道夕阳正照耀着布达拉宫，带着童年图画中的那种金穗似的光芒。那座城市在我梦想的一公里以外，道路为我规定了一个神秘的入口，现在的问题是，我能否像这里所有虔诚的子民一样，即使在黑夜里也畅行无阻，能否在这座神灵出没的城市中倏然消遁于某一个时间的拐角？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OO四年一月五日
羌塘草原，简称羌塘，唐朝的吐蕃地图上就标有这个地方。藏语叫“北方高原”，传说是格萨尔王驰骋的疆场。羌塘占西藏面积的2/3以上，相当于8个浙江省，通常认为其北界是昆仑山、唐古拉山，其南界是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地球上拥有阳光最多、含氧却最少的地方。
羌塘的两端各有一名镇：青藏线上的那曲镇和新藏线上的狮泉河镇，分别是中共那曲和阿里地委及行政公署所在地。那曲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相对繁荣一些；狮泉河是新兴的城镇，地处古代阿里的三围之中。（据卢小飞：《西去羌塘》）
藏北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藏语称其为“羌塘”（意即“北方空地”），包括今西藏自治区的那曲、阿里地区大部及青海省局部。总面积约为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为高寒牧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平均每5平方公里为1人。
一年四季规定了藏北牧民的生活程序。除了春夏之际去北部盐湖驮盐、秋季去南部农区进行农牧盐粮交换等大型活动外，则终年依据节令及牧草情况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事迁徙活动。由于地势高寒、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等原因，自古以来藏北牧民便形成了封闭状态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据马丽华：《藏北牧民的自然崇拜》）
氆氇：西藏的著名特产，译成汉语可叫西藏毛料。朗杰雪及羊卓雍错湖附近牧区为氆氇生产中心，其生产的氆氇分为多种等级，最上等的精品称“嘎央”，又称“多比”，以羊脖子和羊肚皮附近的毛织成，格外精细柔软，献给达赖喇嘛制作僧衣，这些羊则是不能宰杀的放生羊。氆氇也作为贡品进献皇帝，据《明史》记载，当时西藏的阐化王（首府设在山南乃东）所贡方物中，就有氆氇。至清朝，王公贵族也可享有氆氇。《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有关宁国府被抄的描写中，家产中就包括30卷氆氇。
闫振中：《天 葬》，见《聆听西藏》，第4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显密经典指出：人的中阴期为七七四十九天。中阴是指两者之间的深坑，亦即在死亡与转生之间的“境相”，也可以说是中间的过渡状态。（据闫振中：《天 葬》） 《远方的上方》第一部分(8)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5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同上书，第34页。
据马丽华：《藏北牧民的自然崇拜》。
据马丽华：《藏北游历》，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纳木错，藏语意为天湖、灵湖或神湖，蒙语称之为腾格里海。位于拉萨市当雄县和那曲地区班戈之间，湖面海拔4718米，总面积为19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最深处约33米。东南部是终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湖水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后补给。
信徒们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传为密宗本尊胜乐金刚的道场。纳木错的形状像静卧的金刚度母，南面有18道梁，北面有18个岛，四面建有4座寺庙，即东为扎西多波切寺，南为古尔琼白玛寺，西有多加寺，北为恰妥寺，象征着佛教上所说的愠、怒、权、势。这些寺庙的墙壁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佛像。湖中五个岛屿，佛教徒们传说是五方佛的化身，凡去神湖朝佛敬香者，都要顶礼膜拜。（据《藏地牛皮书》） 天堂下的布达拉
《远方的上方》第二部分(1)
一
我看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选择了接近天堂的位置，仿佛高悬的灯，即使在遥远的距离以外，人们也投以仰视的目光。它比阳光传播得更远，因为它更慷慨、仁慈和神圣，它能穿透黑夜，抵达阳光不及的死角。由青藏线进藏，沿途常会见到磕长头前往拉萨的藏民，他们合拢的手掌永远指示着两个方向——天空和拉萨。他们的表情中已经透露了布达拉宫的尊严。走进拉萨之前，我已从每个朝拜者的脸上，看到了布达拉宫红墙的反光。
在拉萨，早上拉开窗帘我就会看到它——布达拉宫就在喜玛拉雅饭店的窗外，如时间一样永不消失。每天的阳光最早降落在布达拉宫金顶上——它们之间有着最迅捷的通道，使布达拉宫金顶最早接受来自天空的讯号。这表露了布达拉宫与天堂不同寻常的关系。我甚至认为在天空深处还有一座布达拉宫，与我们视野中的那座宫殿遥相呼应，只是层叠的云朵与青蓝的苍穹遮蔽了我的视线。在布达拉宫里穿行的僧人，则是神明与凡人之间的中介者，他们的语言如晶莹的法器，闪烁着天空的光泽。
布达拉宫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天堂的对话，使用着绝无仅有的语种，只有德行高尚的僧侣才能听懂。在藏文面前目不识丁的我自然无从领会这些玄奥的对语——即使汉语经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但我能够依稀感觉到在布达拉宫上方飘动的音韵，像歌声一样悠扬，时聚时合，似有还无。我预感到布达拉宫这座无比巨大的石头经书中蕴藏的信息，它容纳了西藏全部的精神和历史，我决心去读它。我迈上了宫殿的第一级台阶，仿佛掀开了一本厚重经书的第一个页码。
二
我听得到早晨的声音。阳光如同天空散落的佛珠，自宫殿的金顶滚落，最先是金顶中央那只最高的宝瓶，紧接着就如落雨般密集，顺着金色歇山顶的沟槽蔓延，红白两色的宫殿旋即明亮起来，如同老人在深夜里用酥油灯点亮的神话。我听得到阳光在宫墙上行走的嚓嚓声，由远及近，由模糊而清晰。在夜与昼的边界线上，来自天国的照明，使布达拉宫犹如一片巨大的幻影闪现出来。阳光如同福音一样无微不至，并像目光一样深入石墙的每一个凹痕。
朝圣者从早晨就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应该说布达拉宫广场是整座城市最先苏醒的神经。化石般坚硬的夜晚一点点被阳光融化，朝圣者带着梦境中残留的寒意出现在布达拉宫早晨的光环中。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阳光是最浓稠的物质，伸手可触，有着丝绸般凉滑的质感，如天堂垂下的帷幔。我看见那些逆光的剪影，磕长头的每个分解动作在帷幔后面交替出现，金色的阳光反衬出他们卑微的身影。即使相隔很远，我也能够听见他们以额头扣击大地的声音，仿佛神秘的鼓点，有着特殊的韵律和节拍。
旅游者一律从东门进入布达拉宫，而朝圣者则从西门。细心的人能够听出两种脚步的差别——前者很重，有如一种沉闷的钝音，还夹杂着粗砺的喘息声，好像劣质的乐器传达出的不和谐音符；后者则小心而轻盈，就像缭绕在他们唇齿间的祷告之声。旅游者与朝圣者按照各自的线路进入布达拉宫，去兑现它截然不同的功能。第一次走进这座宫殿，我就发现了这一奥妙——观光客与虔诚的教民，始终是逆向而行，他们无法合流到同一队伍中。它的好处是使我总能从正面观察朝圣者的面孔，藏教的全部教义都写在那些面孔上。我看见牙齿残缺的老人一丝不苟地爬伏在地上，再艰难地起来，嘴里的祷告声从不中断。她们把仅有的纸币放在神像的边缘，如同把整个生命，交付给神灵。
三
我面对布达拉宫，那座无数次出现在各种印刷品上的神奇的宫殿，而眼下，我把那些无所不能的报纸网络电影影视一律抛在了身后，它们因我执拗的脚步而全都丧失了功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伟大的建筑面前，对于双方，这是两个意义极不相称的事件。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因为“看到”而兴奋，我甚至还无法确定我究竟“看到”了什么——被布达拉宫收藏的细节，远比它呈现出来的更多。或许我应该这样询问自己：我是否进入一个假设性的前提中，用自己脚上的血泡来验证自己预置的结局？我并非宗教信徒，但我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赋予我们想象的权利——这点起码的权利正被我们所拥戴的物质生活一点点蚕食。谁能说我们所求取的物质生活不是一个假设性前提？又有几人能证明全部的幸福已经包含在我们“唯物主义”的生活之中？布达拉宫，这座政教合一的宫殿不仅是一种视觉奇迹，它是在接近天空的地方，为我们沉闷的俗世生活开启的一扇天窗。 《远方的上方》第二部分(2)
我同样相信在布达拉宫面前，所有千里迢迢的朝圣者都会百感交集，只是他们不会像我一样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每天都行走在通往天国的途中。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之一在于他们从不谈论“西藏”，尤其当它日益成为现代都市里一股不可抗拒的时尚的时候。我并不讳言我的“观赏者”的身份——我必将离去如同我必将到来，也从不讳言“西藏”将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我叙述的对象，但这一切在朝圣者眼中都显得微不足道，他们朝圣的途中聚集了无尽的苦难，这些苦难会轻而易举地瓦解一个见多识广的旅行者虚弱的优越感。
四
我看到了几百年前的布达拉宫，因为在近几百年中，它并无多少改变。时间总是借用空间场地来展现它的形骸——空间容易被看见，而时间却不能。即使动用我们全部的感官系统，时间仍然躲在暗处，如同幕后的谋士，拒不出示他操控世界的双手。据说人类空间感的产生先于时间感，我想这大抵是因为空间是在视觉作用下直接呈现出来，而时间则依靠记忆对空间的变化进行组接。
作为空间形态的布达拉宫座落在布达拉山（即红山）之上，由宫堡、城堡和林卡三个部分组成。有红宫、白宫、朗杰扎仓、扎厦、僧官学校、王坚觉、夏钦觉、结布觉、旦玛觉、瑶西、藏军司令部、印经院、监狱、骡马圈、供水院等建筑，这些对我而言难于记忆的专有名词有如一组艰涩的辞条，注释着西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修建史又贯穿一千二百多年，它回环交叉的走廊和楼梯，可能指引我们现身于任何一个历史现场——达赖喇嘛一身绛红色僧袍在白宫的寂圆满大殿主持修行仪轨、僧俗官员列队穿越门楣上方排列着象征七政宝的七头狮子的政务大门、藏军士兵屹立在了望碉堡上守卫城堡、东欢乐广场上举行盛大的跳神活动（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从白宫第八层东日光殿敞厅的窗子里，浮现出达赖喇嘛古奥的面孔——迷宫样的布达拉宫如同刻度清晰的坐标，为五界中的各色人等安排了明确的位置，而那些伟大的死者——诸如五世、七世、九世、十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则被供奉于宫殿最高处的金顶群中，成为布达拉宫的永久居民，在最高处，观望着尾随在他们身后的历史……
但是时间毕竟有着不可估测的深度，即使站在布达拉宫项端，我的目光也会在时间的某一个远方戛然而止。在我目光的终点之外，布达拉宫的建筑曾经几度发生变化。最早读到有关布达拉宫的文字是从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里：
在红山那里，筑起三道围城。然后，在围城当中，修起了堡垒式的宫室九百九十九座，又在红山顶上修起一座来凑足千座之数。这些宫室都装饰以金铃、尘佛、珍珠网（上“髟”下“曼”）、缨络等物，显得十分壮丽，真与天宫相媲美。藏王和王妃的宫室之间，是以银桥和铜桥来连接在一起。宫室的基地上竖有一千支尖端锋利的长枪，枪上系着随风飘动的美丽长幡。四面又有能收集一切财物资具的四门，各门之上是穹窿的屋顶来美饰。外面利用低洼坑道作为跑马聚点的跑马场，深二庹、宽十八庹、长三百庹。在坑道上面排列着木板，板上铺着厚砖。这样做的作用是，一马飞驰就有万马奔腾之声。总的说来，由于福德的力量，俨然是把罗刹王楞伽山主拥有的十项城，都搬到了雪域西藏的那般景象。
如此神异的描绘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像夸张的虚构。一位神仙建立起自己的宫殿只需施展一点魔法，而对于一位英雄来说则需要建立一番伟业。松赞干布成为这一命题的接受者。他用生命中一半的时间荡平吐蕃，用另一半时间建筑辉煌的宫殿和寺庙。对空间的占有仰赖时间的援助，我在想象中听到时间的尘埃在缓慢地落定，看到红山的高度在一厘一厘地长高。已经很难推测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农奴搬上去最后一个石块，工匠涂抹上最后一道金漆，完整的布达拉宫第一次耸立于高原之上，仿佛俗世中的臣民对天国梦想的总和，绚烂的王宫，完成了对冰雪王国的一次神奇的改造，
据说当时的布达拉宫虽然在高度上不及今天，但是由于当时红山和药王山还是一脉相承的两座山峦，因而布达拉宫在两座山峦上错落辅展，只有站在现场，才能想象它昔日的雄浑。如此豪华的布达拉宫幻影般消失了，连同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这一对英雄美人风流的影像、俊俏的神姿，以及从未泯灭的雄心，都如江河里的倒影流失于历史的暗夜里。时间在协助英雄完成业绩之后，又断然抽走了由它提供的旋梯——这是它的不可理解之处，它经常出尔反尔，亲自篡改自己的意志。由于失去了时间的支撑，布达拉宫巨大的空间终于坍塌下来，留下的只是一张谜语样的地图和一段锈迹斑驳的传说。 《远方的上方》第二部分(3)
那座往日之宫的砖石大部分消失了，变成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笔下的一堆弯曲而华丽的藏文。这让我们看到空间依赖时间的性质，丢失的空间只有在时间中才能找回自己，而尚存的空间也只有通过时间才能证明自己的实体性。时间是对空间最中肯的评语。
可以理解松赞干布寻求永恒的努力，但他的努力显然没有得到时间的首肯。不仅他建造的王宫灰飞烟灭，连他建立的统一王国也在他辞世后土崩瓦解。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在松赞干布的背影消失之后，西藏翻版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在丧失了空间的证明之后，松赞干布的业绩已经不可能以视觉化的形式存在于世，这又使他的生命成为一段业已封闭的道路，消逝于时间的荒野里。这是空间对时间的报复，空间在消失的时候顺便销毁了一个英雄生命的痕迹。
五
死去的松赞干布在整整一千年后得以复活，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决定用真实的石头取代他优雅的藏文，复现布达拉宫的壮丽神奇。沿着时间的虚线，后人又牵到了一度消逝的线索，被冰雪覆盖的历史记忆一点点苏醒过来。时间仿佛又回到原点，像旋转的XX一般严丝合缝。五世达赖打开了那扇隐秘的暗门，时间就又回到了原来的河床上，仿佛从来不曾断流。
松赞干布留下的布达拉宫只有隐约的残迹。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相继去世后，西藏发生了一场动乱。与漫长而艰难的建造过程形成对比，刚刚修筑起的布达拉宫还没来得及给世界留下一个清晰的轮廓，就在动乱中被迅速烧毁，只剩下少数殿堂，追述着松赞王朝的往事。建立和毁灭，中间只有短暂的间隔。此后，赤松德赞时期，一场雷火又将剩余宫殿全部毁灭。朗达瓦动乱使西藏陷入持续四百年的分裂中，萨迦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萨咖，帕竹王朝的政治中心在乃东，噶玛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日卡孜（日喀则），布达拉宫沦为一堆被人遗忘的废石，如同散乱的古文字，将一个时代汹涌的气势掩埋在无人察觉的深处。
喇钦朗热瓦在他设计的白宫修建图中创造了时间的奇迹——他用灰烬再现了那座被时间吞噬的宫殿，五世达赖亲自为白宫图纸作了吉祥加持，于是，纸上的宫殿，被按照比例放大于红山之巅。时间显然遭遇了它真正的敌人——信仰。信仰成为西藏人与丢失的历史、圣洁的宗教之间的连结物。于是，布达拉宫出现在几乎与原来相同的位置上，只是高度有所增加（五世达赖辞世后，在第巴桑结加措的主持下，又在白宫的基础上修建了红宫，使布达拉宫的总高度达到115?703米）。重新获得的空间使封冻的时间再度活跃起来——游散的时间被迷宫似的幽深宫室吸纳进去，消失于那层层叠叠四通八达的木质楼板中，不见了踪迹，又随时可能在喇嘛的一声咳嗽中复现。在某一个楼层神秘的转角，我们可能瞥到时间布满灰尘的肩膀。
孔德（A. Comte）曾经提出过一个意义深刻的命题：世界历史在其发展的程序中越来越多地为死者所决定和操纵，而越来越少地为生者所决定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松赞干布的业绩并没有消失，它从喇钦朗热瓦的图纸中辨认出自己，并从罗桑嘉措和桑结加措们那里寻找到似曾相识的身影。时间并非绝缘体，松赞干布跨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与罗桑嘉措们对话，阳光照亮了他们的声音，仿佛照亮一把清脆的藏刀，让敌人消失，让天国的光环永远护佑布达拉宫。
法王洞里，松赞干布的金身塑像，表情如昨。
六
我相信，高度对于任何一座伟大的建筑都会构成诱惑，使它不顾一切地爬升。从山底一级级升上去的石梯、锯齿状的女儿墙、下宽上窄的梯形宫堡，以及宫顶那组歇山顶式的金顶，使布达拉宫摆出一个类似于飞天的姿态，令人们确信这座沉重的宫殿始终不停地沿着时间的纵向轨迹向天空挺进。我感觉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合作，它使我们相信由时空共同指示的方向是我们的必经之途，只是忘记了对如下事实加以说明：这条道路同样幽深、没有止境，并且埋伏着雷电和各种意外。
大山里永恒的石头成为宫殿不朽的注解，它们把岩石内部的顽强传递给宫殿里的每一位住民。据说与欧洲比较，中国缺乏石构建筑的历史，梁思成在他著名的《中国建筑史》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匠人对于石质力学缺乏了解。盖石性强于压力，而张力曲力弹力至弱，与木性相反，我国古代虽不乏善于用石之哲匠，如隋安济桥之建造者李春，然而通常石匠用石之法，如各地石牌坊、石勾栏等所见，大多凿石为卯榫，使其构合如木，而不知利用其压力而垒砌之，故此类石建筑崩坏者最多…… 《远方的上方》第二部分(4)
显然，布达拉宫为这段话提供了反例，那些从天国的仓库里搬运来的石头，使宫殿成为高山的一部分。来自石头内部的力量使它们彼此凝结——错落交合的石块如一部加厚字典，注明了石头宫殿的营建奥秘；为了减小地基的承载力和墙体自重，营建者有意加大墙体下部与地基的接触面，从而减小墙体对地基的压强，同时，由墙体下部逐渐向上收分，以递减墙体厚度，降低墙体自重，避免墙体外倾；宫殿任何一个墙角的横切面，都必然是一个直角，而所有直角的顶点，又必在一条直线上……几何学转入中国是明代以后的事，然而，早在公元前2世纪，雅砻王统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藏人就凭借自身对世界的认识，修建的雍布拉宫，证明中国石构建筑的技术在2000年前就已成熟。而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力学与几何关系之上，高不可攀的天堂的一天天地降低它的高度。更绝妙的事情在于：脚手架搭建于宫殿内部，那些被宫殿借以向天空攀援的无数只手被掩蔽起来，人们看到的是布达拉宫自己在不断长高，这暗示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功绩都属于永恒的石头，所有创造奇迹的手都将消失于石头的背后。
七
掀开一块木板，我顺着木板楼梯攀上宫顶。宫殿内部幽深的过道一度使我丧失了对高度的察觉，而此刻，在一个令人晕眩的高度之上，轻度缺氧却刚好令我产生对宗教的幻觉——它让我看清了尘世的大部分街景，如同精确的坐标确定了人们的生存位置；同时感受到天堂的近在咫尺——如果再拥有一把梯子，我谦卑的身体将会出现在云端。诡秘的布达拉宫内部存在着一种魔法，使人们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里，都有可能完成一次不可思议的时空切换。
但那副梯子或许永难到来，建筑标明了像我这样的庸众所能抵达的高度极限，如果没有石头的托举，我已不可能向上再走一步，即使我看清了天堂为众生敞开的窗户。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肉身的沉重和脚步的无力。天堂之路遥远而坎坷，它藏在闪亮的转经筒里，藏在那些使一切幽黯之物都能发出光泽的神秘咒语里，藏在死亡的寂静里。
死亡犹如圆满的句号。灵塔是逝去的达赖在人间保留的最后故居——他们早已抵达了理想的国界，为了便于往来，灵塔的金顶，占据着布达拉宫的致高位置。它们排列有序，使孤立的句号连缀成神秘的虚线，如省略号，暗示着某些未曾表达的心灵秘码。人们把他们供奉于空间的最高处，不仅是为了确保这座宫殿获得神的庇护，同时为了使他们免于时间之海的湮没。布达拉宫因此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墓碑，它标明了死亡的尊贵和生命的卑微。
空间以它的最高形式进入时间，在它们的交叉点上出现的是墓碑。通过把时间凝固在空间中，墓碑表露了生命对时间和空间有限性的抵抗。墓碑在它永恒的空间里，为消逝的时间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同时，又像高耸的桅杆，预示着未来的前进。它们让我们相信那些如泡沫般消失于尘世的身影正在天空中济济一堂，在死神背后，他们正在进行他们的圣宴，并且欢乐地舞蹈和歌唱。
八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我第一次望见布达拉宫，是在傍晚时分。我已忘记了从当雄草原抵达拉萨所花费的时间，但我清晰地记得宫殿背后那片大面积的红色光芒，雪山也因其而改变了颜色，变成一片难以置信的深红。越野车沿着拉萨河走，湿润的风带着冰山的寒意从古老的河面上掠过。如同根系里流动的树液，那条河将带我找到那颗苍老、茂盛的高大的树冠。终于，在喧哗的市声之上，红山上的布达拉宫如约而至。我发现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而且全部是前行，没有折返路线。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水流和人流。它耸立于人世与天堂的十字路口，我甚至怀疑，它是否天堂投射在人间的一个魔幻般的倒影？当我即将来到它身边，亲自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夜幕降临了。如同掉落到深水里，它在黑暗中神奇消失。它令我怀疑起自己的视觉和记忆，在拉萨城幽深的寂静里，我度过了一个无眠的难熬的夜晚。
二OO四年一月初动笔
二OO四年二月四日写完
转引自《死?永生?上帝》，[德]舍勒著，孙周兴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建筑史》，第1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布达拉宫顶上由五世、七世、九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金顶和圣观音主殿金顶，组成了布局奇特、金碧辉煌的金顶群。 佛光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1)
一
在众多的僧人中间，我分辨着哪个是大昭寺的第一位僧人，哪张面孔一千三百多年前曾经在这里出现过。殿堂里被朝拜者抚摸得浑圆的古柱使我产生了时间的恍惚感。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他，以为翻越雪山走向大昭寺的那个最初的背影，会突然向我转过脸来。
那时我正迷失在大昭寺的佛堂里，寻找着向上的楼梯。转经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在转经道上逐一转动着经筒的木轴，于是我看到无数金黄的旋涡——人们手中的转经筒、转经道上灿烂的黄铜、衣着艳丽的朝佛的人流，沿着同一方向转动着。我看到无数圆圈，飘忽晃动，犹如天空中的星辰，有着从不变更的轨道。大昭寺里有一圈大转经筒，木柄被虔诚的僧人、肮脏的穷人和芳香的贵族抚摸过千遍万遍，上面浸满了汗液、酥油、香料、皮革以及牛粪的气味。信徒们常常用一只手转动着手中的小转经筒，另一只手转动着大转经洞的木柄。它们有着不同的旋转周期，显然，手里的小转经筒旋转得快捷而灵活，而大转经筒则笨重而缓慢，出现在这两种旋涡中间的，是信徒们有条不紊的双手，和无比虔敬的面孔。人和法器在念经声中周而复始地运动，它们的旋转轨迹组成一幅神秘的星图，转经、转寺、转城、转山、转湖……在藏地，各自不同的旋转半径记载着功德的差异。那些泛着金属光泽的圆圈仿佛大大小小的齿轮，分布在西藏的各个角落，彼此咬合带动，使西藏成为一台饱含激情的永动机，从不停歇。
曾经在巴荒的文字里见到过到每天最早到大昭寺转经的人们：“凌晨里踩着露水走上街头的就是那些城市里最早起身的转经人，整个城市在雾气笼罩的寂静中还没醒来，站在通往大昭寺的大街西头，就能听见刚刚转弯入东头的转经人行走传出的朦胧步声，他们多半是上了岁数的人。早醒的狗喜欢窜出来对发出声音或显出黑影的地方狂吠几声，但从来不伤人，我也成了它们打招呼的对象。等我理解了拉萨凌晨的秘密，走在无人的街中心不再恐惧黑暗的沉寂中突发的任何声音时，自己也像一个平静而专注的转经人。”
我在城里的酒巴逗留到子夜过后，凌晨四点，如同一个诡秘的梦游者，我来到了大昭寺外面的八廓街，等候着转经者最初的脚步。在拉萨的每一天，轻度的晕眩都令我产生一种梦游感，而《百年孤独》里描述过的那种不眠症又让我混淆了黑夜和白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隐去，只剩脑袋和双脚，只有它们与道路与寺庙同在。我不知大昭寺有着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人们在黑暗中如约而至。我相信朝佛者比时针还要敏感的时间感受，只要既定的时刻一到，第一个转经者就会准时出现在预定的地点。大昭寺像一个巨大的恒星，吸引着天宇中杂乱的尘屑，并把它们归纳到一种有规律的运行之中。
听到朝佛者的第一声脚步，我的内心充满激动。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能听到他掌心的木板撞击地面的声音，仿佛被接通的电极，那有节奏的声响在黑暗中传递的隐约的密语。他身影如幽灵般在月光下一点点清晰地浮现，在磨得发亮的石板地上，有着一个完全对称的影像，如同他本人一样逼真，只是体温中透出石头的冰凉。我听到他口中反复念诵着六字真言，空洞的八角形街道如回音壁一般把他的嗓音加工成一种神奇的磁性效果，仿佛给声音镀上一层金属，在暗夜里闪烁不定。
拉萨所有寺庙里的僧侣差不多同时开始了他们的早课。当我在高墙外的寒夜里想象大昭寺正在一一燃亮的酥油灯时，哲蚌寺里叫早的僧人也摸黑爬上主殿最高处，击掌三声，然后用沉宏的胸音呼喊：“米米泽哇德庆坚热司！”接着传来一位小喇嘛用柔嫩清亮的童音：“顿巴——当嘎——晓！”它们的呼喊仿佛轻盈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夜的后方。
扎西喇嘛向我讲述过曾哲蚌寺早祷的场面——有上万名喇嘛涌向“措钦”大殿，如酥油灯般有序地排列，他们身上被映得通红的“达岗”，使僧侣们几乎成为火苗的一部分。在身体和火焰之间，是经文的温度——“工却松曲巴帕”，“工却松曲巴帕”，浑厚的和声拍一轮一轮地拍打着古旧的石墙，而巨大的殿堂，则成为拉萨最大的共鸣箱和传声器，把寺庙深处的诵经之声送到空寂的街道上，在每个人梦境上方盘旋不已。
我无法进入大昭寺观看僧人们的早课，庄严的场景会使好奇的闯入者显得形迹可疑，尽管神圣的寺庙从不在僧侣与俗众间划出界限。在喧哗的白昼，我们将看到各种身份的人们在大昭寺前匍匐下谦卑的身体，飘扬的发际随着磕头之声在空气中如海潮般此起彼伏。这时一个细心的人可以把耳朵贴在地上，他便会谛听到拉萨密集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埋藏在岩石深处的器官，低沉有力地跳动。站起身时，他会清晰感觉血液在身体里迅疾的流速。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2)
这一切都起源于走向大昭寺的第一位孤独的僧人。在他的身体的前方，有荒野和沼泽的迷宫，以及刚刚落成的古怪建筑——仿佛没有血液的血管，那里矗立着一座尚无一名僧侣的空寂神殿。
二
由唐玄宗亲自选定的洛阳白马寺释加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出现在大昭寺里。作为一个陌生的客人，佛祖在最初受到冷遇。很多年中，大昭寺成为秃鹫栖身的场所。我没有查到第一位抵达拉萨的僧人的法号，层层叠叠的黑夜遮蔽了他的面孔。他屹立于我们想象的尽头，任凭高原的寒风扑打他粗砺的面庞。他轮廓模糊，他的僧袍被时间撕扯得千疮百孔，但他不会在时间深处神秘消失。在我们无法目测的远方，他永远站在那里，他身后如层叠的祥云般涌动的僧侣和信徒证明了他的存在。在许多种因果关系的起点上，他永不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成公主也是一位苦行僧，尽管她有着大唐皇室的尊贵身份，她随行的车辇载满了珍珠玛瑙，但它们显得不能使公主的远行变成一次豪华旅游，在那条布满陷阱的道路上，埋伏着战争、抢劫、报复以及自然灾害，再昂贵的代价也不可能购买到舒适的快程车票，相反，所有的奇珍异宝在苦旅中都成为无法摆脱的重负，成为向强盗发出的邀请函。我不知道一个年龄大抵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的女孩子如何面对这一使命。她是否后悔过，暗自哭泣过，是否萌生过逃离的念头？多年前，我曾放弃过一次重走唐蕃古道的机会，为此，我曾痛悔不已。此时沿青藏线进藏，在青海日月山下，我终于找到了那条古道，它由地图上一条若有若无的细条变成粗犷坎坷的事实，那条在唐代无比繁忙的交通要道在冰雪下已显得无比冷寞，偶然出现的探险者不会唤起它的丝毫热情，它已由一个动词变成名词，由生动的场景变成冷寂的图画。无论我站在怎样的高度上，都不可能再望见文成公主的背影，这使我前往拉萨大昭寺的旅程变得更加焦急，我渴望在她早已抵达的终点，与她相遇。
为装载释迦牟尼佛像，文成公主专门订制了一辆木轮车。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平移，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奇迹，那不知停歇的车轮使得那尊始终端坐的佛像获得了速度，在到达那片无瑕的土地之后，它仍将不知疲倦地行走。它的身影可以同时出现在雪域的各个角落，仿佛阳光，可以在同一时间分成无数个化身，无限散开，或者交织重叠。佛的到来使得大地的史诗拥有了一个永不更改的至高无上的主语。
三
作为人与神的中介者，文成公主在西藏一直扮演着半人半神的角色——她不是退化的神，而是进化的人。西藏的许多事物缘于她的法力，人们将自身极限之外的能力都归功于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法力并非来自她身体内部，而是来自人们的欲望，来自世俗与欲望间的距离，来自凡俗生活中太多想象和不可能。她用无所不能的双手为人们的欲望进行总结，晶莹玉润的指尖里积蓄着众人传递的力量。这使这位不平凡的二八佳丽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佛国的烟岚扰乱了史实与神话的边界，史实只是神话的一部分，而神话，则是另外一种史实。
据说文成公主的能够从四个方向同时进入拉萨，松赞干布迎亲的队伍不得不遍及城市四方。这样的历史很适合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地方。我们从西藏的史记中读到了太多的文学笔法，让后现代的作家们有些自愧弗如。那时的拉萨还被称为“吉雪卧塘”，这个蓄满意象的名字背后，是一片荒芜的沼泽，与野狼、黑暗和死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成公主能够听到大地深处魔鬼们密集的交通信号，于是藏王请她为自己的都城号脉。借用大山的形骸仰卧千年的罗刹女终于终止了她无忧无虑的日子，在公主明媚的目光下暴露了身份，卧塘正是她蓝色的血液汇集的心脏。
文成公主摊开八十种博唐及五行推算图，这份神奇图纸将大地变成一幅鲜活的人体解剖图，她从纷乱的群山中辨识出魔女的身体和样貌，从红山、铁山和磨盘山上寻找到她心窍上的脉络。拉萨在她的图纸中成为一个血肉相联的整体，而她先后在群山上修建的大小寺庙，则成为使肌体良性运转的关键器官。据说在文成公主之前，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赤尊公主曾几度修建寺庙，但她的努力始终被魔女所拒绝，白天建起的寺庙，无不在夜晚倒塌。据说是大小昭寺改变了拉萨的命运。释迦牟尼的真身出现在魔女的心脏之上——赤尊公主主持修建大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文成公主主持修建小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大小昭寺建成不久，两尊佛像又互换了位置。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3)
这种解释使我开始注意神话情节与大地走势之间的呼应关系。我不敢随意抽取寺庙的任何一个石片，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哪一个贸然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囚禁魔鬼的宝瓶。
犹如《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千只白色山羊完成了填平卧塘的工作。我曾在山南见过驮盐的山羊，盐袋自从被放到它们背上，就再没被摘下来过，包括途中的休息与睡眠。直到抵达目的地，在取下盐袋之后，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血肉模糊的脊背，伤口直达它们的骨骼和内脏。驮土填湖的白色山羊，为人们确立了一条由魔沼直抵神域的道路，在道路的尽头，是普渡众生的佛光，和自己漆黑的死亡。
纯朴的山羊在寓言里通常充当弱者的角色，但在西藏，成群的山羊完成荒野向殿宇的过渡。在山羊消失之处，大昭寺如同一艘巨大的船只从云层里穿越而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人们也能看到大昭寺周围四根高大的旗杆，在墙桅般耸立，口念经文的人们从下面走过，总要在它们下面驻留片刻，双手合什，仰望杆顶祷告一番，再绕行一周，才放轻脚步离去。
作为拉萨的第一座寺庙，大昭寺的每个细节都富丽尊贵，和它所供奉的神灵相匹配。金碧辉煌的鎏金宝顶，即使在夜晚也能感受到它的光芒。寺庙的装饰几乎抵达了人们想象的边界——人们已经不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来美化它。有人对这样做的必要性进行置疑，认为这样的寺庙不过是当权者为自己准备的极乐世界，是用金银和颜色虚构出的天国，它的每一处装饰都是谎言的修辞，我们从神圣的宫殿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世俗气味。对这样的立论进行反驳显然是费力不讨好。西方中世纪的教堂同样在华丽的穹顶下构筑了自己的坟墓，红衣主教们用火刑和绞架培养着自己的敌人。但是在酥油灯盏的阴影之上，那微红的火苗确曾照亮过许多人的面庞。印度佛教在翻越冰寒的喜马拉雅山之后并没有丧失它的温度，佛光一旦降临在这块贫瘠的高原上，就注定会为这个几乎寸草不生的雪域种植精神种粒，使困境中的人们有所乞望。在这片荒陆之上，只有宗教能够发挥巨大的整合力量，将相距遥远、或许终生不会谋面的陌生人聚合在一起。
最初的寺庙等待着僧人的到来。我想象着绛红色的僧袍在雪山湖泊巨大的背景下出现，想象着宗教与自然的神奇的结合。也许因为藏地景物的巨大尺度使人感到无助，使人们精神上的欲望远盛于其他，只有永恒的宗教可以对抗无限的空间；也许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绚丽风光的极大反差，使人们看到了痛苦与幸福之间可以穿越的距离，从而坚定了皈依佛教的信念；也许因为高原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人世间最理想的模拟天堂，它将深奥的教义体现为简明的视觉画面呈现出来，因而成为最适宜宗教的土壤；也许青藏高原世界屋脊的高度使得虔诚之心如神山上融化的雪水一样向低处倾泻，势不可挡，深红的寺庙与涂着金粉的佛像将在蓝天雪山的冰冷背景之上覆盖一层温暖的色调；但这一切仅仅是后人的猜测，只有朝圣路上不畏风雪的藏民能够告诉你，当宗教的第一缕光芒射入灵魂的时候，他发自心底的温暖和感动。
四
如果为佛像写一部史书，那么历史上几次大的灭佛行动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段落。历史从来都是在血泊中前行，即使普渡众生的佛祖也不例外，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圣者的光环和屠刀的血腥哪个更占上风？（晋灭佛）一个人的突然死亡，掀开了血雨腥风的一页。只因死去的是一位王者——藏王赤德祖赞在羊卓雍湖边离奇地坠马而死，一场旷日持久的废佛运动，成为这一突发事件冗长的注脚，人与佛之间刚刚建立的某种脆弱的联系受到挑战。佛祖既然成为人类福祉的保佑者，它也同样可能成为人类灾难的承担者。神与鬼之间的分工，受到了人们的置疑。随着敬意的消失，佛像在肉眼凡胎的俗众那里已失去原有的尊严，沦为不具有任何附加值的冰冷的金属或者石头。与人们对佛祖的膜拜相对称，人们对它的怨怼也达到了顶点。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神话与偶像最是弱不禁风，精心的包裹和美化反而可能弱化来自内部的力量，使其显得不堪一击；二是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受到世俗逻辑的歪曲和抵抗，使其最初的善意变得面目全非。
在王子赤松德赞的母舅玛尚?春巴杰的旨意下，大昭寺遭遇了第一次封禁。象征吉祥的白羊被成群地宰杀，羊皮和内脏被披挂在诸神的身上，所有的神祗都鲜血淋漓，遍体鳞伤。这是一场以神灵为对象的屠杀，包括释迦牟尼等身像在内的所有佛像无一幸免。当然，灭佛者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成本，仅为把释迦牟尼等身像送回中原，就动用了三百名力士。更惨重的代价还在于，几位主要的反佛大臣都以奇怪的方式暴病而死。神灵的缺席并没有使他们的噩运有所好转，纳朗?陶杰唐拉巴脊背开裂，觉诺?桑杰和玛?结让也手脚蜷缩，抽搐而亡。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4)
《西藏王统记》对这一闹剧的结局作了如下描述：
（藏王赤松德赞）始以宝车自芒域迎回觉卧释迦牟尼像，用诸伎乐，安奉于绕萨神变殿（即大昭寺）净香室中央，仪极隆重。
仿佛为后世提供了样板，这样的反佛运动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被翻版，直到二十世纪仍未休止。在八十年后在赤松德赞的孙子达玛乌冬赞的旨令下，释迦牟尼佛再度被从大昭寺里驱逐，并开始漫无目的的流浪。更恶毒的招术还在于，大昭寺的门上被绘上僧人饮酒图，在狂欢的场面背后，寺庙荒凉破败，杂树丛生。
诚如一位作家所说，人类一向有把好事搞糟的坏习惯，诸如把革命搞成古拉格群岛，把个性解放搞成性变态，以及把神圣信仰搞成宗教autokratisch，这给反对者提供了恰当的口实，但这种妖魔化的结果完全出于人类的改造，而与事物的本质形态没有关系。即使动用再庞大的力量，废佛运动也不可能成为宗教的对手，因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暴力，它不具有像宗教那样平静的亲和力，也缺乏像神圣教徒那样柔中见刚的执著个体。
五
走进僧舍的时候，格桑正坐在台阶上读经书，微黄的书页上印着树叶的影子。已经是下午了，哲蚌寺的所有经堂、僧舍和佛殿如同一群懒散的羊羔分散在山坡上。在石阶上攀爬已久的我已满身是汗，在有树阴的僧舍，想停歇一下匆促的脚步。是一座类似于四合院的院落，很小，两层的僧房围成一个狭小的天井。有陡峭的木梯通向顶排的僧房，粗糙的白色墙壁上，颗粒粗大的阴影凸显了阳光的质感。这样的僧舍在哲蚌寺到处都是，推开任何一扇不起眼的木门，都可能发现一个隐秘的院落，都可能有一个小格桑坐在台阶上读经书。与极具整体性的大昭寺不同，浩瀚的哲蚌寺被分散在无数个隐秘的空间里，如同时间，被隐藏在那些陈旧木门的背后，你轻轻推开它，时间才带着它所有的秘密向你涌来。
后来我知道格桑家在山南，六岁送来当喇嘛，由经师指导学习经典，并由轨范师监督品行。一个顽童迅速融入寺庙苍茫古旧的巨大背景里，开始与古奥的经书发生联系，其中包括《般若经》、《因明经》、《中观经》、《俱舍经》、《律经》。在我看来枯燥和深奥的经文将成为他的居所，他将在里面居住一生。
格桑没有注意我的到来，或者是觉察到了，但仍专注于经书，并没有抬起头来，我端起相机，为他照了一张相，就坐在一边看着他。差不多有二十分钟，他合上经书，目光落在我的照相机上。我想他对这种机器不会陌生，它是来西藏的每位旅人的必备之物，它与眼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为消失的事物提供某种见证，而对西藏的见证又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资历，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因而在西藏人们可以不需要手表，甚至不需要金钱，却不肯抛弃一个胶卷。无论怎样，当我把照相机挂在他的脖子上时，他表现出十足的新奇。我教他摆弄照相机的各个旋扭，拉动变焦镜头，让他从取景器里观察不断变化的景深，显然，这是我的一个公关手段，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我们互为未知的世界，这使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格桑希望我回北京以后会把照片寄给他，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就把照片送到他的手上。起初他不在，我站在僧院间的窄巷里等他，后来从一群从远处走来的小喇嘛当中认出了他，一群攒动的小脑袋很快遮住了那张照片，令我没能看清他端详自己时的表情。
很多年后，我还会来哲蚌寺，但那时我不可能再找到格桑了——即使我拿着这张照片。他会消隐于那成片的绛红色僧衣中。他会改变模样，我也会，时间会把一切篡改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说，照片有时不能证明什么，它保存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成为我们置疑的对象。
六
我曾经看到有人背着一具尸体在黎明前通过大昭寺的门口，月光为他们勾勒出模糊的轮廓。死者呈坐姿，靠在背者的背上。祷告之后，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里。我知道他们一定是朝着色拉寺走去了，他们将在通过的每一个路口，都停下来祈祷。色拉寺有一座天 葬台，据所我知，那是距拉萨最近的天 葬台。从大昭寺到色拉寺，这条路几乎是从人间到天堂所要经过的最短的路线。
死者通常是被生者捆缚着抬到那块牛舌型的巨石上的。他们不能看到自己出现在天 葬台上的景象，如同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出生。这样，一个人就永远只在中途，而无法望见自己的起始点和终点。不知是否有人精确地计划过一生所要走过的道路，是否会把生命中最后一段路，精确地用在通往色拉寺的路上，并在抵达天 葬台的最后一秒钟耗尽最后一口气。这不仅使他的道路没有任何浪费，而且他将看到自己的死亡，这显然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5)
宗教的一大功能是为生命增加了一个死亡背景。除了死亡之外，生命中的一切都可被称为偶然。但惟独死亡，经常被人们置于视野的盲区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忘记（甚至根本不知道）死亡的存在。死是很难被证明的，人类对于死的认识，一般缘于他人或者动物的死亡，是以外部经验为依据而进行的逻辑推理，而不是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认识。一些原始部落中的居民甚至认为死亡只是偶然的事件，是得罪了上天的结果，而不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命运。即使死亡的必然性像今天这样得到公认，这个严肃的课题也被俗世的杂音被湮没。宗教把死亡作为每个人生存的一个大前提——是否预置这个前提，对每个人的生活是不同的，显然，它将对生存的心理背景起到一种导向性的作用。同时，宗教并不把死亡当作生命的终结，而仅仅当作一个单元的结束。在这里，死亡如同黑夜，把生命分为若干相等的单元，循环往复。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把生的形态划分成六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道轮回”，即天、非天（阿修罗）、人、畜牲、恶鬼、地狱。死亡不是一扇行将彻底关闭的大门，而是一道可以跨越的沟壑。人们对死亡的敬畏，也并非出于死亡将粗暴地挡住一个人的去路，而是出于对死后的另一个世界的未知。它保留了一些希望，同时安排了一定的威慑。死亡带来的这些不确定的后果，使得现世中的哪怕一个细微的选择都显得关系重大。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的益处在于它提升了人生的目的性，它主张通过修行来限制自身，也是试图阻止人们在庸俗的欢乐中耗尽生命。
对死亡的认识，可以被认为是信仰的第一要素。不知死亡的人，往往与精神信仰无缘。
七
很多年后翻阅史书，我才渐渐知道大昭寺的来历。那些金光闪耀的寺庙在穿越了无数古奥艰涩的文字之后才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些书籍使我多了一点卖弄的资本，同样是那些书籍又使我显得无比自卑——它们使我显得无足轻重，每一名过客对西藏而言都无足轻重，西藏不为他们而存在，没有他们，西藏甚至存在得更好。更严重的事件在于，对我而言，它的历史永远是谜，每一次破解都会发现一个更大的谜，无数的谜底会组成新谜，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我的解读于是陷入旋涡，难以自拔。
人们从沙堆里将释迦牟尼像挖出来，重新迎送入大昭寺。史书记载这是十一世纪的事。沙子曾经是古代的计时工具，释迦牟尼的面孔从沙子深处重新浮现，这一事件本身就充满隐喻。在经历了几次焚烧和修复之后，终于开始有人用黄金为大昭寺修筑金顶，有人用珍珠、宝石、碧玉、松石镶嵌在佛像上。除了这些宝物，是分散在高原各处，原本终生不可能相遇的人们，汇聚在佛像的脚下，以不同地域的口音，进行相同的祈祷。
释迦牟尼出现在高处，出现在每个人目光的上方，所有人在瞻望它时必然采用仰角，而它的身影，却能覆盖住整个高原。没有统计数字显示，大昭寺的香火一口气下来持续了多少年——至少也有一千年吧；不知哪一只虔诚的手点燃香火之后，香火的历史就不曾出现过缺口，总有虔诚的手如约而来，将一根根脆弱的藏香接续成漫长的时间连线。这也能构成一项吉尼斯纪录，只是类似在纪录在西藏显得过于微不足道。在这片虔诚的土地上，数学将失去它的功用。没有必要对朝拜者进行人本主义教育，尽管天文学的发展使得宗教的饭碗受到威胁，宇宙探测器更是令上帝无路可逃，但科学与神学毕竟属于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它们之间没有归属关系，彼此不受对方的管辖，用物理公式取消精神信仰，显然是一项最可笑的实验。
大昭寺的顶部是观察跪拜者的最佳视角，站在那里，我惊异地发现，那些不停地重复着磕头动作的人们一律采取的是飞翔的姿势，我冒昧地借用了佛祖的视角，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看到了那些自如地飞翔着的人们脸上反射的佛光。
二OO四年三月九日深夜完成于鲁迅文学院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第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4月版。
意即“观音菩萨保佑平安”。
意即“念经喽”。
即佛披。
意即“向三宝献供”。
大昭寺初建成时，供奉的是释加牟尼八岁等身像，小昭寺供奉的是释加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据说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继承了王位。当时盛传武则天要派军攻打拉萨，夺回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吐蕃王臣在惊恐之余，匆忙把这尊佛像转移到大昭寺南镜门里面隐藏，并用泥土封好，上绘一副文殊菩萨像。同时把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明久多吉挪到小昭寺主殿供奉。 《远方的上方》第三部分(6)
在释迦牟尼像被拉出大昭寺，并滞留芒域14年后，藏王赤松德赞亲政，剪除了母舅玛尚?春巴杰等人。
据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记载，公元1310年，阿里亚泽王派顿巴仁多尔及管家阿族等，带去以十八藏克（藏族计量单位，一藏克相当于二十八斤）为一驮，共计104驮铜和500两黄金，在释迦牟尼佛座上面修筑金顶。此后，西藏统治者乃东王命拉萨河南岸长官朗噶桑波对大昭寺进行大规模维修。公元1409年正月，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创立默朗青波传如大法会，向佛像奉献了纯金制作的五部如来佛冠，并以珍珠、宝石、碧玉、松石嵌饰，胸前嵌右旋白海螺。而佛身所挂大念珠，则是明朝皇帝赐给色拉寺创建人、宗喀巴的大弟子绛青曲杰，又由绛青曲杰奉献给释迦牟尼的。从此这尊佛像被称为“乔瓦仁波齐”，意为“至尊怙主”，成为西藏第一神。 仓央嘉措的另类梦想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1)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一
我看见那个神秘的年轻诗人，正在拉萨黄昏的古老街市上酗酒。最后一抹阳光斟满了他的木碗，从晃动的金色中，他感受到天国的温暖。他盘腿坐在寺庙的白墙下，微张开惺忪的眼，他的眼神立刻麻醉了整个街衢，空气中的色斑好像拉萨河里的倒影，只有颜色而没有轮廓。他已记不得自己是从哪一间店铺里踱出来的，眼下他的全部世界只是被捧在手心里的那只木碗。那是一只有着磷火纹的察牙木碗，透过黏稠的青稞酒，能够清晰地看到碗壁上鲜艳的木纹，宛若圣湖里的波纹——这样的木碗可以交换十头牦牛。在所有的花纹之上，一个少女的面孔从圆形的酒液中浮现出来。她的名字已像梦中的星辰一样消失，但自打从她那里得到这只木碗，它就不曾离开他的身体。不论身在何处，他都会用舌头将它舔得干干净净，再用绸布包好，揣在他破旧的僧袍里，如同他心中的情人一样永不离开。
他感到浑身暖洋洋的，回忆一层层地穿透他的手心，他觉得自己的皮肉和木碗里的青稞酒黏在了一起，仅片刻工夫，他就跌落在时间的云海。篝火燃亮的时辰，他不再觉得无依无傍了。在众人的欢歌里，他扯起嘹亮的嗓子，唱了一支他自己写的歌：“若顺从美女的心愿，今生就和佛法绝缘；若到深山幽谷修行，又违背了姑娘的心愿。”他听见自己的歌声被那篝火“扑”地点燃，然后化作酥油的芳香消失在透明的天空下。即使夜幕降临，仍有虔诚的朝拜者踩着转经筒的节奏从他面前经过，走向布达拉宫——那座永不消失的法王之宫。明天一早，他将换上圣洁的僧衣，像童话里的角色一样出现在布达拉宫袅绕的桑烟里，面对同样永不消失的朝圣者。而现在，他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漂泊、歌唱、饮酒、狂欢的年轻人，这个冰寒彻骨的夜晚注定将归他和他的意中人所有。当然，他不会对她们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仓央嘉措，她们将永不知晓这个多情的小伙子就是她们无尚尊贵的达赖喇嘛。
二
我看见他年轻的脸庞若明若暗。三百年前酥油灯的光芒映照着仓央嘉措十九岁的面孔。在日喀则那座饱经风霜的寺院里，他终于向其师班禅罗桑益西送回僧衣，以表达他退戒意愿（公元1702年）。
仓央嘉措在佛光的辉映中现出迷离的表情。佛堂的金碧辉煌里浸透着热烈的激情，令人摆脱孤独和迷茫。风流倜傥的仓央嘉措显然是佛界里的另类。当整个高原的人们匍匐于他脚下的时候，他却对那种可以在风雨中纵情歌哭的世俗生活充满向往。他脚下的磕头者中，有他的父亲母亲，自从他被确认为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的转世灵童以来，就告别了在山南劳动的幼年时光。他想念跟在母亲才旺拉姆身后放牧的岁月，想念老人、孩子、酒、牦牛、节日，想念那些天各一方的帐篷，还有母亲在雪山上唱出的比铜号还要亮亢的歌声。他试图从经卷的包围中突围，从各种政治势力的围攻、暗算以及可怕的咒语中逃遁，哪怕成为一个普通的僧徒，也会感到无比幸福。很多年中，他都是一个双面人，一个往返于神殿和市井的双面人。他的白天属于神灵，夜晚属于自己。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张可以随时翻转的纸牌，他不知究竟是哪一只手掌握着这张纸牌。
尽管他时常身穿绸缎便装，头蓄长发，像精灵一般从街衢中闪过，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忠实于佛。他曾混迹于朝圣的人群中，来到他的布达拉宫，面对佛祖，五体投地，他将额头紧紧贴在殿堂里的砖地上，在佛母慈祥的注目下，泪流满面。
三
我看见仓央嘉措当年坐床时，从佛堂的窗口射进来的光柱，照亮他冷峻的面庞。那年他十五岁，在布达拉宫的司西平措殿堂举行了坐床仪式。从那时起，他的身份一直遭到质疑。
最大的质疑者是拉藏汗。作为在当时西藏最有权力的两个人物，拉藏汗和第巴桑结嘉措的政治矛盾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五世达赖一死，第巴桑结嘉措就在藏南的深山里，寻找到这个初生的男孩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桑结嘉措始终隐瞒着五世达赖辞世的消息，秘不发丧。有一种说法是：“桑结嘉措正忙于新修布达拉宫及金身大浮图，是以不得闲暇”显然，这仅仅是一个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在他与拉藏汗的政治角逐获得结果之前，稳定西藏的局势。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2)
无法想象对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如何能够保密15年，如同我们无法想象仓央嘉措怎样在桑结嘉措的保护和监视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初15年。公元1697年是藏历火牛年，在西藏诡谲的政治气氛中，仓央嘉措正式坐床。这一行动因为事先未报朝廷而令康熙大怒，但出于稳定政局考虑，康熙仍派章嘉呼图克图参加了这一典礼，史书的记载是：“康熙皇帝亲派章嘉呼图克图等至藏，迎至布达拉坐床，御赐珍物甚多。”承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
仓央嘉措眼前的灯火忽明忽暗。他一面诵读经咒，一面暗地书写情歌。如果说宗教赐予他来世，那么情歌就让他体验今生。他不止一次地在集市、毡房和草原聆听到自己的情歌，那些动情的藏人不知谁是它们最初的歌者，但他们却无比动情地传唱。在潮水般的祈祷声和嘹亮的号声之上，仓央嘉措听见自己情歌的音符，像自由的风一样在八瓣莲花状的群山之间回旋。巨大的涂金佛像反射着金子般的阳光，从佛母因微笑而弯曲的嘴角里，让感受到佛的宽容和关怀。
这位年轻达赖的惊世骇俗之举正在逐步成为阴谋的理由，`它使政敌上奏皇帝的密折显得更加情节生动。公元1701年，拉藏汗向康熙奏一密本，认定仓央嘉措为假达赖，用以逼迫桑结嘉措下台。四年后，桑结嘉措以一副毒药回赠拉藏汗，可惜他运气不好，他的暗杀计划以失败告终。
对于两只愤怒的牦牛而言，角斗成为它们惟一的对话方式。圣洁如雪山的拉萨城经历了一场血腥而漫长的战争。最后出现了不利于仓央嘉措的结局——拉藏汗调集藏北和青海的蒙古骑兵，战败桑结嘉措，并将他处死。
战争爆发之前，康熙皇帝曾派使者进藏观察达赖真伪，得出结论如下：
“此喇嘛不知是否是五界达赖化身，但确有圆满圣体之法相。”
四
我看见了青海湖大面积的反光。开始我以为是远方雪山的光芒，越靠近，越感觉那光芒来自地平线。是一大片散射的光，把云朵，把空气中的每颗尘粒，把翱翔的水鸟，照得通体透亮。
仓央嘉措的故事讲述到这里，我不得不停顿一下。即使这样简单的叙述，也使我们感受到历史不能承受之重。拉萨灵动斑斓的寺庙，在成为这些故事的布景和道具的时候，亦显露出神秘诡异的一面。实际上，尽管进藏之前我阅读了历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但在到达青海湖之前，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并不曾从我脑海里闪现过。我的旅程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惊险和悬念的故事，它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在日月山上遭遇大雪，翻过几座雪山，到湟源以后，天空又晴朗起来。我们向西北方向行进，地势一点点平坦起来，我看到远方一条锃亮的水线，藏在地平线与天空的那一截深蓝中。有限的地理知识告诉我，那就是青海湖了。站在平地上远望青海湖，它就是一条没有端点的直线。
站在青海湖边，我才发现它实际是一片海。不知何年何月开始涌动的浪涛激荡在我的脚边。突然面对着无尽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这样壮观的场景使人陷入深深的忧郁。它令我想到了死亡，想到了死亡的沉静、永恒和美丽。
除非站在神灵的视角，我看不见它的整体形貌，而最多只能观察浪花在瞬间的开谢。离它越近，就觉得离它越远。我是尘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生灵，我匐匍在大地上，面对青海湖磕了长头，我想象着在青海湖那不可知的深处，一切都在神秘的寂静中死去、复活和生长。
现在是十月，鸟岛上成群的候鸟已经在两个月前迁徒到遥远的南方，只有零星的水鸟从云缝间穿过，更多时候，天空显得干净而寂寥。身边的朋友开始拍摄青海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小小的胶片是无法承载青海湖的，如同天堂永远是一个抽象的意念而不可能化作具体的书写，青海湖也在拒绝着镜头的描述。每当拍完一个镜头，光线的走向、云朵的形状和湖水的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它们使任何描述都显得极不准确。天堂不存在于任何文字和影像里，它与想象同在，与人们虔诚的内心同在。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在这里与蒙古王俺答汗谈论佛法。这样的谈论一定会因青海湖而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索南嘉措感动了蒙古王，使他改信藏传佛教，在他身后，成千上万的蒙古草原部落由信仰萨满教改为皈依佛教。为了表达对上师的仰慕，蒙古王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意为学问渊博充满智慧有如大海。在这浩瀚的湖边，佛教显现着它巨大的包容和同化力量，与欧洲异教徒之间的争战与杀伐不同，佛教以如此平静的方式传播。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3)
80年代重建的沙陀寺使我顿失造访的愿望。这座寺院原来位于青海湖西岸泉吉河与阿斯汗之间的一座山梁上，曾拥有400多平方米的经堂和300多间僧舍。旧址附近还有一眼五世达赖饮过的清泉，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定名为“达赖泉”。沙陀寺曾经是环湖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同时也是青海省颇有影响力的宁玛派寺院。
有人说六世达赖最后的身影出现在青海湖边，无边的圣湖成为他永久的藏身之所。他被押解进京时经过这里，从此消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五
我看见高原上眩目的阳光里缭绕的梦境。无人怀疑仓央嘉措就是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他们风尘仆仆地在高原上朝圣和放牧，达赖就出现在歌声出现的地方。寂寥的高原赋予他们的知觉以一种机敏的本能，能够随时捕捉来自自然之外的神奇的声音。那时的达赖不在宫殿里，而是在歌者锃亮的音色里，在那些动人的词句和曲调之上，跨过群山之巅。
对爱情的追求，没有降低仓央嘉措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相反，它使这位年轻的达赖更富有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也是一种宗教，它并非世俗生活的附庸，而是有着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逻辑体系。古老的爱情，可以和任何一种宗教对话，因为它同样需要圣洁的内心和狂热的情感作为支撑，需要苦苦的修行甚至勇敢的牺牲，它是一个人人向往却永难抵达的彼岸，它像宗教一样宁静而忧伤。它和佛教并不对立，因为大慈大悲的佛祖能够体谅众生的痛楚和忧伤，也鼓励他们获得尘间的幸福。
所以，劳动者们从仓央嘉措诵出的梵音里，体悟到他发自身体内部的诚实。它们不再是古奥难懂的经义，不再是抽象虚无的道德价值，而是带着生命的温度，是所有激情歌唱里的最高音，是一个没有奇迹的王国创造出的心灵奇迹。情感丰富的达赖喇嘛，他在瞬间沟通了所有人的情感体验，他为人们指明了生命的方向，人们从高原雪山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他的身边。
所以，当拉藏汗企图废掉仓央嘉措，又改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的时候，他的举动几乎遭到了所有藏民的反对，连宗教界人士，都出面保护这个拉藏汗眼中的“另类”。
在处死桑结嘉措之后，拉藏汗召集三大寺会议，企图审判仓央嘉措犯戒的罪状，但在拉藏汗的刀尖下，没有一个喇嘛认为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而仅仅是认为他“迷失菩提”而已。
废仓央嘉措不成，拉藏汗假托康熙皇帝召见达赖，押解他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拉藏汗等施以种种诡计，将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迎请’到汉地……火狗年（1706年）五月十七日，当仓央嘉措从拉鲁嘎才出行时，无数信仰达赖的众生，泪洗面颊，为之送行。人们请求达赖为一切众生祈祷，而此时达赖的身前，已供满数不尽的洁白哈达。”
甚至，在将仓央嘉措押解到哲蚌寺时，他的信徒策动了一场哗变。当时众僧正在流泪祈祷，突然，仿佛一小团火焰在暗夜中划响，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从蒙古人军队中抢走仓央嘉措，将他请向噶丹颇章（布达拉宫）。无数僧众在他身边组成一个肉体的城堡，保护着他们的达赖喇嘛。多杰奥丹噶布（护法）降神，来此地向集会众人曰：“此大师若非五世之转世，鬼魅当碎吾首！”然后跳起了金刚舞。这时，自尼穹（乃穷寺）处渐现起一抹五色彩虹。圣洁、纯朴的彩虹，像经幡一样美丽，仿佛上天神秘的暗示，一端在喇嘛头顶，另一端落在布达拉宫的宫顶。
拉藏汗开始向布达拉宫进攻了，噶居阿旺巴贡和热振夏茸等准备反击，仓央嘉措不忍生灵涂碳，对众僧说：“吾之生死无妨，不久即可重见吾之僧徒。”说完，就踱出布达拉宫，到拉藏汗指挥的蒙古军队中，束手就擒。
仓央嘉措离去之后，他的情歌依旧在高原上盘旋，它像布达拉宫里的酥油灯火一样缕缕不绝。它是另一个声部的诵经之声，是在转瞬之间落在人们肩头的菩提树叶。
所有被仓央嘉措热恋过的女子，都在自己房子的墙上涂上黄色，作为永久的纪念。在今天的拉萨街头，我们有时还会见到那饱经风霜的黄颜色，触摸那段温暖而又苍凉的往事。
六
我看见仓央嘉措的手脚上戴着全副刑具，艰难地高原的荆丛间行走。关于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的突然失踪，在西藏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说法。最通行的版本是他死在了青海湖。一些正史验证了这样的说法。《圣祖实录》中说：“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理藩院题，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西藏喇嘛事例》亦说：“于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行至青海工噶落地方圆寂。”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4)
也许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悲情的结局，另外一种版本也在藏民中悄然传播。在这一版本中，仓央嘉措使用神通力，从困绑他的枷锁镣铐中脱身，然后悄然消失于湖畔荒野之中。有人为此补充细节，认为仓央嘉措赴京一事并未得到康熙谕旨而是拉藏汗擅自决定的，因而受到康熙的严厉训斥，押解者在遑恐之中，想杀掉仓央嘉措，但下手时，看见仓央嘉措仪态雍容，满面佛相，没敢动手，遂请求他出逃。我曾在拉萨街头的大小书店里四处搜寻关于仓央嘉措的史料，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到一本《仓央嘉措秘传》。《秘传》作者阿旺伦珠达吉是蒙古阿拉善旗的喇嘛，自称仓央嘉措的“微末弟子”，几乎终日不离晚年的仓央嘉措的左右，并称《秘传》内容皆为仓央嘉措亲口讲述。《秘传》对仓央嘉措孑然离去的那个风暴之夜纪录如下：
……刹那间，如天摇地动一般，狂飙骤起，一时间昏昏然方位不辨。忽然，见风暴中有火光闪烁，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位牧人打扮的妇人在前面行走，我尾随她而去，直到黎明时分，那妇人悄然隐去，风暴也停息下来，茫茫大地，只剩下了无垠的黄沙尘烟。
七
我看见了仓央嘉措晚年的容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秘传》的记载，那么六十岁的仓央嘉措，长着像三十岁一样年轻的面孔。如同一切传说的主角，他拥有俊美的相貌和非凡的气度，那些从未与他谋面的达官贵人，无论怎样倨傲不恭，一旦见到仓央嘉措，都显得卑微和顺从——即使他们并不知道仓央嘉措的真实身份。《秘传》作者阿旺伦珠达吉还特别提到他优美的唇形和整齐洁白的牙齿，其中下边的右门齿仿佛一颗尖端折断的松耳宝石，呈碧绿颜色。关于这颗断齿，仓央嘉措有这样的回忆：“当我年幼时，逢大愿法会。有一夜戏做跳神舞，从高屋顶上坠下，摔到石板上面，将这牙磕断。当时颊颐皆肿，疼痛难忍，向三宝奋力祈祷之后，到了天明，肿胀全消，居然痊愈。”那颗牙齿于是成为某种法力的证明。他从不大笑，以免使人看到那颗断牙。他在年纪很高时，手脚上也没有暴起的青筋，更奇异的地方在于，《秘传》的作者在他的左掌中发现目形纹，右手食指稍偏左方有一金刚手佛像，清晰地凸现，无名指尖右侧则有（口+奄）阿（口+牛）叠字，不仅指验舍利子神效无比，摁在石头上，还可以现出清晰的指纹。
即使混迹于乞丐之中，仓央嘉措也很容易被辨认出来，除了那张与众不同的面孔，是他身体内部散发的芳香。据说他即使食用蒜薤，口中呼出也是一种药香；吸烟时喷出的烟气，则与供神的异香一模一样。
尽管《秘传》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见证者，但坦率地讲，我仍然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因为那些见证者，也需要被见证，而新一轮的见证者，又同样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存在提供证明。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终止的游戏，中间任何一个断点都将使游戏无以为继，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无比幽深和神秘，我们也因此对于纸页上的记录充满依赖，但是，这些据说是确定无疑的记载，并不能与流逝的时间形成完全的对应关系——至少在数量上如此。无论多么卷帙浩繁的史记，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它们充其量只是时间河流中的沉碴，而永远不可能成为时间本身。
我更愿把文字当作一种想象或者假设，《秘传》是无数假设中的一种。我惟一可以确信的是，无论有多少种版本的《秘传》，仓央嘉措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样貌。人们以一致的愿望描述他，他像一个永不变音的词汇，出现在声调不同的言说中。
八
我看见《秘传》为“失踪”之后的仓央嘉措勾勒出一幅详细的行走地图。当一行足迹消失于神秘的青海湖，另一行不为人所知的足迹正从湖的深处逶迤而来，它深藏在草丛里，若隐若现，并在更加广大的版图中飘忽不定。当很多人相信仓央嘉措已经死去的时候，他又在阿旺伦珠达吉的《秘传》里悄然复活。很多年后，这一事实才逐渐为人所知。青海湖没有吞没他所有的道路，那些道路从一开始就潜藏在他的体内，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履行那些早已设定的道路。
与钟表一样，道路是时间的物质载体，是视觉化的时间。道路的长度，实际上就是时间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换算成一段里程有限的道路。仓央嘉措为《秘传》留下的是这样一条路线：
金川→擦哇绒→康定→峨眉山→巴糖→拉萨→山南→桑鸢→昌珠→工布→定日→门隅→达波→措卡→色科→阿拉善（内蒙）→察隅→恰绒……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5)
这条道路与仓央嘉措的善行交织在一起，当然，一个行善者的旅途不会缺乏动人的故事。是道路将那些零散细节串连成一段流畅完美的经文，消除着被不同的嘴唇重复的呻吟和叹息。他频繁出现于各种帐篷内，为人们乞福禳灾，而他所有的功德，又等于公开了他的秘密，人们开始将他同达赖喇嘛联系起来。当他从西宁附近的色科寺到卡绒来时，他目睹了欢迎达赖时才用的礼仪，在陌生的青海和蒙古，他见到了不陌生的朝拜者，从那些虔敬的面孔里，他找到了最后的居所。
这条道路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格萨尔王的故事多，
百姓嘴里念的佛语多，
仓央嘉措跨过的门槛多。
这条通往异乡的道路带领仓央嘉措踏上灵魂的返程之旅——在每一个不知名的远方，他都能见到亲生父母饱经风霜的面庞，见到他们的病魔被他驱走后，满面的皱纹中绽放出的灿烂的笑脸，他会和高原上的兄弟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烧旺毡房里的火炉，看着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讲述他们朝圣路上的故事，他甚至会从他们口中听到有关仓央嘉措的传说，通过那些被酒精浸得发红的嘴唇的修饰，传说比他的经历更加丰富动人；这条道路还为他安排许多奇遇，在情歌扬起的地方，远方的女子如约而至，带着他记忆中的美貌，和鲜艳色泽。他们相爱，并且分手——他不可能居住在一个具体的爱里，他的爱如同阳光，不需要容器，寺庙金顶的铜制法幢、存放死者灵魂的拱形石架、去年马匹留下的粪堆、穷人的肮脏的双手、布满苍蝇的糌粑、病人的伤口和眼睛，都是阳光的归处。这时的仓央嘉措已经远离了阴谋、谎言、毒鸠和陷阱，即使他的道路上布满鬼神的咒语，但他的梦境依然平坦和安静。在距离宫殿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
有关他的传说里的人物，那些忠贞不愉的信徒、朋友和口蜜腹剑的敌人，都渐渐成为干瘪的符号，他们只作为一个音节而存在于记忆里，如同冰雪下的城堡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功能。只有在个别时候，当封冻的记忆一点点融化，他们才偶尔得以复现，闪烁晃动，带着破旧石头的幽黯色泽，和崎岖轮廓。它们仿佛从从松散的时间牙床上脱落的牙齿，使得对记忆的追述声音含混、口齿不清。而那些奇遇中的动人女子，则化作他情歌中的音符，在草原上奔跑。只有一次例外——当他漫游到北京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了第巴?桑结嘉措的公子们。他们是：第巴?阿旺仁钦、第巴?玛索次仁、第巴?阿旺尊珠及另一名女公子，他们连同数名仲科尔和家仆共二三十人，正被拉藏汗押送到北京。从押解的车队扬起的尘灰中，浮现出仓央嘉措惊异的面孔——在德胜门，他们神奇地相遇了，仓央嘉措挤在人群中，注视着他昔日的友人。他们表情麻木，低垂着眼帘，没有去打量路边的围观者，更不能料想，他们尊贵的达赖喇嘛就在其中。是随行的藏獒将仓央嘉措轻而易举地辨识出来，它一下子扑到仓央嘉措的身边，用潮湿的舌头舔着他的衣襟。马队荡起的烟尘还没有散去，仓央嘉措的身影已经从人群里消失。那条藏獒就跟在他的身后，道路的终点，是茫茫的蒙古草原。
九
我看见阿旺伦珠达吉在撰写《仓央嘉措秘传》时自负的表情。他笔下的藏文挟带着粗砺的风雪在目光里疾走，由于自称是根据仓央嘉措晚年自述写成，《秘传》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不可置疑的驾势。这样的姿态归因于书写者在时间中的优势地位，尤其当仓央嘉措的喉咙消失之后，他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仓央嘉措个体生命的第一阐释者。如同一个偷藏了珍宝的侍从，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他默数着主人的收藏。仓央嘉措讲述过的每一个字符都如珍宝般在纸页上熠熠发光。书写者通过文字，把在时间中流逝的声音凝固在空间中，并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某种转换。只因声音比文字短命，所以即使是虚构的文字也不可能受到声音的反驳，这使书写者变得傲慢，但他并不能因此得到我们的信赖，因而书写者有时显得无足轻重。
在我为《秘传》的真伪犹豫不决的时候，早有人沿着他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的一份报告表明的事实，与当地流行的有关六世达赖的身世传说大抵相仿。阿拉善旗八大寺庙中著名的广宗寺，就是根据六世达赖的遗愿所建，内有六世达赖遗体，供于庙中七宝装成的切尔拉（塔式金龛）内。学者贾敬颜的考察似乎使史实更加确凿——他见到了六世达赖的肉身塔。寺内的一件遗物，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拉萨街头那个沉迷情爱、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以及草原上空那些灿烂如云朵的情歌音律。在神的居所，在法器庄严的寺庙，在潮水般的诵经声里，仓央嘉措至死不曾丢弃的一件藏品，是一位女子的一缕永不苍老的青丝。 《远方的上方》第四部分(6)
十
我终于看清了仓央嘉措的面容——在所有的传说和猜测之外。青海湖各种诡异的神话遮蔽了他的身影，他从历史中悄然逃遁，使我们无从打探他的消息。关于他的故事至今尚无最后的结论，所有的“尾声”都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如同一卷深不可测的经书，我们永远翻不到它的最后一页。
仓央嘉措的最终归所，成为一代一代学者争论的话题，并为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提供了终生的职业。他们循着时间的暗示，寻找丢失的线索。日渐清晰的线索使真相更显扑朔迷离。仿佛进入事先埋伏的圈套，所有的研究都遁入一场环环相扣、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如同仓央加措死于青海湖的推断受到他最终死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说法的挑战，在他“死”于阿拉夏以后，人们又从南藏发现了他的足迹。与此同时，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指出，仓央嘉措被送到北京之后，又被带到山西五台山观音洞闭关静坐，最终在那里坐化，并从“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的史实中找到旁证……
此刻，这个踪迹飘忽的游僧就在我的面前。在他死去三百年后，我跟随着大批的游客来到布达拉宫，我爬上高高的台阶，像风一样穿越迷宫般相互贯通的走廊，经过通红的漆柱、细密的木雕和精致的彩绘，在上师殿（喇嘛拉康），终于找到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塑像金身。在3700米高度上的疾走使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酥油和藏香的混合气味又令我感到略微的晕眩，我在墙上靠了一会儿，才悄然走进供奉着达赖喇嘛的殿堂。这座殿堂主要供奉着西藏著名上师的塑像，佛龛中尚有吐蕃王朝赞普像、贤者像等数千尊和佛塔上百座，其中也包括历代达赖喇嘛的塑像。从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1391年降生于后藏霞堆地方至今，六百多年时光飞逝，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共时性阅读，六百年的时光，十三位达赖喇嘛生命的递次轮回转世历程，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辩认着仓央嘉措，终于，我从游人们黑压压的缝隙里，看到了他永远年轻的表情。我慢慢地靠近他。令我意外的是，那张面孔对我竟然毫不陌生，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不知是在拉萨灯火初明的街衢里，还是在青海湖畔的想象里。
布达拉宫里矗立着五世达赖以及七至十三世达赖的灵塔（穿过那些由金刚杵围绕的五扇门板，我就可以目睹并参拜那镶嵌着各种珠宝的灵塔），却惟独不见六世达赖的灵塔——他的真身不知最终埋葬在哪里，不知在那莫名的远方是否有人为他建起一座灵塔，不知他虔诚的信徒是否能够找到他的头发和舍利。我若有所失地步出神殿，阳光一下刺痛了我的眼。在布达拉宫里的游历像是做了一场奢华的梦，我猜想仓央嘉措在步出布达拉宫的最后一刻也有同感，他把被俘当作一种解救——如同任何一个子民，他用歌声和苦行将草原、雪山与河流联系起来，在超度的路上，没有死亡，只有灵魂的飞翔。
二OO三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
二OO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一日改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31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据《青海史》，第7页，松巴堪布著。
《仓央嘉措秘传》，见《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488页。布达拉宫初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但没有保存下来。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建成白宫。五世达赖逝世后，第巴桑结嘉措主持修建了红宫及五世达赖灵塔等，后经历世达赖扩建，方形成布达拉宫今天的规模。
《西藏喇嘛事例》清钞本。
《六世达赖秘传》。
仓央嘉措去世以后，已经册封了拉藏汗所立的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的康熙皇帝，在西藏人民的压力下，亦不能不改弦更张，改封藏人们视为“仓央嘉措后身”的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此为西藏宗教史上的孤例。
位于贺兰山中，建成于1757年。
人们通常认为仓央嘉措于公元1707年（藏历火猪年，康熙四十六年），死于青海湖畔。而《仓央嘉措秘传》记载他圆寂于阿拉夏（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时间是公元1746年（藏历火虎年，乾隆十一年），仓央嘉措终年64岁。 远方的上方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1)
一
现在我得说说我的这趟旅程了。我一直回避我初次进藏的缘由是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我的周围有许多朋友去过西藏，他们总是比我勇敢、果决并富于牺牲精神，进藏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构成一次事件。我的一个朋友是在赴美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变卖了所余的家产，独自去的西藏。他说，离婚对他的打击说不上致命，他想凭借残存的毅力和理智，努力使自己不至跌倒，身体却不听使唤，变得脆弱。一些细菌乘虚而入，神秘地植入他体内，他感觉到它们在迅速成长、扩散，也许正演变为癌症，因此产生的忧惧令他燃起对冰清玉洁的高原的神往。喜马拉雅，多少次来到她的门槛，又掉头而去，就像个经过长途跋涉未洗征尘自惭形秽的人，觉得尚未做好觐见女神的准备。这一次，他准备了两个星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次漫长的准备，把他一步步推到西藏的门口。因而，西藏在每个人生命的重要关口等待着大家。西藏不仅仅表现为空间，也表现为时间，这会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与每个人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距离西藏有多远，他都可能在某一时刻来到西藏。不知西藏是否真的成为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诊所，再沉痛的精神创伤在西藏都会神奇地痊愈？是它不识人间烟火的圣洁融化内心的阴霾，还是人们从西藏的生存极限中获取了某种自信和资本？或者它六道轮回中的生命规则比触手可及的神灵更鲜明地提供了某种暗示？我看到人们前赴后继地进行着精神实验，把一颗如核桃般枯涩坚硬的内心放在缺氧的环境中，等待它在阳光执拗的照耀中重新发光。人们把进入西藏当作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对此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我从未去过西藏，因而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对西藏的误读。
二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幻想，当然为应付老师而写的作文不计在内，在作文里，我的理想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些年中，西藏是以一部充满雪斑的黑白片的形式存在于心的。那部据说在今天看来仍是艺术经典的电影，一开头就以一幅被腰斩的农奴的画面给我一个下马威，以至于在今天，神经足以经得起美国恐怖片考验的我，始终没有勇气重温这部老片。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在那部电影里，农奴强巴因为为寺庙的佛像涂金，被金粉迷了眼睛而双目失明。很多年后，我迷失在哲蚌寺，无意中闯入一个殿堂。一尊身高达数十米的巨大佛像令我怵然一惊，这不仅因为这个我平生所见最为巨大的躯体，使我除了仰视和匍匐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姿势，更因为它的丹凤眼所透露出的那种温暖、容忍、慈爱，无法用虚假二字一笔勾销。我在整个成长年代里被训练出的对它的敌意顿时不见踪影。午后的哲蚌寺，宁静、慵懒，空无一人，我感觉到被神明注视的幸福和荣耀。我不知该感激神明，还是感激像强巴一样奇妙的手。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再高明的工匠也不可能虚构出一个如此“真实”的神，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神奇的手在空气中复原它身体上每一个应有的曲线。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西藏。我从不拜佛，只有在西藏，我那么自然地匍匐在地。
没有亲历过阶级斗争的这一代人注定让所有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泡汤，这一点如同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毋庸置疑。对暴力的渲染已经无法令我们少见多怪，即使在内地的任意一个地方，极权时代的暴力也毫不逊色于旧西藏的剥皮抽筋。在灵魂深处，青春的力必多开始挤占意识形态的份额，这时的西藏，被各式各样的包装裹携，出现在我们面前，势不可挡。与老旧的黑白片对照，它绚烂、神奇、浪漫，刚好为青春期供大于求的力必多指明了去向。或许因其无与伦比的高度，西藏是一个迷路的人最容易选择的目标，更何况它有着百变之身，变成无数明媚妖娆的照片，变成李娜、朱哲琴、韩红的歌声，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巴荒的文字，《藏地牛皮书》，以及在盗版光盘上才能目睹的洋人的胶片，煽动我们的双腿。我明知与少年时期的阶级教育一样，这时的西藏已被众多的来路不明的符号所绑架，它所发出的未必是自己的声音，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西藏的向往。西藏是横在我面前必须迈过去的一个界限，由于我的软弱，我一再拖延自己的行程。
于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余纯顺成为一个大英雄。他的业绩是徒步走过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壮举并不比一个普通藏民更加伟大，因为藏民们不但要在藏区徒步行走，而且经常要负重、劳动、应付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即使是徒步朝拜，其强度亦丝毫不亚于铁人三项赛。如果余纯顺是伟人，那么我就更应该向高原上的每一位藏民致敬。但后者显然不会写日记，不会发表，甚至无法用汉语同我们交谈，因而他们的幸福与痛苦，都只是他们的隐私，都伴随天 葬台上纷飞的肉沫而告诉了鹰隼。余纯顺的表情是专门给以上海小男人为代表的都市侏儒们准备的，高原使他有了炫耀高度的资本，但他不能以青藏高原为参照系，无边的高原会嘲笑每一个冒失的征服者，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身影显得可怜和渺小。关于这个问题，余秋雨先生显然与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写：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2)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3)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用这段话形容西藏恰如其分，只是“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西藏”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与藏民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其间有着几千米的落差，这样的空间差距又在时间中加深。空间的差距是一个定量，但它进入时间的公式之后，就成为变量，像一条从篱笆中脱颖而出的狗，不规则地奔跑，瞬间就消失了身影，令追踪者望尘莫及。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B?N?Aziz）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精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迁徒与变革浪潮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4)
这是一个混淆了天国与尘世的地方，藏民、探险者、神祗与幽灵，分别寻找着自己的通道。高山给所有的过路人以不同的待遇——它使藏民保持着凡俗艰辛的生活，却给探险者戴上英雄的勋章。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讨厌用“征服”这个词来造句——无论主语和宾语怎样调整和置换。问题不在于谁坐稳了主语的交椅，而在于句子中所有的词语都必须服从于由谓语（即“征服”）所确立的规则，仿佛数学中的“>”号，“征服”一词露骨地表达词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不可能像“=”号那样划出一条可以互通的道路，因而它所指明的去向必将是一个死角，只能像刀尖一样，指向邪恶的结局。
与其说“征服”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不如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它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而对整个世界贸然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这势必造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寻找这方面的例子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数无家可归的尸骸，就是“征服”一词的最恰当的注脚。
固然也有胜利者，但他们的胜利是虚拟的，只存在于想象里，并且像肥皂泡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因而，维持这样的胜利比获得它更加艰难。更常见的事实是，许多征服者的伟业在身后都土崩瓦解，所以，我对征服者或者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从来都心存怀疑。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这几个被血红的宋体字夸张了的口号，充分表达了人类的无知和妄自尊大。它是地道的谎言，却被我们奉为真理。人类思维的单向性在类似的口号中暴露无遗——他们提议在天地万物之间选出一个领导者，并且一厢情愿地把选票投给了自己。自然界当然不会与人类为伍，可惜人类听不到来自自然界的批评，没有任何媒体能够表达自然界的意愿，因而人类就成了自告奋勇的autokratisch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却听不到任何有关政变的风声。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思维既违反了“天人合一”的祖训，又与多元并存的现代民主思维格格不入，显然，这样的统治并不存在，并且一天都没有存在过。而正史中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也不过是一群最可怜的人而已。就像一位朋友骂过的，悲剧、真理和英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他妈矫情的玩意。“我们制造过许多真理，被所有神圣的尺度严格地丈量过，信以为真的蠢猪们抱着它们冲锋，最后把自己弄成了英雄，而把阻碍他们的另一面命名为悲剧或绊脚石。悲剧、真理和英雄陪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的岁月，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不过是在暗中冷笑而已。坦率地说，我对所有推荐而来的真理持谨慎的态度，对所有披着英雄之皮的人敬而远之，对号称悲剧的东西，除了不理睬之外，只有嘲笑。”
在我们所要征服的“世界”或者“自然”里，当然也包括青藏高原。自从“征服”新大陆之后，形形色色的小哥伦布在这个星球上始终络绎不绝。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把学生成批地哄到博物馆，把科学家赶到实验室，同时把探险家送到地球的各个死角，人类迅速获得了有关自然的全部档案（几乎），在对世界了如指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它的敬意。而这些被培根命名为“知识”的东西最终使人类获得了向自然敲诈的胆量。在探险者身后，“开发者”追随而至。但西藏不支持他们的事业，它始终拒绝成为某些人成就伟业的敲门砖。应该感谢西藏的神灵，多少使无所不知的人类在大地面前保持了敬畏之心，它的神秘性，它的不可解释，它的超现实，足以解除征服者虚妄的自信，无论是这种“征服”，是手持“科学”的路条，还是披着暴力的盔甲。
六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5)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七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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