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如果一位教授了多年实验课的老先生突然看到学生递上来的一份实验报告，上面的测量数据是0.001159652188(4)。他开始一定是一笑付之，肯定是哪位同学偷懒按了计算器，懒得竟然连有效数字都不改。如果他打开书本查到这个数据的理论值是0.001159652133(29)，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偷懒尚可原谅，编造数据则真的是迹近无耻了，何况这个误差范围竟然在10^(-10)以内（一百亿分之一），编的也太离谱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眼前的数据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面对的这个理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精确的理论量子电动力学。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建立以后，人们一直试图把这两朵奇葩统一到一起。经过多番努力，这一伟业终于在大物理学家狄拉克(Dirac)手中完成。著名的Dirac方程就是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它成功的解释了诸如氢原子能级分裂的问题。Dirac指出，氢原子的2S(1/2)和2P（1/2)两个能级事实上是一样的,这个也为当时的实验所证实。看上去一切都完美的结束了，然而上帝又一次和人类开了个玩笑。
这个玩笑就是著名的兰姆移位（Lamb shift）实验。二战结束后，实验上的微波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呵呵，这都是拜二战时各国玩命地发展雷达所赐。仔细想想，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二战实在是功不可没。核能，喷气式飞机，火箭，计算机，雷达等等，如果不是二战地催动，少说也要推后好几十年，然而这种科技的巨大进步竟是以上亿的生命为代价，实在就，，，）。在1947年，Lamb和Retherford用射频波谱的方法终于发现氢原子的2S（1/2)和2P(1/2)能级并不是完美的吻合，而是存在着一个能级差,这个就是著名的兰姆移位。兰姆本人也因为这次精彩加精密的测量而荣获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实验给当时的人们几乎是灾难性的打击，然而顽强的物理学家们痛定思痛，终于萌生了量子电动力学的
念头。这个号称有史以来最精确的理论一出世就是一个怪胎，其一是它在数学上的计算繁复不堪，失去了物理学传说中的简洁美。连玻尔都十分的不以为然，他的口号是，我不相信上帝会把它的面貌这样复杂地描述给我们听。老玻尔始终还是沉浸在量子力学“简明”的数学美感之中。其二是它采用的数学方法说白了就是类似级数一级级的展开，这个被很多崇尚解析的数学家视为极度异端，因为起码连展开的收敛性无法保证。三，它自身也无法自圆其说，数学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著名的红外发散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终于有勇士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J.Schwinger，16岁就成为物理学家的神童，数学上的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轻易克服。他用无比繁复的形式对量子电动力学做了解说，其中引入了著名的重正化方案(Renomalization)来克服发散。 R.Feynman,另一个天才性传奇人物，他用无比简单的图论方法对量子电动力学做了说明,这个就是著名的费曼图(Feynman Diagram).当人们试图努力把这两位天才的思想融和到一起的时候，另一个惊人的消息从遥远的日本传来，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自创了第三种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解读方案，而且好像也是正确的。这次人们算是彻底昏倒，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天才从来不缺，美国人Dyson终于以神话般的技艺证实这三种说法是等价的。终于在1965年，J.Schwinger,Feynman, 和朝永三人共享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量子电动力学的成功是空前的，它标志着电子和光子被人类彻底征服。1900年就发现的著名的阴极射线——电子到此为止没有任何秘密而言，它的一切秘密都被人类所掌控。开头提到的数据就和电子最隐私的个人数据g因子相关。（测量的是a, a=(|g|-2)/2，要是电子MM知道自己的胸围被物理学家测到精准到一百亿分之一，会不会吓得花容失色？：P)。实验的精度达到百亿分之一，可是所有物理学家都顽固地相信，这个误差始终还是出在实验那边的。这也是人类强大自信心的表现吧。
兰姆移位实验，直接促使了量子电动力学的诞生，足可进入十大物理实验的排名：P 从牛顿力学的危机到相对论的建立——谈寻找以太的实验
“迈克尔孙－莫雷寻找以太的实验是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它曾经是让所有人充满希望的实验，也是几乎让所有人绝望的实验。它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了牛顿力学的空前危机，并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引发了人类时空观的彻底变革......”
（－）
还是从中学物理课本上引用的伽利略的那段话开始说起吧，
"......在匀速行驶的船中，水滴依然垂直下落，而不会偏向船尾：你向不同方向抛投物体，尽管物体飞行时船在前进，但你不会发现向船尾比向船头容易抛得更远......你无法根据舱内的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正常的航行或是停在岸边。“
伽利略无疑是历史上认识到在一个匀速运动的参考系和一个静止的参考系上作任何实验结果都不会有差别的第一人。而大物理学家牛顿更是看到了这一观点的深刻意义所在。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牛顿三定理究竟普适到何等程度。终于，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自己的困惑。他认定存在着一个绝对静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均匀地流逝着的。在其他所有相对这个绝对空间匀速运动的参考系里面力学规律（他的三定律）都是适用的，正如我们大家所熟知，这种参考系叫惯性系。如果是非惯性系（相对绝对空间存在加速度的参考系）怎么办？牛顿也不慌不忙地引入了惯性力的概念，即在非惯性系内的受力物体另加上一个与加速度反方向的惯性力即可。于是，处在一个自由下落电梯中的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这样解释自己的失重：我们的身体除了向下受到的重力以外，还受到与电梯（非惯性系）的加速度相反方向的惯性力了。两种力方向相反，大小相等，刚好扯平，所以我们感受不到重力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牛顿的理论是天衣无缝的，至少在他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们看来如此。伟大的牛顿不仅在一团迷雾中指清了光明的所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所有人以强大的信心。生活在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几乎是历史上最单纯幸福的一代。在伟人牛顿的光环笼罩之下，他们几乎不用再担负任何哲学上的艰涩思考而放手拓展数学在物理学上的应用，一批批数学物理大师滚滚而出，拉各朗日(J.L.Lagrange)，拉普拉斯(P.S.Laplace)，哈密顿(W.R.Hamilton)，泊松(S.B.Poisson )，直至后来登峰造极的麦克斯韦(J.Maxwell)。从古到今对物理学真正最具信心的也是这代人，从来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自负（或者说狂妄）过，这其中典型的如拉普拉斯。
当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举行生日庆典的宴会上，大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把自己的新作《天体力学》一书毕恭毕敬呈给了皇帝预览。这位拉普拉斯大人在物理学和数学上学识相当了得，但究其人品实在平平，从雅各宾派专政到如今的拿破仑皇帝，他自己也搞不清向多少人宣誓效忠过了，其实从他热衷献寿礼这件事本身就可看出端倪。不料这次皇帝翻了翻他的书，却十分不满地问道，拉普拉斯，我翻了这许多页，你怎么只字没有提到上帝？即使是卑躬屈膝已经成了习惯的拉普拉斯，这次也终于挺直了腰杆，自豪地回答道，“陛下，我的假设中并不需要上帝。”
拉普拉斯不愧是个解偏微分方程的高手，他那著名的宣扬拉普拉斯决定论的豪言壮语也带有偏微分方程特有的味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这等几乎是疯子的言语，在当时却激起一大片的轰然喝彩之声。阿基米德曾经也声称给他一个杠杆他能撬起整个地球，那不过是夸张地形容了一下杠杆的威力而已，阿基米德本人也未必打算亲自尝试。而这次拉普拉斯的“嚣张”竟然使得人人跃跃欲试！每一个沉醉在牛顿力学辉煌胜利中的人都是同样的想法，拉普拉斯的话原则上并非没有道理，以后的物理学家们只需沿着伟人牛顿指引的路走下去便是，甚至根本不须出什么才能特异之士，只要有几代人在数学计算上的平庸积累之后，物理学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现在想来，拉普拉斯等人的狂妄也着实太过了些。早在1889年，法国的大数学家，物理学家庞伽莱(H.Poincare)在解决看似很简单的三体问题(三个物体在相互引力下的运动）时就发现纵然力学方程可以很快的列出，而我们始终是不可能找到完美的解析解的，而且他发现解的结果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任何初条件的细微变化最终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无序，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红到今天的混沌科学。这个算是给拉普拉斯决定论第一个耳光。更响亮的还在后面，那是1920年前后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创立的以几率诠释为根基的量子力学。至死坚持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爱因斯坦忍无可忍，与玻尔一派展开了一场哲学上的激烈争论。其实即使是爱因斯坦这些决定论的忠诚捍卫者，他们头脑中的时空观与拉普拉斯的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后来这些曲折离奇的变故，纵使第一智者牛顿泉下有知，也会惊得目瞪口呆的。
牛顿力学的危机，倒并不是出现在力学的本身，而是在其旁支电磁学上。相对独立的电磁学自诞生以来就积累了无数纷繁杂乱的公式，直到有一天碰到了它们的终结者－麦克斯韦。1864年 麦克斯韦用魔术般的数学手法将整套电磁学浓缩在四个简单的联立方程之中，并以此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不仅在物理学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甚至有人这样评论，两千年后的人们回想起公元1864年，首先忆起的只怕不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而只是朴素简单的麦克斯韦方程。
麦克斯韦方程究其根本来说是凌驾于牛顿力学之上的，而当时的人们宁愿相信它是牛顿力学最杰出的产物，甚至它的创始者麦克斯韦本人也坚持这样认为。当然，人们很快发现麦克斯韦方程相当古怪，它并不满足被牛顿视为根基所在的伽利略变换（惯性系之间的坐标变换）。这其实已经给牛顿力学亮了红灯，但生性乐观的人们宁愿给出另一种解释，麦克斯韦方程只在牛顿指出的绝对静止的参考系中成立。这种解释立时引发了人们对牛顿力学的最后也是最高潮的狂热，寻找以太！
正如本文开头伽利略所指出的，绝对静止的参考系和匀速运动的参考系是任何力学实验也无法区分的，然而以麦克斯韦方程为根基的电磁场可以敏锐地判断到底那个参考系是绝对静止的。当时人们类比声波，认为全空间充满了一种电磁波赖以传播的介质---以太。虽然以太本身的力学性质被赋予得诡异无比，但兴奋得发了昏的人们已经顾不上那些细枝末节了，因为寻找地球本身相对以太的速度，也就是相对数百年前牛顿指出的绝对静止空间速度的实验已经开始了。 （二）
这个实验就是1887年开始的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利用光学上光程差引起的干涉条纹的移动来进行极其精细的测量。地球相对太阳的公转速度大约是30公里/秒，那么不管太阳相对以太的速度多少，一年之中地球相对以太的速度总有超过30公里/秒的时候，而这个速度完全可以被迈克尔孙－莫雷干涉仪所探知。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物理学的最后一件盛事，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备足了香槟酒指望得知结果后大大地狂欢一把。然而实验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寒心不已，无论怎样地调整角度，改变光的波长，在高山上测量，在矿井里测量，在不同的大陆测量，在不同的季节测量，干涉仪显示的结果始终是零。难道真的是上帝眷顾，我们可爱的地球恰好就是绝对静止的空间所在？早就经历了日心说，地心说之争的物理学家们是根本不会相信茫茫宇宙中平凡的地球会如此幸运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很多人已经想到到迈克尔孙－莫雷实验零结果意味着地面发出的光速始终是恒定的，它并不以地球的运动而带来很小的偏离。当时所有人的头脑里伽利略的速度叠加律是根深蒂固的，在一辆以速度v向前行驶的火车上朝前方打开电筒，光波的传播速度应该是C+v （C是光速,约为30万公里 /秒）。但既然地球明显相对着以太（绝对静止空间）在运动，为何光速始终不受影响？没有合理的解释，人们只能又在可怜的以太身上编织更加匪夷所思的特性来扯圆自己的说法。1892年物理学家洛仑兹和菲兹杰若提出了任何相对以太运动的物体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长度收缩，这个收缩刚好弥补了干涉仪上的条纹移动。这等牵强的解释不得不让人想起了笑话中那位只有本事锯掉箭杆的“外科”医生。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苦闷和绝望中头一个警醒地认识到以太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的还是庞伽莱，他在1900年就这样写道，“我们的以太真的存在吗？我相信，再精确的测量也不能揭示任何比相对位移更多的东西。” 当然真正解开这个死结的是人类的骄子，牛顿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1905年那篇著名的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中明确指出“引入以太根本就是多余的，因为我在这里提出观念将不需要具有特殊性质的绝对静止的空间。” 年青的爱因斯坦宣告了把时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狭义相对论的诞生。他的理论中彻底放弃了牛顿的那个绝对静止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光速不变原理（光在任何参考系的速度都是恒定的）和相对性原理。洛仑兹费劲心机弄出来的那个长度收缩成了相对论的一个显见的结论。
爱因斯坦不仅是人类中极其罕见的敢于突破常规，不被表面现象迷惑的天才，而且他是以美学的观点思考物理学并取得极大成功的第一人。在爱因斯坦万物平权这个朴素的美学观点中，牛顿那个相比其他惯性系都显得无比优越特殊的绝对静止空间就显得格外得刺眼了。同时警惕无比的爱因斯坦也注意到前文中提到的非惯性系相比惯性系也未免有了太多的特殊性，就此他萌生了广义相对论的想法。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在于著名的等效原理，爱因斯坦指出，在一个相当小的时空范围，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区分引力和惯性力的。如在一个密封舱内，观察者发现一个物体以重力加速度g自由下落，他根本无法判断是到底是由于地球的吸引导致物体下落还是在根本无引力的空间密封舱本身以加速度g向上运动引起的。得出的推论便是，我们这个空间，凡是有引力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惯性系，倒是在引力场中自由下落的局部空间，由于引力和惯性力两者相消，才可被称作局部惯性系。
牛顿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惯性系和非惯性系的定义到此算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当然牛顿的那套时空观更符合人们惯有的思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对理解能力多少要有些挑战了，人类的思维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
从牛顿力学的危机到相对论的诞生，这一段崎岖坎坷的历史为后来兴起的科学哲学做了极好的注释。一个科学理论的建立第一要解释当时实验条件下的种种现象，第二当然理论本身要自洽，不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两点牛顿力学完美的做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知手段不断完善，会陆续发现一些理论解释不了的地方，此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立刻发展新理论取而代之，而是在旧理论中加入一些假设的前提，比如此例中人们赋予以太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性质。后来发现不能解释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们的前提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有的附加前提实在太过牵强（如洛仑兹的那个奇怪的长度收缩），有的则和其它的前提相互冲突，这时候新理论的出现就迫在眉睫了，一如相对论的诞生。更需要指明的是科学的承继性是很强的，相对论并不是彻底推翻了牛顿力学，而是扩展了它。牛顿力学只是相对论在低速情况下的近似。这一点很多业余物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厚厚的论文中那些宣称推翻相对论的醒目字眼，我就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悲哀，他们很多人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辛苦努力其实都是白费了。
我倒是真诚地建议业余物理学家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适用限度以下的东西。具体说在普郎克时间(5.4×10^(-44)秒，普郎克长度（1.6×10^(-35)米）以下，时间和空间彻底失去了意义，不能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无法分辩上下，前后和左右，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在这段范围里，你们的各种理论没有相对论的束缚，大可各展所长，例如可以说我们的四维时空只是N维空间的压缩（N=5,6,7...任意)等等，只要最后记住延伸到正常时空时，理论要回到相对论即可。关键行文中要郑重声明相对论只是你的理论在某某情况下的近似，这样的论文虽然由于作者数学功力有所不逮仍不免是一塌糊涂，但我保证即使再挑剔的专家也不敢只看一眼就断然拒绝了。
爱因斯坦的光子箱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思想实验，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实验。这个实验肇始于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的那场关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世纪辩论。那是一场火星碰地球的智慧大碰撞，爱因斯坦和玻尔二人宛如多年以前在川中岛合战中守望相持的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 玻尔等人认为量子力学的一个根本原理是测不准原理，就是在微观情况下无法同时测准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譬如在显微镜下“看"一个电子，当你要精确厘定电子的位置，根据光学原理则必须要用更高频率的光去照射，而光波频率越高，能量也就越大，电子本身也会被光波的能量冲撞的摇摆不定，从而动量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了。
1930年在第六届索尔维（Solvay）会议上爱因斯坦则是针锋相对地用他的光子箱向玻尔发难。光子箱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匣子挂在弹簧称上，一个相机快门一样的装置控制匣子内光子的射出。每次射出光子的时间由快门控制，弹簧称上可以读出整个盒子因光子出射而减少的质量，根据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质能关系E=CM**2得出光子的能量，这样原则上时间和能量不存在不能同时确定的问题。据说玻尔看到这个装置登时口吐白沫，经过紧急抢救时的输氧加上彻夜的苦思之后，玻尔终于搬来了救星，呵呵，那竟然是爱因斯坦本人的广义相对论。发射出光子后，光子箱的质量减少纵然可以精确测出，然而弹簧秤收缩，引力势能减小，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箱子中的时钟会走慢，归根到底时间又是不确定了。这次轮到爱因斯坦吐血三天了，他费劲心思找来的实验居然成了量子力学测不准关系的绝妙证明，还被玻尔等人堂而皇之的载入他们的论文之中。整个事件曲折离奇，好莱坞的编剧只怕也相形见绌，不过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如果爱因斯坦本人晚几年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一切又会如呢。。。。。。 物理学与物理学家们(6)——E=MC^2
题记：
如果这也算一场物理学实验的话，它则是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全人类命运的实验。
(一)
二战结束后不久就有人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除以希特勒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字数，便得出每个字的背后就藏着若干条人命的结论。其实真正要说杀人，古往今来也从来没有杀得过这个简单的E=MC^(2)的。
爱因斯坦(A.Einstein)在构造出狭义相对论不久，就从中推导出了这个古里古怪的公式。当然从哲学上论起，人类也是第一次认识到质量居然和能量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质量再轻的物体蕴含的能量也是极度惊人的。
很快即使是小学生也拿这个这个著名的公式计算诸如一颗米粒到底含有多少能量，这些能量又足以让全国的灯光亮上多少时间之类的问题。饶舌的记者们采访爱因斯坦时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公式，爱因斯坦微笑着反复解释，这个能量只是纯粹是数学推理的结果，有很大的哲学意义，但是丝毫没有实用的价值，大家尽可以把它当个数字游戏来玩。记者们耸耸肩，和爱因斯坦一起轻松地笑着。
此时是公元1905年，无论小学生，记者，还是伟大的爱因斯坦，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一起开始在玩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游戏。
（二）
哈恩(O. Hahn)现在的人们大概是不熟悉了，但这个名字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因为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进核门坎的人。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想像一下盗取天火的普洛米休斯。
哈恩是一个典型的严谨，执着，聪敏的德国科学家，早年学化学出身。在那段物理学的黄金岁月里，继1895年著名的伦琴射线(X光)被发现之后，居里夫人又陆续提炼出了钋，镭等放射性元素震动了全世界。当时核物理在整个物理学中一枝独秀，居里夫人本人也获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双份荣誉（好厉害的MM：P）。哈恩的研究兴趣也开始转向了放射化学这方面来，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轰轰烈烈的一次世界大战倒先开始了。
即使是从小就深受科学熏陶，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哈恩，当看到“一切为了德意志母亲”当时这个当时激动了每一个德国人的标语，一股爱国主义激情也不由得油然而生（好个油然而生?！）。他毫不犹豫地穿上军装到了西线，作为深受参谋部欣赏的化学博士，亲自在战场上监督毒气弹的发射。每当对方阵地上一阵黄雾飘过，他就在望远镜里看到英法士兵痛苦地扔下步枪捂着眼睛在战壕里辗转翻滚。己方兴奋已极的士兵一面抓住他的手脚把他高高抛到空中一面齐声喊起了“德意志万岁”的口号。他也和士兵们一起真诚得兴奋过，然而在睡梦中这等惨状一次又一次深深刺痛了他。到底是什么使自己痛苦不堪，他苦苦思索后想到，也许是良心吧。
战后他发誓不再让自己的双手沾上血腥，埋头核物理的研究中。在此其间，哈恩和奥地利女物理学家梅特涅一起合作了很多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在1938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在实验室里用慢中子轰击铀核时发现异乎寻常的状况，铀核像被子弹击中的玻璃那样裂成碎片。等他耐心地“捡”起了所有碎片之后再称重，发现竟然比没有打碎前的铀核轻了少许，一瞬之间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流星般地在脑中划过。联想到实验中莫名其妙地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核裂变？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上把实验步骤和数据寄给了当时远在瑞典避难的合作者梅特涅查实。不知道后来希特勒是不是因为没留下这位在核物理上极其了得的犹太女人而后悔，哈恩反正是从来不理会纳粹党的警告的，一直保持着和她的联系。梅特涅很快回复，恭喜他观察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导致质量亏损的核裂变，并认定参与裂变的铀核就是铀的同位素 U235。（梅特涅身为犹太MM物理学家，连犯希特勒两大忌讳，想在德国混下去也难。）
得知结果的哈恩极度兴奋之余，不免也暗暗心惊，当时战争的乌云已经又一次笼罩在欧洲上空。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的发现会被人们用来干什么…… （三）
无论从那个角度上讲，意大利人费米（E. Fermi）都是物理学中不世出的奇才，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在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上都有过极大贡献的人。这种真正全才性的人物在他之前好像也只有伟大的牛顿。
核裂变发现不久后，人们就搞清楚了链式反应的机制，每当一个铀核被中子敲碎，它会自动释放出几个中子去击打其它铀核，核反应就像垮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滚滚前行，再也控制不了它的脚步，当然伴随反应的以E=MC^(2)为计算公式的骇人听闻的能量释放。
当然要实现链式反应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慢中子。中子源人们早就有了，不过中子减速一直是个超大难题。这个难题终于被费米在一次核物理实验中意外的解决。
当时在罗马大学的费米买到了一些放射性元素氡，马上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用这门出了名的“中子炮”来轰击各种物质，短时间内就发现了不少新的放射性元素。一天为了研究银板被中子轰击后的放射性，他在银板背后放了个计数器来探测银板的放射性强度。这个实验本来很普通，他顺利做完了以后突发奇想，在银板和中子源之间插了块铅版，计数器上显示的银板的放射性反而增加了一些。费米微微一笑，这个是他意料中的，中子源里发出的快速中子被铅板一挡速度不免减慢，而正如前文所述慢中子撞击引起的放射性比快中子强得多的多，最后自然导致计数器上的数字增加。费米向来是个童心很重的人，玩了一下铅板，又把手头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插在中子源和银板之间试了一下，例如铁片，铝片，铜片等等。当他偶然把石蜡板插在二者之间的时候，计数器突然疯了一样大声尖叫起来，他一看数据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计数器上显示的放射性比原来强了十倍不止。
整栋物理大楼的人都给这刺耳的啸声吸引到费米的实验室来，大家捂着耳朵讨论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费米一时陷入了深思，到底中子碰到了石蜡中的什么东西竟然减速的如此厉害。突然间他想到一定是石蜡中的氢，也就是质子！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想起早年在中学物理课上计算两个小球非弹性碰撞时就已经得出了的当两个小球质量相等时碰撞损失的能量最大的结论，损失能量最大不正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被减速吗，要不是碰到和自己质量差不多的质子，中子哪里能减速的那么快！要说世界上氢最多的地方，那不就是最常见的水吗，当然如果是中子更丰富的重水(氘核，由一个质子一个中子组成)那就更理想不过了。（两个小球相撞后粘在一起的习题相信每一位上过高中的朋友都做过，想到利用两个质量相等的小球碰撞能损最大的原理来给中子减速也不复杂，其实有时候物理学就真的这么简单，但关键要想的到。）
找到了减速中子的关键所在，费米高兴地几乎要蹦起来，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让所有其他物理学家（包括玻尔，爱因斯坦等人）在内最羡慕的倒不是他极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数字天赋的敏感，甚至也不是他独步天下的实验技能，而是他把实验室里的东西马上工业化的超强能力。当年在哥本哈根的时候，连玻尔，海森堡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敬服地称他为“量子工程师”。
费米兴奋地开始规划在自己祖国的心脏罗马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反应堆。他彻夜不眠地设计整个反应堆的工艺流程，认真考虑着可能遇到的每个技术性难题。大到整个工地的施工图，小到某个零件的设计图，他都亲自参与。不过这个时候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开始收紧了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绞索，彻底寒了心的费米逃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轻易放走费米是墨索里尼生平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甚至比他在1940年冒然向英法宣战错得更远。
（四）
1941年的一天，大物理学家玻尔（N. Bohr）在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已久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家中静静地看书，仆人走过来说有个德国军人想见他。一向温文尔雅的玻尔也不禁急得跳起来喊道，“不是和你说了吗，我不见任何德国人，更不用说德国军人。”谁知那个穿着军装的德国人已经径直走到了玻尔的面前，玻尔放下眼镜歪着头看了半天，惊讶得几乎合不上嘴巴，因为来人正是大物理学家海森堡 ( W. Heisenberg)。
二人在此种尴尬的情况下会面，不由得四目相对，千言万语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纳粹占领哥本哈根之后，好端端的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就此精英四散，心直口快的泡利(W. Pauli)避祸远走奥地利，海森堡也回去报效祖国了，犹太籍的物理学家精明点的早就打点行装逃往英美，迟钝点的现在都在集中营。即使巨人爱因斯坦也早就离开了他的祖国，在那里人们不仅烧光了他写的相对论书籍，还有人出十万马克买他的人头。玻尔想想当年和海森堡他们一起共创量子力学那段美好的时光，当真恍若隔世。这些人间最智慧的一群精英，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精确预测电子运行的轨道，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计算出自己的人生。
此时的海森堡已经因为他纯正的日尔曼血统和在物理学上的无上威望被希特勒任命为第三帝国铀计划的总负责人。玻尔也清楚不能再向以前那样畅所欲言了。慢慢地从海森堡的只言片语中玻尔终于了解到他正担负着一项绝密的计划，大概就是制造一种利用核裂变的巨大能量的炸弹。海森堡本人其实也正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为了祖国他是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的，为了全人类就一定不能造出来。他这次来访是想邀请玻尔加入他们的核计划，但也可以理解有意把这个计划泄漏给玻尔。
海森堡走后，玻尔越想越是心惊：纳粹德国工业基础雄厚，资金充裕，海森堡，哈恩等人都是物理上一等一的人才，他们要是搞出这种威力奇大的原子武器实非难事，那人类只怕就真的要万劫不复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自我安慰，海森堡未必一定会尽全力吧，但转念再想，以自己和海森堡相交数十年之久，他的脾气再清楚不过了，那是个标准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德国人阿，何况这次有可能事关全德的存亡。
玻尔早就有离开丹麦的打算，此时更是打定了非走不可的主意。在英国间谍的帮忙下，他被人像货物一样塞入一架运输机中。起飞前粗心的飞行员竟然忘记发给他氧气面罩，饶是这个前丹麦国家足球队守门员身体粗壮得非常人可比，下了飞机后仍不免去了性命半条。
爱因斯坦很快收到了玻尔通报的这一情况。他早就意识到了当年的那个E=MC^(2)闯下了何等大祸。早在1939年他就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出那封历史上著名的建议信，提醒他德国人可能正在研制一种威力之大亘古未见的武器，它的能量就像太阳一样浩瀚无穷，可以毫不费力地摧毁地球上每一个城市。罗斯福看到信之后微微犹豫了一下，身边的秘书及时点醒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就是因为没有采用蒸汽船的提案到底也没能渡过英吉利海峡。
总统点点头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耗资达20亿美元之巨的曼哈顿工程滚滚启动。 （五）
随着守门员的一声哨响，这场史无前例的A-B杯(A Bomb)足球赛决赛就此拉开序幕。实力超群的德国队一边有威名赫赫的老队长海森堡（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32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率先向核时代攻入第一球的放射化学之王超级前锋哈恩 （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钢铁后腰盖革（H.Geiger，粒子探测器之父，费米那个中子减速实验里呜呜叫的就是著名的盖革计数器），中场核心博克(W. Bothe, 中子的发现者之一，1954年诺贝尔 物理奖得主)，老而弥坚的金牌守门员劳厄 ( M. Laue, 发现晶体中的X射线衍射现象，后世生物学的极大发展首功应该算他, 191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们的教练是现代物理学中的教父级人物普郎克(M.Plank, 191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插一句，德国人当真了得，即使按照希特勒那么严格的血统标准清洗掉一半左右的德籍犹太科学家甚至如爱因斯坦，剩下的所谓“纯种”日尔曼科学家也足可以对抗全世界，何况还跑了一个标准的日尔曼人大科学家玻尔。二十世纪没有了日尔曼人和犹太人的物理学简直不可想象。纳粹德国敢以一国之力对抗全世界绝非偶然。）
阵容豪华的美国队有新人秀的第一名队长奥本海默(R. Oppenheimer，著名的原子弹之父)，跑在左边的是梦幻边锋劳伦斯 (E.O. Lawrence, 回旋加速器的发明人，193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在控制球的是新进前锋西伯格 (G.T.Seaberg, 有钚之父之称，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居功至伟，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刚转会的那是著名的中场发动机量子工程师费米 （首创历史上第一个反应堆，193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个摇摇晃晃心不在焉的是右路主攻手贝特（H.Bethe ，理论部的负责人，196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身穿绿色球衣积极跑动的是扎实的后卫冯•诺伊曼 （ J. von Neumann，大数学家，计算机的发明人，原子弹研制计算工作的负责人），那个无所事事的在球架上演算数学题的正是豪华版守门员玻尔 （量子力学的主创者，192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替补队员中有前途无量的小伙子费曼（R. Feynman ，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再来看一下观众席，观众气氛十分热烈，天哪，坐在那里替美国队摇旗呐喊的不就是爱因斯坦吗（＃％×！）
被称作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这等人物的成长和成功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物理学的研究中心。奥本海默自小就以神童自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尤好各国文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于物理学更是天赋惊人，几乎是一点就会，一会就通，更难得的是他风度翩翩，有一种领袖群伦的气质，能协调好各种关系，规划各方面进度，这一点在后来被称为人类第一系统工程的曼哈顿计划中显得尤其重要。开始时即使奥本海默本人仍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只要6名物理学家和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就足够了。但到1945年时，他愕然发现麾下竟然有了1000多名科学家，自己担任主任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更是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营”之称。 （这些人中有一些中国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MM。当时人们打仗打昏了头，什么都换算成军事单位，邱吉尔一直抱怨斯大林什么都听不懂，只听得懂对方有多少个师，美国人也习惯把钱学森当成五个陆军师来算，那这一千多科学家抵多少个师，嗯，掰着指头好好算一下。。。。。。）
1942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地下实验室里，费米的夙愿总算达成，人类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成功运转。看着抽插自如的铀棒灵活地控制着整个链式反应的进程，费米微笑了，他跑遍整个芝加哥城才买到战时的奢侈品——一瓶香槟。在开香槟前，心情激荡的每个人都在香槟酒的标签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当然也包括费米本人。
原子弹原理上早就很明了，中子减速剂也已经找到，似乎唯一的问题就是提纯铀235了。这个着实让人头疼，因为天然铀中每一千个铀原子当中只有七个是铀２３５，其余的都是铀２３８。铀238吸收中子的能力大大强过兄弟铀235。原子弹中的铀只要稍微掺杂一点铀238，就休想爆炸。提纯铀235的技术相当复杂，主要是利用二者质量不同采用离心分离，具体细节也是二战结束后通过好多年的技术积累才完善。
但很快美国人很快就不必因此而烦恼了，西伯格找到了替代品钚。1942年8月，大批量的钚在费米的那个实验室第一次被分离出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就是钚弹。
形势是相当喜人，曼哈顿工程总负责人奥本海默在辛苦工作之余，有时也会开车到附近的高岗上，望着新墨西哥州一望无际的沙漠，一边品着啤酒，一边想着另外一个半球的竞争者们不知道干得怎么样了。
德国的铀计划起点很高。在那里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里分离出纯铀235，也第一次观察到核裂变，即使从铀矿石储量来说德国也相当丰富，何况他们还控制了几乎整个欧陆的工业。平心而论，即使纳粹党最疯狂的时候，希特勒等纳粹党魁对科学家还是相当尊重的(犹太人当然除外)。因此海森堡对率先研制出原子弹颇具信心。
自从费米发现中子减速的机制以后，摆在人们面前的减速剂有石墨和重水两种。德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布雷格教授根据自己的推算认识到石墨实在是一种最佳的减速剂，当真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的费米正从美国杜邦公司一口气买了十吨上等石墨。布雷格马上要求位于拉齐步日的一家军工厂制造出一批特殊规格高纯度的石墨片，谁知道被该厂的总工艺师施密特狠狠摆了一道。施密特估计这些奇怪的石墨片有军事用途，于是在其中掺杂。布雷格拿到这些石墨片后实验当然是屡试屡败，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计算出了问题，于是彻底放弃了石墨，转而指望重水。重水当然也是不错，但整个欧洲只有远在挪威的一家重水工厂。英国的特工忒也了得，一次引爆就把几吨重水白白地流到了地下，海森堡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说不出话来。此时费米的反应堆已经在成功运转了。
再后来盟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德空袭。一次空袭警报之后，海森堡掸掸头上的尘土，走出防空洞，却发现自己的秘密实验室已经炸的连它妈妈都不认得了，他长长叹了口气，知道第三帝国的铀计划到此彻底破产。（从此刻开始，战争时摧毁敌方的核设施成了第一要务，二十年前以色列空军奇兵突出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此刻仍生死不明的萨达姆当时几乎气得倒仰。嗯，联网打红警时偶们也是这么干的！！！）
在战争后期，海森堡一帮人倒也逍遥，他们躲到乡下一个偏僻的地方，似乎已经被全世界遗忘。连粮食都成了问题，海森堡只好亲自出去挖土豆，在田里有时候抬头望望蔚蓝的天空他也在想，盟军的飞机会不会突然丢下这种超级炸弹，如果这样又会有多少同胞死于非难？不管怎样，他也只能安慰自己，多少也算是尽力而为了。
晚餐后哈恩，博克等人点起蜡烛在海森堡悠扬的钢琴声中开始讨论一些理论上的问题。随着战线逐渐延伸到德国境内，他们也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海森堡想起了家里的娇妻爱子，一刻也不能等了，冒着炮火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刚抱起最小的那个儿子还没来得及亲吻，美军的吉普车就开到了房门口。
美军士兵冲进来的时候，哈恩还在和人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争个不休，对此情形他先是一愣，然后用英语和美国大兵说道，“请少等一下，ok?我们的问题很快就讨论完了。”当夜这些人被临时关在附近一家农户的马厩里，一间隐隐散发着粪臭的马厩竟然一口气圈起来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算是千古奇观。
即使在战俘营里，这些生性高傲的德国人还是不服气，在他们眼里，实力强劲如他们都造不出原子弹固然是天意使然，那帮美国佬们估计也没戏。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他们和往常一样安静地吃着早餐，突然听到广播里报道，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被称作原子弹的超级炸弹，广岛全城尽毁，他们一齐放下刀叉，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
（六）
把时钟再往前拨一下，在公元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５时许，在新墨西哥州一个荒僻的沙漠里，奥本海默，费米，西伯格，贝特，费曼一干人等在微风中一齐望着远处那个尖塔顶端名叫胖子的怪东西出神。
每个人都是激动的难以自抑，其实激动倒是在其次，更多只怕是紧张。在打碎魔瓶之前，谁也不知道会钻出怎样的一个怪物。但是有一点大家均无异议，今天五点三十分之前的人类和五点三十分之后的人类永远不会一样了。
一向持重的奥本海默对这个爆炸比较悲观，认为不一定成功，军方代表，总统特别顾问基斯塔科夫斯基大大不以为然，他始终充满了信心，两人就此打了十美元的赌。费米则和人打了另一个赌：理论部的贝特估算此次的爆炸当量大约两万吨TNT，很多人根本不信会那么大，费米通过自己的计算支持贝特的结果，并和他们打赌，在第一时间让他们得知爆炸的当量。坐在吉普车里的费曼打得赌更奇怪，他和身旁的人赌自己敢不用防护镜直接肉眼观看人类第一次核爆，旁人当然不信，费曼通过计算认定自己是在危险范围以外的。
五点三十分正，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胖子“点火成功，首先是一道闪电掠过人们的眼睛，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一边缓缓上升，一边变换着自身的颜色，金色，金黄，深蓝，再到紫色，整片沙漠被照得通亮无比，然后火球变成了著名的蘑菇云，一直冲到三千多米高的空中，引起的气流甚至搅动了高达一万多米的同温层。
人们刚回过神，惊天动地的地震波就迎面扑来，这股震波不知掀碎新墨西哥州多少人家的玻璃，甚至远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研究所里的地震记录仪也忠实地记录了这次核爆。性情粗暴的基斯塔科夫斯基也顾不上震波，一下子从两米高的观测台上跳下来，朝奥本海默胸口就是一掌，急着向他讨要十美元。奥本海默早就被眼前的奇观惊得呆住，只是用梵语反复念着古印度名诗<罗摩衍那>中的一段“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不怕地震波的倒也不止基斯塔科夫斯基一个，费米从壕沟中一跃而起，把早就握在手中的碎纸片向空中撒去。望着被风刮得四面散开的纸屑，费米微一沉吟，就欢喜地喊叫道，“我赢了，这次爆炸的当量在一万八千吨和两万吨之间！”后来仪器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费米的估算。至于坚持要用肉眼的费曼，最后还是摘下了黑色护目镜，躲在吉普车玻璃的后面，成了用肉眼观察核爆的第一人。旁人忙紧张地问他到底怎么样，费曼慢条斯理的回答道，这种千载难逢的奇观不用肉眼看看，那才后悔终身那。
人类的一个新时代，原子时代，终于到来了。 休息一下，看到这个帖子的人，请在本文最后回帖时，将下面引号中的内容贴上，将获得意外奖励。 :-)
“牛顿不说话，他只是高深莫测地笑着。” 物理学与物理学家们(7)——卢瑟福ALPHA粒子散射实验暨量子力学发展史
你可以从一根连续的线上，随便剪下任意的一段长度。你也可以从一杯水中喝掉任意任意少的水。而物理学家们总喜欢把物体或者运动分成无穷小段来考虑，这已经成为惯例。反正拉丁语中有一句经典名言：自然不突变（Natura non facit saltus)。
而普朗克大声地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可能存在一点五或二点五个量子之类的说法。能量的最小份额就是一个量子所携带的能量，普朗克给出的公式是 。ν是电磁波的频率，而h则按照惯例命名为普朗克常数。这个原本拼凑出来的常数竟成了物理上最著名的三个常数之一，另外的一个是牛顿万有引力常数G，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c。黑体辐射的任何能量都是它的整数倍。
纵使普朗克在学界威望了得，大部分人也没有在意他的假说。但是有个年青人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他就是爱因斯坦。
造化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亲自接生的量子力学若干年后竟成他发誓也要扼死的对象，要不是玻尔一帮人的精心呵护，量子力学的命运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是解释光是如何射到金属表面打出电子的。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电效应。19世纪物理学最成功的理论之一是推翻了牛顿的光粒子学说，确立了光的波动学说，而迈克斯韦方程则将光牢牢钉到电磁波中去，无数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结论。
但是光电效应和看来确凿无疑的波动理论格格不入。简单点说，光更象一个个粒子钻入原子，并将电子硬碰出来，就象小孩子们常玩的弹子一样。而每一个粒子，按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能量不可再分的那一种。
几乎每个物理学家对这个解说都在大摇其头。关于光是粒子还是波的说法人们已经争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将光验明正身收了场。不料，爱因斯坦却将旧案翻了过来。
还是让事实来讲话吧。
检查的方法很明确，你不是赞成光是粒子么。那么所有的粒子都具有动量（质量与速度的乘积），那你找到光存在动量的证据不就完了。
重任落在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身上。
康普顿是个研究射线的专家。他既喜欢拉提琴，也喜欢打网球，而且由于出了名的力气大，不仅经常拉断琴弦，而且打出网球的速度简直比得上他研究的宇宙射线。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跑便全球测量各地宇宙射线的强度。
一次，他带上设备远赴墨西哥。在站台上，人们看到一个轻松的美国绅士手拄文明棍，后面跟着一大队被仪器压弯了腰的墨西哥小伙，警察检查行李的时候，认定他那宝贝仪器是用来造炸弹用的。可怜的康普顿即使衣冠楚楚，也不得不在龌龊的拘留室中留了一宿。
康普顿将X射线入射到石墨晶体上，并在其背面测得散射的X射线的波长有位移。这称为康普顿效应。
用康普顿自己在的论文《X射线在轻元素上散射的量子理论》作出的结语来说："对这个理论的实验证明，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辐射光子既带有能量，有带有定向的动量。"
看来原有的观念需要再次更新，人们不得不尴尬地接受光既是粒子，也是波的看法。
不要感到不习惯，这里蕴藏着一个更本质的思想，直接促使了量子力学的诞生，可是纵使天才如爱因斯坦当时也没有深想下去。
1911年的第一界索尔维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
索尔维本人是个比利时的化学工业家，曾因获得氨碱法制碱的专利而发了大财。这位科学致富的知识分子对物理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情有独钟，虽然自己在这方面无甚造诣，却可以请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来到布鲁塞尔召开国际性物理会议。
这次会议聚集了二十三位欧洲一等一的物理学人才。他们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报告。即使在距提出普朗克常数11年之久，普朗克仍小心翼翼地用上假设的字眼儿。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在那时也不过被认为是毛头小伙变的魔术而已。
两个宇宙常数，h和c都在那时提出，它们一个代表宏观，一个代表微观，但都没得到一致的确认。光速c是相对论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而没有普朗克常数，后来的量子力学无从谈起。
最后，会议的发起者，老态龙钟的洛仑兹站起来发言，老人的声音有些含混：
"非常有可能，在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讨论这些复杂混乱的问题时，在地球上某个僻静的角落，某一个思想家已经解决了它。"
所有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
没有人料到路该怎么走下去，因为此时--
26岁的尼尔斯.玻尔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卢瑟福手下当助手，每天揉着红红的眼睛苦无收获。
11岁的维也纳中学生泡利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到野外观察星象。
10岁的海森堡已经可以流畅地奏出巴赫的狂想曲。
9岁的狄拉克经常沉默地缩在教室一角。
3岁的朗道已显现顽强执拗的天性。 3
尼尔斯.玻尔是一个典型的丹麦人，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大鼻子。如果看到他父亲和兄弟的照片，就会明白这是他们家族的标志之一。
小时候玻尔就活泼好动，他经常喜欢顺着螺旋型的爬梯攀到钟塔的最顶一层，每每会引起在塔下的教堂中祈祷的大人们的阵阵惊叫。更奇怪的是小玻尔这么做既不是和伙伴们好勇斗狠，也不是为了眺望远处海港里的片片白帆，而仅仅想了解大钟的指针到底是怎么转动的。
很难想象一个几岁的小孩会对密密麻麻的齿轮感兴趣。但在玻尔家里看来这绝对算不上好事，这是玻尔的父亲一次下班回来发现玻尔坐在地上把家里唯一的大挂钟解构成一堆齿轮和发条时深刻意识到的。
很快小玻尔成为家里的义务修理师，但是经玻尔修理过的东西显然起色不大。慢慢大家发现，与其说玻尔是想把它修好，还不如说他仅仅是想了解其中的结构而已。
一次，玻尔选中了父亲那辆还算新的脚踏车，不过这可是个大家伙，一个人对付不了。玻尔发动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孩子们一番努力将车的飞轮卸了下来。到往上在装的时候可就犯了难。这时玻尔发挥了自己的天赋的领导才能，他有条不紊地指挥这个扶住车子，那个紧上螺丝，大家忙了一上午总算装拼成功，虽然第二天玻尔倒霉的父亲刚骑上去不久，飞轮就在主人的惊呼声中远远地飞了出去。
这是玻尔第一次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有些事情纵使是天才也不能独自完成的，若干年后玻尔组织一批人象拆卸那辆自行车一般拆卸原子时，心中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在玻尔读书的时候，小伙子在物理和数学上的逼人才气已经展现出来。他的弟弟海拉德，拆卸飞轮时的"帮凶"之一，亦是聪敏过人。在球场上，兄弟俩一个充任中卫，一个担当门将。但是球风凶悍的海拉德的辛苦往往被漫不经心的门将玻尔所废弃。往往当球朝球门直飞来的时候，玻尔的脑子里还在转着些复杂的公式。他命中注定不是来扑救这种黑白相间的足球的，而是一种叫原子的小球的。
这时的玻尔在学生中的印象是迟钝，不光踢球时如此，平时任何一件事反应最慢的就是此君。和小时相反，现在的玻尔更喜欢沉迷于哲学思辨中。除了哲学和足球之外，自小就手拙的玻尔更喜欢跑到实验室里去。尽管实验室的老师并不欢迎这个创造了一年内打破玻璃器皿的最高记录的学生。
一次，实验室里传来轰地一声巨响，连校长室里的人都给惊动了。秘书朝外看也没看就安慰慌乱的校长道："不要紧，肯定又是那个叫玻尔的学生给弄的。"
看来除了玻尔不足称道的实验技能之外，他的好奇心也委实过强了点儿。
但是此时的玻尔已经立志把物理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出手不俗，在一次科学院悬赏征求有关液体表面张力的论文中获得金质奖章，得到当时最有名气的物理学家瑞利的首肯。
这一年当真喜事连连。他的兄弟海拉德作为丹麦队国家队的中场核心在英国举办的奥运会中大显神威，而玻尔作为替补在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红白两色国旗。赛后，大鼻子兄弟成为丹麦球迷们议论的核心。多少年后，有人看到报纸上玻尔手捧诺贝尔奖的金质奖章的照片时，心里还在纳闷：这个大鼻子看起来怎么就这么眼熟呢？
不久玻尔的博士论文答辩就开始了，他的题目是《金属电子理论的研究》。他又创了一个记录，只用一个小时就以博士的身份离开了学校。希加德教授第一个发言，也只能从文法修辞方面挑些纰漏，其他人则都是不停的赞誉。
小小的答辩室挤满了人，大家都对这个年青人和他的理论感兴趣。不过更使记者感兴趣的是丹麦国家队的成员一个不少地都在那里，球员们都坦然承认他们听不懂玻尔兄弟的讲演，但这并不妨碍帮他们助威，不管在球场上，还是在答辩室里。
但是这次玻尔象在球场上无所事事的守门员一样显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他讲完匆匆拎起书包就走了，原指望看到法庭里类似的指控和辩诉的情形的人大失所望。
玻尔的理论太过新颖，以至没人能向他发问。
凭心而论玻尔对自己这篇花了两年时间准备的论文是不满意的，里面用了大量的经典公式推出意义不大的结果，他认识到要解决电子之类微观的东西，原有的观念必须舍弃。若是十年以后的玻尔看到这篇文章，他会飞快地揉作一团丢在废纸篓里的。
不过这几年也算没白过，至少他凭自己的才华结识了后来的玻尔夫人，当时年轻貌美的玛格丽特小姐。
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憩，玻尔来到了英国的剑桥。这里是公认的物理学的发祥地，如果一个学物理的没有来过这里，仿佛穆斯林没有到过麦加朝觐。在这座宁静的校园里升起过多少辉煌的明星呵。仅牛顿一人就称得上气盖百世。他的耳畔想起了斯宾塞的诗句：
"剑桥，我的母亲，
在她那顶冠冕上，
缀有多少睿智，多少冥思……"
当他漫步在三一学院时，总感到巨人牛顿的眼光在不远处盯着自己。牛顿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这里的每寸土地都留有他的脚印，他曾经坐在这里的草坪上和热心的学子们讨论上帝之谜，也许就是在这棵苹果树下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最终是他使三一学院的威名远播，而学院院长的职位成了学界荣耀的象征。
玻尔工作的单位就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他竟和主任卢瑟福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个身高体壮，声若洪钟，一个温文尔雅，慢声细气；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农庄，一个出身于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家庭；一个脾气暴躁，一个内向迟钝。再想找两个脾性反差如此之大的人只怕就不易，他们怎能谈的来呢？而且玻尔的实验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可卢瑟福总是一副信任有加的样子。
卢瑟福的想法是卡文迪许实验室能动手的人着实不少，但是真正具有物理头脑，并兼备深厚的数学功底的人并不为多。玻尔这个人看似迟钝，但他的思想磅礴大气，浑然天成，别人是万万比不来的。而卢瑟福本人的理论功底算不上突出，这就更需要人在旁边辅佐。
卢瑟福的成功的实验引起玻尔很大的兴趣，他整天纠缠于线圈和导线之间。闲暇的时候则是在思考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显然，这个模型也有经典物理所不能理解的内容，电子在核内如此高速地运转，如何能量不会耗尽呢？这个问题是致命的。
此时的玻尔有幸了解到普朗克的量子假说，或许卢瑟福原子中的电子也是受量子作用支配的呢？
他开始通过计算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往往从早忙到晚。连素来精力过人的卢瑟福也不由得叹服。但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捣蛋的原子是不肯轻易就范的。一切都是苦无头绪。
从此玻尔象换了个人一般。晚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幽灵在实验室徘徊，深夜里还听的见单调的皮鞋声。白天则一动不动的坐着，脸上仿佛失去了表情，眼睛也是浑浊的，简直是个痴呆症患者，连卢瑟福也暗暗担心了。
终于有一天，玻尔突然径直站了起来，冷静地说道："也许我知道了什么。"然后麻木已久的脸上微微泛出红润。
"你们谁能告诉我关于原子和电子的性质，越详细越好。"当玻尔准备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什么回过了头。
一个同事向他介绍道，原子的化学性质呀，磁性呀，旋转呀，光谱公式呀……
"等等，光谱哪有什么公式？"玻尔突然打断道。
"你会不知道光谱公式？"同事迷惑地望着他，但还是不厌其烦地讲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公式，如何解决了很多问题。
玻尔没等他说完，就飞奔图书馆。马上他就查到了那篇短短的巴尔末公式。这个公式因为形式完美，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知道，偏偏玻尔将它漏过。
玻尔那双锋利的眼睛仅仅扫过几行，他就听见自己心脏的强烈跳动了，找的就是它！ 那时侯人们研究原子最有效的方法是观察它的光谱。牛顿当年就让一束日光通过三棱镜，分成七种颜色，这实际上就是光谱。后来在19世纪，英国的沃莱斯顿和德国的夫琅和费分别发现了太阳光中总有几条暗线，后来发现暗线达上千条之多。
随着实验的发展，人们发现在酒精灯的火焰上撒上食盐（氯化钠），就会观察到一条宽阔的黄色光谱。这实际上就是钠元素本身的标志。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标志。只要该种元素存在，哪怕只有极少一点儿，也会观察出来。而太阳光中的暗线则意味着阳光在穿越这些元素时遭到吸收。于是我们只须对照一下光谱本上的光谱，就会查到太阳上有什么元素。有些神秘的暗线则意味着新元素的出现。然而原子发光的秘密始终没人给出合理的解释，现在轮到玻尔了。
中学教员巴尔末是在1885年提出这个公式的，那次也属偶然。他闲来无事，将氢原子的几条谱线的波长的数值当一般的数字游戏玩耍，它们是6526.79，4861.33，4340.45，4101.73等等。但是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每一个数字都是和一个自然数相关的，比如6526.79正比于 ，4861.33正比于 ，4340.45正比于 等等。
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可是谁也将它解释不了，在一次学界聚会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个物理学家为明天的远别在一家酒店干完最后一杯。小个的中年人紧紧拥抱着大个的年青人，并送他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大个的那个则终生也忘不了扉页题的词："什么时候解决了巴尔末的公式之迷，我一定请你在这个酒店痛饮葡萄酒。"小个的教授名字叫索末菲，大个的年青人叫德拜。，他们都是后来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玻尔可不这样认为，在向来充斥着小数点的物理学里居然会出现1，2，3之类的整数，这和普朗克的量子观点不谋而合。看来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鼓吹上帝偏爱自然数也是有其道理的。
光谱公式两个最普通的地方，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减号和数字3，4，5，6 的交替。玻尔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发现了真理。
减号的两端联系了两个和整数相关的量。因为第一个数减去第二个数，就产生了一分频率固定的光。而巴尔末公式里的平方的倒数使玻尔更是激动不已：电子绕原子核旋转时的能量也是和平方成反比的呀。这样说来，减号两端的量都是和原子能量相关的。事情到此再清楚不过了，光所带走的能量就是原子所失去的能量。原子发光看似神秘，说穿了却也很平常。
显然原子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象阶梯一样是一步步的。每个阶梯对应的能量叫做能级。每一个能级对于电子这辆微型汽车来说都是一条公路，可是调皮的电子可以从一条公路跳到另一条公路，而不怕交警递给它的罚单。当电子从高能级跳到低能级的时候，就会发出光线；当光线从原子经过的时候，就会将其中的几根光线吸收。无论发射还是吸收，导致原子能量的变化与神秘的普朗克常数有关。从而氢原子的各条光谱是由原子跃迁的始末能级，当然这整数有关了。
而且，玻尔断言在每一个能级上原子是绝对稳定的，不会朝外辐射能量。即使辐射能量，原子也是一次就发出的，发射完原子又恢复到稳定的状态。这样卢瑟福关于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解释，真是一举几得。
玻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交给卢瑟福看。不久他就收到答复：你的理论在解释氢原子光谱上算得上是完美卓绝，可是你又怎能把普朗克的奇怪理论和经典力学结合在一起呢？
实验物理学家接受新思想总是比作理论的人慢上一拍。卢瑟福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还不能理解普朗克那些无用的量子究竟会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扮演什么角色。
在他看来，一个电子就象是绕着花朵飞舞的蜜蜂一般。他提出反驳玻尔的论据是：请你说出电子从一个稳定状态跳到另一个稳定状态，它是怎样决定自己的频率呢？难道电子事先就知道自己该落在哪条轨道上？
玻尔当时就是一愣，迟钝的他不可能当场找到辩词的。不过玻尔是个痴迷的人，立时没想通的事情过后也要慢慢想。这时他的脑海里第一次升起"概率"这个词，电子从高能级跃迁下来，它到任何一条轨道都是有一定几率的，就象赌徒们扔下骰子，他也把不准自己会扔到1还是扔到6。这个观念最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从而引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辩论。
当时玻尔还想不到这么深远，但他觉得一个新理论出来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有一点合理的地方就应该来出来让大家讨论，何况它还很完美地解释了氢原子发光的问题呢。
玻尔斟词酌句地在论文中展出了自己的思想，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完稿。卢瑟福看了之后，笑道，你这篇论文未免也太长了，英国人可是跟你们可是不同呢，他们总是以简洁为美，而你们日尔曼更喜欢长篇大论。
可是在玻尔看来，从这篇每个单词都是心血的论文中删掉一些东西，还不如挖掉自己的肉呢。不过，玻尔也有办法，他将自己题为《论原子和分子结构》的论文分成三部分发表在《哲学杂志》上。
于是，玻尔著名的"三步曲"诞生了。
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玻尔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引入到卢瑟福的原子模型中去，并且提出能量的发射和吸收并不象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连续的，而仅仅是原子从一种稳定状态过度到另一种稳定状态时才具有的。原子处于通常的状态时，无论电子怎么转都是稳定的。
学界从玻尔造成的轩然大波中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玻尔提供实验证据。这对玻尔来说是傻眼了，但绝难不倒卢瑟福。他给他的老友伊万斯去信让他去测量氦气的光谱。
玻尔的论文中预言了皮克林和福勒发现的几条光谱线不是属于氢，而是属于氦的。当伊万斯这位实验老手将纯净的氦气充满玻璃试管并测量后，验证了玻尔的结论。
福勒本人不同意玻尔的结论，他这些即使是氦的光谱它们的波长也和玻尔计算的有偏差。玻尔则认定福勒所测到的只不过是被剥夺了一个电子的氦原子的光谱；经过修正玻尔把他这种偏离了的光谱也计算出来，和福勒的数据完全吻合。自此玻尔的大名和他的理论远播欧陆。
当在维也纳的爱因斯坦知道这个消息时，也是大吃一惊。他当即认为这是人类少有的重大发现之一，但是在一次聚会上，爱因斯坦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了句坦白话："
我想，可能在某一天，我也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可我没有勇气公布于众……"
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爱因斯坦，认为他的这个马后炮不过是在挽回自己的面子。爱因斯坦一贯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何况他当时正在从事高难度的引力理论，这一点也不损害他的形象。
如果把物理学家比作与上帝弈棋的人，爱因斯坦则是思路深远的高手，他深知这一步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最终将会使得概率观点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中与站上风，但这与他终身信仰的决定论思想是尖锐矛盾的。
若干年后，他孤身一人面对众多信奉量子力学的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我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
爱因斯坦和学界的分歧就起源于此时，但当时爱因斯坦是想不到那么多的。他以无比的兴奋赞扬道：
"这些不牢靠而且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原则，却足以能使具有玻尔那样独特直觉和理解力的人发现光谱线和原子电子壳层的一些重要定理，无论怎么看来都是一场奇迹。仅此一项，玻尔便可名垂千史。" 4
玻尔象个在田间劳作了一年的老农，现在他要收获他的果实了
他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了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俄国的门捷列夫提出来的。当时无论在什么人看来这都是人类的一次巨大胜利。门捷列夫根据周期表预言了几种新元素，类铝（镓），类硼（钪），类硅（锗）最后一一得到证实，从而元素周期表的名字传便全球。
玻尔根据自己的三步曲提出原子核外有电子在绕它转动，最简单的氢原子外层只有一个电子，然后随着原子序数而逐渐增加，并形成周期律。当时最多的是核外面有92个电子。它们在玻尔计算的轨道上一层层垒起来，象儿童们搭的积木一样。既然从没有人象玻尔那样对元素周期律的本质了解地如此深入，那么玻尔也该对元素周期律说些什么了。
这时卡文迪许实验室里精干的小伙子莫塞莱帮了玻尔的忙。他原来一直再和理查?达尔文（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孙子）联手在曼彻斯特研究X射线，当他一了解玻尔的理论，就找到玻尔要求合作。
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玻尔的理论不过是一堆数学游戏而已，而莫塞莱决心在X射线上为玻尔找到证据。他的想法是：X射线是从原子内部的电子产生的，那么我只要测得一系列元素的X射线谱，那么不就可以验证玻尔的结论了？
在实验室里人们向来公认莫塞莱的活力是不下主任卢瑟福的。从下午3点到晚上3点，他都泡在了实验室。很快他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一个长一码，直径一英尺的玻璃圆桶，在圆桶中心放上了一节玩具火车和轨道，在X射线的照射下，将盛着样品小车拉来拉去。
底片的结果是惊人的，它们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玻尔胜利了。
在论文中莫塞莱指出他的这种方法还可用来发现一些"失踪"的元素，并预言这些元素光谱的性质。以电量为一个单位，在一号元素氢和九十二号元素铀之间，只有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七十二和第七十五号元素没有发现。没有几年莫塞莱预言的元素均被找到。
自此莫塞莱成功地解释了周期律，这是当时与卢瑟福发现原子核，玻尔解释氢原子发光并称的物理学三大发现。而这三大发现本身又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了欧洲。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小伙子们都走了，波林去了兵工厂，弗劳伦斯和安德拉德当了炮兵，就连闻名学界的莫塞莱也穿上了威武的军装。
不过莫塞莱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背上步枪的。他本来作为杰出的学者，有权拒绝兵役的。但他作为英格兰人，国家开仗而自己龟缩在后方实在是耻辱。他脱下白大褂，戴上钢盔，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离开了实验室。在离开之前，他把心爱的仪器---X光机擦了又擦，并一再叮嘱手拙的玻尔千万不要弄坏了。
卢瑟福有力地握住了莫塞莱的手，并用他那特有的坚定的眼神向他预祝好运。而一向沉默的玻尔也絮絮叨叨地要他注意安全。
莫塞莱是天生的乐天派，他耸了耸身上的肌肉让忧心忡忡的人们放心。当他走出院子时，还传来他那高亢的声音："再见了，朋友们，我还要回来的！"
卢瑟福和玻尔以为他们的实验室办不下去了，适龄的年青人都在战场上，而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对实验室投资的兴趣都不大了。最重要的是赢得战争，哪还顾得上原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天玻尔心情惆怅地走到报告厅门口，往常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来听这位原子大师的讲座。今天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了吧，玻尔边想边走了进去。
大出玻尔意外的是，大厅里仍然坐满了人！所有人的目光中充满了激情。看来即使在最战乱的时候，也不能阻止人们对科学的向往。
玻尔和卢瑟福分外忙碌，很多人走了，剩下的活只能自己干。战争年月讯息也被中断了，他们不知道同盟国那边的同行们的研究进展到何种地步，更不知道实验室里那群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现在是死是活。他们在一起除了讨论物理问题，就是诅咒什么时候这该死的战争究竟会结束。
一天下午，玻尔顺手接过了看门人递给他的报纸，上面的头版是"海军大臣丘吉尔的疏忽导致加里波第半岛的冒险惨遭失败。"他也没有认真读，就塞在纸篓里。当时报上的此类消息实在太多了。
但是紧接而来的消息让玻尔和卢瑟福都大吃一惊，他们知心的同事，几个月前还活蹦乱挑的棒小伙，学界难得的人才莫塞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了。
莫塞莱死了！！
玻尔难过地弯下腰来直捶自己的脑袋，后悔当初该劝住他不要上战场的。而素来洒脱过人的卢瑟福的眼睛也闪出了晶莹的泪花。
玻尔怎么也难想象那颗无知的子弹是怎样击中了莫塞莱的心脏，而莫塞莱又是怎样倒在泥泞的战壕里痛苦地挣扎。当人类仅因击毙一个士兵而多了一枚爱国勋章时，金灿灿的诺贝尔物理奖奖章却注定不能落在这位极有才气的年青人身上，那年他才仅仅二十七岁。
天昏地暗的一次大战总算结束了，战场上幸存的小伙子们纷纷回到实验室，然而玻尔要离开实验室和陪他度过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并一起经历过战争煎熬的同事们了。他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另外开创一番事业。
卢瑟福一直送他到码头，一路上向来健谈的他沉默不语，倒是玻尔不停地找到话题。
海阔天蓝，远处的游弋的渔船还没来得及拆下炮架，朝阳下的彩霞似乎仍被硝烟所弥染。
玻尔登上船头时仍不停地向卢瑟福挥着手，他和卢瑟福心里都明白，如果玻尔不走，卢瑟福退休后一定会把当时这座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的主任让给他的，这是让任何物理学家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玻尔深知自己在实验上并无天赋，他决心回到哥本哈根去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所。
1920年9月15日，正是丹麦云雾弥漫的秋季，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挂上了招牌。选在这样的日子里，可能预示着这个研究所的一群年青人最终会为人类在迷雾中探出一条路来的。
玻尔是以怎样高兴的心情迎接来宾的呀，开幕式上坐满了物理学界的精英。玻尔用他那低沉的嗓音打动着听众：
"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展史上，一个人通常是不能确保自己是有所建树的。很可能出现一些障碍，只有新的观点才能克服它们。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只依靠个别科学家的天才。
在这里我们将持续产生具备科学方法并能出成果的年青科学家，这一任务要通过我们激烈的讨论来进行。在年青人作出贡献的同时，新的血液和新的观点也会问世。"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更令玻尔激动的是见到了久别的良师益友卢瑟福教授。这位教授和玻尔一家刚见面就把玻尔四岁的大儿子克里斯蒂安一把抱起来，
吓得小家伙伏在那个新西兰人宽阔的肩膀上哭了。
玻尔热情地带着客人们参观这座新建筑。走上几步台阶，穿过一扇双层大门，就来到了前厅和报告厅。报告厅里排满了阶梯式座位，前排是一面大得惊人的黑板，很多重要的公式将在这里讨论。
图书馆在二楼，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公园里恬静的老人坐在长椅上，而孩子们在草地上尽情嬉戏。
最上一层是餐厅，咖啡，奶酪和丹麦三明治是常年供应的。后来证明，在这里喝咖啡聊天所诞生的新思想比正式的讨论班上还要多。
其余的房间是实验室和办公室，但是既然挂的是理论研究的招牌，所谓实验室就形同虚设了，它经常成了闲暇时工作人员打乒乓球的去处。
当1921年1月18日，研究所正式开张后，玻尔把自己的书籍和文稿都搬仅办公室来了。他坐在办公桌前，掏出钢笔吸饱了墨水，在信纸上写下第一封信--当然是给卢瑟福。这个研究所很快就要成为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以来最负盛名得研究中心了。
1922年11月里的一天下午，伏在办公桌上奋笔急书的玻尔突然接到了从瑞典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电话里委婉地说道，玻尔教授最近是否有空到斯德哥尔摩来一趟？玻尔睁大了眼睛，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桂冠将落到自己头上，怎么不令人兴奋呢？他马上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自己的妻子。
结果一贯迟钝的玻尔又慢了一拍，几乎哥本哈根全城的人都比他知道得早，走在路上即使连街头卖冰淇淋的老头都向他打招呼表示祝贺，而他美丽的妻子不仅早就精心准备了佳肴，而且特地把家里珍藏的香槟酒拿了出来，一进门孩子们纷纷献上带巧克力味的吻。玻尔和家人们欢聚了一夜。
全丹麦的人都被惊动了，人们没有想到这个向来只出产小麦和牛肉的小国会出现一个大科学家。玻尔一回到实验室就被同事们抛的彩带罩了一满头，有人捧来了蛋糕，有人奏起了小夜曲。
世界各地的电报象雪片一般飞来，但是玻尔最先接到的自然是来自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里的那一封。卢瑟福在电报中祝贺道：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衷心祝贺你荣膺诺贝尔奖，而且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是对你杰出工作的最高确认，最后祝你在斯德哥尔摩愉快。"
文如其人，卢瑟福还是那样快言快语。玻尔手捧着电报深深地激动了，他回想起在实验室里12年来的日日夜夜，那些亲如兄弟的战友们，还有这位亦师亦友的新西兰大汉。
12月10日是诺贝尔的诞辰，也是诺贝尔奖颁发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积雪很深，斜斜的阳光下，印有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在微风中飘荡，这说明今天是多么重要的一天。
玻尔和当年的化学奖得主阿斯顿，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贝拿凡塔一起坐在了领奖台上。
"尼尔斯.玻尔！"当这个名字回荡在大厅中时，玻尔站起来向观众鞠躬致意。大会主席郑重地宣布："鉴于他在原子结构和原子放射性的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授予他诺贝尔奖金。"
然后按照大会的例程，玻尔要发表演讲。
他简要回顾了人类在最近二十年对原子结构的研究成果和自己提出的新猜想。
然后他宣布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元素周期表上第七十二号元素已经找到了，按照玻尔的理论这个失踪了的元素应该和第二十二号元素钛，第四十号元素锆的性质应该相近，而不是和它临近的稀土族的元素性质相似。
这是研究所里的好友海乌希送给玻尔最好的礼物。他和另一个名叫考斯特的荷兰人合作，用X射线分析了各种矿石，终于把这个神秘的元素找了出来。海乌希在玻尔受奖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这一喜讯，电话那端的玻尔沉默了一会，问这种新元素给起了什么名字，海乌希说就叫铪吧，这是取自哥本哈根的旧名哈弗尼亚的头一个音节。
讲到这里，玻尔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想起了莫塞莱，那个最早预言铪的小伙子，要是他今天在这里会是多么兴奋呀！
最后玻尔象预言家一般加上了告诫性的话，目前我们的理论还刚刚开始，还远谈不上完备，前进的道路还是曲折的，也许我们的思想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玻尔回到哥本哈根不久，就碰到了件尴尬事。当研究所的同事们还在高声欢呼铪的诞生时，一位头发花白的爱尔兰老化学家就提着试管找到了玻尔，他声称早在1913年就找到了这个神秘的七十二号元素，并且他早就为它取好了名字，叫做"锯"，以纪念爱尔兰的古老部落倨尔特人。
研究所里的人有的吃惊，有的愤怒，这不把玻尔多年的心血否认了吗？而玻尔本人在屋里转来转去。玻尔是个老实人，不知道怎么说服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而又不伤他的自尊心。不过最终玻尔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他：他的样品是经不起X光机下的检验的。可怜的老头儿还处在上个世纪用酒精灯和试管来研究物质的时代，他可从没见过如此设备庞杂的X光机，他徒劳地争辩了几句，最终还是悻悻地走了。
这只不过是研究所的小插曲而已，事实上当时很多物理学家，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对玻尔的半经典半量子的理论很满意的。
卢瑟福就曾经这样跟玻尔笑着说，我说尼尔斯，你干脆向物理学家们建议每星期一、三、五都采用经典的规律，每逢二、四、六就采用新的量子学得了。
在1913年因果英国的一次物理学例会上，人们纷纷请德高望重的经典物理学家莱列勋爵发表一下对当前物理学的看法。
老莱列首先说，自己作为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就不应该对物理学的新思想指手划脚，大家都被老人的坦诚所感动。但是很快莱列就加上了这样的话："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玻尔他们的想法就能反映自然界正确的一面。"
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德国年轻有为的实验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比玻尔还小三岁，就曾当众说道："要是他们（指玻尔）的胡说八道都是真的，那我只好转行了！"
威望向来孚众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逊根本不相信玻尔的理论，他认为玻尔任意规定的量子化条件只不过在掩盖无知。
革命的一派则怎么也找不到更新的想法。
解铃还需系玲人，玻尔自己引出的麻烦还得自己来解决，1922的玻尔虽然身获诺贝尔奖已算功成名就，但他当时发展的那套叫做旧量子论，这离量子力学的真正建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5
打破这个僵局先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人。
德布罗意踏入物理这行不过几年，但是他身份特殊，他是法兰西波旁王朝的王族中人九百年来唯一走入物理学领域的人，虽然他这一支家族曾为法兰西贡献了一个总理，两个议长，两个上将。德布罗意当时的称谓是亲王。这位亲王决心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皇室的后人也会象泥瓦匠的后裔高斯，农场主的儿子卢瑟福一样成为科学上的巨人的。
事实证明他不仅是皇室中的王子，而且在当时的物理学界也确实扮演了王子的角色。
在轰轰烈烈的一战中，德布罗意也走上了战场。不过他的职位还算安全，不过是个测绘员。但是战场上枯寂的日子也是很难打发的，他可不愿和无聊的士兵们整天甩纸牌。
他虽然取得过文学硕士学位，但在这段时间对物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风行一时的量子理论钻研甚深。不过他总隐隐觉到这套理论有缺憾，具体在什么地方一时也难明了。
一天晚上，他坐在土岗上一边思考一边望着夜空，突然一颗流星划过了天际，他的灵感马上被激发出来：
我们费了那么多劲来证实了光既是粒子也是一种波，干吗不把这进一步推广出去呢？比如说新发现的电子，我们以前总是把它当成点粒子，难道不能用波动观点去看待它？事实上，不光是电子，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和光一样的性质：波粒二象性。
我们眼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在象水波一样地振动着的，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么？
战争结束后的1924年，德布罗意把他的想法整理在博士论文《量子理论的研究》中。
古老的索尔蓬纳大学的答辩会上，人们交头接耳，都在议论这个这个文学硕士如何应对评委们尖锐的反诘的。
德布罗意在黑板上写下他那著名的公式：
这是用来说明电子的波长的，p就是物体的动量（质量和速度的乘积），h则是微观世界的钥匙--普朗克常数，λ则是波长。如此简明的公式蕴涵的意义是深远的，所以尽管他的论文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而且还引起评审委员会的人一阵骚动，但是还是主持答辩的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鼎力坚持下通过。
郎之万的评语是：
"这个博士生的想法近似荒诞，但是其中物理思想展现的很是完美动人。"
这个和爱因斯坦一样深信自然的和谐与美的教授心里尽管一百个赞成德布罗意的见解，但嘴上还是要跟评委们敷衍过去的。
当几天后他把这个博士生的思想转述给好优爱因斯坦听时，巨人罕见地沉默了好久，他送别郎之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此，一场伟大戏剧的帷幕被人掀开了一角。"
无论如何，德布罗意的这篇论文是人类历史上物理学上最出色的博士论文，1929年他凭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也开创了博士论文得诺贝尔奖的先例。
很快德布罗意的思想得到爱因斯坦的欣赏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还是崇拜伟人的，所以都认真地将他的文章读了几遍。这篇论文观点倒是很有轰动性，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都曾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从来没有人象德布罗意那样如此清晰地表明而已。
可是物理学究竟是一门实验的科学，不能仅沉溺在思想的深刻和数学的美妙上。
德布罗意提出了验证的办法，这跟当年康普顿证明光是粒子反过来，我们证明一下电子也有波动的性质就完了。最简单的是波动有衍射现象，即当电子准直地通过小孔时，并不是简单地在屏后打出一个亮点，而是和光一样出现环行的衍射光斑。
正如几年前如果搞X光最拿手的是莫塞莱的话，那么现在公认的搞电子的实验大师是亚历山大?多维叶。德布罗意毫不犹豫地找到了他，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不料多维叶撇撇嘴，对此不屑一顾，他当时正在忙着显象管上的电子扫描的工作。在他看来，德布罗意简直痴人说梦。
结果虽然多维叶在电视的诞生上作出了贡献，但他显然失去了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机会。
而另一个倒霉的先生戴维逊早在几年前他在把电子入射到镍晶片时，就发现那些奇怪的光斑，不过他是怎么也不能解释的。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只有理论才能决定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荒唐，但它处处得到了证实。
上帝把这个荣誉交给了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的儿子，G.P.汤姆逊。这个小汤姆逊成功地观察到电子衍射的图案，并于1937年获得诺贝尔奖。
实验证实还是几年以后的事，但先在理论学界引起的风波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首先是在瑞士的苏黎世， 在一次物理学的常规会议上，大家轮流作着报告，最后会议主持人是德拜，就是当年那个曾经发誓也要解决巴尔末公式之谜的人。如果和索末菲分手后他们再约定每当物理学有重大突破时就在那家餐厅里痛饮葡萄酒的话，那么他和索末菲要么就要沦为十足的酒鬼，要么两个人都要破产。因为这些年物理学的进展实在是只能用天翻地覆来形容的。
他把目光盯在了最后一排的教授薛定谔身上，"教授，听说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的思想被广泛讨论，您是否能简单作个报告？"
薛定谔站起来就侃侃而谈，他一直对这些方面很是关注。
然后德拜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您谈了这么多波动观点，可是您怎么不提出来一个波动方程呢，这在经典物理里是屡见不鲜的呀。"
两个礼拜后，薛定谔再次站到讲台上，他二话没说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公式：
然后转过身来平静地说道："先生们，我找到了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不亚于经典力学中的牛顿定律，它就是著名的薛定谔方程。
量子力学的正式诞生的第一天的面目就显得甚是诡异，人们尚不能明了它的规律，就提出了它的方程。仿佛没有见到人本身，就知道了他的长相。这也说明量子力学的建立并不需要深厚的数学功底，但对没有第一流物理思想的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
薛定谔发展这个方程看似偶然，却也是煞费苦心。刚开始他总想把时髦的相对论引入到方程中去，但是算得的结果总是面目全非。后来他干脆先放弃相对论，开门见山地将经典物理的方程直接转换过来。他原本就是研究波动的大行家，什么纵波，横波，光波，电磁波统通不在话下，很快他就模仿着写出了自己的方程。
这个方程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通过计算解释了以前不能解释的量子现象，甚至包括原子的发光问题。大家在数学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经典力学积攒了大量完美的公式可用。
不过所有人都困惑的是，方程中的ψ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薛定谔自己也搞不明白，注意，这不是一时不明白，而是一世不明白，至少他的理解始终没有得到物理学界主流的认同。
有人写过一首四行诗打趣道："
薛定谔的普赛（指ψ），
用处大的不得了，
只有一事尚不明，
普赛究竟为何物。"
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年青的日尔曼人在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量子力学。上帝是个蹩足的导演，他要么就不让量子力学出台，要么就一出来就是两个。
这时冒出来的明星，是后来被称为"量子力学总司令"的海森堡。当海森堡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听玻尔的学术报告就尖锐地指出几处错误时，玻尔就注意到了他。
海森堡出身德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古代语言和拜占庭历史学的教授。
他自小聪颖过人，老师给他的评语是："他既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又不放过问题的细节。"上中学时由于他认为一些基础课程过分简单，而转学高等数学和物理。甚至16岁的他还帮助一个要考博士的化学系女生复习高等数学，完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她懂了没有，反正自己是彻底掌握了高等数学。
他最喜欢是数学，尤其是数论。中学时就尝试证明过费马大定理和哥赫巴德猜想。这两者都是流传百年的数学难题，后者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因为陈景润的神话在民间被简单演绎成了证明一加一如何等于二。
他的钢琴演奏地非常出色，和爱因斯坦的小提琴被认为是物理学界的一时瑜亮。
1920年，他考入慕尼黑大学，本来他是渴望求师著名的数学教授林德曼的。但是当教授不经意问起海森堡最近在看什么书时，海森堡回答是在看一本名叫《时间，空间，物质》的书。这位教授显然是这类玄奥的哲学是深恶痛绝的，当即警告他说："如果看这样的书，那你在数学方面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海森堡悻悻地退了出来，至此他决定全心投向理论物理。
这时他遇上了量子论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个多年前和德拜打赌的那个索末菲。他是玻尔理论的大力支持者之一，玻尔的原子轨道和能级的理论经他深化后，成为更基本的索末菲量子化条件。这个工作如此干脆漂亮，连玻尔本人亦是击节赞叹。
索末菲的眼光很是了得，他一下子就从几界学生中找出海森堡和另一个叫泡利的新生参加他的理论物理讨论班。
这个泡利是后来量子力学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他被学界公认是"上帝之鞭"，因为他对物理中的各种理论几乎有种天赋的准确判断的能力。任何人把新理论拿到泡利面前都是簌簌发抖的，他只瞄几眼就能找到致命的错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辛劳几分钟内就可能化为乌有。而且你的争辩几乎是无效的，很多学界名流都会宁愿相信泡利这种屡验不爽的"超能力"，而不愿相信几十个高手的联名担保或者复杂然而精细的公式推导。
这两个人立刻形影不离，并将这种友谊持续了终生。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呀：身材纤细的海森堡总是潇洒地穿着风衣，而肥胖的泡利总是晃动着他的硕大的脑袋。海森堡更喜欢足蹬球鞋到处旅行，泡利则爱好在昏暗的剧院里品着咖啡看歌剧。但是他们在探讨学术问题时都是分外的认真，不过经常是海森堡费劲心机提出的理论被泡利谈笑间否决了。
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上测量弦振动频率的实验课。可是他们一边合作着实验，嘴里还在不停地争论理论问题。泡利原指望象往常一般几句尖锐的话语就将海森堡压得哑口无言，但这次海森堡不肯服输，他们干脆停下实验好好辩论，结果到快下课时才发现实验没有完成。
海森堡使个眼色，在两端固定紧的弦上轻轻弹了一下，泡利马上凑过耳朵听了一下就写下数据，而他们的"数据"居然蒙混过了关。其实，老师也在纳闷，平时这对笨手笨脚的活宝这次的结果怎么会和标准答案一样呢？
和大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样，他们两个的实验水平都很逊色。最古怪的还是泡利，他的毛病是所有的仪器在他手里一碰就坏，越是先进的越是如此，这几乎和他永远正确的批判本领一样百验百中。
所以即使他成名以后，还是成为各大宼 6
看来形势是一片大好。
但我们仍听到这样的话：
"量子力学很象这样的一种胜利：它让你先是笑上两个月，然后再哭上一年。"
另一个人哀叹道："如果真存在所谓的几率解释，我就绝对不能原谅自己搞过量子理论！"
第三个人在回忆录中承认："这只是刚开始，我们逐渐进入非常痛苦的境地，神经都要崩溃了。"
第四个人（干脆说明这是爱因斯坦，用第一，第二这样的代称未免太不恭敬）摇头道："我简直象一只鸵鸟，为了不看到量子那丑恶的面孔，宁愿把头扎入沙堆中。"
说这些话的人都不是藉藉无名之辈，而当时公认的先锋。说量子力学最终带来痛苦的是玻尔的首席助手克拉姆斯，哀叹的人就是薛定谔本人，承认紧张的人则是海森堡。
这时量子力学的第一前沿转移到玻尔的研究所来了。
海森堡一到玻尔研究所就深深喜欢上那里。所里的学术空气的自由气氛是前所未遇的。一群激昂的年青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子上高谈阔论，而老成的玻尔规矩地坐在第一排记笔记。他一般不率先不发表言论，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思维太慢，跟不上他们的步伐。
虽然每一项的讨论都是玻尔收底，然而还是有一些狂傲的学生指着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鼻子大声说他绝对不了解自己的思想。
玻尔毫不介怀，因为他明白，到明天早上所有的人都会领悟到只有自己最后提出来的解决办法才是唯一合理的。
饶是如此，玻尔出名的驽钝成为学生们茶后的谈资。玻尔为了调剂学生们的生活经常自己掏钱请大家看电影。可是和玻尔看电影是顶无趣的。在满脑子哲学思想的玻尔眼里所谓最好的电影无非是"懒汉农场大战"和"寂寞的守林人和印第安姑娘"之类的片子。大家看了两遍之后就腻透了，可是玻尔看到第四遍还在向边上的人问诸如"这个人是不是那个牧童的姐姐"，"是那个牧童开枪打死了那个想偷他姐夫牛群的印第安人么"之类的问题。
大家在研究所里一般都工作的很晚，好心的玻尔嘱咐茶房定时地送来咖啡，除此以外，玻尔还自告奋勇地给大家讲带有哲学意味的笑话，结果通常使得本就疲劳的人们更是哈欠连天。
要么就是找到报纸上的字谜游戏和大家一起猜，一般人猜一会就没了兴趣，可玻尔在这件事上也很认真，常常不解不休。
一天深夜，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蓦地玻尔的脑袋从门里伸出来，高兴地向人们欢呼道，我找到了。大家头脑中都浮现出当年的阿基米德从浴缸里裸身跑出的一幕，精神俱皆一振，但是玻尔后头压低声音说的话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原来他只不过是想说那个以ich三个字母结尾的单词原来是英国工业城市Ipswich。
玩笑归玩笑。不过研究所的每一个人从内心来讲都是对玻尔都是极端尊敬的。他慈祥得象父亲，随意得象兄弟，到哪里找的到这样的伙伴领导呢。
当时的物理学家们都有一种从天上落下的虚空之感,他们一直是踩在牛顿力学的坚实土地上的，这一次当真是天翻地覆了。
最忙碌的还是玻尔那里的人了，他们被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量子力学搅昏了脑袋。最好还是让两种学说的创始人亲自见一下面吧。
鉴于海森堡本人就在研究所，玻尔向薛定谔本人发出了邀请信。
1926年9月，薛定谔抵达哥本哈根。很多物理学家，还有一些业外人士都跑来看热闹，这下就可以一证真伪了。
在此之前，可以想象海森堡和薛定谔之间进行了怎样一场口诛笔伐。海森堡说一提起无聊的薛定谔方程就感到浅薄，而薛定谔指出海森堡那种复杂的矩阵理论不过是一种卖弄，至于所谓的测不准原理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海森堡原本指望找好友泡利上前助阵的，他本身就是一柄利剑。何况挑剔的泡利是从不可能同时信仰两种理论的。可是一贯正确的泡利在审查完薛定谔的理论后，唉声叹气地告诉海森堡自己委实爱莫能助。看来连泡利都快被整疯了。
但是海森堡这边的势力显然是压倒多数，研究所的兄弟们都支持他，包括威望了得的玻尔；而薛定谔是单身一人来应战的，陪他的只有那副戴了一生的宽边眼镜。
可是很快就发展成戏剧性的结果。薛定谔被一群人疯狂质问了两天两夜，始终没有屈服，但是双拳难敌四腿，只好躲到旅馆挂起了免战牌。海森堡他们本以为几天后这个倔人就会投降了。可是经过薛定谔几天在旅馆里彻夜不眠的计算后，他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居然证明了两种表述居然是等价的。他和海森堡两个人就象用两个民族的语言描绘一件事而已。
海森堡和一帮支持者大大地泄气了，而薛定谔则趾高气扬地出入讨论会，竭力地向大家推广他的新理论。
很快另一个里程碑似的喜讯传来，玻恩，海森堡的老师在哥廷根大学提出了著名的几率解释。
他找到长期困绕人们的ψ的根本意义，那就是ψ绝对值的平方代表了在空间那一点，那个时刻电子出现的几率，仅此而已。
这篇几百字的短文使他获得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可是这个观点意义极为深刻，可以说是整个量子力学的核心。
薛定谔当然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他向来认为ψ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波，和电磁波没有什么区别，而电子就在波上起伏，就象坐在马鞍上的骑手一般。
他本指望趁此声威正旺之际将玻尔研究所的人一举制服。但是长期沉默的玻尔终于狮子般地站了出来，他一直在寻找对ψ的合理解释，现在玻恩的理论一出来，他心里就起了朦胧的念头：量子力学终于要出世了！！
他认定当务之急就是要说服薛定谔接受几率观点。这下薛定谔可是要吃苦头了，因为玻尔的"痴"是出了名的。
尽管薛定谔曾经毫不畏惧地和一帮激动的年青人大声论战，但这一次仅玻尔一人就把他整得服服帖帖，他不用什么尖刻的言语，也没有颇具说服力的实验，更没有特别完美的数学理论，一切还来不及准备，但他整天一见到薛定谔就絮叨地说个不停，不管是吃饭，还是散步。
研究所里的人都在猜测，这次玻尔是八成找到方向了。他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向来是不置可否的，但是这次显然是动真的了。玻尔这个人的物理直觉之强当世无匹，虽然他向来反应迟钝，但是他认准的东西一般都是绝对正确的，即使包括泡利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
薛定谔不得已只好故技重演，称病遁入旅馆，这几天真是把教授累坏了，他很快坠入梦乡。没过多久他就听见窗户外面有异响，薛定谔大惊失色准备大喊有贼，可是刚开灯就看见玻尔那闻名的大鼻子紧紧地贴在玻璃上，天知道他那肥胖的身躯是怎么爬上二层楼的。
没等玻尔开口说话，薛定谔那声在历史上留名的牢骚震动了全楼："要是早知道我的理论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就不发现它呢！"
玻尔尽管在窗外冻得直哆嗦，但还是慢条斯理地回答道："先生可千万别泄气，全人类都会感谢你在量子力学上的贡献呢！"
第二天的结果是打着喷嚏的玻尔和双目红肿的薛定谔双双携手走进了餐馆。大家都认为两人要和解了，不禁都松了口气。连一直绷着脸的泡利也稍展了一下眉头，要是事情再不解决自己真的要疯掉啦。两派宗师一但携手，量子力学彻底建立就指日可待了。
薛定谔咽下最后一块奶酪，细心地擦净了嘴上的油渍，缓缓说道，今天我就要回去了。玻尔一愣，以为对方终于屈服了，正准备开口诚心邀他加盟研究所时，却听薛定谔冷冷地道：你们的几率观点我是怎么也接受不了的，虽然我也说服不了你们。多谢你们这几天的款待。
言毕，教授就卷起皮箱，扶正了眼镜，头也不回地迈步走了出去，夕阳在他身后划下斜斜的影子，只留下玻尔还在那里张大了嘴发呆。 7
研究所的人沉默了好几天，用海森堡后来的话说，当时真的都绝望了，他们都明白既然说服不了薛定谔，那就别指望说服其他更多的人。
更何况他们自己的理论还尚成不了体系，漏洞之多就更别提了。而且他们就仅有的一点苗头来看，量子力学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简直就是畸形。它所展现的世界就简直是歪曲而不可理喻的。
一次海森堡和玻尔一起默默地散步了很久，突然海森堡说道："难道整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荒诞不经的么？"
玻尔先是摇头，又重重地点了两下。
整个研究所的人进入最紧要的关头。饭固然是经常忘了吃，人们常常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按照海森堡的回忆，人们纵使跌倒在地都不会忙着爬起来，而宁愿就这样躺着思考几个小时。
不过，人们在苦闷之中总是要找些欢乐的，玻尔本人就是十分开朗达观的人。这时人们在也不再挑剔他的笑话无趣了，玻尔也常常说，我们探讨的事物实在太严肃了，严肃到只能和它开开玩笑。
大腹便便的泡利总是奇迹般地发挥他的妙用，这当然不仅是他那锋锐的思想，而更是在研究所内一号丑角的身份。每当海森堡一本正经地在黑板上讲述他的最新思想时，墙角处就出现尖利的反驳声。于是在众人的惊愕中，身著宽大袍衫的泡利粉墨登场，他总是爱引征浮士德里的诗句来阐明自己的看法。看上去他更象是歌德笔下那个灵魂出卖给魔鬼了的哲人，只不过胖得有些匪夷所思。
有时苦无出路的人们心中竟然升起这样的念头：如果真的能获得对量子力学真正的诠释，纵使把灵魂出卖给靡菲斯特也是不妨的。
几次人们隐隐找到希望，但泡利毫不费力地就戳破了。渐渐泡利成了人民公敌。一次，当来自俄国年轻的波拉柴科在黑板上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新想法时，泡利庞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可怜的小伙子立时缄口不言，泡利不紧不慢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几次他都以为泡利要从墙后消失却都又转了回来。
事后满头大汗的波拉柴科在晚餐上向人们叙述自己的险情，大家纷纷点头，均是心有戚戚焉。
慢慢地事情有了转机，这还是最先由海森堡突破的。他的着眼点是那个荒诞的测不准原理。
让大家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论当真勉为其难，如果在微观体系里连最基本的物理量都测不准，还要我们这些物理学家干什么。更何况这个原理引申出的东西更是闻所未闻，它指出我们不管测量什么东西，是永远不能测出真正的结果的，这和测量人本身的主观因素有关。
物理学自诞生以来就是纯粹客观的，当年为了把唯心主义从物理学中赶出去，从哥白尼到牛顿，一代代伟人付出多少心血，更有布鲁诺甚至把生命都丢在了宗教裁判所。难道一切都还要重新找回来？
只有玻尔从心里支持海森堡的理论。但是海森堡一时也找不来证据，一直就这么僵持着。
这段时间拌嘴最多的莫过于海森堡和泡利这两员干将了。虽说仅是学术上的探讨，但是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争来争去总会上火的。泡利的言语又是出了名的尖刻，一次竟然翻起了海森堡的老底，说他在博士答辩时连显微镜的构造这类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海森堡突然沉默了。
泡利脸一红，知道这次说过了分，正想低头认个错。哪知海森堡头也不回就朝图书馆奔去，边跑边喊："泡利，这是我们两个拌嘴这么多年来你说的最有价值的话了！。"
当晚的讨论会气氛沉闷，几乎每天都有新想法的海森堡一直坐在最后默默地想着什么，大家的发言也是无精打彩，玻尔看看手表正准备宣布散会。
这时海森堡突然站了起来，"且慢，先生们，我有话说。"
他径直走到黑板跟前写上"测不准"几个字，大家本来都是精神一振，但是见此又皆萎顿了下去，海森堡在这块黑板上不知把这几个字写过多少遍了，接下去不说也知道，无非是花样繁多的公式推导，然后很快被泡利的法眼寻出破绽了事。
可是这次海森堡在字下面画了一个大大的显微镜，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侃侃而谈：
假设一个抽去所有东西的真空的房间，我们用一个放大倍数极大的显微镜观察一束光入射进来的情况。
如果光撞到电子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观察电子是需要光才能看见的，如果我们观察到电子的真实位置，那么它一定会在光的撞击下摇摆不定，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测定它的速度。
为了减少光的影响，我们特意用频率较低的光，这样电子就会晃动的好一些，可以精确测量它的速度，但是频率变低导致光的波动性见强，我们看到电子的位置在光的衍射之下模糊不清。
总之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时测准电子的位置和速度的，设备再先进也不行，不光位置和速度是测不准的，时间和能量也满足这个奇妙的关系。
然后海森堡又用复杂的几乎可怕的数学对自己的"实验"结论进行了证实，他的理论可以计算出电子在空间任意一点的几率。
连同泡利在内，大家都被海森堡的套拳打昏了头。但是这个"思想实验"无疑是精巧完美的，颇具说服力。泡利垂下头想起几小时前的情形，哑然失笑，想不到自己最有力的批判却是来自那最尖刻的话语。
量子力学的中心思想既然被牢牢地揪住，那么整个理论的成熟就为期不远了。
最后集大成的是玻尔，他不仅整理了研究所里的全部成果，而且更深刻地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
世界上的真理都是有两面的，只有把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面结合起来看，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事物的全部，单看任意一面都是不够的。
玻尔把量子力学的根基建立在自己的互补哲学上，这引起的轩然大波却是是始料未及。在玻尔的哲学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几率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预言任何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而不能百分之百地准确断言，这决不是我们的理论不够发展或者实验条件不成熟的缘故。
还记得拉普拉斯在拿破仑面前的豪言壮语吗？陛下，只要给够了宇宙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我一定能够计算出宇宙任何一点任何一个时刻发生着什么事情。
这是多么完美的一个目标呀。古今多少物理学上的勇士跋艰涉险，目标就是获得对这个世界的确定性的完美诠释，尽管路途险狭，但是光明的前景始终召唤着人们。然而玻尔将这美好梦想一举砸灭。
难道我们始终还是在逆天行事，上帝的秘密终究不可破解？这对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如同是玷污了他们的神祗不可饶恕。
玻尔他们费劲心力也没能说服薛定谔，但是总算将他"撵"出哥本哈根，因为他也实在提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
不过玻尔也不算彻底地成功，他们虽然赶走了一只小豹，但迎来了另一只雄师，那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对哥本哈根那帮人自始至终都是持反对意见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
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象量子力学一般出世如此艰难，而且躺在婴儿床上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
8
最后出场这个人物也颇有传奇色彩，他的名字叫做狄拉克。
当二十年代初，这个英国小伙子获得布里斯托尔电气工程学位后正准备雄心勃勃地找份工作时，却发现自己失业了。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危机猖狂蔓延的时候，别说是个他一个刚出道的学生，就是连很多腰缠万贯的老板，也通常在一夜间变得家徒四壁。
他不得不向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请求一个博士学位，原指望躲过这几年大萧条的风头的，可是他一旦转入物理学的研究，就发现自己难以自拔。
狄拉克本身就是一个孤僻寡言的人，在大学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沉思默想。他基本上没有别的爱好，这和量子力学的其他建立者大有不同。
玻尔生就是个运动健将，海森堡的钢琴更是出神入化，泡利虽为人滑稽，但是对歌德的作品极有研究，德布罗意本身就有文学硕士学位，薛定谔不仅善于作诗，而且在生物学上也造诣颇深。而狄拉克只能对着书本和公式发呆。他在学校里唯一参加过的协会名字叫做"ψ协会"，是由物理爱好者组成的，但是他也没想到物理终究会成为一生的职业。
他深厚的数学功底，敏捷的才思都是学界公认的。一次在哥本哈根的物理学会议上，一个名叫西名的日本物理学家作报告。他不厌其烦地在黑板上列排了无数复杂的公式，连素以数学见长的玻尔都看花了眼。
人们沉闷地听了半天，突然狄拉克站起来，指出最后导出的公式中括号里的第四项符号应为负号。西名大吃一惊，难道他事先推导过么，可是这个公式是自己第一次展示呀。狄拉克很肯定地说，一定错了，你刚才在某个地方弄错了符号，而且是一共用错了奇数次。
事后一查当真如此。
但是他本人自认为最重要的发现却成了最大的笑柄。那还是在他和一位教授太太闲谈的过程中他一直盯着女士打毛衣的手。夫人抬起手来很惊讶的问，博士，您又有什么新发现么？他半天不言语，然后一拍大腿叫道，我找到了另外一种织毛衣倒着用针的方法。当夫人迷惑地看他用手比画了半天的之后，禁不住大笑起来，原来"顺织"和"反织"是妇女中流传几百年的织法。
狄拉克早期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狄拉克方程"，它第一次把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统一了起来。不过这个方程导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数学上预言出还存在一个和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的"负"世界，在这个负的世界里，所有的物质都具有负的质量和负的能量。
更奇怪的是在那个世界里如果我们想把物体朝前推，则必须向后使劲。来年各个两个物体如果撞到一起，不仅不会各自弹开，反而会以更快的速度一起向前奔去。
而且这些性质怪异的反物质不仅仅是存在于宇宙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而是就充斥于这个世界的每一角落。按照狄拉克的说法，我们所在世界的所谓真空都是整整齐齐地布满了反物质的组成元素之一--正电子海，这就是所谓的狄拉克海。
刚开始大家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这不过是狄拉克为他的理论所虚拟的假象而已。然而在1931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尔森在研究宇宙射线中的高能离子束，为了测得电子的运动速度，他把电子引入一个强磁场中，结果电子一半顺时针旋转，一半逆时针旋转。这两类电子性质完全相反，如果碰在一起就会瞬时湮灭成光。
后来人们在能量极高的加速器中还观察到反质子，反中子，如此一来反物质的要素就找全了。但是我们至今也不能在宇宙中确认哪个地方存在反物质，如果有的话，它和我们这个空间接触的边缘一定会发生惊心动魄的大爆炸。试想正反物质一旦碰在一起就会是质量就会象一减一等于零一般灭于无形的，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 "释放出的能量委实可怖。
但是现在宇宙中还没有发现这种爆炸，可能我们的观测范围是不够的，要么就是上帝是个偏心眼，他没能创造出和真实世界等量的反物质来，不过这与千百年年来人们所习惯并依赖的对称美是格格不入的。
另外狄拉克方程的副产品是推演出电子的自旋。就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同时自身也在旋转，电子本身也在象一个陀螺一样飞转。 最早在1925年由乌伦贝克和高德斯密特提出的这一观点，他们当时都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当他们的导师外出度假时，两人在一起合计如何作点让老师惊喜的工作，找来找去最后落到了电子的自旋上。他们忙了几天终于将稿子写好，并寄给了一本物理学期刊。
然而导师回来耐心地听完二人的报告后，冷冷地说，你们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难道没有想过如果电子有那么大的自旋的话，那它的边缘上物质的运动速度就会超过光速了么？
二人恍然大悟，准备追回稿件，但是杂志社回话已经出版了。两人只能尴尬地对笑一下。
谁也没把这两人的工作当回事，可当胖子泡利懒懒地坐在躺椅上，随意浏览到这篇文章时，登时慌着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原来他这几天一直在为自己的"泡利不相容原理"苦恼，这篇文章帮了大忙。
所谓"泡利不相容原理"是泡利研究电子运动时提出的一条神秘的定理：两个运动状态完全一样的电子是不能处于同一轨道。如果电子仿佛在一条条轨道上飞奔的汽车，按照泡利这位大肚子交警的规定，一条轨道上是不允许跑两辆小车的。可是偏偏有的电子不守交通规则，照样两辆车挤在一起。泡利急得抓耳挠腮也没有办法。
现在就好说了，因为电子有自旋，当然就有顺时针转的和逆时针转的，显然跑在同一轨道上的电子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这两个电子就算不上是状态完全相同，跑在一起也是不妨的。泡利的原理又得以自圆其说。
泡利就得意洋洋地在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努力阐述他的理论，可是泡利平时就"积怨"过深，而且那些人稍加分析就可以找到电子自旋的弊病。所以无论泡利怎么舌战群儒，都丝毫不占上风。
后来泡利干脆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儿童玩的陀螺，在讲台上转了起来，努起嘴道，绝对没错，电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包括玻尔在内的一群聪明人都围在讲台上对着陀螺指指点点，有人用照相机记录下这个珍贵的镜头，至今照片还保存在玻尔研究所里。
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泡利腆着肚子兀自争个不停，海森堡双目斜睨，一副不屑的神情，而玻尔则一如既往瞪圆了双眼陷入深思。
历史证明泡利是对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电子简单看成转动的实体，而自旋更是电子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性质，就象它的电荷，质量一样。
从那个时代到今天又是七八十年过去了，很多风行一时的理论早已烟消云散，又有很多原被认为亘古不变的真理亦未得善终，但是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却始终站稳了脚跟。无怪泡利一直把自己的不相容原理看成是生平的得意之作。
到狄拉克这里自然就把自旋概念从方程里引进来了，至此电子自旋之争才算是告以段落。
狄拉克后来获得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的席位，这是牛顿当年设立并终身担任的，仅此一点就可以想象狄拉克在英国物理学界泰山北斗般的地位。
量子力学最后在他手里终于被极为美妙地形式化，成为一套逻辑清晰，结构缜密的一套体系。他的那本经典著作《量子力学原理》更是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写的书最大的特点是简明深奥，要求读的人必须全神贯注。
当后世的学生们能以最为迅捷明了的方式掌握量子力学时，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大宗师的。 物理学与物理学家们(8)——夸克与十一月革命
"夸克……夸克……夸克……"
三只海鸟伸直脖子，
一齐冲着绅士马克。
但除了三声夸克，
马克一无所得，
……
乔伊斯《芬尼根彻夜祭》
尼尔斯?玻尔率众完成量子力学之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仿佛卸下了重担。显然，自然界最后的规律也找到了，接下去就是如何运用的问题，物理学的终结似乎又是指日可待。
连最为悲观的泡利，在写与友人的信中也曾提到："自此我们夜晚就能安然入睡，留下的不过只是数学上的问题，我本人打算再干两年物理之后，就去从事生物学或者撰写回忆录，很难想象物理还能剩下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
到了1932年，人们更是舒了一口气，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很多认为量子力学无法解决的现象又得以自圆其说。原子核的结构人们到此一清二楚，所有的微观粒子不过就是带正电的质子，不带电的中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和早就为人所知的光子。质子和中子质量相仿，而电子的质量是他们的几千分之一。
大物理学家狄拉克精妙的方程又展示给人们一个奇妙的"反物质"世界。紧跟着安德森的实验确认了小电子的孪生兄弟"正电子"，人们一阵惊叹之后也就沉寂了下去。说来说去，整个世界还不是由这几种粒子构成？还能有什么奥秘呢？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一位日本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汤川秀树。
日本自从1853年被美国军舰强迫开放经商口岸之后，就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并马上延请了一位法国人和一位英国人来作教授物理，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物理学还分为"法国派"和"英国派"。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的留学生求学欧陆，西方人看到他们通常以一种狂热的武士道精神来学物理，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谁也不曾意识到这种精神其后可能带来的危险。
到1907年汤川秀树出生的时候，日本的物理学就已经颇具规模。最令日本人自豪的一点是， 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第一人，所受的教育全部是在日本国内完成的。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汤川秀树成绩的取得是靠自学。他在学校里更喜欢的是和另一位头脑敏锐的年青人，朝永振一郎，一齐讨论深奥的数学和物理学问题。后来，朝永振一郎在理化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曾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而汤川秀树一直在大阪大学执掌教席，直到1948年受聘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
在1935年，汤川就在对原子核的研究中提出一个新理论--介子理论。此时人们已经发现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能够紧紧结合在一起，一定是一种既不属于引力，也不属于电磁力的第三种力在起作用。这种力的性质人们只能简称它为强相互作用，因为力道之强相比引力或者电磁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细节的一些问题却没人能说的清楚。
汤川是仿照电磁理论来建立他的介子理论的。原子核与电子的电磁力作用有光子产生，同理质子和中子间的作用力也应该有一种类似光子的媒介，这就是介子。这种想法事后人们觉得似乎很是自然，但汤川是想到这一点的第一人，而这离卢瑟福提出原子的核结构已经十多年了。
这种扮演媒介角色的粒子很快在汤川的论文中暴露无疑。他通过简单的估算预言出这种介子的质量是电子质量的200倍。这篇短小的论文是发表在国内的日文杂志上，当时物理学界的高手们谁都不会注意这个东方小国的研究成果的。汤川曾经拿着文章找到当时在日本讲学的玻尔，孰料玻尔看了一眼就向这位矮小的东方人反问道："怎么，汤川先生，你难道想说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别的粒子？"
当时所有的人都迷醉于物质那种简单然而完美的结构，连玻尔也不例外。
两年之后，英国的安德森和尼德迈耶在宇宙射线中突然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粒子，而且质量正好是电子质量的207倍。消息发表出来时，整个日本都轰动了。
然而不久就有人在实验中证实这种粒子质量上虽然与汤川预言的相仿，但性质上来说绝对不可能是介子。汤川接道消息后当时就如坠云雾中。
这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预言好的偏就发现不了，不知名的却不知就从哪里就会突然冒出来。
幸好出身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鲍威尔在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上用核乳胶探测的方法在宇宙射线中真正发现了介子的轨迹，汤川至此方松了口气。
这位鲍威尔先生的乳胶照相法一下子风靡物理学界，几乎全球每个实验室都拥有类似的装置，自此新粒子的发现就层出不穷。
不过总的来说在千万条宇宙射线中观测到新粒子的几率还是很小的，而且要从乱七八糟的轨迹线中找出几条陌生的，单就这一点来说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未必及得过一个记性甚好，心思又细的普通妇女。
后来各个实验室里干脆雇佣成千上万的妇女来帮忙。战后欧洲一片废墟，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倒给很多人提供了宝贵的饭碗。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明白，经济最为衰败的意大利，何以一下子成为世界新粒子的发现中心。 汤川的想法最大的受益者倒并不一定是鲍威尔先生，尽管他由于π介子的发现而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奖，而应该是那个有着"量子工程师"美誉的费米。
这次费米将他在物理上的另一半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类比汤川的模式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β衰变理论，解释了中子如何衰变成为质子，而在衰变过程中电子和另一种名叫中微子的神秘粒子又是如何起了类似介子一般媒介作用。
中微子是所有微观粒子中最奇异的一个，至今它的性质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比方说它的质量，直到去年日本科学家才勉强测出质量的上限，大约比排行第二轻的电子还要轻上一千倍。至此人们仍不能咬定中微子就象光子一般，质量一定就是零，这涉及到我们对整个宇宙空间的一些基本认识。
最早从理论上断定中微子存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泡利。原先β衰变是一个很挠头的问题，因为衰变前后能量不守恒！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何以又产生如此骇人的变故？ 倒是泡利慧眼独具，他马上指出一定是一种未被人发现的粒子带走了损失的能量。而且他还神妙地预测出了中微子的各种性质，比如质量接近于零，不带电荷，自旋是1/2，满足著名的泡利不相容原理。
最后一条性质使得泡利尤为得意，因为此时泡利已经把他那著名的不相容原理扩展到所有自旋为1/2的粒子，包括质子，中子，电子等等。这里的自旋不妨联想一下飞速旋转的陀螺，但实际上自旋已经和质量，电荷一起成为描述一个粒子的基本性质。
尽管泡利对他的见解自视甚高，但很多物理学家并不买帐，反对的最是厉害的是海森堡，但是在理论和实验两片阵地上都颇有一席之地的费米坚定地站在泡利一边，自然他被泡利视作多年罕遇的知音。
跟着费米发展的一套理论将β衰变中所有的矛盾一扫而空，甚至以本世纪九十年代的目光来看费米的理论，仍是完若美玉，无瑕可剔。而在1956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两位物理学家终于在核反应堆中将中微子找到，更是将费米的设想牢牢钉实。
而费米在发展他的学说的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寻到一种新的作用力，这种力的大小界于电磁力和强相互作用力之间，被称作弱相互作用力。
自此自然界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四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人类从蒙昧混沌到一只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而戏剧般引出的万有引力，足足跨度几千年，然后又过了几百年才找到电磁力，而在二十世纪不到几十年的时间内突然两种古怪的作用力又横空出世。抛开偶然的因素不说，由此亦可足见物理学发展的迅猛态势。
说这后两种力性质古怪，是因为人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公式来描述，也许是用于描述它们的数学远超人类目前所能理解的水平；而引力和电磁力相比来说，物理学家几乎所有的预言都是应验不爽。 在实验上飞速发展的同时，另一种新兴的理论也在趋于成熟，为粒子物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这就是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建立的量子场论。
原先的量子力学倒不是有什么致命的错误，只不过在处理各种相互作用的时候实在有些力不从心。而我们知道，所有的相互作用反映在场中，如果把场也量子化，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类似的想法还在量子力学刚诞生的时候就由海森堡和泡利提出来了，他们处理的是最简单的电磁场，而且当时解决一些问题。等到美国的奥本海默插手量子场论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他经过精心的计算指出如果按场论的处理方法电子的质量和电荷就会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有人提出重整化的观点，认为电子总是被虚光子和虚电子--正电子对包围，真正计算时无穷大的结果就会相消。但是任谁稍看一眼筹划的方案都是目瞪口呆，计算量之大实非人力所能及。不少人都认为场论风光的日子看来是到头了。
但是随着二战中微波技术的发展，实验中又发现了氢原子的光谱仍有极小的分裂，是称"兰姆位移"。这迫切需要场论的精确解释，所以各路理论物理大师们都不得不硬着头皮披挂上阵。
其实最早提出重整化概念的外斯科夫经过巧妙的化简曾得出和实验相近的结果。他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想法介绍给另外两位大师，费曼和施温格，这两人分头回去重复外斯科夫的计算，但都他的结果有所偏差，更令外斯科夫发愁的是，他们的计算结果偏偏完全一致。 外斯科夫意冷心灰之下将他的理论全盘放弃，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结果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一时间的缺乏自信，竟使他丧失了得诺贝尔奖的机会。
1948年在宾西法尼亚州举办一次物理学会，这几乎是理论物理学界自1927年索尔维会议之后声势最大的一次聚会，包括玻尔在内的一大批极负名望的大师都前来出席。
不过这一次会议倒是都让一批后起之秀风光占尽，一代新人催旧人，这是不争的规律。
首先发言的是施温格教授。他面无表情地出现在黑板前，左手捏着薄薄的几页讲义，右手攒满一大把粉笔。
尽管施温格教授宣称这是他再三简化之后的结果，熟悉他的人都暗中叫苦不迭，为自己吃不上午饭担忧起来。
施温格教授是出了名的书呆子，自小就是在类似修道院的环境下长大，从来不看数学和物理之外的书籍，话也不轻易说，除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他的天才人所共知，18岁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博士学位，29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他最擅长的就是推演各种复杂的形式理论，属于费米极为反感的"经院物理派"的代表。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位冷似磐石的教士先生数学达到极高的水平，在当时的物理学界来说只怕无人可及。
年青的时候施温格醉心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考证，他曾和爱因斯坦年并肩作战，一起为寻找量子力学几率解释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他提出来的"隐变量"理论试图把量子力学还原到决定论中，这曾激起轩然大波，虽然大部分物理学家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大家对他显露出超凡的数学才华还是衷心钦佩的。
听他的讲演几乎是每个人都极不情愿的事情，施温格的理论很少展示鲜明的物理思想，而都是大段数学公式的堆砌，不管你怎么全心全意也很难当场领会他的思想。可是在施温格看来，当今的物理学已经发展到非以繁复的数学公式来解决问题不可的地步，那些概念清晰，数学明了的东西早就被人挖掘一空，剩下的都是坚硬的顽石。
施温格话语不多，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板上写他的公式。每写完一整版，他就停下来，端起桌上的咖啡慢慢品上一口，木然的眼光透过厚厚的镜片将听众们扫视一遍。到后来桌上满满一大瓶水都让他喝了个精光，而讲演的时间也将近是预定的四倍。
大家真是不能明白这位先生怎么就能从几页讲义推演出如此丰富的内容，要知道其中有多少眼花缭乱的公式，符号，定理，而他居然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丝不乱。
施温格还尚意犹未尽，下面的人却都坐不住了，开始他们还能马虎跟上，后来就仿佛乡下人听一群沙龙里的艺术家高谈后现代主义，简直是不明所以。
最后玻尔站了起来，说道："首先我们应该为施温格先生高超的数学手段 喝彩，他真正让人大开眼界。"说到这里玻尔瞥了一眼施温格，这位绅士僵硬的脸庞上居然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用说因为他为自己的那套数学有人理解而大感欣慰。
"然而"，玻尔话锋一转，"对于我们学物理的人来说，简洁就是美，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所以我认为一定有某些更清晰的理论隐藏在后，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施温格愣在当场，手里的粉笔微微摇动，不知道是否还应继续讲下去，但脸上平静得一如往昔，根本看不出有失望，惋惜或者不服的神色。
全场顿时一片静寂，突然一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走上讲台，还未说话就开始笑起来："先生们，我来讲几句好么？"
大家先是一愣，然后也都跟着哈哈大笑，因为这个年青人飞快地将施温格先生的大篇公式擦个精光之后，却象幼儿园的顽童一般在上面画了一些希奇古怪的图案。
有人就当场喊出声来："别闹了，费曼先生！"
古往今来的大物理学家脾性各异，有的谦虚谨抑如爱因斯坦，有的大智若愚如玻尔，有的古板如施温格，有的高傲如泡利，但从未有人能象费曼一般如此天马行空，放浪不羁。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美术系的人请去画裸体画的物理学家，而他也曾几次偷偷打开装有原子弹机密文件的保险柜，留下几句警告性的话语之后悄然退出，害得几位情报部门的高官都引咎辞职。他既可以和爱因斯坦，玻尔那些旷世学者一起讨论最高深的学术问题，也可以混迹到赌馆，舞厅等一些场合和赌徒，舞女聊得热火朝天。
理查德?费曼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如同迪斯尼乐园走出来的米老鼠，他最大的目的仿佛就是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是笑声不断。
费曼自小就是一个不拘小节，异想天开的神童。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以聪明绝顶但恶作剧不断而闻名全校。他在学数学的时候完全采用的是自己一套独特的公式，比如画一只兔子代表x等，有时候连老师看到他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一些记号都是忍俊不禁。费曼的解题过程虽然没人能够理解，但是答案一贯准确无误，这曾使他得意过很长时间。
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大学原本是以培养掌握实用技术的工程师主旨，曾经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制作一个实用而且精美的工艺品才能毕业。费曼虽然就读的是物理系，但他显然在那里如鱼得水，很多小花招，包括几分钟内打开保险柜，在同学面前表演神秘的"心算"，在乐队里大敲架子鼓等等都是在那里学会的。
费曼向来不喜欢别人把他看成知识分子，而宁愿被看成一个普通的男子汉。他一听到别人谈到诗歌，文学或者艺术之类高雅的字眼的时候，就连忙躲到一边。在他心里，也许只有膀大腰圆的钢铁工人，吹着口哨的西部牛仔，粗声粗气的美国大兵才够得上男子汉三字。
战争期间费曼穿上向往已久的军装参加了秘密的曼哈顿工程。可想而知纪律森严的基地和飞扬跳脱的费曼是多么的不相适。他也曾不知轻重地开过几次玩笑，但被长官黑着脸训斥之后就老实下来。
枯燥的生活使这位年青人闷闷不乐。一次，大数学家冯?诺伊曼看到他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他究竟怎么了。
这位诺伊曼先生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之一，而且为完善量子力学的数学体系亦出过大力。费曼一向对他很是钦佩，就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诺伊曼微笑地拍着他的肩膀道："何必自寻烦恼呢，你根本没有必要担负这么多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开心，不光让你自己，也让周围人。"
费曼的脸上立时笑容重现，他把这几句话牢牢记了一辈子。
闲暇的时候，费曼经常给同事们表演惊人的"心算"，其实费曼焉有这等本事，他只不过把几个基本常数记熟后简单地进行一些加减乘除罢了。大家被他的本领唬得都是一愣一愣，惟独同屋的维格纳，也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始终不动声色。
费曼决心露一手给他瞧瞧，有一次维格纳外出的时候他故意把实验室里的计算机线路掐断。等他回来的时候，费曼弄了些复杂的计算任务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交给他，自然费曼早就把答案背得滚瓜烂熟。
维格纳稍看了一眼就算起来。费曼在门外正想象维格纳求助自己时假装一阵心算后报出答案的得意情形，谁知道没过几分钟维格纳就推门走了出来，给出的结果居然和费曼掌握的完全一致。少么？"
"11083.06。"维格纳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曼惊讶地叫起来："计算机不是坏了么？"
维格纳抬起头，更吃惊地道："你是的说写字台边的那一台么，上个月就出问题了，不过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一向是用脑子和笔的。"
费曼最后绝望地喊道："你能一口答出5.5的5.5 次方是多
自此费曼再也不轻易表演心算了，他把心思更多地花在如何打开保险柜上面来。
当时很多关于原子弹的秘密文件都放在总部的保险柜里，而管理员是一个傲慢自大，几次给费曼难堪的上尉。费曼连夜潜进办公室里去，开保险柜他是老手了，仅凭转动数码盘的咔咔声他就能大致判断密码是什么，不几分钟就能把柜门弄开，并在柜中显眼的地方留下字条，上书"鬼精灵到此一游"，"我是纳粹"，"看来管理员的智商并不怎么高呀"之类的话语。他一想到第二天管理员当着将军的面打开保险柜时的尴尬场景就禁不住好笑。
不久后将军居然亲自找到他，开门见山就问道："费曼，听说你很擅长开保险柜。"
费曼吓得腿都哆嗦了。
然而将军并不在意，继续说道："我屋里的这个保险柜密码忘掉了，你能帮着打开么？"
"当然可以。"费曼总算定下心来。
他夸张地要了两柄铁锤，三把钢锯，然后请将军和门外围观的人稍作回避。费曼把门关上后，稍转了几下数码盘，就把柜门打开，在其余的时间里，他就用锤子和锯子把柜门毁得稀烂，声响之大几乎整栋大楼的人都听得见。
将军很满意费曼的杰作，但没过几天他就命令所有大楼里的保险柜必须重新换过。
新保险柜装上之后，费曼无论怎么也试不出密码了，这使他大为光火。不料健忘的将军又一次把密码忘掉，不用说又把专家费曼请来，不过专家这次也无能为力，将军只好从生产厂家那边请来技术人员。
一个中年人叼着烟卷全副武装地走了进去，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晃晃悠悠出来，保险柜开了。费曼马上把他请到酒吧里，他知道那些明晃晃的十八般兵器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这位老兄倒也是直人快语，几杯啤酒下肚，就告诉他全部秘密，原来每批保险柜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个内定密码，而将军他们居然懒得连这个密码都不换。
费曼肚里暗暗好笑，从此保险柜的失密事件又是层出不穷，很多至今仍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档案上记录在册。 最令费曼吃惊的是一次他在酒吧里和舞女的谈天。有个浓妆艳抹的女郎盯了他半天，突然说道："您大概是位物理学家费曼吧。"
这是费曼第一次在此种场合被人识破身份，表情有些不自然起来。
那位舞女不依不饶，继续说道："您应该认识盖尔曼先生，或者施温格先生吧！"
费曼险些把嘴中的酒水一口喷出来，盖尔曼也是一位出名的物理学家，跟自己关系再熟不过，他也喜欢来这种地方自己倒是从无耳闻，至于她如何识得从不露头的老夫子施温格，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更令费曼吃惊的这位女子居然把他们几人最近的工作说了个大概，虽然有些专业术语用得不够准确。
费曼哪里还有心思跟她闲聊，连忙借故告辞，边走还边心有余悸地想，这个世界怎么变得连我都快认不出来啦？退到门口，才看见那位舞女的座位上放着一本最新的《时代周刊》，盖尔曼，施温格和自己的相片位于封面最醒目的位置上，不用说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原来如此，费曼擦擦头上的汗。
不光在生活上，即便物理学上的费曼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只知道瞎胡闹的狂人。但是他们都看走了眼，费曼算得上是整个时代最机智的物理学家。
他对量子力学的原先的表示方法极为不满，干脆自创了一套路径积分的方案，很多人初看几乎笑掉大牙，但后来证明，这是和薛定谔的波动方程，海森堡的矩阵力学鼎足而三的重要表述，量子场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当费曼处理到重整化问题时，开始也是被骇人听闻的计算量吓得半死。但他又想起了小时侯的花招，一条直线就代表一长串公式，一条波浪线又代表另外一串，如此一来计算倒是大为简化，只是公式变得有些惨不忍睹，他可不管这些，只要有用就行，这是美国人典型的实用主义的作风。
多亏费曼找到了图解的办法，即使在今天，所有物理系的学生一看到课本上有施温格名字的地方就烦厌倍增，因为这意味着后面不知还要紧跟多少费解的公式，而看到费曼时则大多喜笑颜开，简单地写写画画就解决很多麻烦的问题，单就这一点来说费曼对后世学子就算得上惠泽无穷。
但在那次大会上，尽管费曼陪尽小心在黑板上画着一个又一个迷人的图案，台下众人仍是神色不善，尤其玻尔一直铁青着脸。到后来，玻尔又一次忍不住站了起来，不客气地道："费曼先生，我的建议是您应该重新进学校好好重修量子力学。"
这次会议不欢而散，但此后人们逐渐发现施温格和费曼的方法都可以用来处理场论里一些最复杂的问题，尤其费曼的图解法更是堪称经典。慢慢电磁场的各类问题全部迎刃而解，场论在电磁场中的分支量子电动力学(QED)成为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理论。
精确到何种地步呢？电子的磁矩，原先单纯用量子力学来算偏差极大，而经过量子电动力学的修正，实验和理论的误差被控制在100亿分之一的范围内，而且显然误差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实验那边。人类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理论能象量子电动力学一般如此精确地预言自然界。
看来施温格和费曼当之无愧是量子场论中收复河山的人物，但事情到这里没完，远在日本的汤川秀树的好友朝永振一郎也曾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对量子电动力学的基本看法，他的路数虽然复杂不堪但与前面二人全然不同，由于战争期间讯息的阻隔，当美国的同行们知道后，已经是1949年了。
所有的人看到朝永振一郎的文章后都面面相觑，一下子出来三种不同的解释，看起来又都说的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世界上当真奇才代出，美国的戴逊居然完美地证明出这三种理论完全等价。他只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彻底弄通这三种理论的人。界于玻尔始终顽强的反对，这三人直到1965年玻尔逝世后才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戴逊在给他们每个人发的祝贺电报上只有两个字，"终于"。
当施温格接到祝贺他的诺贝尔奖的电话时，他正在给研究生讲课。他在电话里只是简单地说了声"知道了，谢谢。"，然后回到课堂继续他那些复杂公式的推演。不料研究生们也同时知道了这个喜讯，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一个个跑出去筹办庆祝晚会去了，只有施温格一个人孤单地站在讲台上，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上最后一个公式的最后一个字母。
当费曼接到电话时，他反问了对方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听说在诺贝尔奖领完奖后，必须双手捧着奖章，眼光平视着国王一步步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子上，真是这样么？如果一不小心摔倒那多难堪呢？"为此费曼还特地在学生面前反复演练，突然费曼又发奇想，如果我在领奖的时候象青蛙一般一边倒退着蹦回座位上，一边嘴里呱呱地叫个不停岂不更妙？
他在学生助威的爆笑声中企图改练蛙跳，幸好消息传来领奖人完全可以转过身走回自己的座位上，要不然这位科学顽童只怕真要演出一场轰动天下的闹剧了。
尽管新粒子的数目不断增加，但人们对此仍不满意。因为所有的新粒子都只是在宇宙射线中找到的，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把笨重的实验仪器一次又一次搬到高山上去，因为在那里宇宙射线受到的阻碍才稍微小一些。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揉搓着山风刮裂的脸膛，依旧无所收获，尤其是宇宙射线中的新粒子几乎被发现殆尽之后。
所有人的梦想是能直接在舒适的实验室里能够一边品着咖啡，一边观测新粒子的诞生，而这个梦想直到劳伦斯先生的加速器诞生之后才真正实现。
欧内斯特?劳伦斯，祖籍挪威，但他本人倒是充分具备了冒险开拓，一往直前的美利坚精神。美国诞生的物理学家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很少有人大谈玄妙的哲学思辩之类的问题，清晰实用一贯是他们研究的主旨，这可能与美国人率真的天性有关。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劳伦斯更象是一位发明家，一位堪与爱迪生相媲美的大发明家。而他在公众舆论中藉藉无名，无非是他发明的加速器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影响甚微，但在物理学界来说，很难再有比这更重大的贡献了。如果把人们对粒子世界的探知比喻成一场战争的话，劳伦斯教授无疑是那个发明了枪炮的人。
在他所在的伯克利辐射实验室中，汇集了一大批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学的精英，人们在理论问题上经常可以和这位威严的领导发生激烈的辩论，但在技术工作的细节上从没有人会班门弄斧。劳伦斯先生根本不聘用专业的维修工，事实上也很难找到比他更精熟加速器的各个构件的人。一旦出了故障，他会亲自带着钳子和螺丝刀爬上高大的加速器，每一颗螺钉，每一根电线都细细查过。
他的观点一贯是只有想不出的，没有做不到的，所要付出的只须是埋头苦干和灵活的头脑。
灵活的头脑有时比埋头苦干更起作用，回旋加速器的发明便是一例。当时造加速器的最大目的就是让粒子获得更大的速度，从而具有更大的能量，在激烈的碰撞中就可能出现一些新粒子。而让带电粒子加速，唯一的办法是将粒子置于电场里。如此一来，电场两端的电压须得极高（几十万伏甚至更高），加速管的长度也必须极长（几十米以上）。
单是高电压倒也罢了，这几十米长的真空加速管的造价就让人目瞪口呆，更何况那时的真空技术远谈不上完备。而劳伦斯另辟蹊径，他将加速管作成圆饼型，利用粒子在磁场中的偏转轻易地就把各类粒子加速到极大的能量，而所需的电压仅是市电即可（220伏），圆盘的半径也不过是一米左右。
自此各国之间就掀起了一场高能加速器之战，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唯一能和核武器及空间科学上激烈竞争相媲美便是加速器的竞争，而这方面政府投入的金钱比起前两者来说一点也不见得少。
每个国家都有她引以自豪的巨型加速器，这几乎成为一个国家的科技象征，美国有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和斯坦福的直线加速器，欧洲有大名鼎鼎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中国有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只须鸟瞰一下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便知其规模。整个加速器的半径已经是1公里，在中心矗立的是一栋16层的双塔型控制台。若说整个实验室完全是堆建在金钱上的一点也不过分。铺设管道的表面层镀的都是贵重金属，而长大几公里的粗大管道全部抽为真空，单就耗电量而言，就不下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即便如此，地球上最优秀的实验室里引出来的粒子最高能量也不过是几十千兆电子伏特，比起宇宙射线中测到的最高能量一万亿亿电子伏特差得仍是极远。
物理学家们竭尽全力在实验室里模仿宇宙诞生时的粒子状态。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整个宇宙大约是200多亿年以前由一个点突然爆炸膨胀而成，那个时候整个宇宙的能量（包括质量）都集中在那个点上，那里的粒子能量之高更是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学本身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单凭一时心血来潮就个人组建一个实验室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了，即使是几个好心慈善家的捐款也无济于事，只有政府能够提供如此之巨的资金。而且就政府而言，他也是尝到甜头的，比如二战期间的曼哈顿工程。 只有财力充沛的国家才有资格领导物理学的发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使是天下首富的美国也为动辄几十亿的投资伤透脑筋，唯一能够遏止加速器的发展势头的就是金钱。
如此众多高能加速器的建立并没有使所有的物理学家高兴起来，当然不是发现的粒子太少了，恰恰相反，是太多了，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前的实验室尚能算是新粒子的博物馆，那么几年之后简直就是难民营，前后一共有900多种"基本"粒子脱颖而出，那些认定自然界由很少一些基本元素组成的物理学家们各个大跌眼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十年代的粒子物理学家更象18世纪的化学家，他们当年也是在为寻找各种物质的组成元素而大费周章。
摆在物理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千奇百怪的新粒子中找到某种秩序。当然首先是按质量排队，质子，中子，以及比它们还重的各类超子被统一划为重子，电子，中微子，μ子归为轻子，质量介于二者之间的如π介子，K介子之类被称为介子。
这些粒子还可以再分下去么？哲学家倒是口气笃定，物质当然是无限可分的。如果还能再分下去的话，自然首先应该从重子和介子着手，它们过重的质量早就引起人们的怀疑。
还在1949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杨振宁和他的导师费米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介子是基本粒子么》的论文，他们建议π介子是由中子，质子和它们的反粒子组成，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质量都转为能量存储在介子内部，这倒可以勉强解释介子的质量何以只是质子或中子质量的十分之一。但是一时找不到实验证据，人们只能姑妄听之。 首先找到突破口的是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他是世界公认的粒子物理中权威中的权威。在1966年伯克利召开的国际粒子物理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粒子物理学家会聚一堂。那时的粒子物理已经发展得规模初具，大家都觉得很有必要就这些年的发展作些报告， 在这种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上哪怕只发表五分钟的讲演都会荣耀终身的。有人拿出纸笔将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会细细分成十分钟一段，但是即便如此各国来宾仍是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最后一人提议道："你们也别争了，干脆都让盖尔曼一个人讲就行了。"
所有在场的人无一提出异议。
最后还是盖尔曼带着自信的微笑讲满了全场。
盖尔曼首先把杨--米尔斯理论拓展到强相互作用中去，借助群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李群很快找到了粒子的八重法分类方案。在他的理论构架中，任何粒子必定属于八类表示方法中的一种。
盖尔曼本人是最擅长给各种新理论起名字的，这可能与他父亲是位语言学家有关。盖尔曼小时侯各科成绩极为优异，但他宁愿一个人躲在屋里啃读那些发黄的语言书籍而不愿去教室。他最大的愿望是掌握十五门以上的语言，而不是在物理学上有所建树，这个愿望直到他学通了斯瓦希里语后才算大功告成。
他起的八正法这个名字就是源于佛教中八种免除人生痛苦的劝说。有人说他在宣扬东方神秘主义，对此他非常愤慨，物理学可是绝对不会跟任何形式的神秘主义扯上关系的。
八正法的分类非常成功，盖尔曼据此预言出一个新粒子--Ω粒子，不久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就证实了他的预言。能如此成功地预言新粒子，在物理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自此，粒子物理翻开了新的篇章。
学界被这颗耀眼的新星弄得眼花缭乱，很多人都加快了研究步伐，惟恐被盖尔曼后来居上。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粒子物理学聚会上，人们在一起第一个话题就是"你们谁知道盖尔曼最近在干些什么吗？"
但是没过多久这句话又变成"可怜的盖尔曼走入死胡同了。"
这位盖尔曼先生的确走入了死胡同，他在企图寻找粒子更为基本的结构时苦陷泥潭，因为他隐约发现这类更基本的结构具有极为奇异的性质，比如说，分数电荷。自本世纪初汤姆逊发现电子，人们都是公认电量最小的单位就是电子携带的基本电荷，可是现在居然有人认为还存在电量是电子电荷三分之一一类的结构，岂不让人笑歪了嘴巴。
盖尔曼首先把他的新理论通知正在大洋彼岸讲学的导师外斯科夫。外斯科夫刚听他说了几句就打断道："这可是越洋电话，我们不要把钱花在此类无聊的游戏上好不好？"
但实验物理学家中倒是刮起了一阵旋风，他们都发了狂一般在加速器和宇宙射线中寻找带有三分之一基本电荷的古怪粒子，人人心中都清楚如果找出来无疑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题材。有人猜想可能在早期的宇宙中存在这种粒子，于是又考察高山的岩石，海底的地层，地面的陨石甚至从月球上带回来的岩石样本上却仍一无所获。当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最后盖尔曼又突然站出来宣称这类基本结构被永远禁锢在粒子的内部，是不可能观测到的。全世界的实验家无不心中暗骂，单凭他的几句不知深浅的话就耗去了大量的钱财和精力，而理论家聚在一起的第一句话又变成"看来这次盖尔曼先生真的要进疯人院了。"
可此时的盖尔曼埋头于他的办公室中，听不到外面的怨声怨语了。在他的论文中，他创造性地引入了这种比强子和介子更基本的结构。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他居然把几百种千奇百怪的粒子用三个更基本的单元象拼七巧板一般拼了出来。可想而知他的心中多么激动，这可是与当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相媲美的发现呀，至于理论物理学家们的不屑一顾，实验物理学家们的冲天怨气都一边歇着吧。
盖尔曼本身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和科学顽童费曼成为至交好友。
最后的工作又是盖尔曼的拿手好戏，给这三个古怪的新单元命名。他静下心来一想，这些可怜的小家伙还未出生就倍遭世人的冷眼，干脆来个恶作剧，就叫它为夸克(quark)吧。他读过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芬尼根彻夜祭》，乔伊斯的小说向来晦涩难懂，变态得无以复加，他不但随手引用各种语言中最偏僻的俚语，甚至把单词里字母的顺序都颠倒得乱七八糟，但只怕正是这一点才大合精通语言学的盖尔曼的胃口。
在那本书中有一段马克先生的诗行：
"夸克……夸克……夸克……"
三只海鸟伸直脖子，
一齐冲着绅士马克。
但除了三声夸克，
马克一无所得，"
夸克是苏格兰一种野鸭的叫声，称得上是鸟类研究专家的盖尔曼对此是再熟悉不过了。一种叫作上夸克，一种叫做下夸克，另一种叫奇异夸克。质子就是由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组成，中子由两个下夸克和一个上夸克组成。
每种夸克都有自己的"颜色"和"味道"，这次盖尔曼大概是幽默到头了，怎么听起来这些夸克都象是餐桌上的布丁。
全部重子和介子的基本结构都找到了，至于那些电子之类的轻子它们本身就没有更基本的单元。盖尔曼认定夸克只有三种，倒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当时发现的轻子一共就三类，电子，μ子，中微子。
自然界存在一种神秘而又和谐的对应关系。
不久实验方面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第四种轻子，与μ子相关的中微子被找到，以前的那种中微子则仅是电子性中微子。格拉肖，一位红发的理论物理学教授，马上意识到一定还有第四类夸克与之相对应。 如果说盖尔曼先生的夸克理论已经是空中楼阁的话，格拉肖则更是企图在这晃晃欲坠的楼阁上再加盖一层。
格拉肖得蒙施温格教授的真传，施温格先生经常在第一天的课上莫名其妙地在黑板上写下一大堆公式，学生们在底下抄得不亦乐乎，但在第二天和学生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上节课我推导的公式全部错了。"不过格拉肖最是欣赏老师这种坦诚的风格。
他将第四种夸克的英文名称"charm",意思是有魔力的，中国的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将之译为粲夸克，不但音近，而且意同，信，达，雅三美俱备。
这种夸克倒也真算得上魔力非凡，1964年格拉肖就提出来预想，十年之内都没有任何人找到这种夸克组成的粒子。
在所有此类粒子中结构最简单就是由正反粲夸克组成的介子。格拉肖一直对此寄有厚望。但到了1974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举办的一次介子专家的例会上，忍了十年之久的格拉肖再也受不住了，他与所有与会的人都打了个古怪的赌，在明年的下一次例会上只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粲夸克依旧发现不了，那么格拉肖当众把自己的帽子吃下去。
其二，粲夸克被在座的介子专家发现，那么大家一起开香槟庆贺。
其三，粲夸克被外行的物理学家发现，那么所有在座的介子专家都要把自己的帽子吃掉。
就在当年的11月，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美籍华人丁肇中以及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实验室的里希特同时找到了这种介子，粲夸克的存在被证实了，这就是轰动物理学界的11月革命。夸克再也不是可笑的玩偶，而是真正的物理实在。
在第二年举办的介子会议上，格拉肖得意洋洋地看着那些介子专家们，因为无论是丁肇中还是里希特都应该算是介子物理的外行，他正在疑惑这些彬彬有礼的绅士们怎么实践他们的诺言，突然就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服务员给他们每人端上一盘糖果，就是形状象墨西哥草帽的那一种。
随着轻子数目增加到六个，相应的夸克也增加到六个，新增的成员一个叫顶夸克，一个叫底夸克。1977年就找到了底夸克，当然是皆大欢喜，顶夸克就费事多了，直到1995年才由费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找到，实验测量的各项性质与与理论预言地奇迹般吻合。
到今天为止，粒子物理学界共认的就是如下的标准模型。
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粒子一共有三代：每一代都由两个夸克和两个轻子组成，而且一代比一代重。列表如下：
第一代（轻） 第二代（稍重） 第三代（重）
夸克 上夸克，
下夸克 粲夸克，
奇异夸克 顶夸克，
底夸克
轻子 电子，
电子性中微子 μ子，
μ子性中微子 τ子，
τ子性中微子
标准模型的最后一个预言是超重的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如果它被找到，无疑又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到正是雄心勃勃的粒子物理学家的头上，1993年他们满怀希望的20TeV×20TeV超导质子对撞机意外被政府中止了，两千多名高能物理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面临失业，余波影响之下，很多著名实验室的科研经费也遭缩减。大概美国政府也终于吃不消动辄上百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了，而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都坚决反对白宫把钱投入到这场无聊的消耗中，要知道一亿美元就能为几万失业工人提供丰厚的救济金。
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家倒是希望标准模型大难临头，最好证明希格斯粒子根本不存在才好。因为标准模型本身也是繁琐之极，它的基本组成少说也有61个之多，其中正反粒子48个，规范粒子（例如光子，传递夸克间作用力的各种胶子）12个，希格斯粒子1个，有无第四代还尚在未知之数。
物理学向来是以简洁为美，这个模型看起来就这么令人生厌到不如推倒之后重新来过，但奇怪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与标准模型相矛盾的地方，除了尚待确认的希格斯粒子之外。
理论家们的工作本身也远称不上完善，当夸克模型建立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在电磁场中大发神威的量子场论运用到夸克的强相互作用上去，这就是名噪一时的QCD，量子色动力学。但是它可不象它的兄弟量子电动力学那般出色，各种预言能说准百分之五十那就算是出奇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强相互作用实在太复杂了，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上帝终于出手蒙上了人类的眼睛。 物理学与物理学家们(9)——低温下的奇迹
--凝聚态物理的发展
1962年1月7日，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奔驶在苏联南部的高速公路上，几分钟之前有位莽撞的醉汉将一辆伏尔加轿车撞出路基，车上的一位中年人当时就是不省人事。
新闻界对此事仅仅略微提及，但整个苏联的物理学界都被深深震动了，苏联的知名物理学家几乎全部都聚集到医院里，有的人甚至连夜乘飞机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赶来。冬日的严寒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驱赶到屋内，有人在医院门外苦守了一夜，长廊上一排排的烛光摇曳不定，这是古斯拉夫人的习俗，如果烛光能保持一夜不灭，那么病重的人一定会得到康复。
岂至苏联，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行动起来，已经步入垂老之年并且久病缠身的学界领袖玻尔亲自安排了第一流的医生远赴莫斯科，这在针锋相对的冷战期间是极为罕见的
这位幸运的伤者昏迷了整整四十天后，终于能够开始说"谢谢"。但是他那第一流物理学家的头脑终究是钝化了，即便如此，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仍是由他荣获，甚至诺贝尔奖基金会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第一次打破惯例由瑞典驻苏大使代为宣发。
他的名字叫做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他在凝聚态物理中的贡献，仿佛玻尔于量子力学。
众所周知，复杂的物质形态可以分为三类：气态，液态，固态。凝聚态就是指后面两者，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不同，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种常见的金属，合金到新型的半导体，超导材料，从玻璃，陶瓷到各种聚合物和复合材料，从光学晶体到各种各种液晶材料都是属于这一范畴。凝聚态物理本身也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门类最为繁复的物理学的重要分支。
凝聚态物理根源于固体物理。早在19世纪，人们就对固体中的晶体结构就颇有研究。晶体在我们这个世界满眼皆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常见的食盐，晶莹璀璨的水晶都是晶体，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有着排列齐整的微观结构，这在物理学上被称之为点阵。
1848年，法国物理学家布喇菲就成功地导出了晶体空间的14种排列方式，对应着32种对称类型，囊括了所有的2000多种晶体。这是在物理学上第一次运用了群的观念。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最重要的物理理论只有两个字，一个是"群"，一个是"场"，不管在粒子物理，还是在凝聚态物理中都是如此。
1912年德国的劳厄发现了X射线在晶体上的衍射，这不光在固体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都值得大书一笔。因为人类自此可以通过衍射的花纹观察到微观物质的结构，在1953年英国的生化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通过X射线的衍射推导出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的遗传之谜。
紧接着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汤姆逊的学生，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X射线谱仪，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聚在他门下，包括曾经帮助玻尔验证旧量子论的莫塞莱，他们通过X射线探知了各种复杂的结构，并且整理出一成套规范的操作流程，为此布拉格获得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当30年代末卢瑟福谢世之后，布拉格就接任了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这是一个倍受注目的席位。前任卢瑟福曾经率领着实验室中的年青人在核物理的研究上取得过突破性进展，当时在世界上都是声名赫赫。但布拉格一旦接手，他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固体物理中。 很多人对这般轻易地放弃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感到不可理解，布拉格微笑地向他们解释道，在核物理上我们英国人已经教会别人怎么做了，接下去也该干些别的了。
他还大胆支持一些边缘物理学的研究，比如借助X光对蛋白质和DNA等生物大分子结构的探测，利用战后英国空军废弃的雷达改造成射电望远镜，这都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课题。
一些人对研究所不再搞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大失所望，但布拉格无疑是极有远见的人物，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盛时的风光已经过去，现如今一步步在走下坡路，在需要大笔资金投注的高能物理上英国是无法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竞争的，倒不如利用手中的设备另外开辟一些新的领域。
在布拉格的卓越领导下，他们开展了广义晶体学，电子晶格成象技术，扫描显微镜等研究，并为今天的如日中天的材料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凝聚态物理的另一个源头就是低温物理。早在1823年，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在一次氯气实验中就偶然发现密封的试管壁上出现暗绿色的斑点，他试图把试管拔下来，结果发生了爆炸，双眼都被炸伤。但他也猛然省悟到那绿色的斑点一定就是液化的氯气，只要加大压强，任何气体都会液化的，而液化的温度通常是极低的，这为人类制造低温创造了条件。
到1845年的时候，法拉第就已经几乎全部液化了所有的液体，并且制造出一系列低温库，最低温度达到过-110c，但奇怪的是有六种气体始终液化不了，它们是氧气，氮气，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甲烷。
法拉第之后，人们完善了各项低温设备，并且采取逐级降温和定压气体膨胀的方法把这最后六种气体也得以液化。1895年英国的化学家从矿石中分离出一种新元素氦气，如果能把它液化必然又能使温度更加接近绝对零度。
当在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实验室担任主任的昂纳斯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满有理由相信这个能液化氦气的第一人一定是自己。
从1882年`昂纳斯刚接手实验室的那一天起，就决定把把实验室的全部研究方向确定为低温物理。经他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之后，该实验室已经在低温方面已经是首屈一指。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低温物理的权威。
昂纳斯也是历史上明了如何创立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的第一人。很早他就在莱顿创立了一所技工学校，专门培养仪器制造工人和玻璃吹制工人，他们都为低温实验室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实验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氦气太贵，而昂纳斯颇有生意人那种精明的头脑，他通过兄弟的私人关系，直接从矿场买到廉价而纯净的氦，单这一点来说，其他实验室都是望尘莫及。
条件如此之好，但这一努力下来也是直到1908年7月10日晚上9点才获成功。世界上最难液化的氦气终于俯首称臣，获得的低温也达到创记录的4K(-269)。昂纳斯终于获得了当之无愧的"绝对零度"先生的称号，1913年他凭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随着低温的获得，昂纳斯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们知道，一般金属的电阻都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小，因为金属的导电性全部是由其中的自由电子带来的，在一般的条件下，自由电子会朝各个方向运动，从而产生电阻。温度降低之后，这些电子被"稳固"住一些，自然就会规矩多了，电阻也会小了许多。
当时关于低温电阻流行的说法是当温度最终接近0K时，电子就会完全冻结在金属上，再也不能担负传递电流的任务，从而就会变成无穷大。这种想法是极合逻辑的，但是这不过是经典物理的延伸，考虑到量子效应的话就远非如此了。
昂纳斯的初衷是想找到一个温度的临界点，过该点之后，电阻将会急剧攀升，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谁知道温度降低之后，电阻不但迟迟不见回升，临界点倒是找到了，但过了以后电阻陡然下降。
为了确认超导态下的金属电阻究竟小到什么程度，昂纳斯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降低温度，把一个闭合的铝制线圈置于超导态，然后撤去磁场，观察产生的感生电流。结果几个小时下去，未见电流有丝毫衰减的迹象，别说几个小时，只怕就算再过几百万年也未必衰减得完。
昂纳斯在论文中这样惊讶地记述道："在3K附近，金属的电阻就降低到百万分之三欧姆以下，这几乎就是0，至少找不到和0的差异。"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著名的超导电性。
一下子很多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超导电性方面来了，这是一项极有应用前景的课题。谁都知道，全球每年单是耗损在导线电阻上的能量就是天文数字，如果常温下的导线是超导体的话，这些能耗就会减小到零，而且会大大增加各种材料的使用寿命，当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常温下的超导材料，即使在今天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当时莱顿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拼尽全力，找到的最高超导温度也不过是10K。
具有高临界温度的超导材料不能单凭实验就能解决的，因为超导电性的机理尚不明晓。当时的量子力学还未出世，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超导现象就是一种宏观的量子效应。
一直到1933年，长期苦无进展的超导物理才爆出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低温下的超导体是具有完全抗磁性的，这是著名的迈斯纳效应。
这么多年以来人们只是被超导体的导电性所吸引，居然没人注意到超导体的磁性，也算是奇事一桩。仿佛一卷画图，人们仅掀开一角，就被作者浩瀚的手笔所吸引，大发议论之余却没人想到继续摊开观赏下去。
何况当时的超导物理学家的头脑还是受经典物理思想的束缚，很自然的想法便是，随着温度降低进入超导态，磁场也被冻结到物体内部。
但当迈斯纳刚接触到超导体的磁学性质时，就觉得事情未必那么简单，他和奥克森费尔合作了一个实验，并于1933年10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论文，这是超导物理学中一篇划时代的文献。
瓦尔特•迈斯纳出生在德国柏林，原先攻读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后来改学物理，并成为超导物理的一位先驱人物。
象他那样出身工科的物理学家，往往更能注意到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而迈斯纳更能从这些细琐的碎片中想象得到更深的物理内涵，实在是高人一筹。
迈斯纳效应的发现，更使人们对超导体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为理论物理学家对超导物理机制的解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早对超导电性作出解释的德国的弗里茨•伦敦和海因茨•伦敦兄弟二人。
兄弟二人都是第一等的物理学家，而且一个精通理论，一个擅长实验，这在物理学史上倒是颇为罕见的。
哥哥F伦敦原先所学的专业是哲学，21岁时写出的论文《论纯粹理论认识的形式条件》就曾受大哲学家罗素等人的交口称赞，后来他师从于索末菲和薛定谔，深得二人真传。
无疑他的研究工作带有很重的哲学色彩，这也使他看问题比一般人都看得深远，有的直到很多年后回过头再看才能体会到他的远见。比如说，他当年就预言出生物有机体成为超导体的可能性，这直到八十年代寻找高温超导的热潮中才被被人证实。
F伦敦也是把量子力学引入超导物理的第一人。玻尔对他的评价是，伦敦虽然没能赶上参与量子力学的创建工作，但他运用量子力学作出了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工作。
他很早就提出一个惊人的预言：超导体不管体积多大，都可以看成一个大分子，量子力学的各种效应在这等宏观物体上也是尽显无遗。由此的推论是穿过超导环的磁通量必须是量子化的，就象玻尔在原子物理中对电子波函数的约定一般，这些在当时都是耸人听闻的怪理论，但都在十余年后的实验中被证实。
弟弟海因茨•伦敦深受哥哥的影响，善于把用精妙的理论和复杂的实验手段完美地结合起来。
大凡物理理论，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一种是微观理论，就是从本质上对物理现象进行解释，一种是唯象理论，就是在更深入地了解微观机理之前，用一些简单有效的模型来作出解释。大多情况下，唯象理论是微观理论的必由之路。
伦敦兄弟提出的唯象理论是：在超导体中存在两类电子，一部分和普通导体的电子并无差别，另一类则与超导性相关，它们在运动时是不受任何阻碍的。在1935年他们发表的论文《超导体的电磁学方程》中，就根据这样简单的假设成功地说明了迈斯纳效应。
他们跟着提出著名的伦敦方程：
这在超导物理中的地位如同经典电磁学中的迈克斯伟方程，或者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方程，如此精妙的方程建立在简单的唯象模型上，倒也是个奇迹。
据此他们给出重要的预言：超导电流只是在超导体的表面极薄的一层内（厚度大约是万分之一厘米）存在，不久后他们的预言得到证实。
鉴于伦敦兄弟的巨大成就，从1960年开始，伦敦奖每两年就在国际低温会议上颁发一次，该奖项至今是低温领域中的最高荣誉。
超导理论中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超流现象。早在1911年昂纳斯将氦气液化之后，就发现这种液体与其他普通的流体性质截然不同。如果把液氦装进一个小烧杯，它就会沿着烧杯壁慢慢朝上爬，直至溢出。如果你插入一个毛细管，甚至还会形成喷泉。
但是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对此一筹莫展，直到40年代苏联的朗道提出著名的二流体理论，翻开凝聚态物理新的一页。
朗道于1808年出生于俄国里海附近的石油城巴库，他不仅是苏联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即使放眼全球，他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物理学全才。
朗道自小身体瘦弱，再加上他本身是犹太人，免不了在学校里受同学们的欺负，但他生就傲性，旁人若是有一句话伤到了自己，便会拍案而起，拳脚相向，就算终因力气不支被人痛殴，也始终不肯屈服。
他的脾气固然是出奇得大，学习成绩却也是出奇得好，但老师课堂上的讲述是从来不听的，在朗道眼中世界上配作他老师的只怕没有几人。老师们自然是不喜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朗道也乐于被漠视，他倒可以藉此钻研自己的数学。别的孩子还在为几何，代数而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已经能做微积分的运算了。
在13岁的时候，他就中学毕业，但马上被父亲送到一所经济专科学校。他对经济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再三争取之下，第二年就转学到巴库大学。
朗道是整所大学年纪最小的学生，却偏偏同时攻读数学和化学两个专业，而且以全优的成绩毕业。然后他转到列宁格勒大学继续学业，在那里他遇上了苏联几位最有名望的物理学家，象约飞，弗仑开尔，和几位知己好友，象卡皮查，迦莫夫。
当时的物理学正酝酿着风暴，量子力学也初现端倪，朗道决定了自己终身奋斗的方向--理论物理。
1929年的时候朗道费劲周折，获准出国，他自然先来到求贤若渴的玻尔研究所。当时那里是明星聚会，而朗道展现的才气连玻尔也是赞叹不已，要不是他晚来了几年，一定可以在量子力学的创立过程中大有作为的。但朗道的傲慢自负也令大家暗暗摇头。
一次，爱因斯坦来作报告，完后主持人请大家提出问题。朗道第一个站起来，语惊四座："爱因斯坦先生讲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么愚蠢，但是他给出的第二个方程绝对不能由原始条件推理`而来，应该加上一条新的假设……"
周围的人都无不耸动，自从爱因斯坦成名以来，天下只怕还没人敢以这种口吻和他讲过话
倒是爱因斯坦歪头沉思一会后，微微一笑道："年青人，你说的很有道理。诸位大可以把我今天讲的全部忘掉。"
在玻尔的讨论班上，他一度是最具活力的人物，没有他的话讨论班的很多成果都要不免大打折扣。而胖子泡利在研究所纵横多年之后终于遇到了对手，只要他们二人一争辩起来那也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说的清，道得明的。
朗道在这里却也找到了终身景仰的人，那就是玻尔。这倒不是因为玻尔为人谦逊，待下亲厚，朗道对个人品性一节向来瞧得极淡，但玻尔那种能地从纷繁的现象中抽象出物理本质的直觉，令他大为折服。在外人面前他一般不提自己的授业导师，却每每自称是玻尔的弟子，虽然他仅在玻尔研究所工作了四个月。
其实，玻尔的嫡传弟子虽然为数不少，但继承他那种惊人的直觉本领却只被朗道继承了下来。 当朗道在40年代面对液氦的超流这等难题时，就也能象玻尔当年面对同样复杂的原子结构问题一般，单凭直觉就找到一条其他人想也不敢想的路子，若说有多么严密的逻辑推理倒也谈不上，但这条路却是唯一正确的。
他在实验基础还很不充分的背景下，就提出著名的元激发假设：超流液体有一个临界的流动速度，当它低于此速度时可以无阻碍的任意流动，高时则会受阻。这个临界速度就跟容器壁和液体相互作用时激发的最小能量有关。这个最小能量就是元激发。
在这里朗道第一个在凝聚态物理中引入了声子的概念来说明元激发。所谓声子，就是液体声波场的量子。
到今天，元激发已经成为整个凝聚态物理最基本的概念，人们不仅找到了声子，旋子，准粒子，还有极化子，磁子，孤立子，相子等等。在各种不同的系统中寻找各种元激发已经是凝聚态物理的首要任务。
当然朗道对物理学的贡献远不仅于此。在他五十岁寿辰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纷纷送来了贺礼，但他的同事们送来的礼品最是合他的心意。
那是两块青石板，上面刻写的是朗道在物理学中作出来的十项重要贡献：量子力学的密度矩阵和统计物理，自由电子的抗磁性量子理论，二极相变，铁磁铁的磁畴理论，原子核物理的概率问题，液氦的超流，基本粒子的电荷约束，费米液体的量子理论，弱相互作用中的复合反演理论。
这就是著名的"朗道十诫"，模式是仿照圣经中摩西代天主说出的十条戒律。摩西是远古时代的以色列人杰出的领袖，他曾率众历尽千辛走出埃及，在苏联物理学家的心目中，只怕唯有朗道才有摩西那般天赋的气魄和才干。
朗道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譬如重要的元激发概念就未能入选，但仅这十条就可见朗道涉足的领域遍布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核物理这些物理学的重要分支，就这一点来说整个二十世纪也就只有杨振宁和费曼能相媲美。
朗道也深深影响了苏联物理学界的一代学风。他自己的数学功底极为扎实，却较少在成果中显现，因他走的是玻尔的路子，更喜用简单但深刻的物理模型来说明问题。
但他对学生数学的要求竟是极严，凡他门下的弟子，每人都要准备上一大摞厚厚的本子，象小学生一般工工整整地作上几千道繁难的数学题。临毕业之前，还须经过他亲自出题考核。这些考题涉及到理论物理学的方方面面，其中的数学已经困难到夸张的地步，偏偏还不许查书，题量又是极大，很多人一看到卷子就被吓得面无人色。
在朗道几十年的执教生涯，总共也只有四十余人闯过此关，这四十余人后来都是苏联物理学界的中坚力量。所有学物理的人莫不视朗道的考试为畏途，一个新名词"朗道位垒"应运而生，这是借用物理学的一个术语，只有那些能量极高的粒子才能穿过"位垒"到达一个新的区域。
朗道对他的弟子教导极是悉心，但许多人还是很难掌握他那种跨度极大的推理方法。对于一种复杂的物理现象，朗道看一眼就能"蒙"出公式，旁人却大多如坠云里雾中。
后来朗道在黑板上方悬挂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的是蓝天白云之下，一牧人悠闲地吹着风笛，羊群则低着头恬静地吃草。大家怎么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毕业聚会上，一个学生才怯怯地向朗道提出这个问题，朗道莞尔一笑："那吹风笛的牧人么，是我，那羊群么，自然就是你们，我上课讲的东西反正你们也理解不了，不就象这羊群一般么？"学生赧然退下。
不管朗道如何狂狷倨傲，目中无人，每一个学生却都是对他极为尊敬。朗道自己亲自撰写过一整套理论物理学，虽然带有俄国人特有的繁琐，但若能潜下心读完，物理学的功底也会打得极牢。这套教材已经成为理论物理的标准教材，朗道的学生在此上都是受益匪浅。
朗道分外地强调数学，这初看上去似乎过于罗嗦，甚至会模糊了物理的本质，但这正是朗道高明的地方，直觉和悟性只怕当真是神人天授，教是万万教不出的，倒不如老老实实扎好根基，他日逢遇机缘，大有作为也是情理之中。
苏联的理论物理学家大多师承朗道，风格和美国，西欧的大是不同，西方的那些研究人员大可以在咖啡馆里面畅所欲言，捕捉片刻的灵感，而苏联的同行们往往拘于一室，皓首穷经，但几十年下来，倒是苏联方面的成果胜上一筹，只不过当时美苏对峙，苏联方面很多重要的论文只是在国内发表一下了事，从不拿到国际上和西方的物理学家交流，是以很多理论都被挂上了欧美人的头衔，但苏联人的在物理学上的实力都是有口皆碑的。
朗道虽然事业辉煌，一生却是磨难重重，小时侯几次重病都差点让他见了上帝，年轻时游历欧洲回来后又莫名其妙地背上间谍的罪名，险些被终身流放在西伯利亚，在好友的全力帮助之下总算洗脱罪名，结果回到内地后又与当时的学界权威因脾性不合而屡遭排挤，及至名望日升的时候，却遭遇车祸，使他再也不能从事理论物理的工作。
1962年卧病在床的朗道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诺贝尔奖一向为西方所把持，一个苏联人要想折桂那是难上加难，何况他生性高傲，国外的那些大家和他大多交情泛泛，言语之中只怕还得罪过不少人，但他没有想到，也正是这些人没有计较民族和个人的偏见，仗理直言，将他送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作为一个普通人朗道的生命又延续了几年，无疑最后的日子对朗道来说是极为痛苦的，生理上的病痛倒还在其次，不能继续在心爱的物理学中跋涉才是最让他不能忍受的，但他在外人面前显得很是轻松潇洒，逝世之前面对众多神色忧戚的学生和朋友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老天待我真是不薄，我这一生总是万事顺利。" 超导问题的微观解释很早就有人开始寻找了，当时伦敦兄弟和朗道的唯象理论已经颇为成功，但很多人还是对这种不是基于量子力学的模型理论不满意，一大批物理学大师都曾涉足这一领域，包括玻恩，海森堡，布洛赫，朗道，费曼等等，但是几十年来进展甚是缓慢，这几乎成了整个理论物理学的耻辱，而美国人约翰•巴丁却勇敢地肩负起这一重任。
巴丁先生在超导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中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出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就和布拉顿，肖克利合作制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晶体管，在当时虽然没人理会他们的发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人都认识到晶体管的重要性，没有它可以说就没有整个信息时代，因此他们三人分享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发现晶体管之后后巴丁并没有停止脚步，却毅然向超导物理中的第一难题发动了进攻。在1950年春天，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迈克斯伟等人公布了超导物理的另一项发现--同位素效应，即物体的超导温度乃是与同位素的质量相关，质量越轻，转变温度便越高。
巴丁是一边用用早餐一边听到秘书念到这一消息的，当时他就放下刀叉愣愣地呆住，然后连外套都没批上就拔腿奔向实验室。他马上意识到超导物体的转变温度如果和原子质量相关的话，那么超导电性多少是和电子--声子相互作用相关的。
巴丁的心头一阵狂喜，难道上帝又一次垂青了自己？但他着手计算了几天之后，不免大失所望，此种理论仅仅考虑了电子--声子的相互作用，却没有处理电子之间的库仑力的作用，这是一记大大的漏招。一旦把库仑作用也包括在内，却也未免麻烦的一塌糊涂。
心情沮丧之余，巴丁却突然想到量子场论对于处理此类繁琐的电磁作用问题极是对路，何不找场论专家来帮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杨振宁，不过杨振宁当时正全心于粒子物理的研究，他推荐的是号称"东部量子技师"的库珀。
库珀倒是不负众望，很快运用娴熟的场论技巧解决了很多难题，并提出库珀电子对的概念，紧接着巴丁手下的研究生施里弗奇兵突出，居然找出了超导体的基态波函数。三人大喜过望，一番急攻之下，就得出著名的BCS理论，这是取自他们三人名字的第一字母。
牛刀小试，超导的各种奇妙现象无不迎刃`而解，甚至还可以从BCS中直接推出伦敦方程，京茨堡--朗道方程等诸多唯象理论，他们三人因此同获1972年诺贝尔物理奖。
巴丁从而成了历史上唯一同获两次诺贝尔物理奖的传奇性人物，这一点连爱因斯坦，玻尔这等顶尖人物都没有做到。本来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会为开此先例也是大为踌躇，但BCS理论实在太重要了，它被誉为自量子论诞生以来，对整个理论物理最有贡献的理论之一，所以巴丁再次荣膺桂冠。
凝聚态物理和粒子物理的研究此时也是大大靠近了一步，BCS理论本身固然是借用了场论的概念，但它反过来也为粒子物理开辟了新的视野。后来杨振宁等人又在凝聚态物理中引入了场论中的重正化的作法，也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微观理论建立之后，凝聚态物理的专家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高温超导上，人人心中都清楚，就社会轰动效应而言，高温超导是受控热核聚变反应之后物理学最重要的问题。
1980年法国物理学家热罗姆等人首次发现了伦敦当年预言的有机物超导体，其超导温度上了一个台阶，自此全球掀起了一股超导热，德国的柏诺兹和瑞士的缪勒另辟蹊径，从金属氧化物Ba-La-Cu-O中找到了温度高达32K的超导体。
消息刚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柏诺兹和缪勒的成果，只有加洲大学的华裔物理学家朱经武相信在金属氧化物中大有可为，他研究了种类繁多的氧化物，终于找到了Y-Ba-Cu-O，超导温度一下骤升到90K，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在液氮温区实现超导转变。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利用同样的氧化物把超导温度又提高到100K，一度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此后各种高温超导材料层出不穷，但是想把超导温度提高到室温(300K)，短期之内还难以办到。这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高温超导的机理尚不明晓，BCS理论在超低温的领域里虽是得心应手，温度升高之后却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安德森等人在BCS的框架之上又提出强耦合模型，这是动力学上一个典型的对称性残缺的例子，到今天为止可能是最有希望解释高温超导的理论。而在粒子物理中，对称性的残缺也是首要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若隐若现的希格丝粒子是否存在。
在上帝之手的神秘指引下，物理学家们殊途同归，重新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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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不错就是 太长 我累休息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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