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有人在边线玩球——巴菲特的真实故事
1997年，旅行者集团(Travelers)收购了所罗门公司(Salomon)，1998年又并入花旗集团，伯克希尔公司从而成为这个金融服务联合体的大股东。
作为所罗门公司的一名股东，他最不幸的时刻或许就是1991年8月16日。那天下午，新闻媒体持续报道所罗门公司的丑闻。一条新闻消息说：“标准普尔公司把所罗门的信用等级降为：负值。”数分钟后，另一条消息说：“所罗门公司宣称格特弗伦德、施特劳斯准备辞
职。”下午2点27分，又出现一则新闻公告：“所罗门公司声称巴菲特将出任临时总裁。”
这时许多人问：“沃伦·巴菲特是谁？”而另一个疑问紧随其后：“奥马哈在哪？”这些年来，巴菲特的知名度在投资者之中日渐提高，但是，他的事迹仍不为外界熟知。1995年，一位记者曾打探说：“他是美国人吗？”
巴菲特持有所罗门公司价值7亿美元的股份，正是由于这家大型证券商的债券交易丑闻而使他受人瞩目。不久，监管当局依据一系列证券企业法规采集了巴菲特的12套指纹。
随着公司交易员在国库券拍卖中超出法定限额购买国库券一事的败露，所罗门公司自身的股票价格直线下滑。所罗门问题错综复杂，因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几个月前就知道这起债券交易存在违规行为，而且没有上报。这一掩饰做法将此事变成了令公司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一桩丑闻，有人认为这起事件足以摧垮强大的所罗门公司。
巴菲特召集执行董事们开会并直言相告：所罗门公司的声誉事关重大。他警告说，墨守陈规将会被市场淘汰——所罗门公司的未来仰仗公司的声誉，没有声誉就没有所罗门，当然也就没有大家的职位。
巴菲特对所罗门公司管理人员说，面对即将来临的罚款和诉讼，公司将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要处理，他将提名一位新的首席运营官，并在1991年8月18日星期六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之后主持新闻发布会。这样做很有新闻价值，因为巴菲特很少举办新闻发布会，也很少接待记者采访。
巴菲特说话直率、处事果断，所罗门公司执行官们深受感动，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菲特开始筹备星期六那场富有戏剧性的董事会，他将接受所罗门公司几位高级执行官的辞呈：曾被称为“华尔街之王”的总裁约翰·格特弗伦德、总经理托马斯·施特劳斯、公司副总裁约翰·梅里韦瑟(后来掌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对冲基金在1998年遇到巨大的清盘压力)，他们承认自己知道那些违规行为，也没有上报，他们是这起丑闻的关键人物。
在处理这起丑闻的过程中，巴菲特解雇了债券交易部门的两名交易员，后来又解散了所罗门的法律事务所，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运营官，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内部控制。
在这场混乱中，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下令禁止所罗门公司从事这种高利润的政府债券交易，这很有可能触动公司筋骨、挫伤公司元气，巴菲特经过一番努力，说服这位财长撤消了这项禁令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所罗门公司可以继续使用它自己的账户参与政府债券拍卖中的投标活动，但是，不能为客户下单竞标。在处理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巴菲特受到了布雷迪的热情赞扬。
巴菲特搬进第43层楼内格特弗伦德的办公室，室内新安装了一部电话，他随后出去同新闻记者会面。他说：“我将以一种从未同律师打过交道的态度尽量回答你们的提问。我们将留守在这里，直到你们满意为止。”他的这番话立即赢得他们的好感。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他采取一种和盘托出的方式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解雇那两个人，你和我就会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一种掩饰。”有人问他是否看过《说谎者的游戏》——这本书讲的是所罗门公司混乱无序的公司文化，巴菲特说他看过。他回答：“我想它不会再出第二版。”
第二天，巴菲特前往华盛顿，会见证券监管部门的领导，以便尽快完成拯救所罗门公司的使命。
大约一周之后，他向世界各地的所罗门公司办事处销售人员作了15分钟的精神训话，给他们打气，他建议：“我不希望有人在边界线附近玩球……，你们只要在球场中部打球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们因决策不当致使公司亏损，我会非常理解。如果你们损害公司声誉，我将毫不留情。”
如何更好地留住客户？如何控制雇员的变节？如何重树债权人和政府对所罗门的信心？巴菲特必须就这些问题迅速做出回答。为了渡过这一难关、保持公司竞争力，他们立即出售所罗门公司持有的、价值400亿美元的证券来筹措营运资金。
到这时，政府、投资者和客户们终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经历这场严峻的考验之后，价格下跌约1/3的所罗门股票得以止跌回稳。对于更加偏爱奥马哈平静生活的巴菲特来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在奥马哈与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奔波。
生于股票市场崩溃时期--巴菲特的真实故事(9)
“1929年秋天，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正赶上股票市场崩溃，”巴菲特这样说道。
“我非常喜欢1929年，因为那是我生命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位股票经纪人
，1929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之后，他不敢给所有那些遭受损失的人打电话。所以，每天下午他不得不呆在家里，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情况非常不妙。我是在1929年11月30日左右受孕的(九个月后出生，也就是1930年8月30日)，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于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始终都有一种亲切感。”
如果当时他的父亲业务繁忙，不得不经常打电话的话，巴菲特说随后发生的一切将无法预料。
小巴菲特的第一个玩具，也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就是一个绑在手腕上的金属货币兑换器。“他非常喜欢这个玩具。”他的姐姐，多丽丝·布赖恩特夫人回忆道。她说，沃伦小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小弟弟。’
就像一个心情愉快的卖冰激凌的人一样，巴菲特喜欢四处走动兑换零钱，他对兑换零钱的过程和拥有金钱的感觉非常着迷。做数学计算题，特别是涉及用极快的速度计算复利利息，是他从儿童时期就非常喜欢且全心投入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
“小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孩子，他总是弯曲着膝盖走路，这样就不会跌出去太远，但是长大后，他却能够做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这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布赖恩特夫人说。她指的是巴菲特购买10亿美元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这件事。
年轻的巴菲特的第一宗真正的生意是在软饮料行业，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可口可乐公司上亿美元股票的年轻人做的行业。他母亲回忆说，当她的儿子第一次对自由企业产生兴趣时，还只是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他的冒险行为包括做一个卖可口可乐的小商贩。
“那时我们住在爱荷华州的奥克波基湖。沃伦花25美分买了一个装有六瓶可乐的手提式厚纸板箱，他每瓶可乐卖5美分。沃伦对数字非常着迷，特别是涉及赚钱的数字时更是如此，”巴菲特夫人回忆说。后来在他整个的经商过程中，他的利润率一直保持在20%。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身价几十亿的富翁原因了。
巴菲特还从他祖父在奥马哈经营的杂货店里购买可乐，然后再卖给邻居们。
在1989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写道：“我相信我是在1935年或1936年开始卖可口可乐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36年。我以每箱25美分的价钱在爷爷的杂货店购买可乐，然后以每瓶5美分的价钱在附近兜售。这种高利润的零售方式使我及时注意到非同寻常的消费者的吸引力和这种产品的商机。”
10岁时，巴菲特最喜欢卖的软饮料是百事可乐。就像他跟马萨诸塞州北安杜佛镇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保罗·卡西迪解释的那样，“我是在1940年开始卖百事可乐的，因为那时每瓶百事可乐的容量是12盎司，而可口可乐却只有6盎司，但是，两种可乐的售价是相同的。那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巴菲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商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天赋。可能是遗传于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母亲也有很强的运算能力。巴菲特的邻居爱德华·克耐恩说。
克耐恩是布拉格妇女服装百货公司在奥马哈和林肯市连锁店的经理，他在1993年去世前回忆说，巴菲特夫人曾告诉他说，在她70多岁的时候，巴菲特送给她一辆步行机和一辆卡迪拉克轿车。“我在步行机上的纪录是34000英里，开车却只走了5600英里，”巴菲特夫人风趣地说。
“大多数孩子都心满意足地喝着从机器里倒出来的汽水，但他们从来不去多想什么，只有巴菲特捡起汽水机旁被人们丢弃的瓶盖，把它们分门别类并数一下各种瓶盖的个数，看看哪种牌子的汽水卖得快，”巴菲特的早期合伙投资者之一，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欧文·封斯特说。
这个早熟的少年很受欢迎。他非常聪明并且勤奋刻苦，他可以就美国城市人口问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他在奥马哈的罗丝黑尔小学读书时，就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罗丝黑尔小学是一所包括幼儿园和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校。少年巴菲特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健壮的身体，更多的是他那颗“有学问的”脑袋。他喜欢翻阅《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并留意26个字母的出现频率。
“有一件事我早已忘记了，但是他却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他曾因患阑尾炎在家休息了三个星期。他当时病情很严重，很多学生都写信问候他。”他二年级的老师玛丽·麦得逊这样回忆说。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难以管教的学生，否则我会记得他的。相反，他是个好孩子。他是个好学生，学习非常用功。我记不得他的数学成绩是多少分了，但我敢肯定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他的英语也很好，我记得他还曾纠正过我的错误，那是个有关词的缩写式的问题，而他是正确的。”
“我记得有一次他站在教室的后面，四下张望着。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否很滑稽我已记不清了。他可能是在和他的同班同学在一起。”
痴迷于股票及债券市场--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0)
在露丝黑尔小学上学时，人们给巴菲特取了这样一个绰号，叫“不洗澡的巴菲特”。这个绰号用的时间不长。这个绰号取自于当时杰出人物“李·安伯纳”。
这并不是说他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事实恰恰相反，他非常善于与人相处，曾在可口可乐公司、吉勒特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但是，他身上始终体现着一种喜欢孤独的、我行我素的性格。
这种性格早在他父亲鼓励他和姐姐多丽丝，去内布拉斯加州西点军校附近的埃尔默·班尼农场过暑假时就表现出来了。
布赖恩特夫人回忆到，她父亲认为农场里人们所尊崇的价值观念会慢慢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巴菲特明白通过努力工作及独立生活来获取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性，但是，显然他不是通过从早到晚在农场里犁地耕田获取的；人们说，他对炎炎烈日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从没见过他扶犁耕过地，但是，他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布赖恩特夫人说。
所有了解巴菲特的人都能意识到他自身所具有的非凡能力，但那些与他只有泛泛之交的人却不会留意到这一点，因为他还没有取得为人们所公认的成功。他可能会提醒人们，像约瑟夫·海勒的名言“他是一个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人，他的成功不会归功于任何一个人。”
尽管年轻的巴菲特是个数学天才，但是，他对金融的痴迷程度仍让他虔诚、节俭的父亲感到非常吃惊，他父亲对为了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希望他的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儿子对万能的金钱力量非常着迷，像是被其咒语所镇住了似的。年轻的巴菲特不会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对他来讲，重要的是合理性、事实、数字和金钱。
巴菲特曾经说过，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他怀疑人的心智是否能确切的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说他父亲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事实上，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两人都相信人类行为的准则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人类社会应怎样向前发展等，我认为我爸爸和我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他还说：“在我整整一生中，我从未看到我的父亲或妻子曾做过什么值得一些不友好的记者在报纸的头版大肆宣扬的事情。”
巴菲特家族一贯都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但是，每个人又都具有非常独立的性格。当沃伦·巴菲特和妻子苏珊成为民主党支持者后，这件事情让全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巴菲特认为在公民权问题上，民主党人的处理方法比共和党人的处理方法要好得多，苏珊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这件事情在全家掀起了轩然大波。”
巴菲特的一位表姐回忆说，家庭聚会都是在有关政治的激烈辩论的氛围中进行的。“他的姐妹同他一样都是高智商的人，”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凯瑟琳·格林说。“在他们用餐时，如果某个人表示要放弃某种政治观点，马上就会有人说‘坚持你的立场’。”
1993年10月18日，巴菲特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之所以成为民主党人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公民权问题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非常接近我20世纪60年代的想法。我不会参加政党路线的投票选举。但是，和共和党人比起来，可能我会投票给更多的民主党人。”
国会议员巴菲特是这样一个诚实坦率，且在财政方面很守旧的人，他曾将年薪提高额部分2 500美元(从1万美元增长到1.25万美元)退还给国家财政部。
巴菲特非常崇拜他的父亲。由于巴菲特精力充沛，心智早熟，他父亲曾叫他“火球”，意思是说巴菲特是个工作起来干劲十足的人。
“是这样的。他父亲叫他火球，而沃伦则称他父亲为‘坡浦’。他们俩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当他父亲去世时，沃伦哭了三天。”利拉夫人曾这样回忆道。巴菲特的父亲去世时，他33岁，他母亲去世时，他66岁。
巴菲特和他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有一次，在所罗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他从家乘机飞往纽约，刚好赶上和他母亲在一起，出席巴菲特夫人被内布拉斯加州基督教会关节炎基金会授予“本年度的风云人物”的仪式。“她每年都是本年度的风云人物，”巴菲特开玩笑说。
当巴菲特还在露丝黑尔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名字为“马童选集”的有关赛马跑道的内情的简短报告，这个报告告诉人们，在赛马中如何设置障碍以及如何下注。他在他父母居所的地下室里完成了这本小册子的印刷工作，然后以每本25美分的价格出售。他和一个朋友运用数学原理开发出一套赛马中挑选谁是赢家的系统。但是，由于没有营业执照，他们的企业被有关当局关闭。
巴菲特八岁的时候，他开始阅读有关股票市场方面的书籍，他曾说过，他在六七岁时就对股票产生了兴趣。“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种遗憾，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开始从事股票。”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股票市场的痴迷有增无减，他开始绘制股票市场价格的升降的图表。“我对和数字和金钱相关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感兴趣。”后来巴菲特把股票市场价格的升降图表和大多数偏离对公司做出基本分析的东西都叫做“小鸡走路的痕迹。”
巴菲特10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他父亲的经纪人业务办公室里做些像张贴有价证券的价格，及填写有关股票及债券的文件等工作。
受欢迎的城市服务股票--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1)
1942年4月，11岁的巴菲特开始小规模地购买股票：他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股受欢迎的城市服务股票，当时，这就是他的资本净值。
小巴菲特还说服他的姐姐多丽丝和他一起投资。
他回忆说，在和姐姐一起走着去露丝黑尔上学的路上，“她总是提醒我说，我还没有
做出任何成绩。”所以，他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抛出了他的股票，扣除佣金后，他赚了5美元。几年后，受欢迎的城市服务股票的价格飞涨到每股200美元。
巴菲特一直关注着股票市场的变化，计算维持有利的平均价格而买进或卖出股票以维持高于平均的价格，并且，他已经意识到，他对股票市场的估计要比其他人敏锐、精明的多。
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他曾说，“从我11岁时就对股票非常感兴趣，那时，我在哈里斯·尤浦汉姆公司打工，负责在木板上做标记，我父亲是那里的股票经纪人。我负责全面工作，从股市行情提示到制图资料，所有的一切。当做完这一切后，我就拿起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来读，阅读这本书就好像是在茫茫黑夜看到了来自远处的灯光。”
哈里斯·尤浦汉姆公司和他父亲的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在同一座大楼内办公。
年轻的巴菲特，即使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对早期的股票市场投资经验理解得很透彻这条经验就是：你不要被人们的言论所左右，也不要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给其他投资者。
这条经验后来得到了本·格雷厄姆的进一步论证，本·格雷厄姆是他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他教给学生这样一个道理，即别人同意你的观点不一定证明你是对的，而别人的反对也不能证明你就是错的。这一点让巴菲特终身难忘。他在1965年给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成员的信中写道“我们不会因为重要的人物、权威人士、或者是很多人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能从中得到慰藉。反之，也不能。公众的民意测验决不能代替思想。”
巴菲特补充说，当你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且事实也非常确切，你就不要犹豫，行动起来吧，不要顾及你的行动是否符合常规，也不要在意别人是否同意你的意见。
当你对某件事情非常确定，并且有充分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时，其他人的建议只能让你感到困惑，过多地考虑别人的建议简直就是时间的浪费。20世纪70年代，在几乎每个人因为新闻业前景不乐观而纷纷抛出股票时，巴菲特却发现了新闻业所特有的保险免赔限度的专利，从而接二连三地大量购进媒体股票。
从小时候起，巴菲特就很少摊牌，除非到了不得已时，后来当华尔街试图猜测他的举动时，这种行为就更显出其深远的意义。他在股票市场的一举一动几乎不为外人所知。要不是每年三月份伯克希尔公司年度报告的发表，直到今天，他还试图保守他的投资秘密。
巴菲特曾说过，保守秘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谈话对象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异性时。当时，他父亲正在极力反对罗斯福总统为挽救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新政，并被选为美国国会会员，12岁的巴菲特和爷爷欧内斯特·巴菲特生活在一起。欧内斯特·巴菲特是个经营杂货店的商人，在1934年曾担任奥马哈扶轮俱乐部的主席。那时巴菲特的爷爷正在写一本书。每天晚上由爷爷口述，孙子代笔写几页。
书的名字为《怎样经营杂货店以及有关钓鱼的几个技巧》。巴菲特曾和爷爷开玩笑说，这可让他在可塑性很强的年纪，大大见识了祖父啰嗦、冗长的写作风格。
1942年，他的父亲被共和党人选为美国国会会员，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1943年1月，他们全家搬到了维吉尼亚洲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尽管他的两个姐姐都为此而兴奋不已，巴菲特却有一种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心情非常郁闷。巴菲特一家就住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市拉帕汉诺克河的对岸。年轻的巴菲特在一家面包房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变动，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我爷爷非常喜欢我，他还住在奥马哈。我常在信中告诉他说这儿简直糟透了。最后爷爷说‘你们最好把孩子送回到我这里来。’”
第二个月，巴菲特就回到了奥马哈又和爷爷还有一个未婚的姑姑爱丽斯·巴菲特一起生活，他依旧在露丝黑尔小学上学。
他经常和卡尔·福克一家共进午餐。卡尔·福克和霍华德·巴菲特合伙经营巴菲特福克经纪商行。1943年6月，年轻的巴菲特回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全家团聚，但每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还是在奥马哈度过的，当牧师不在家时，他就住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巴菲特全家，包括沃伦在内，在1943年7月搬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靠近马萨诸塞大街的49号大街4211号的春谷。几年之后，国会会员理查德·尼克松也搬到了这个地方。
年轻的巴菲特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留着平头的小伙子，不断频繁地往来与奥马哈和华盛顿之间，以至于奥马哈一个退休的行政官回忆说，在奥马哈的巴菲特就“像是一个行踪不定的幻影。”
巴菲特告诉戴维斯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那些岁月时，说，“我非常想家。我告诉我的父母说，我感到很压抑，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要为我担心，为了让他们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我常常在卧室里站一个晚上。”
13岁时，巴菲特从他华盛顿的家里离家出走了。“他是和一个名叫罗杰·贝尔的朋友一起跑掉的。我想他们后来被警察收容了，”他的姐姐多丽丝回忆说。
巴菲特的离家出走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并且理所当然的和商业有关。他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在那儿他被警察送回了家。巴菲特、罗杰·贝尔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曾打算靠在高尔夫球场为球手找球、拾球赚点钱。同时，他还有个主意，那就是帮忙巡视好时巧克力工厂，并免费获取一块巧克力。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很显然，他没有收购那家公司的打算。
当巴特特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亚特兰大宪章报》的商业版记者梅利莎·特纳时，她问巴菲特，是否将来有一天会尝试着购买赫尔希巧克力工厂的股票，巴菲特回答说：“一生中不论我去哪里，我都会驾车前往，但我还从未收购任何一家汽车公司。”(待续）
让他激情燃烧的事情--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2)
在华盛顿，巴菲特进入爱丽斯·迪尔中学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很糟。只有当他的父亲威胁要取走他珍爱的送报路线图时，他的成绩才有所提高。
巴菲特依然充满叛逆性，他继续寻找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他再一次偶然发现了让他激情燃烧的事情——商业。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冒险，包括为华盛顿一家乡村俱乐部找回丢失的高尔夫球，但是，他主要的追求还是要成为一个勤勉刻苦的报童。
巴菲特一度每天要走5条线路递送500份报纸，主要是投送给公寓大楼内的住户，《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罗伯特·杜尔说。
把春谷区的两条投递《华盛顿邮报》的线路和两条投递《时代先驱者报》的路线结合起来，这个年轻的报童后来又增加了西切斯特公寓大楼的投递工作。
通常巴菲特下午5:20出发，坐上开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有几次，巴菲特病了，他的母亲不得不代替他去送报纸。“取报纸、送报纸对他来讲真是太重要了。任何人都不敢碰他放钱的抽屉，一个硬币都不能动他的。”他的母亲说。
“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时间从顾客那里收费，他发明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出售杂志订阅的方案。他从被丢弃的杂志中撕下带有产品有效期的不干胶贴纸，把它们归类，然后在适当的时间请顾客从中选择要续订的刊物，”杜尔在1966年3月29日的新闻故事中这样写道。
后来，尤金·迈耶把《华盛顿邮报》和《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合并成一家规模宏大、销售量很高的报纸。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进行了投资，这一非常成功的举动，使他一跃成为名列前茅的投资者之一。
布莱恩特夫人回忆说，巴菲特始终都对股票市场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此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也从未想到他会有如此大的成功。即使在当时，每个人都承认他在股票市场方面的才华和独特的见解。”
甚至当巴菲特在他的卧室里开办他的合伙公司时，这一举动并未引起家人的注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布莱恩特夫人说。
巴菲特的老朋友卡罗尔·卢米斯是一位从1954年开始一直为《财富》杂志撰稿的新闻记者，她说，少年时巴菲特就能把《赚1 000美元的1 000种方法》这本书背下来，尤其是对本·尼威特机器充满幻想。他想象自己能从一台机器开始，使他的赢利渐增到几千美元以上。
卢米丝和巴菲特的联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卡罗尔·卢米丝的丈夫约翰是纽约市曼哈顿区第一公司华尔街短期基金经理，他到奥马哈和巴菲特商谈完有关商业事宜后，对他的妻子说：“我认为，我刚刚见过的那个人是这个国家最精明的一个。”
投资者菲尔·卡雷尔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也把巴菲特称做是“美国最精明的人。”红杉基金会的比尔·瑞恩称巴菲特为“美国最精明的家伙。”前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执行总裁杰克·韦尔奇曾把巴菲特叫做“世界上精明的人。”
总裁飞机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奇·萨恩徒利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比沃伦·巴菲特更精明。”
许多人都听说巴菲特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他的精明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好。
巴菲特的头脑里总是在不停地做着计算。在教堂里，他计算着赞美诗作曲者的寿命，核查他们的宗教职业是否带给他们更长的寿命。他的结论是：不。
也许这就是巴菲特决定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原因。巴菲特曾说过，“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就是那个人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感谢上帝。”
有人曾说过：“过去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
这有点像罗纳德·里根对他父亲的评价：“我父亲因为四旬斋的缘故不再去教堂了。”
巴菲特的不可知论影响到他对经济预测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会赞同以斯拉·所罗门的观点：“经济预测的惟一作用就是让人们相信占星学，使它看起来更为人们所推崇。”
巴菲特和他在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学读书时的好朋友唐纳德·丹利，花了25美元买零件组装了一台弹球机后，开始了他们的弹球生意，他们把弹球机安装在繁华的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理发店里。
开业一天后，这两个年轻的企业家发现盛满了五分镍币的盘子里有一张4美元的纸钞。巴菲特说，“当时我感觉就像是发现了一个一元的银币那样欣喜若狂。”
一些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响应天命的呼唤来到了海边，而另一些人去南极洲探险。巴菲特则进入了金融世界并征服了它。
特别平凡的青年时期之后，弹球机器事件和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第一次飞行非常相似。的确如此，那时，巴菲特刚刚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迫离开大学校园。《林德伯格》的作者斯科特·贝尔格这样写道：“当飞机第一次起飞并向内侧倾斜飞行时，林德伯格感觉到好像是‘和过去失去了一些有意识的联系，’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永久的世界，周围美景环绕，却又险象重生’。”
巴菲特发现盘子里的4美元钞票后，他也有林德伯格飞上天时的那种感觉。
随着越来越多的理发师对这种弹球机需求量的增大，这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将和他们讲究实际的老板——威尔逊先生(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协商一下。
到那时，威尔逊游戏公司已经扩展到有7台弹球机，每周的赢利额高达50美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生活会如此美好，”巴菲特说。
同时，他每个月投递报纸的收入还有大约175美元。
1945年，当巴菲特还在高中读书时，他就攒下足够买下内布拉斯加州华顿西北的一家农场的钱，这是一个未曾耕种过的农场，占地面积为40英亩，售价是1 200美元。几年前，他的父亲就买下了这个农场。现在，巴菲特用现金从他父亲手中买下了它，然后，把农场租给了土地租用人。
1947年8月，威尔逊游戏公司以1 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退伍军人。巴菲特拿着他应得的钱前往华顿。一股非凡的力量使得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位特殊人物踏上了征途。巴菲特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人们一直称他为“5-西格马事件，”这种统计学上的误差是如此的罕见，实际上，这种情况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曾经落榜哈佛商学院--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3)
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学里，巴菲特既不是一个态度冷漠的人，也不令人讨厌，只是一个独来独往者，有点不太合群。“在班里我不是最受欢迎的人，但也不是最不受欢迎的人。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巴菲特曾写信给格雷斯卡特小姐，她也是威尔逊中学的一位老师。在信中他写道：“尽管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威尔逊中学读书的那些日子，但是，坦诚地说，当时我并不是个遵
守纪律、行为检点的好学生。如果你也将经历这个叛逆性阶段的话，我认为早点把它从你的生活中消除掉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顺便提一句，从你的地址上，我留意到你就住在距西切斯特公寓大楼仅几个街区的地方，那曾经是我通过投递报纸开始我金融生涯的地方……”
还在他上初中的那段时间里，他就开始追求奥马哈的卡罗林·福克，后来成为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集团老板的沃尔特·斯科特也在追求她，并和她结了婚。“不幸的是，最优秀的人赢得了美人心。”巴菲特说。
如果巴菲特依旧想在初中时就试图立足于商业的话，那么在商界，他可能早已经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47年，16岁的巴菲特从高中毕业。在他对股票市场研究还处在“绘制股市行情图”的阶段时，就已经积聚了一笔大约6 000美元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他的投递报纸所得。这个年轻人赚的钱比他的老师的薪水还多。
尽管他有能力支付他的大学费用，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的父母负担起了他上大学的费用，让巴菲特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到1950年巴菲特已拥有9 800美元。
他父亲费了很大劲才说服巴菲特继续读大学，而不是继续他的商业经营工作。在他父亲的力劝之下，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顿商学院读书，在学校里，他是年轻的共和党人俱乐部的主席，而且要抽出时间安排租用一头大象，准备骑着参加共和党人的胜利游行。但是，杜鲁门让杜威感到不安，最后这一计划被迫取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巴菲特学会了打桥牌。大学一年级时，他加入了“阿尔法西格马联谊会的兄弟会。”1947年-1949年间，他住在宾夕法尼亚，在他大学三年级时转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商业管理学院，并于1950年在此获取了他的理学士学位。他非常轻松地读完了这两所大学，并且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拿到了学位。即使在他撰写毕业论文时，他依旧打桥牌，所学课程得A。巴菲特仍能挤出时间找一些赚钱的机会。
在宾夕法尼亚时，他和哈里·贝沙成了朋友。“他们两个学习都很勤奋，但是，巴沙不会没有注意到在学习中他要比巴菲特用功得多。”与此同时，巴菲特还和贝沙的室友，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学生成了朋友。他很快就认定巴菲特是个“天才”。
“我没有觉得我学到了那么多的知识，”当他谈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那段经历时，他这样说。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他担任《林肯》杂志发行部的营业部主任，负责60个报童在6个农村地区的投递工作。同时，他还挤时间去彭尼连锁店工作。他在宾夕法尼亚读书时，还利用暑假和圣诞节假日在奥马哈市的彭尼连锁店工作过，卖过男式衬衫，一个小时的薪水是75美分，他自己开玩笑说：“我成了最低工资法案的权威人士。”但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收获是，他掌握了企业运行的第一手资料。
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收集了220打高尔夫球并把它们以1 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杰尔·奥瑞斯。
1950年夏天，19岁的巴菲特用一年的时间完成14门课程的学习，从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然后向哈佛商学院提出申请。
他经常去奥马哈公共图书馆借阅有关商业方面的图书，并掌握了一切能查找到的有关会计学和保险业的知识。
他乘火车前往芝加哥，在那儿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男士接见了他。多年以后，巴菲特告诉卡罗尔·卢米斯说，当时哈佛代表对他的印象是“19岁，由于身材消瘦，看起来像只有16岁的样子，相当于一个12岁少年的体重。”
当两个人的会面结束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绝无失误的工作神话，从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芝加哥双方的会面大约持续了10分钟，然后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巴菲特说。哈佛大学的人说他的年龄太小，还不能进入哈佛学习，让他过一两年之后再报考。
巴菲特在给他的朋友杰尔·奥瑞斯的信中写道：“哈佛那些家伙太自命不凡了，他们认为，我只有19岁，太年轻了，不能被录取，并建议我再等一两年。所以，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酷的事实，因为我已经在此吃住有四个星期了。我父亲希望我能到某个研究生院继续学习。但是，我却很不喜欢这个主意。”
两个星期之后，巴菲特再次写信来说：“说实在话，当我收到哈佛大学的来信时，我有点被打垮了。此后不久，我又等待着哥伦比亚大学的空白申请书。他们大学有个非常好的经济系。至少他们有几个教授普通股票估价课程的大人物，像格雷厄姆和多德。”
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他来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教授商业课的权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向哥伦比亚商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很快就收到了接受他入学的通知。他于1951年6月毕业于该校。
1934年，格雷厄姆把他讲义编辑成一本735页的书，并出版了，书名为《证券分析》。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中惨遭失败后，他研究出了价值分析法。1949年，他撰写了另一本书《聪明的投资者》。“和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第一次的销售额就达到1万美元以上，次年下半年，签名售书的销售额为2万美元，接近于20世纪任何一本非文学作品的销售额纪录。”
读本·格雷厄姆的著作--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4)
1950年，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读三年级的巴菲特阅读了本·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倡导人们做“有价值的投资”——调查一下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哪些公司评价过低，也就是说，看一下哪些公司的内在价值实际上要比股票市场给它定的价值要大的多。一个有价值的投资者在真正的商界总是以低于商业本身价值的价钱——也就是它的内在价值——购买股票。他总是想购买那些能以大大低于公司“相互影响价值”抛出的股票。
同时，格雷厄姆还认为只有当股票能以低于营运资本净值的2/3价格进行交易时，投资者才应该购买它。
对于格雷厄姆来讲，安全可靠的投资要求高的财产净价值和低的利润。他强调股票价格和利率之间的比率。
《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经商理念，即“只有在不受感情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投资才是最明智的投资。”也就是说，投资不应受感情的影响，没有寄予赢利的厚望，也没有担心有所损失的忐忑不安，更不要随大流，看别人购买自己就盲目地跟着购买。
格雷厄姆于1894年出生在伦敦一个从事小古玩生意的犹太家庭。他鼓励投资者关注商业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一个明智的商人愿意支付的东西。格雷厄姆曾经说过：“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投资者还应记住“安全投资的极限”这一原则，要肯定你所购买的股票的价值远远大于你在股票市场所做的投资。只有购买股票的价钱以及股票本身的价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巴菲特后来说：“安全投资的极限”是投资中最重要的几个字。
在投资前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说像管理是否完善，股票价格，竞争能力以及特许经营权的持久性。但是在价格问题上，本·格雷厄姆的这些话对巴菲特来说简直就像至理名言：
当我们运用“安全投资的极限”这一原则来指导我们在估值偏低的债券和廉价债券方面进行投资时，它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根据定义，我们应拥有股票本身的价格和另一方面股票的指示价格或是估定价格之间的有利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安全投资的极限。吸收这种计算错误或是运气非常差的影响是可以利用的。廉价债券的购买者特别注意这种可抵制不利发展的投资能力。因为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真正对公司的前途感兴趣。如果公司的前途确实非常糟的话，那么不论股票的价格多低廉，投资者都不会愿意掏钱购买这种证券。但是，估值偏低的债券的发行这一领域受多种利害关系的影响——可能大多数股民——前途显得既不是特别光明，也不会显得特别渺茫。如果这些股票是以特别低的价格购进的，即使赚钱能力的稍微降低也不会阻止投资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安全投资的极限这一原则就达到了它真正的目的。
巴菲特将成为世界上价值投资方面最伟大的实践者。
对巴菲特来说，阅读这本书使他有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对我而言，这书对我就好像是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使徒保罗一样，”巴菲特对《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记者罗伯特·杜尔说。
巴菲特曾经说过：“早在1950年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我就阅读了此书，当时我19岁。那时我就认为这是所有投资方面最好的书。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
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是《证券分析》这本由格雷厄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多德合著的第一流的专著的大众版。多德非常欣赏这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新的时代，只有新的错误。”
“我不希望听起来像是个狂热的宗教分子或是别的什么，但是，事实上，它确实让我有些疯狂。”巴菲特对戴维斯这样说。
2000年5月，多德的女儿，住在美国旧金山的芭芭拉·多德·安德森把有她父亲亲笔注解的那本书的第一版送给了巴菲特。此书的赠送仪式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进行的。巴菲特每隔两年都要在此做一次演讲，他回忆说，当他在这儿求学时，是多德这位哥伦比亚商学院的终身教授帮助他真正进入到商业这个领域。
为了说明这本书对他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巴菲特回忆说，有一次，在为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反托拉斯事件作证时，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律师说，巴菲特的观点和书中的某一个段落是有矛盾的。巴菲特反驳说，那位律师引证的那本书是由其他人供稿的第三版，巴菲特背诵的那段不在该书的第一版中，第一版中只包括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文章。
巴菲特总是把《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作为任何一位成功的投资者必读的书推荐给他们。他曾讲过，书的第八章讲的是投资者对于变化多端、不可预测的股票市场的态度。第二十章讲的是关于如何廉价购进股票的技巧，也就是“安全投资的技巧”。这两章是所有投资方面的建议中最重要的两条-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应学会利用股票价格，不论是在股价最高时还是在最低时，他都能够以相对于真正的商业价值来讲较低的价格买进。
第八章说，当开始考虑进入股票市场时，你应该想象得到，你在和“市场”做生意，但是，你要时时刻刻地观察它，因为它会带给你无尽的财富，也会使你跌入债务的深渊。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写道，“基本上，价格的波动对于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含义。价格的波动给他提供一个低进高抛的机会。在另外一些场合，如果他能忘记股票市场并且关注分开的赢利和自身公司的运行结果的话，他会做得更好。”
第二十章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股票价格上的有利差异，另一方面是股票的指示或是估定价值，这之间的差异就是安全投资极限。所以，安全投资极限取决于你所付的价格。
极好的价格来自于低迷的股票市场。就像是基金经理克里斯·戴维斯喜欢说的那样：“在市场处于低落状态下赚钱。当时情况却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巴菲特同时还介绍了投资专家菲利普·费希尔的早期作品以及约翰·淳恩的《金钱的主人》。
商学院出类拔萃的学生--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5)
巴菲特的学习成绩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是出类拔萃的，他于1951年6月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获得了他的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据说在格雷厄姆给巴菲特上课时，他就相信年轻的巴菲特将会成为当时最伟大的金融学家。
吉姆·罗杰斯说格雷厄姆的课巴菲特的成绩是A+，当时吉姆·罗杰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财政学，约翰·伯顿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前任院长。确实，巴菲特的成绩只有格雷厄姆这一科得了个A+，但是，这一成绩并未记录下来。
罗杰斯出生于阿拉巴马州的德蒙珀力斯，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冲击了华尔街的经济，与著名的投资者乔治·索罗斯建立了联系。他们的昆腾基金会运行得如此良好，以至于有报导说拥，有1 400万美元资金的罗杰斯在37岁就退休离开了他任教的学校。
1987年3月5日，巴菲特给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研究生院院长约翰·伯顿的写了一封信，现在，罗杰斯还保存着这封信。信中巴菲特写道：
“我非常荣幸收到参加学校年度宴会的邀请函，但是很抱歉，我不得不谢绝这一邀请。我通常在5月份去纽约旅行——即使在那时，我也会尽量地避开那些正式的宴会，因为我发现，只有在五六个人的午餐和晚餐上，我才能和朋友们一起边吃边谈，说说笑笑，感到非常的放松和自在。事实上，我不能确定我能确切地记起，最后一次参加正式宴会是什么时间。我非常喜欢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报告。我听说，人们仍然认为，吉姆·罗杰斯是美国最好的财政学教授。”
院长伯顿说，“他(巴菲特)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但是，他真正的天分是对经济价值方面的感知能力。”
格雷厄姆自己在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时就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并于1914年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格雷厄姆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对多种学科知识的掌握都博大精深。巴菲特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伯克希尔公司的副主席查尔斯·芒格认识格雷厄姆，他说：“本·格雷厄姆是沃伦深深爱戴的教授和导师。格雷厄姆学识是如此的渊博，以至于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有三个系都邀请他去他们那儿读研究生课程，并请他马上登台讲课作为他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这三个系分别是文学系、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及文学系和数学系。”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比尔·鲁安对哥伦比亚大学本·格雷厄姆和戴维斯·多德的教学很感兴趣，于是选修了格雷厄姆的一门课，因此，他能在1951年和巴菲特成为同班同学。现在，鲁安是鲁安·库尼夫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经营红杉基金，同时还担任《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在巴菲特收购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其余的下属公司之前，也曾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鲁安开玩笑说，他自己和巴菲特之间惟一的区别在于成亿美元的财富和智商上的100点。他说，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间有一种智力电流在流动，班上其他同学则是一群全神贯注的听众。
“你可以看到电流交汇时飞溅的火花，”鲁安回忆说。“那时你就可以断定巴菲特决非池中物，他是一位很不寻常的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鲁安是巴菲特的股票经纪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巴菲特遇见了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朋友，那就是比尔·柯瑞斯泰森。当巴菲特发现他们两个在约会同一位女孩时，他告诉柯瑞斯泰森说，他退出以成人之美。
从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的米德兰大学退休的历史学教授柯瑞·斯泰森笑着说，“那位女孩曾告诉我说，有一天，巴菲特会成为一位百万富翁的。”他说，那位女孩后来和别人结婚了，目前住在科罗拉多州，多年来他一直同她开玩笑说，当时为什么不嫁给巴菲特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巴菲特主动要求无偿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但是本，”巴菲特开玩笑说，“非常珍视他惯常的价格计算方式。他谢绝了我的要求。”
遭到拒绝后，20岁的巴菲特带着自己的硕士学位回到了奥马哈。在1951年-1954年间，巴菲特作为一名投资推销员，在他父亲的经纪公司，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工作。
他感到他的公开演说能力是不够的，所以，在他21岁时交了100美元，选修了戴尔·卡内基的一门课程。
那段时间，他还在奥马哈大学成人教育部教授投资课。一次，他去上课时发现教室里只有4个学生；那天他没有给学生上课，并说，他很抱歉学生们没有足够的兴趣上完这门课。后来，他的课有了些进展。《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杜尔写道。一个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回忆说，班上学生的平均年龄为40多岁，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巴菲特时，都在低声暗笑。巴菲特告诉杜尔说，“当时，我比现在还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高中学生。”
巴菲特开始讲课的时候，下面吃吃的笑声停了下来。“两分钟之后，他就控制了整个课堂，”他原来的一位学生说。
卡罗尔·昂格鲁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儿科医师，她曾是巴菲特的一名学生。她说：“沃伦教我们用计算尺计算钱是如何增长的。他使我们从内心彻底相信了复利所创造的奇迹，”昂格鲁医生说。她和也是医生的丈夫威廉邀请了其他11位医生和巴菲特一起共进晚餐。
巴菲特记得，在晚餐结束时，卡罗尔·昂格鲁从座位上站起来声明说：“我投资了1万美元，所有在座的人也应这么做。”
今天，卡罗尔·昂格鲁医生是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临床毒理学的主任，毫无疑问，她现在不需要再为钱而工作了。(待续）
股票的契机与结婚过程--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6)
就像巴菲特不断在投资一样，并不是每一次冒险都能带来好的结果。
“我猜想，我最糟糕的决策是，在我20岁或21岁时进入了加油站行业。这使我损失了20%的资本净值。所以，我想，到现在为止，加油站已使我丢失了赚取8亿美元的机会。令人满意的是，随着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代价的下降，伯克希尔公司的业务也下跌了，”他在1992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说道。
在那些日子里，他贪婪地阅读着金融方面的书。在他父亲的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可以去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市，阅读那里保险公司的有关统计历史资料。1993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时说，“我一页一页地读着。以前我从未读过经纪人报告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看着那些原始数据，我内心激动不已。只通过3个时期的收入，我就可以知道堪萨斯州城市的生活情况，通过1个时期的收入，我就能了解西部保险证券的情形。我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但我不喜欢从银行贷款。所以，我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在早些时候我是过度的激动，而现在则是动力不足。我买进了一家无烟煤公司、一家玩具公司、一家或几家市内电车公司。”巴菲特买进的价钱很便宜，并发现股票的价格很低廉。
现在，巴菲特把这种统计学上廉价购买的成就叫做“旧雪茄烟蒂”式的购进。
“当你要购买雪茄烟蒂时，你要摆脱掉他们。它们不会给你带来多大利润的”，1993年10月27日，巴菲特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谈话时，这样说道。就像在1994年1月2日《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文章中，所报道的那样。还是在这次谈话中，巴菲特补充道：
“当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工作的第一个地方，是一个只有5个人的、位于奥马哈的经纪公司。它订阅了穆迪公司的工业手册、银行和金融手册、公用事业手册。这些东西我都是一页一页看完的。”
“从中，我发现了一家靠近罗彻斯特的叫做真斯尼谷天然气的小公司。它卖出了22 000股股票。这是一家大约每股股票赚5美元的公共事业，让人感到高兴的是，你可以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把它买下来。”
“我发现位于堪萨斯州福德斯科特西部保险公司，在穆迪工业手册中，它的股票价格在12美元—20美元之间……收益是每股16美元。我在《福德斯科特报》刊登广告说，要买西部保险公司的股票。”
“在手册中，我发现了新贝德福德联合市内电车公司，这是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当时的股价是大约每股45美元，我记得，而该公司每股的现金价是120美元，没有负债。”
“没有人告诉我有关联合市内电车公司，或是真斯尼谷天然气公司的情况。有时，公司的管理者自己购买股票。你不可能通过购买这些股票而赚一大笔钱，但还是有点接近同一个原则。你找到了做某事的契机。”
后来，巴菲特在谈起真斯尼公司时，说：“我仔细阅读了穆迪手册中的每一页——工业手册、运输手册、银行及金融手册——只是为了寻找一些东西。我发现了各种股票在一个阶段的收益状况。其中一个是位于纽约北部的真斯尼公司，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在手册中，找不到有关经纪人业务的报道，你能做的只是接着往下阅读。我把这本书又读了一遍。”
早期的这些岁月对于巴菲特来说，也是他向苏珊求婚的日子。1952年4月19日，在敦提长老会教堂里，巴菲特和奥马哈的苏珊结了婚。威廉·汤普森医生的女儿苏珊是一位身材娇小柔弱的、留有一头褐色的长发、脸上总是荡漾着迷人的微笑、举止优雅可爱的女孩，我们过去常叫他“疯狂的比尔”，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说。汤普森医生是心理学教授，同时，还担任奥马哈大学艺术科学学院的院长，这个学校后来并入到内布拉斯加大学。苏珊的父母和巴菲特的父母都是老朋友。苏珊·汤普森曾在西北大学读书，并和巴菲特的妹妹住在同一间宿舍，是巴菲特的妹妹把苏珊·汤普森介绍给沃伦·巴菲特的。
巴菲特夫人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有些耳聋了。她的外祖父编写了一本手语字典。这本字典的特许权使用费属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格劳迪特大学。她的叔叔是加利福尼亚聋哑学校的校长，沃伦和苏珊在他们的蜜月中曾参观过这所学校。
此外，巴菲特在蜜月中还做了什么呢？“沃伦·巴菲特……在读过《聪明的投资者》一书后，于1950年，学完格雷厄姆和窦德的课。在他度蜜月时，还读完了《证券分析》的第一版。”
根据《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凯利的报道，巴菲特的婚礼和蜜月因一次突发事件差一点儿没有被推迟：1952年密苏里河洪水泛滥
50年前的这个月，也就是1952年，密苏里河洪水泛滥差一点儿没有使巴菲特的蜜月旅行成为泡影。
那时，在奥马哈市卖股票的巴菲特，将于4月19日下午3点在敦提长老会教堂和苏珊·汤普森结婚，那个月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他认为，他所在的国民警卫队可能该发挥其作用了。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确切地讲，他是在19日中午接到上尉的电话：“巴菲特下士，我们有任务了。”
他接到要他当天下午5点去报到的命令。巴菲特说，他原以为是他的一位伙伴在开玩笑，但是，他从那有点结结巴巴的话语中听出，那确实是上尉的声音。
真实普通的婚姻生活--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7)
这位未来的华尔街投资奇才非常焦虑、非常为难，他应该怎么对苏珊说呢？
“无论如何，我是个废人，”他说。“但是，她却比我成熟多了。尽管她只有19岁，她的情感年龄却有40岁。我虽然21岁，但却只有12岁的情感年龄。”
在他动身去教堂之前，巴菲特接到了国民警卫队34支队指挥官甄·沃伦·伍德的电话
。他听说了巴菲特要举行婚礼的事情，并准许巴菲特下士不参加这次行动。
从《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第二天刊登的一个只有四个段落的报道中，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将军说：“爱是阻止我们执行任务的惟一理由。”
开着他姑姑艾丽斯的车，巴菲特载着他的新娘向西方驶去，他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瓦胡韦格莞姆餐馆停下来吃晚餐。“为了显示我的温文尔雅，老于世故，我点了一份炸鸡排。”
在早期的婚姻生活中，即从1951年-1952年间，巴菲特和妻子一直住在租来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后来他们搬家到了纽约，搬进了一个有两层楼的公寓，并一直居住到1954年。
1956年春天，巴菲特离开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他和妻子搬回了奥马哈。在离巴菲特杂货店不远的丛林大街租了一栋房子。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一些早期信件就是从这丛林大街5202号发出去的。1958年，他们搬进了巴菲特现在依然居住着的这所房子。
“我们结婚时，我拥有1万美元和两个选择。我告诉苏珊说，我们可以(1)现在就买一所房子，或是(2)请她让我用这些钱做投资，数年后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金钱。所以，我们等了4年。我用资本净值10%买下了这所房子，”巴菲特在1998年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说道。
音乐一直是巴菲特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在他11岁时，他和姐姐们一起唱了一曲“美国，美丽的国土”作为他父亲的通过电台成功地竞选国会议员的内容之一。
这次演唱是在位于53号大街和湖泊大街的巴菲特家的客厅里举行的。
音乐也帮助他赢得了苏珊的爱情。
那是他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巴菲特通过和她的父亲一起演奏引起了苏珊对他的注意。当时他弹奏的是夏威夷的四弦琴，而苏珊的父亲则弹奏着曼陀林。
“显然，和她在一起，我不是最具竞争力的。但是，苏珊的父亲非常赞成我。结果2比1，我赢了。”巴菲特在引用阿姆斯特朗的故事。
“是这样的。我父亲确实是通过我外公，向我母亲求婚的。”霍华德·巴菲特说。
沃伦和苏珊·巴菲特是在相隔不到一英里的两个街区长大的。他们结婚后生有三个孩子。在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在庆祝完他们的银婚纪念日之后不久，他们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他们是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分居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孩子们都长大后，一直对音乐和旅游感兴趣的巴菲特夫人，开始认真追求她深深热爱的音乐事业，她演唱忧郁布鲁斯歌曲和爵士乐。巴菲特夫人搬到旧金山，并一直住在那儿。他和她丈夫的关系依然很好。1991年，她被任命到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会，接替已退休的缅因州的肯·蔡斯担任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