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需要举国践行
在地震灾害面前，包括很多西方媒体在内，都对中国政府、社会、公民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反应迅速、信息自由、组织得力、上下一心、以人为本……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也暴露出大量的问题。比如校舍设计缺少防震概念的问题，让本该是最坚固避震堡垒的学校教室成为我们最大的伤痛；比如防震教育的问题，国民在地震面前整体表现出来的防震能力是匮乏的，本能地“跑”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比如民间社团组织不健全的问题，让大批怀有善心的志愿者表现为各自为战，以至于当地一次次昭告“希望择机再来”；比如官员政治道德的问题，何以能在如此国殇面前仍然出现挪用资金、救灾帐篷外流的丑陋行径；再比如救灾体系的专业化、专门化问题，正如胡舒立在最新一期《财经》上撰文所言，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来强化社会救灾“注重未雨绸缪，注重科学专业，注重多方配合，尤其注重可执行性”。
我们高调地褒扬国人在此次抗震中的不屈表现，也需要同样高调地讨论在这些年发展中忽视或者不足的东西。在灾难与废墟之上寻找到进步的阶梯，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今日优秀表现的成功玩味，而是取决于我们反思的杠杆能够探出多远，我们弥补行动的时间能够坚持多长。
多难兴邦，需要举国践行——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每个人都能找到奋力的地方。唯有如此，地震中失去的，才能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一点点、一步步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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