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重建会引发城市革命吗?
四川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或许将成为引发中国城市建设革命的有利契机。在日前召开的2008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暨首届河北省城市规划建设国际博览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公布了《灾后重建生态城纲要》，并提出灾后重建城市规模以中小型为主，要以生态化为目标，使灾后重建城镇风貌特点更地方化、特色化，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高，与自然环境较好地融合，成为安全、舒适、生态友好之城。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既新鲜又振奋的信息。遵循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进行灾后重建，不仅体现了我们对于解决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科学抉择，更体现了我们对于城市的含义及其发展模式认识的质的提升。目前，受灾城市重建标准已明确:将建成对生态环境压力减弱，可快速推广应用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捕获外部发展机遇能动性强的城市。受灾城市的重建将与原三线工业企业迁移相结合；人口规模比原来减少；污水处理能力达到90％以上；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到20％以上；绿色交通使用率达到50％以上；绿化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30％～40％。
生态城战略，无论对于四川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还是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而言，都意味着崭新的意义和内涵。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中国很多城市的建设都存在着偏差。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被打上了深深的经济烙印。许多城市应经济而生，随增长而兴。生态环境的需要和人们生活的需求无形中被挤压、忽视甚至淡忘了。这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导致我们的很多城市在经济指标呈几何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却在不断恶化，生态功能区被割裂，城市生态系统呈现极度不稳定甚至是破碎的状态，灰霾天气增加、热岛效应显现并加重、光化学烟雾也从关于伦敦的历史回忆闯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过分强调，使我们的许多城市不仅环境问题孳生，更埋下了引发重大自然灾害的隐患。
行为的偏差缘于认识的误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城市沦为单一的经济载体。而实际上，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各种元素在有限地理空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合系统，是一个人工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耦合的复杂有机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达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良性循环，使人类社会能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荣，使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在自然灾害面前趋利避害。而一个城市真正的和长远的竞争力也远远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能够获得的，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已经明确地给出了答案:生产力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相互适应性，人们的舒适感和安全感。
汶川地震，使四川的城市遭遇了一场灾难，但同时，也将四川的城市建设推上了一个新的起点。诚如四川省省长蒋巨峰所言，重建不是“克隆过去”，而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升级，体现前瞻性。在西部大开发中，四川省一直努力争先，实施生态城战略，按照生态标准开展重建，或许将成为四川登上西部大开发“领头羊”位置的有力落脚点。
不惟四川，按照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追求前瞻性，恐怕也是当前中国所有城市决策和管理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达到44.9％，城市生态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现有非理性城市化模式非常容易造成板块化和凝固化。科学家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不抓紧进行生态化，等以后再来考虑，就没有机会了。”
中新、中意、中英等生态城建设自不待言，而对于那些现在已经具备了固有的布局、规模和产业门类的城市来说，虽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起家，却也绝非没有出路。最难以割舍的，恐怕是经济收入和财税。对此，大连市多年来在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革新和实践颇可资借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连市遵循“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理念，把城市环境当作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环境质量，积累环境资本。他们下大气力调整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投资100多亿元，完成环境基础建设项目和重点污染治理项目300多项，加强对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管理，严把审批关，控制新污染源产生。大思路经营出效益。据测算，大连在环境建设和保护方面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5。环境革命提升了大连的城市竞争力。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需要进行自我调整甚至自我重塑。关键取决于认识，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地等待在一场灾难后从头再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