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看片为何大笑，彩蛋之后还有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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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看“慰安妇”纪录片大 笑 被劝后回怼：关你啥事(图)[size=0.9em]文章来源: 中国网 于 2017-08-15 22:40:28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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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男子看“慰安妇”纪录片笑场被劝反回怼：关你什么事

中国新闻网8月15日电 14日，上海一影城放映“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时，一男子竟笑场，观众劝阻后，还一直表现的无所谓，说“我笑关你什么事”。直至有人骂了他一句，引其瞬间爆发，将爆米花扔向出口观众，甚至想动手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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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导演郭柯：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对话人物：



▲郭柯：“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导演

对话动机：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一部名为《二十二》的纪录片在国内上映。

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慰安妇人数存疑，有专家推断，日军在二战期间，前后共奴役约40万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其中包括约20万中国大陆女性。

“二十二”代表了中国大陆公开“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数量。2012年，这个数字是32。那一年，郭柯无意间读到关于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混血儿子的新闻，便以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拍摄了记录短片《三十二》。

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决定为22位老人全部留下记录，因为“时间不多了”。

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离世，终年90岁。从2001年起，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但此后的诉讼之路均以失败告终。黄有良是最后一位原告。

从2014年至今，《二十二》记录的老人，随着黄有良的离世，仅剩8位。



▲《二十二》剧照。来自电影官方微博。

“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新京报：拍摄纪录片《二十二》的初衷是什么?

郭柯：2012年拍摄《三十二》时，韦绍兰老人乐观积极的态度改变了我之前对于慰安妇群体的看法。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非常平静，但没有说话，我们误以为她不好接触，后来才得知她感冒了。第二天她病好之后就很热情了，会主动给我倒水，会给我们做饭，到点了喊我们一起吃饭。



▲韦绍兰，1920年生，现居广西省荔浦县，现年97岁。1944年冬天，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后趁日军不备逃出慰安所，彼时已经怀孕的她生下了“中日混血儿”罗善学。目前老人和儿子罗善学以及外孙一家住在经过修缮后的新房中。老人乐观开朗，是位爱笑的奶奶。

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接触到的是一样的信息，这群人被日军强征去做性奴隶，受过迫害，回到家里后也过得特别痛苦，都是刻板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她们受了那么多苦难，依然那么乐观。这些老人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后来，一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公开身份的慰安妇老人就从32减少到了22位，我觉得时间不多了，就开始筹拍《二十二》，记录22位老人的生活状态，她们是如何走过余生的。

新京报：和22位老人接触后，在你眼中，她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郭柯：就是普通人，跟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在拍摄她们之后才有的认识。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原来她们这么平静。

她们没有太多悲喜，她们每天看着自己的孙子子女，聊天、开开心心地生活，最关心的是子女生活、孙子孙女成绩好不好啊，不关心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

有人看了日本人的照片能笑出来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了”，与我们想象中痛苦的控诉不同，她们的平静是我当初没有想象到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她们这么平静?

郭柯：时间。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抹平一些东西，伤痕肯定还在，但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

现在仔细回想，人不就这样吗，哪有那么多仇恨，七十年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是150岁的导演，我去拍她们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我作为三十多岁的人，为什么要去揣测九十多岁老人的内心?未免也太不准确了。

作为观众，只能去体会她们，关于她们的心理和我们想象的仇恨，我们都不能够去给答案、下定论。

新京报：除了平静，还有什么特质打动你吗?

郭柯：她们都很善良。有一年春节我们去看望韦绍兰老人，给了她500元，但是临走之前，她又拿出400元给我们四个人每人包了一个红包。她的生活很艰苦，每个月只有30元低保金，在我们想象中钱对她们依然重要，但是她拿出来400元来给我们包红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导演郭柯与韦绍兰老人

李爱连老人每天会早起炸馒头片，等着我们去吃;湖北的毛银梅老人种了很香的栀子花，到了夏天会摘一桶送给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你还能想到她们是慰安妇吗?这个帽子已经不重要了，把帽子摘掉，让大家真正去了解人，而不是了解慰安妇，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不会追问她们关于过去”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呈现出来的片子不是黑暗历史的控诉，而是相当平淡甚至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乏味?

郭柯：我们就是记录，只是想把你们(观众)带到她们身边去，或近或远地去看她们一眼，她们这些受害者，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的老人喜欢安静，我们就在门口看一眼，有人状态比较好，就进去看一眼，有人愿意跟我们聊天，我们就听她聊聊，或近或远。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做呢?

郭柯：我们不是像以前一直呈现的残忍和痛苦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谁喜欢去接触痛苦，所以，当把平静的老人展现给下一代，让他们对慰安妇群体有正确和客观的理解。用这种柔和的方式去对待老人和下一代，让他们用温柔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她们，这样做是对的。

新京报：有试着触及过去的伤痛吗?

郭柯：会问到以前日本人来了是什么样，她们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们不会去追问，没有必要。如果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奶奶，你会追问吗?不要把自己当做拍者，不要把她们当做陌生人，而是当成亲人，你的问题就是有底线的。

对我来说，如果一直去触及追问那些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你为什么要去追问呢?难道就因为你是导演吗?在面对她们的时候，得看清楚自己，所以要平和一点。我们不谈艺术创作，只会带着感情去观察和体会她们的生活。

新京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郭柯：我们开始什么也不做，先去房间去看她们，坐一两个小时。《三十二》以后对这些群体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和理解，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就是跟老人去玩儿，每天陪着她们，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我们跟老人也培养了情感，尽量减少目的性，正常地去相处。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柯：黄有良老人比较内向，和我们语言不通，加上腿不方便，一直坐在床上，所以交流比较少。有一次拍摄印象深刻，我们带了一架轮椅给她，扶她坐上了轮椅，推她出门。

她没有轮椅，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床上，我们送了轮椅之后，她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被推到院子里看看，她就乐呵呵的。看到她高兴，我明白了老人们需要陪伴。

纪录片就是记录下来，拍摄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她们温柔一点，在她们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她们呵护、爱护一些。她们是我们奶奶辈的人，不能再伤害她们了，而是尊重她们。



▲毛银梅老人，1922年生，原籍为朝鲜半岛，原名朴车顺。2017年1月18日去世，享年95岁。1945年初，老人被从朝鲜半岛欺骗至中国。日军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女儿。老人生前，家人及邻里非常爱戴她，她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姓氏改成“毛”。

“她们家人说挺好的”

新京报：通过这部纪录片，你最想传达什么?

郭柯: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和认识她们，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曾经的受害者，这些九十多岁的老人，我们把她们当作普通老人，当成自己的奶奶来看待。

新京报：你想通过这部片子摘掉过去对慰安妇刻板印象的帽子吗?

郭柯：摘不掉的，怎么可能改变所有人对她们的认识呢?就是介绍她们给大家认识，只是这样。一个影片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传达一种情绪出来，不会说大家看完片子就颠覆了对慰安妇的认知，能对老人有新的看法就可以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们的片子影响和伤害了老人，你怎么看?

郭柯：如果说我们对她们有影响，的确是在打扰她们的生活，但怎么可能伤害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韦绍兰老人，每次去都很亲切，会在她家多陪陪她。我们跟家人会偶尔打电话联系，老人不会讲电话，必须去了面对面交流。这是一种很美妙的缘分，已经超出了拍片的范畴。

片子拍出来后，给她们的家人看过，他们说挺好的，感谢我们把老人的记忆留在画面里了。我觉得他们看完没骂我已经很高兴了，只要不伤害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新京报：日本观众看过这部影片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郭柯：在日本没有公映过，电影节也都没有收这部片子。但部分日本观众看了之后，觉得这种方式他们能接受，很感谢我这样拍，不尴尬。这样就对了，为什么要让日本人看到片子尴尬呢，开放一点。

新京报：你本人这次的收获是什么?

郭柯：就是对这些老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人应该善良一点，面对你的拍摄对象应该温和，不要着急，在生活中也该温和一些。片如其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动机，在片子中都会呈现出来。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逝者黄有良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

姓名：黄有良

性别：女

终年：90岁

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噩梦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逃亡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

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