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脸的世界 听妈劝 我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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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脸的世界 听妈劝 我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形(图)[size=0.9em]文章来源: 网易 于 2017-12-20 18:53:20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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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去年年底开始，母亲在给我打电话时，开始频频聊到整形的话题。

第一次提，说的是她一个朋友的女儿：“我今天上街看到了阿姨家那个女儿，你记得吧？漂亮得很呢！但我听说她去做了微整形。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效果还是可以。”

我没怎么搭腔，对于如何去评价许久不见的同学变美、变有钱，我确实不太知道，也没想过。

后来的电话里，母亲又好几次提到整容，从同学说到女明星，最终的结论总是：整一下，没什么大不了。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热衷美容产品的母亲喜欢的扯闲事聊八卦，直到有一天，母亲在聊着别人整形的时候，突然流畅地将话题跳转到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你哪哪都好，就是鼻子再挺拔一点就好了，要不我们也去咨询咨询？”

面对母亲这句突兀的试探，我愣了一下，突然明白其中的意图。

“你是想说什么？让我去整形？”

“我就是想着可以去咨询咨询。”

“我不去！”

整形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新鲜的词汇。在我成长过程中，外貌没有让我享受过漂亮女孩的待遇，但也从不构成过分的困扰。母亲毫无由来将这个问题突兀地抛给我，对我而言，就像询问一个高中生，是否考虑买一辆汽车。

我以为，果断地拒绝后，此事就可以画上句号。

然而，并没有。

又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在电话里说，她预约了一家机构，等我放假马上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对母亲的执着，我感到可笑又可气：“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我不想去！”

“我这是为你好呢，就差这一点点我就不操心你了。”

后来到放假前的每一通电话里，母亲都会提到这件事。我一次又一次表示坚决的拒绝：

“我不去，绝对不会去的！”

2

有些东西，我很早就意识到并接受着：从小到大，在大家眼里，我“可爱”、“聪明”，但换座位时，没人帮我搬过书架和一摞摞卷子，男孩子跟我讨论数学题，就真的只是讨论数学题。对于这些事情，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没有失落，也没有嫉妒。我勤奋地学习，平和地生活，在喜爱的事情中，获得独特的欢愉。

我考上心仪的大学，继续形单影只地生活，一个人泡在图书馆，一个人跑去看热门的电影，一个人把行李从一层提到六层，一个人接收只可能来自父母的晚安。

舍友已经换了三个男朋友，对象从大哥哥到低年级的弟弟，从乖乖仔到地下朋克。有一次，寝室夜聊前男友的话题，我插不上嘴，悄悄塞上耳机，我在心里问自己：“总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会觉得吃力吗，会感到难过吗？当然会。”

但对于一直以来的孤单，我当时的答案是：我自己还不够强大，还不够优秀。

后来，身边的好朋友们也谈恋爱了。

我说：“我觉得很多男孩我都不喜欢。”

她们说：“是，你很优秀啦，慢慢找。”

然后，她们有些人分手了。

我说：“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啊，没需求没时间。”

她们说：“没错！那些男生幼稚还渣。”

接着，有些人又恋爱了。

我问：“为什么你们进程总是这么快？我感觉，遇到喜欢自己的人其实不那么容易。”

朋友说：“是吧，虽然男生不少，但他们看脸。”

听到朋友的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接收到，来自他人的委婉提醒。

原来是这样吗？落单是因为我的脸？没有恋爱，不是因为我不想，只是我从未被挑选。我想起那些夸我越来越漂亮的阿姨，更清楚地看到了，她们话语里的礼貌成分。

让一个女孩承认自己不漂亮，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可能需要一刀刀割掉那些自尊心的触角，掩埋那些本能的难过，将自我压低、缩小，放进那个叫做“普通女孩”的玻璃盒子里。

这个提醒，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与“我”无关、我无力改变、且不能选择的东西，会成为我该不该得到某些东西的决定因素，成为我被怜悯或者被遗弃的理由。它像一根无法磨钝的刺，反复探出头来，扎在我的身上。但这不是一个致命的困扰，我没有想过改变，只是一次次地，用失落的灰土将它掩埋。

在电话里聊起整形没过多久，母亲体检，查出身体里有一个黑块。医生说，还不能确认是否是恶性肿瘤。

母亲是个细心、周到的人，总是将家里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即便是长辈们，也总愿意和她商量事情。从小，我就被她精心呵护，整晚陪我解数学题，给我扎繁复的麻花辫，从雨里冲来为我送伞，用她的身子给我遮挡炽烈的阳光。细心的母亲，肯定也早发现了，她的女儿从来不是一朵耀眼的花，别的父母为儿女早恋担忧时，她从未跟我说过什么提醒的话，她知道，没有必要，

电话里，母亲一直在叹气。我知道，她害怕了。

“妈妈在想，你变更漂亮一点，可能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好一些呀。”

我完全没有料到，在收到令人不安的复查通知之时，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情。

“我已经预约好了。你和我去看一下吧。妈妈希望你好。”母亲的意思是，锦上添花，何乐不为。因为这件事，她想让我变美的心情更急切了。

面对母亲不断升级的规劝和唠叨，我曾想了一句对抗母亲的话，我以为，它将具有无以伦比的杀伤力，我大声地喊着：“你们就这么嫌弃我的长相吗？难道不做这个手术我就活不下去？”

说出这句话时，我非常不争气地，带着满心的苦涩和委屈，红了眼睛。我仍然怀有一丝希望，曾试图向父亲求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告诉我，“没关系，你很好，你没有错，是那些人错了”。

但，我等来的却是：“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们在你身边，还可以帮你支付费用，陪伴你，帮你护理。”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对话被封闭在两个真空里，像电影《降临》中科学家和外星人的对话，双方并不处在有可能彼此理解的语境。

“我如果生病了，真的很放不下你这件事。”

“那好吧，我们去。”

我终于答应母亲，可以去“咨询咨询”。我已经懒得去区分，这个“好”字，是我被情感胁迫之后举的白旗，还是我真的为了漂亮，为了活得容易，心甘情愿主动来到了对方的阵营。

3

今年二月放假，母亲如愿带我去预约好的整容机构咨询，那家机构就位于城市中心区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电梯直达十八层，对着电梯门的巨型粉色招牌上，穿米色丝绸礼服、线条凹凸的女模特五官精致——我未曾想到，未来的七个月，我将无数次在电梯门的开合之间，凝视这块招牌，在这位女模特笑容得体的目光中，见证自己的混乱与溃败。

我们靠窗坐着，粉色的沙发上，是碎花的图案，明净玻璃窗外景致宜人，玫瑰茶依然温热。我输入挂在墙上的Wi-Fi密码，看一条朋友圈——刚刚在电梯里，图片加载失败。

一位穿白大褂、自称徐经理的女士坐下来，三十出头，淡妆，黑色皮靴。她开始介绍，隆鼻有三种选择：硅胶、膨体和软骨组织。价格依次递增，效果当然越贵越好。软骨组织要从自己身体中取，两处开口，但效果最好，价格也高，十余万。膨体的效果也很好，而且只在一个地方动刀。

徐经理推荐膨体，然后离开去拿资料。

“怎么样你觉着？”母亲拍拍我问。

“我不知道，你看吧。”

徐经理拿着两个透明盒子回来了，以为是母亲想做整形，继续对着母亲介绍。母亲又拍了一下我，我只好关掉手机凑上前去。徐经理立刻明白了，说：

“小美女这个鼻型是很好的，两个做出来肯定效果都好，你们自己决定嘛。”

“我们想做自然的可以吗，太高了那种不要，想要合适自己脸型的。”母亲说。

“姐姐，这个你别担心呢，你看看我的！”徐经理忽然把脸凑近我们，“我的鼻子刚做完膨体的，你摸摸，你看得出来的？”

“你这个做得好，我都不知道你做了。”母亲一边轻按徐经理的鼻梁一边说。

“是呢。我们的医师会根据你们的要求来设计鼻型的，如果你非要做网红鼻我们医师都会拒绝的，他们都会为你们定制和调整，肯定不会夸张，就是在你们现在的水准上拔高一点，说白了就是变漂亮了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变了的效果，我们机构主打这样的。”

此时，徐经理觉得，是时候向我介绍马医师了。

医师的会客室不大，房间依然刷成粉红色，沙发茶几是成套的欧式碎花，门边的墙上挂一面干净的镜子，房间窗户与镜子相对，背后仍然是这座城市的俯瞰景致。马医师进门的第一句就是：“来啦，刚结束一台手术，最近还是忙。”

他高个，笑容温和，大褂的扣子开着，像穿了件白色风衣，看起来不打算坐下，一副只是顺道进来看一眼的样子。

“医师，您看她这个鼻子好不好做？”母亲试探地问。

马医师走到沙发边上，让我仰起脸来，按了按山根，又让我侧过脸去。

“好做。垫一点点就可以了，就这里。”他冰凉的手指捏起我的鼻根表皮。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这里可以。”母亲赶忙附和。

“那可以啊，没问题了。几点手术？”

“不不不，我们是来咨询的。”听到手术一词，我隐约有点不安，又缩回沙发。

“没事，那你们慢慢聊。”马医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正好今天下午预约的客人来不了，空出一台手术，我以为你们要约。今天不做的话，未来两周都排满了，过年后再来吧。”

“好的好的，我和他们再聊聊，医师那您忙。”在一旁的徐经理接上话，一边站起来开门。

“你们聊，我先处理其它事。徐经理都懂。”马医师对我们笑了笑，便带上门走了。

马医师走后，母亲开始跟徐经理讨价还价，徐经理说膨胀体的价格是一万五，母亲想谈到一万二。谈话间，又进来一位高大的中年女人，齐肩卷发，穿一件米色绒毛大衣内搭V领黄毛衣，胸前一块巴掌大玉佩晃来晃去。徐经理客气地叫她“李姐”，她点点头，先让“小徐”经理去接客户电话，然后自己坐下来，继续跟母亲聊价位。

“我们是王姐介绍来的。”母亲说。

“喔！王姐啊！我们的老客户啦——怎样，心理价位是多少？”女人站着，手叉在腰上，转向母亲说。

“一万二嘛。”

“一万二是有点低了。这样，等会我们空一台，你们这个小手术，准备也不麻烦，今天做了我们这边也不浪费，就给你们这个价吧。早做早好。”

“李姐，这个我这边没有接受过的！”没有离开的徐经理插了句话，很着急的样子。

“行啦！你去接电话，我做主了，就这样！”李姐大声说着，爽快得让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插上话。

“我们就是来咨询一下的……”母亲似乎也并没有做好今天就让我手术的心理准备。

“咨询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这个手术我们一个月十几台，半小时的事儿，今天不做等几个星期后也是一样做的——你们再商量下，之后再约也行，但就只能按原价。”

母亲看看我，一副完全被说服了的样子，我的脑子一瞬间也没了主意。

“这个不痛的，很快，一个小口。”母亲又宽慰我说。

“怕痛啊？傻姑娘。为了漂亮，这点小痛才不算痛。来，我们签个合同，让马医师仔细给你看一下。换个鞋，到手术室里吧。”李姐不由分说。

我内心分裂成的两个我，有一方被打败了。

4

手术室内开着一点暖风，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输着液，旁边不锈钢盘子上，玻璃瓶、针管、棉签摆放整齐，角落里放着一台庞大的器械，一个白色的置物柜上也摆满了东西。

这里房间布置风格，和外面差距很大，物品棱角分明，颜色简单有序，两个地方之间，唯一的联结，是圆凳上的小熊玩偶。我居然如此清醒地躺在手术室里，为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感到有些荒谬。

刚才的马医师走进来，依然是温和地笑着的，跟进来的还有三个护士。马医师拿起一只黑色马克笔，轻轻在我的鼻子上画了几道。

“你看，这里是整个鼻子的突出点，这里做好了基础能打好。这里是亮点，我们给一个提起。”

护士们在一旁认真听，连连点头。

我的脸被罩了一层医用防护布，他们讲的每一个字我都能听懂，但却觉得，这些声音仿佛漂浮在遥远的地方，与我无关。陌生和不安，同时也在我的大脑中拉起了一层厚厚的隔离布，让我无法思考，也无法理解目前的境况，一种奇怪的迟钝感，控制了我。

两针麻药后，我闭上眼睛，眼前有无数双手在晃动，时间感也完全消失了。

恍恍惚惚，终于听到医师说：“马上好了，我们开始缝合。”

缝合的过程却比我想的还要难熬，或许是麻醉药药力的衰退，每一针刺入，都有一种圆钝的痛感，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心脏起搏器提起又放下的病人，因为疼痛而震动、抽筋、收缩、颤抖。每疼一下，我就数一下，大概八次。

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医师给我拿了面镜子，我只看一眼就拿开了：我的脸上到处是汗水、皮肤渗出的油、眼泪和血水的混合物。我还在消化刚才的痛感，真的没有余力再去消化这张狼狈的脸。

从手术室走出来，鼻子还在不停流出血水，我把棉签放在人中处，等着它们流下来，丝毫不敢把它伸到靠近伤口的地方。鼻孔里露出好几条黑色的细线，眼睛周围开始显出紫色的淤血。医师在交代护理方法，我什么都没有听。

母亲擦了擦我额头的汗，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看着她只挤出了两个字：

“我疼。”

一个健康的人为什么要主动把自己送进手术室承受痛苦？这是那天在手术室里，一直敲击着我大脑的一个问题。

术后前三天，每天都要去整容机构消炎；一周后，拆了线，每天酒精消毒，忌口。

除了我的嘴巴再也做不出“抿嘴”的动作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坏影响。鼻梁挺拔起来了，两个鼻孔像是修整过后形状好看的山洞。

母亲的复查结果也出来了，没有问题。其乐融融，开开心心。

5

整形这件事情似乎就虚假地消失在我的生活里，直到过年后的一天，我在鼻孔消毒时发现血迹。

母亲第一时间给他们打了电话，得到的反馈是：“不用担心的，这个是正常现象，多消毒。”

母亲问我，“他们说了正常的，你就多注意清洁。要不你来和他们说一下状况？”

“不要！”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羞耻，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羞耻”感来自哪里，但我就是不想在手机或者微信里，存上任何一个与他们有关的联系人。

当我用完第四瓶酒精、第十包棉签的时候，鼻子里的血迹已经开始变白，伤口处出现了肿块，分泌出黄色粘液。我只能停用了所有的洗面奶，但每一次洗澡之后，鼻子里还是会有暗红的血水流出来。

我不得不开始每天去找马医师做清理。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手术室，酒精、碘、麻药针、清洗针，每天准时操作。

十五天之后，倒不再有液体分泌出来，发脓的地方开始长出肉球，像一块碍事的石头阻在山洞口。

马医师说：“需要一个小手术把肉芽割掉。”

还是他来操刀，但换了另外几个来听课的护士。

切除肉芽，缝合、护理、消炎、拆线。又一个星期，伤口重新开始流出粘液和血，血停了，又长出肉球。这个痛苦的过程，似乎已进入某种可怕的循环。

我每天照常出门、上课，每当有组织和脓血流过人中时，我就机智地低头用棉签清理掉。

一天早晨洗漱时，我在镜子里看到，一道暗红色的血迹横亘在脸颊上，像一把刀将这张本不太完美的脸二次撕裂：睡觉时流出的脓血凝固了。我立即用毛巾擦去，真的好希望是自己没有睡醒、看错了。也许薄薄的鼻孔皮肤上已经扎了数量不少的针孔，但没关系，他们愈合很快，医生说过，皮肤有记忆力。

“应该是毛孔发炎。”

“也许是伤口感染”

“估计是材料排异”

马医师在每次的复诊观察中，不断给出结论不同的推测诊断。这个机构仿佛有一个无法看到的磁场，一旦靠近它，就会想要听从它，认同它，并失去所有抵抗力，吸走我身上的理性和勇气。

6

“周五约一台手术，做假体取出。”

为了一个好看的鼻梁，我抗争了七个月，试过所有可能的治疗，在鼻子被针扎成筛子之前，我决定把这个不安分的异物取出。

马医师很早就提出这个方案，我和母亲在犹豫，直到反复的发炎、脓水和酒精气味，将我对鼻梁的留恋消磨殆尽。我克服在花季年龄毁容的恐惧，做好了休学的心理准备，终于拿起电话，和马医师预约了假体取出手术。

手术的前一晚母亲哭了，术后，她才敢告诉我，那晚她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得知取出手术失败风险极大。

手术依然在那个我已经完全熟悉的手术室，依然是完全熟悉的马医师。我告诉他们第一次手术太疼了，于是马医师慷慨地在我的脸上扎上四针麻药。这一次我能清楚地融入手术室的氛围，有人在拉扯我的脸，但我已经没有痛觉。

我像是一个手术台上的活体实验品，马医师依然边手术便给护士们讲着：“你们看这个要这样取，很多人都不会。必须全部取出来，所以，每一台手术都要记录当时放了什么、放了多少进去，不能有遗留。”

手术灯关掉，我爬起来，这一次没有人给我递镜子，我走了出去。

母亲焦急地坐在那个粉色会客厅等我，见我出来，伸过手来帮我：“鼻子里流出来血了，擦一擦。”

麻醉还没过，我感觉不到东西流出来，也暂时找不到我的鼻子在哪里。母亲抱住我，泪珠像是夏日的骤雨，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

“对不起，你受苦了。妈妈错了，妈妈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强迫你。妈妈也迷失了。”

我依偎在她怀里，安心地被她抱着，也哭了。

哭是因为委屈，但也有内心难以抑制的欢喜：因为手术没有失败，没有毁容，接下来是漫长的伤口恢复护理期——马医师说，取出后不会再反复了。也还因为，即便我自己没有勇气叫停整形，可事故之后，我又获得了重新做我自己的机会，回到出发点，自己开花，自己长大，自己经历，为自己做决定。

美没有错，但将它作为活得更好的唯一手段，却错了。我也错了，我习惯性逃避，让自己服从于大多数，麻木地随波逐流，抗拒不彻底，放弃不彻底，快乐也不会彻底，唯有这期间，自我的分裂感，是彻彻底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