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爱伦坡悬疑集》--作者：（美）爱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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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子一放下，国王和他的七个伙伴就在大厅里四处乱转开了，最后，转到了大厅中央，毫无疑问，正挨着垂下的链子。矮子一直悄无声息的跟在他们身后，煽动他们吵嚷不休，等他们站定了，他一边抓住他们身上的链子那贯穿圆周的交叉处。说时迟那时快，他以闪电般的速度用屋顶垂下的灯链吊钩钩住铁链；有个无形的装置马上就把灯链升上去了，高到无法触及。自然，大猩猩们被紧紧拖到了一块儿，脸对着脸。

    参加舞会的人这会儿差不多醒过神来了。他们慢慢意识到，整件事是个策划周详的闹剧，看到大猩猩们的尴尬困境，不由爆出了一阵大笑。

    “把他们交给我！”跳蛙喊道，他的嗓音尖锐，在一片喧闹中很容易辨识。“把他们交给我。我想我认识他们。只要好好看上几眼，就能很快认出他们是谁。”

    他从人们的脑袋上爬过去，好容易爬到墙边，从一个人像柱的手上拔出一支火把，又爬着折回到大厅中间——以猴子般的灵巧劲儿一跳一纵，跃到国王的头上，然后往铁链上爬了几英尺；拿着火把往下探照着这群大猩猩，一边还尖声囔道：“我很快就能弄清楚他们是谁！”

    这会儿，所有的人（包括猩猩们在内）个个笑得几乎背过气去，突然，小丑尖利地吹了声口哨；链子拖着猩猩们猛地上升了大概三十英尺。他们被吊在半空中，上挨不着天窗，下触不到地板，都惊惶失措地挣扎着。跳蛙紧贴着链子，随着他们上升，与八个套着假面具的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把火把朝他们身上照，像是尽力在搞清楚他们是谁。

    铁链猛然上升，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一片死寂。大约过了一分钟，一个低沉而刺耳的摩擦音打破了寂静，那是起初国王把酒泼到特培塔脸上时，和七位大臣一起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眼下这声音究竟从何而来，已不言而喻。那是从矮子犬牙般的牙缝发出的摩擦声。他咬牙切齿，唾液四溅，正发狂地怒视着脚先的国王以及其同伙仰着的面孔。

    “哈哈！”最后，那怒火中烧的小丑开口了，“哈哈！现在我要来看看这些人究竟是谁了！”这时，他装作要靠得更近点察看的样子，把火把凑到国王身上的那层亚麻，立刻窜起了一片火苗。不到半分钟，八只大猩猩全被烧得嗷嗷直叫，下面的人群瞪着他们，尖声呼喊着，却一点帮不了他们。

    后来，火苗越来越猛，逼得跳蛙只得往铁链上更高处爬。那里火苗舔不到他。在他爬动的当口，有那么一会工夫，人群再次静了下来。矮子抓住机会，又开口说道：

    “现在我看清了这些带面具的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其中一位是伟大的国王陛下，其他几位是他的七位内阁大臣——国王殴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毫不心慈手软；七个大恶意煽风点火。至于我，我是跳蛙，一个小丑——这是我演的最后一幕滑稽剧。”

    亚麻和柏油烧起来太快，矮子没来得及给简短演说做个结尾，就复了仇。八具尸体悬在铁链上，烧得焦黑，散发着恶臭，面目可憎，已经成了无法辨识的模糊的一团。跛子把火把丢到他们身上，轻松自如地爬上天花板，消失在天窗口。

    据说，当时特培塔呆在大厅的屋顶，是她帮朋友进行了这场残酷的复仇；据说，他们一起逃回了故乡，因为后来谁也没再见过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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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紧张——我曾经非常、非常紧张，紧张到了极点，现在还是如此；可是为什么你要说我疯了？疾病使我的感觉更加敏锐了——没有破坏它们——没有使它们变迟钝。尤其是听觉变得灵敏。我听见了天堂和地球上的一切。我听见地狱里的许多事情。我怎么会疯了？听一听我完整地给你讲出这个故事，是多么冷静。我没出毛病。

    我说不出那主意起初是怎么钻进我的脑子的；不过它一旦出现，就日夜不息地纠缠着我。没什么目的。没什么怨恨。我爱那个老头。他从未对我不友善过，从未让我蒙受过屈辱。我对他的金子也没有企图。我想是因为他的眼睛！是的，就是的！他有一只秃鹰般的眼睛——发出灰扑扑的蓝光，还蒙着一层雾气。他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我浑身的血液就变得冰凉；渐渐地——一步步地——我下定决心要取老人的性命，好永远摆脱那双眼睛。

    关键是，你认为我疯了。疯子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可是你该知道我。该明白我干得多么聪明——多么小心——多么深谋远虑——伪装得有多么好！杀他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待那老头比什么时候都好。每天晚上，大概午夜时分，我拨动他房门的插销，打开门——哦，这么轻！然后，当把门开到足够我的脑袋伸进去那么大的缝时，我就把一盏幽暗的提灯塞进去。提灯的活门全都关掉，不漏一丝光，然后把脑袋探进门去。哦，要是看到我是怎样巧妙地把脑袋探进去，你该笑了！我慢慢地往里探着头——极慢，极慢，以免吵了老头睡觉。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头完全钻进门缝，这样，就能看得到他躺在床上了。哈！一个疯子会干得这么聪明吗？当我的头完全钻进房间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提灯的活门——哦，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因为铰链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只把它开到仅有一束光线照在那双鹰眼上。我这么干了七个晚上——每晚的午夜——可是我发现那双眼睛总是闭着。因此要干那事是不行的。因为让我烦恼的不是那个老头，而是那双邪恶的眼睛。每天天亮时，我麻着胆子走进房间，鼓足勇气同他说话，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询问他夜里过得怎么样。你瞧，实际上，如果他对我每天夜里十二点趁他睡着时去探访他起了疑心，那他肯定是个深藏不露的老头。

    在第八天夜里，开启房门时，我比平常加倍小心。一只挂表的分针跑得也比我的动作快得多。那夜之前，我还没感到过我有那么有本事——那么聪敏。我几乎憋不住要为自己的成功得意洋洋了。想想看，我一点一点地打开房门，而他甚至做梦也想不到我私下里搞的动作、盘算的念头。我因这想法“吃吃”地笑出声来，他也许听见了，因为他突然在床上翻了一下，像是被惊了一样。现在你可能猜想我会退回去了——可是，才没有。他的房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因为害怕强盗，百叶窗都紧紧栓牢了），因此他不可能看到门开了，我稳稳地把它一点一点推开。

    我把头伸进去，正要打开提灯，手指却在加固用的锡皮上滑了一下。老头一下子弹起来，喊道：“是谁？”

    我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整整一个小时，我一丝也没动弹，可这期间也没听见他躺下来。他还坐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就像我夜复一夜地倾听死亡的声音。

    不久，我听见了一声呻吟，我知道那是恐惧得要死的呻吟。那不是疼痛或是悲哀的呻吟声——不是的！——那是充满敬畏的灵魂最深处发出的深沉而压抑的声音。我很熟悉这样的声音。许多个晚上，就在午夜时分，全世界都安睡的时候，它从我自己的胸膛中奔涌而出，带着可怕的回响四处回荡。恐惧感于是就困扰了我。我说了我对这声音很清楚。我明白那老头的感受，也很怜悯他，尽管我在内心里吃吃发笑。我知道，从第一声轻微的动静响起，他翻了个身后，他就一直清醒地躺在那儿。他心里越来越怕，虽然竭力想把那它当成偶然的一个声响，却做不到。他一直告诉自己——“那不过是烟囱里的风声——只是一只老鼠从地板上窜过去”，或者“那不过是只蟋蟀唧唧的叫了一声” 。是啊，他拼命想用这类推测来安慰自己：可是却发现一切都只是徒劳无益。一切都徒劳无益；因为死神大步地逼近他，把黑影投射在他面前，整个儿把他这个牺牲品笼罩住了。正是这不为人知的悲凄的黑影感染，才惹得他有所感应，虽然他既没看见也没听见什么，但他感应到了我的脑袋在他房间里。

    我极为耐心地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听见他躺下来。我决定把提灯打开一点儿——一丁丁点儿缝。于是我就开了。你都不能想像，我是怎样悄悄地、悄悄地做的——直到一线微弱的蛛丝般的光从缝隙中漏出来，落在他的那只鹰眼上。

    眼睛居然是睁开着的——睁得大大的——我盯着它，一下子恼怒起来。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只灰扑扑的蓝眼睛，蒙着一层骇人的雾气，让我直冷到了骨头缝里；可我却看不到老头脸上或身上的其他地方：因为好似出于本能，我恰恰把光线准确地调到了那个该死的地方。

    我没告诉过你，你是把过分敏锐的感觉错当成了疯狂吗？——现在，我说，一声低沉、暗哑、急促的声响传入我的耳朵，就像塞在棉花里的表发出来的那样。我也很熟悉这个声响。那是那老头的心跳声。它更加激起了我的怒火，就像是擂鼓声激发了战士的勇气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克制着自己。我屏住呼吸，捧着提灯一动不动。我尽量稳稳地把光线射在那只鹰眼上。这时那地狱般的扑嗵扑嗵的心跳声越来越惊心动魄。它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老头一定是怕到了极点！它更加响了，我是说，每时每刻都在加倍地响！——你记得的，我跟你说过我神经紧张：我就是神经紧张。这会儿正是半夜三更，老屋子一片死寂，这声响这么怪异，快要把我吓死了。我又一动不动的站了好一会儿。可是心跳声更响了，更响了！我想他的心脏一定得爆炸。而且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担忧——这动静会被邻居听见！老头的死期到了！我大喝一声，猛地打开提灯活门，跳进房间。他尖叫了一声——只有一声。我立刻把他拖到地板上，把沉重的大床推倒压在他身上。我发现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开心地笑起来。可是，有那么一会子，心脏还是闷声闷气地跳着。这可没惹恼我，这声音隔着墙是听不到的。最后它停下了。老头死了。我移开床，检查了尸体。是的，他完全死了。我把手在他的心脏处搁了很久，没有心跳了。他真的死了。他的眼睛再也不会惹我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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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还觉得我疯狂，那我说说我为藏匿尸体而采取的英明预防措施，你就不会再那么想了。夜色渐渐消退，我悄无声息地匆匆忙碌着。我先是肢解了尸体，砍下头、手臂和腿。

    然后我从房间的地板上撬起三块厚木板，把尸首全都藏进去。再极其聪明巧妙的把木板摆回原处，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的眼睛也不行。没什么要清洗的——没有任何污斑——没有血点之类的东西。我对这个很小心。仅用一个浴盆就盛完了肢解的那几大块——哈！哈！

    当我把一切干停当的时候，四点了——仍是黑沉沉的夜半时分。钟敲响了，提示时间不早了。街门处传来一声敲门声。我心情轻快地下楼去开门，——现在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进来了三个人，他们彬彬有礼地介绍了自己是警官。半夜里邻居听见了一声尖叫；怀疑发生了非常事件；消息报告到了警察局，他们是被派来调查情况的。

    我微笑着——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向他们表示欢迎。我说，尖叫声是我在睡梦中喊出来的。 我还提到，老头不在，去了乡下。我带着来访者转了整个屋子。我让他们检查——仔仔细细地检查。最后，我领着他们去了他的房间。给他们看他的财宝，它们都好好的搁在那里，没被人动过。我有恃无恐，搬了几把椅子进了房间，让他们在那里休息休息。我呢，在大好成就的鼓舞之下胆大包天，把自己坐的那把椅子正正摆在藏着被害者尸体的地板上方。

    警官们很满意。我的态度让他们信服了。我很自在。在我高高兴兴地回答问题时，他们坐在那儿，聊着彼此都熟悉的事情。可是不久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苍白，只希望他们快点走。我的头好疼，只觉得耳朵里在鸣响：可他们只管坐在那儿聊个不停。耳鸣声越来越清晰——它响个不停，越来越清楚。我漫无边际地说了更多，想要摆脱这种感觉，可它一个劲儿响着，还清楚得不得了——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这声音不是在我的耳朵里响的。

    毫无疑问，我现在已经脸色煞白；——可是我谈吐更加流畅，声音更加高亢。然而那声音又变响了——我能怎么办？那是低沉、暗哑、急促的声响——正像塞在棉花里的表发出来的声音一样。我直喘着气——可警官们却没听到什么。我越说越快——越说越激动，可那声音只管越来越响。我站了起来，扯着嗓子争辩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边还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可那声音只管越来越响。他们怎么就不走呢？我来来回回地重重踱着步，倒像是被那些人的观点给激怒了——可那声音只管越来越响。哦，上帝啊！我怎么办啊？我口吐白沫了——我在咆哮了——我诅咒发誓了！我把椅子搁到我先前坐的地方打转，让它在地板上磨出了刺耳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四处回荡，越来越响。它更响了——更响了——更响了！那些人还在那儿笑着，聊得不亦乐乎。难道他们没听到么？万能的上帝啊！——不，不，他们听到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正嘲笑我的惊恐！——刚才我这么想，现在也这么想。再没有比这痛苦更糟糕的事情了！再没有比这样的嘲笑更难容忍的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些虚伪的笑容！我只觉得我非得嘶叫出来，要么就得死！现在——又来了！听啊！更响了！更响了！更响了！更响了！

    “恶棍！”我失声喊出来，“别再装了！我认了！——拆开木板！这儿，这儿！——是他可恶的心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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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点了？

    ——古谚语


    每个人都知道，一般来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或者，唉，曾经是——沃顿沃提米提斯这个德国小镇。不过，因为它离任何一条主要的道路都有相当的距离，一副遗世独立的样子，可能我的读者中几乎没人去过那儿。为了那些没到过那里的人，我应当对它进行深入的介绍；因为希望能代表那儿的居民们争取公众的同情，就更有必要这么做了。在这儿我陈述了一些最近发生在这个小镇上的不幸事件。认识我的人都不会怀疑，既然我自愿挑起了这个重担，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让自己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我会慎重地调查事实，并且请权威人士做仔细的校勘，而这样的校勘工作甚至能让渴望获得历史学家头衔的人脱颖而出。

    在纪念章、手稿和碑铭的合力帮助下，我可以肯定地说，沃顿沃提米提斯这个小镇从最初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完全一致的状况。不过，谈到小镇初建的日期，很可悲的是，我只能用一种给出个半是含混、半是确定的答案，所以数学家们有时不得运用某些代数公式解决问题。我可以这么说，从它这么古老、偏远来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无论如何不会早于任何有据可查的年代。

    至于沃顿沃提米提斯这名字的来历，我得伤心地承认我感到很迷惑。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看法之中——这些看法有的敏锐，有的渊博，有的又完全相反——我无法找出任何一种是让人满意的。或许酒囊先生的意见——差不多同饭袋先生的相一致——要稍好些。它是这样写的：沃顿沃提米提斯——沃顿，平息的雷声——沃提米提斯，近似于闪电——一个旧词是，直面闪电。说实话，镇参议会大楼的尖塔顶端上闪电划过的几道痕迹也验证了这个派生词。不过，我决定不在这么重要的问题的上纠缠不休，而必须得到以下这些参考书中去查阅读者期望了解的信息——笨蛋先生所著的《旁敲侧击先辈演讲集》，也可见傻瓜先生的《派生词》的第二十七页到五千零一十页，哥特式版本，黑红字体，有眉题，没有注释；也请参考由吃吃喝喝先生评注的吹牛先生的手稿的边注。

    尽管沃顿沃提米提斯建立的时间以及其名字的出处无从得知，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镇子一直以我们眼中的那个样子延续至今。镇上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记不起它外貌上的点滴变化；并且，事实上任何诸如此类的建议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村子座落于一个正圆形的山谷中，周长大约是四分之一英里，四周环绕着小山，而镇中的人们从来没有冒险去翻越这些山头。对于这个，镇民们给出了个极好的理由，他们压根儿不相信山那边有什么东西。

    环绕着山谷的边缘（那儿很平坦，铺满了扁扁的瓦片），一溜儿立着六十栋小屋子。它们背倚山岗，面向平原，每栋小屋的前门距平原中央仅有六十码远。屋前的小花园中有一条环形小径，一个计时器和二十四棵卷心菜。这些房子极其相似，以至于没法把一栋和另一栋区别开来。因为年代久远，房屋的式样有些古怪，可要不是这个原因，它们也不会具如此引人注目，不会如此独特。因了那些用烈火烧成的、两端黑中间红的小砖头，屋子的外墙看上去像是放大了比例的棋盘，显得很时尚。两端的山形墙朝向正面，屋檐和正门的上方的檐口和房子的其余部分一样大小。又窄又深的窗户上装有很多窗格，镶着整洁的玻璃。屋顶上铺着数不清的长耳瓦片。这儿所有的木工活都是一种暗色调，它们经过精雕细刻，不过式样单一，很久以前，沃顿沃提米提斯的雕刻师们就只能雕两样东西——计时器和卷心菜。不过他们雕起这两样时干的可真出色，落凿处构思精巧，富有独创性。

    小屋的内部与外观彼此呼应，千篇一律，家具的摆设如出一辙。地板上铺着方形瓷砖，黑木制成的椅子和桌子有着弯曲的细腿和小狗形状的脚。壁炉架又宽又高，不仅在正面雕刻有计时器和卷心菜，且在顶上正中央摆着一个真正的时钟，响亮地“滴滴答答”着，两端各摆着一个插了卷心菜的花瓶。每棵卷心菜和钟之间又有一个大肚子的小瓷人儿，肚子上有个又大又圆的洞，从那儿望进去可以看见一块手表的表盘。

    大而深的壁炉中装有弯曲的柴架。里面经常跳动着欢快的火苗，火上架着一口大锅，正煮着腌卷心菜和猪肉，屋子的好主妇总是忙于照看它。她是位矮胖的老妇人，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脸色红润，戴了顶糖块形状、饰有紫黄色带的大帽子。她的裙子是橘黄色，亚麻羊毛混纺的质地，屁股那里包得紧紧的，腰身那里剪得很短——实际上其他部分也都很窄小，在大腿上面呲牙咧嘴的。她的腿和脚踝都粗了些，好在都被一双好看的绿色长袜给遮住了。粉红色羽毛制的鞋子上系着一束黄色的丝带，折成卷心菜的形状。她的左手里有块小而沉的德国表；右手则挥着一柄长把勺子翻动着那些腌卷心菜和猪肉。一只身上长着条纹的肥猫立她的身边，尾巴上拴了一只镀金的玩具打簧表，那是“男孩子们”的恶作剧。

    三个男孩子们则都在花园里喂猪。他们的个头有两英尺高。带着三角尖帽，身上的紫色背心直拖到了大腿，穿着长到膝盖的鹿皮短裤，红色长袜，和饰有银制大带扣的重靴子，套了一件钉着珍珠母大纽扣的男式大衣。每人嘴里都衔着一支烟斗，右手握了块小小的表。他们喷口烟，看看表，再喷口烟，再看看表。那只肥胖慵懒的猪此刻正忙着一会儿啃着掉下来的卷心菜叶子，一会儿往后踢一下镀金打簧表，顽皮的孩子们把这个东西系在了它的尾巴上，好让它看起来像那只猫一样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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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门的右边摆着一把皮革坐垫的高背扶手椅，和桌子一样，也有曲腿和小狗形状的脚。上面就坐着这家的老头子。这是个极胖的小个儿绅士，长了对圆圆的大眼睛和肥嘟嘟的双下巴。他的穿着打扮和那几个孩子一模一样——我无需就此再多说些什么了。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烟斗比孩子们的要大些，因此他可以喷出一阵更大的烟雾。和他们一样，他也有一块表，不过放在了口袋里。说实话，比起表来，他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要关注——这东西是什么，我不久就会提到。他坐在那儿，右腿跷在左膝上，脸上一副黯淡的面容，但每时每刻，至少总是有一只眼睛死死盯在平原中央的某个显著目标上。

    那个目标位于镇参议会大楼的尖塔上。镇参议会的成员们都是些小个子，长的圆滚滚的，是些油滑的聪明人；长着大大的圆眼睛，肥嘟嘟的双下巴，比起沃顿沃提米提斯的普通居民来，他们的外套要长的多，鞋上的带扣也要大的多。我在镇上逗留的期间，他们召开了好几次特别会议，采纳了以下三条重要方案：

    “变更老的好传统是错误的。”

    “沃顿沃提米提斯之外的事物都难以忍受。”以及——

    “我们将忠于我们的时钟和卷心菜。”

    参议会的议事厅上面是尖塔，塔楼就在其中，很久以来，那里就存放着沃顿沃提米提斯镇的大钟。它是村民们的骄傲，人们都很珍爱它。坐在皮垫扶手椅中的老绅士们目不转睛望着的，正是那个大钟。

    大钟有七面——在尖塔的七个面上各有一个——这样所有方向都能很容易的看到它。它巨大的面盘是白色的，沉重的指针则是黑色的。钟楼有位看守人，他的惟一职责就是照看这只大钟；这可是最完美的闲职了——因为沃顿沃提米提斯的大钟从没有出过什么毛病。直到最近，仅仅这么假设一下，都会被当作是异端邪说。从有史可查的最久远的年代起，就由那座大钟准确的鸣响报时。实际上镇上其他所有的时钟和手表也是一样。再没有像这样精确的恪守时间的地方了。当大钟那巨大的铃舌觉得该说“十二点正！”时，它所有顺从的追随者都同时开口相应，像是一阵巨大的回声。简而言之，那些好民众们喜欢他们的腌卷心菜，不过他们也为自己的时钟而自豪。

    所有拥有挂名闲职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尊敬，既然沃顿沃提米提斯的钟楼看守人占据着最完美的闲职，他自然是世上最受尊敬的人了。作为镇上最显要的人物，就连猪们都带着敬畏的神气望着他。他的大衣后摆比镇上其他绅士的要长出很多——他的烟斗、鞋带扣、眼睛和他的肚子都要比其他任何人大上许多；至于他的下巴，那可不只是双层，而是三层的。

    至此，我已描绘出沃顿沃提米提斯的快乐状态：唉，这样一幅美好的画卷要是不被破坏就好了！

    在最有智慧的居民中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即“翻过山来的没有好东西”；看来这话确实有几分未卜先知。就在前天中午十二点差五分的时候，东边山脊的顶上出现了一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这情况当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每个坐在皮垫扶手椅里的小老头，都惊慌的把一只眼珠转向这东西，把另一只眼珠盯在尖塔上的大钟上。

    离正午只差三分钟时，看出了那个备受猜疑的古怪东西是个个子很小、长了副外国人样貌的年轻人。他速度极快的冲下了山，这样每个人很快就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是在沃顿沃提米提斯出现过的最讲究的人。他的面容呈现一种暗烟色，上面长了只长长的鹰勾鼻、一双豌豆大的眼睛，还有一张大嘴和一口好牙。看来他很想显露这口漂亮的牙齿，只管咧开了嘴笑。脸上满是胡髭和腮须。不过额头倒露在外面，头发用卷发纸打理得整整齐齐。他身着裁剪贴身的黑色燕尾服外套（一个口袋中耷拉出来的白手帕晃当着），黑色克什米尔羊毛料的及膝短裤，黑长袜，足踏一双粗短的轻软平底鞋，上面饰有大束的黑色锻带。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顶巨大的绸三角帽，另一只则夹了一个几乎有他个头五倍大的小提琴。左手握了一只金鼻烟壶，就在迈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步子雀跃下山来时，他还不停的从中吸着鼻烟，脸上挂着自满自得的神情。上帝保佑！——这是沃顿沃提米提斯最诚实的民众看到的情景！

    坦白说，尽管这家伙咧着嘴在笑，可还是长了一张卤莽、阴险而邪恶的脸；当他直冲冲地蹦进村庄的时候，他的古老的、粗粗短短的鞋子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疑心。那天好多看到他的人，本来不屑于瞥一眼他身上细薄布的白手帕以下的部分——那手帕从他的燕尾服外套的口袋里耷拉下来。可是激起大家义愤的是，这个恶棍般的花花公子这儿跳一步西班牙舞，那儿跳一步旋转舞步，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念头要让他的步子踩准节拍。

    可是，那恶棍蹦来跳去的直闯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善良的镇民们却几乎没机会完全张开眼睛，这时只差半分钟就到正午了。他这儿跳一个滑步，那儿来一个金鸡独立，然后，在一个旋转和一下和风舞步之后，鸽子般飞上了镇参议会大楼的塔楼。目瞪口呆的塔楼看守人正坐在那儿庄重又惊愕地抽着烟。这小家伙一下揪住他的鼻子又是晃又是拽；还“啪啪”地扇他头上的大三角帽，把它往下敲盖住了看守人的眼睛和嘴巴；接着，举起那柄巨大的小提琴，打了他很久，打得很厉害。由于那看守人是那么胖，再加上小提琴很空，你会发誓，那是沃顿沃提米提斯尖塔的塔楼里一群双倍低音鼓的鼓手一起痛击魔鬼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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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知这种不人道的袭击让居民们怎样不顾一切地复仇，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现在只有半秒钟就到正午了。钟就要敲响了，每个人绝对必须好好盯着他的表。但是，很显然，就在此时钟楼上那家伙正对大钟做着一些本来与他无关的事情。不过钟已经开始敲了，没人来得及去顾及他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都得数着敲响的钟声。

    “一！”钟声鸣响。

    “一！” 沃顿沃提米提斯每位坐在皮垫扶手椅中的小老头响应着。“一！”他们的表敲响了；“一！”他们妻子的表响了；“一！”孩子们身上的表响了，猫和猪尾巴上的小玩具打簧表也响了。

    “二！”大钟继续敲着；

    “二！”所有的应和者响应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钟敲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他人应答道。

    “十一！”大钟响着。

    “十一！”一群小东西们应着。

    “十二！”大钟响着。

    “十二！”他们极其满意的答道，一边降低了音调。

    “十二点了！”所有的小老头们一边说，一边举起了他们的表。可是大钟并没有放过。

    “十三！”它又敲响一记。

    “魔鬼啊！”小老头们气喘吁吁，面色变得苍白，丢下他们的烟斗，把右腿从左膝盖上放下来。

    “魔鬼啊！”他们呻吟着，“十三点！十三点！！——上帝啊，现在是十三点！！”

    为什么要试图去描绘那接踵而来的可怕场景呢？整个沃顿沃提米提斯立刻陷入了可悲的骚乱状态。

    “我的肚子是怎么啦？”所有的男孩子吼道——“这个时间我该饿了！”

    “我的腌卷心菜是怎么啦？”所有的主妇们尖叫道，“这个时间它该煮烂了！”

    “我的烟斗是怎么啦？”所有的小老头诅咒道，“真该天打雷劈；这个时间它该抽完了！”——他们又怒气冲冲的填满烟斗，坐回到扶手椅中，又快又猛地吞云吐雾，整个山谷立刻充满了浓重的烟霭。

    与此同时所有卷心菜的面上也都变成了红色，似乎是以时钟的形式出现的每样东西都被魔鬼附了身。雕在家具上的钟像是被施了魔法般开始跳舞，壁炉台上刻的那些，则像是无法克制自己的狂怒一般不停地敲着十三点钟。钟摆都摇晃扭曲得可怕，让人不敢去看。可是，最糟糕的是，猫也好猪也好都忍受不了系在它们尾巴上的小打簧表的动静，到处狂奔想法子对它泄愤。它们乱蹭乱拱，发出刺耳的尖叫，窜到人们的脸上，或是从衬裙下穿过，所制造出的一片混乱的糟糕场面，简直让有理智的人难以想像。让人更加恼火的是，尖塔上那个不可救药的小恶棍显然正尽其所能的作恶。人们不时地能透过烟雾瞥见他，正在钟楼里骑在仰面朝天的看守人身上。他用牙齿叼着钟绳，不停的用脑袋猛拉，那发出的喧闹的声音我只要脑子里一想起，耳中就会再次“嗡嗡”作响。他的膝盖上摆着那把硕大的小提琴，他正两手刮擦着它，演奏着《佛兰纳甘的朱迪和瑞佛提的帕迪》，既不合拍又不着调。这个傻子！

    事情就这么悲惨的发生了，我厌恶地离开了这个地方，正在此向所有热正确时间和美味的卷心菜人求助：让我们集体赶赴那个小镇，从尖塔上赶走那个小坏蛋，再次恢复沃顿沃提米提斯古老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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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我订了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到纽约的船票。那是艘叫做“独立号”的豪华邮轮。船长叫哈代。如果天气许可，我们将于当月（六月）十五日出发，所以在十四日那天，我就上船整理了一下自己订的包间。

    我发现乘客很多，女客更是多得超乎平常。乘客名单上有我的一些熟人，我欣喜地发现，其中有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他是位年轻的艺术家，我们之间有过温暖的友谊。他曾是我在卡罗来纳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他具有天才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禀赋，孤傲、敏感而狂热。此外，他的胸腔里，还有一颗世上最温暖、最真诚心在跳荡。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别客舱的门卡上写着他的名字；再对照旅客名单，我发现那是他为本人、妻子和他的两个妹妹订的。特等客舱相当宽敞，每间有两个铺位，是上下铺。当然，铺位很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四个人要订三个特等客舱。彼时彼刻，我的心灵恰好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对琐细小事异乎寻常的好奇。尽管心怀羞愧，我还是承认，当时，我确实对那间多余的客舱做了种种荒唐拙劣的推测。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我依然一门心思想去解开这个谜团。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的——因为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之后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的行李，”我自言自语道，“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姐姐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

    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一份歉意。“怀亚特夫人有点儿不舒服，他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次日，我从旅馆去码头，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无奈中，只得回家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最后总算等来了，我立即赶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姐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我承认，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画家朋友对女性的热烈赞扬，否则我会更加震惊。话题一旦牵涉到“美”，我很清楚，他总是很轻易地就进入纯粹完美的理想胜境。

    事实是，我不得不说，怀亚特夫人绝对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即使不是丑的要命，我想，也差不离了。不过，她身着盛装，品味高雅——于是我确信，她必定是凭着思想和灵魂的持久魅力俘获了我朋友的心。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很快就和怀亚特先生一起进了客舱。

    我原先的好奇心又浮上心头。没有仆人——这个确定无疑。于是，我就看有没有额外的行李。过了一会儿，码头上来了一辆马车，载着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盒子，这似乎就是大家要等的东西。盒子一到，我们就起航了，很快安全穿过沙洲，驶向大海。

    如我所言，那只盒子是长方形的，大约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半宽；我打量着它，尽可能做到精确仔细。盒子的形状很特别，我一看见它就为我的准确猜测自得不已。您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那位画家朋友的额外行李应该是画，起码是一幅画。我知道，他已经和尼可雷诺会谈了几个星期——这只盒子的外观看，里面装的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据我所知，这幅 《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于佛罗伦萨仿绘的，一度为尼可雷诺所有。我认为，关于盒子的疑问解决了。想到自己如此敏锐聪明，我窃笑不已。怀亚特对我隐瞒他的艺术秘密，这还是头一回。他显然是想出其不意，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偷运一幅好画去纽约，还指望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决定好好挖苦他一番，好让他从此以后长点记性。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心烦。这盒子没送到多余的包房里，而是放在了怀亚特自己的房间里。它几乎把整个地面都占满了——这无疑让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很不舒服，尤其是盒子上还用柏油或者油漆龙飞凤舞地涂上了大写字母，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在我的感觉中特别令人恶心的气味。盖子上漆着如下字句——“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阿尔巴尼，纽约。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运。此面向上，小心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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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位阿尔巴尼的阿德来得·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不过我把这个地址看作是画家向我瞒天过海而故意制造的玄虚。当然，我断定，盒子和里面的东西抵达我那孤傲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工作室后，绝不会再向北行。

    起初的三四天里，天气相当不错，只是顶着风，因为海岸刚从视线里消失，我们就转向正北方行驶了。由于天气很好，旅客们兴致都很高，乐于彼此交往。不过我得把怀亚特和他的妹妹们排除在外。他们举止僵硬，我不由觉得，他们对同船乘客很粗鲁。对怀亚特的行为我不以为然。他甚至比往常还要阴郁——实际上他孤僻得更厉害了——不过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可他的两个妹妹也这样，实在让我琢磨不透。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把自己关在包房里，尽管我一再力劝，她们仍坚决拒绝同船上的任何人打交道。

    怀亚特夫人则随和得多。我是说，她挺爱闲聊的；在海上，爱闲聊可是值得大力推荐的。她同大多数女士打成一片；而且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她还毫不含糊地向男士们卖弄风情。她总是‘逗乐’我们。我说‘逗乐’——不知道该怎样说清我的意思。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发现，怀亚特夫人被讥笑的次数远比大家同她一起欢笑的次数多。男士们对她几乎不置一词，而女士们很快就断言她是“好心肠的家伙，但相貌平庸，极其无知，粗鲁不堪”。最让人费解的是，怀亚特先生怎么会同她配了对儿，简直是落入圈套。一般来说都是因为钱财——可我知道，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怀亚特跟我说起过，她没带给他一个子儿，也指望不了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只为了爱情，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当我想到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坦率承认，我感到了无法言喻的困惑。他会不会是丧失了感觉？我还能怎么想呢？他，如此优雅、聪明，如此挑剔，对缺陷异常敏感，对美无比狂热！固然，这女士看起来很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一再引用她那“心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的话。这使她显得特别可笑。 “丈夫”这个词似乎永远——套用一句她本人的妙语——永远“停泊在她的舌尖上”。同时，全船的人都看得出，他以最明显的方式回避着她，多数时候把自己独自关在船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一任妻子自由自在，尽情尽兴地在主舱的乘客中间肆意取乐。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下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无常命运，抑或是突发奇想，在狂热而古怪的激情的支配下，艺术家被蛊惑了，娶了个丝毫配不上他的人。随之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迅速产生厌恶，而且很彻底。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但却做不到因此而完全原谅他对《最后的晚餐》那桩事的隐瞒。我打定主意要进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了甲板上，我像往常那样挽着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溜达。他的忧郁看起来一点都未消退（我觉得处在他的情况下，这很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便挤出几句来，也抑郁得要命。我斗胆说了一两个笑话，他试图微笑一下，可是比哭还难看。可怜的家伙！——想到他的妻子，我怀疑他怎么有心情强装笑颜。我决定针对那长方盒子展开一连串的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好让他慢慢明白，我可不上他那点玄虚把戏的当。第一步是揭开伪装，露出冰山一角。我说了一些诸如“那盒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眨着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我那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反应，让我立刻确信，他疯了。起初他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俏皮话；然后，话里的含义像是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的眼睛渐渐地越睁越大，简直突出了眼眶。他满面通红——紧接着又苍白得吓人——再接下来，他像是被我暗示的东西给逗乐了，令我吃惊地放声狂笑起来，越笑越凶，一直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咣”地一下直挺挺地摔倒在甲板上。我奔过去扶起他时，发现他已经和死人毫无二致。

    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这只是说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事。

    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我神经紧张——喝了太多浓茶，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是正对着主舱，即是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怀亚特夫人每晚十一点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呆到黎明，等他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显然，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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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寻远，最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盒子！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盒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那盒子，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拒绝我的。它的分量微不足道——没一点儿分量——根本没分量。看在生您的母亲的份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您的灵魂得救的份上，我恳求您，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盒子！”

    有那么一会儿，船长似乎被画家恳切的祈求打动了，可他恢复了严厉而镇定的态度，只是说：“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听见了吧，否则你会弄翻船的。别动——抱住他——抓住他！——他要跳海！瞧——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

    船长说话的当儿，怀亚特先生实际上已经投身入海。因为我们还处在失事船只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力量抓住从前索条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会儿功夫，他已经爬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冲下了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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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们已被刮到了船尾，远远出了避风区，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摆布。我们竭力想要划回去，奈何小船像是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得出，不幸的画家厄运已到。

    很块，我们就离失事船只越来越远了。那个疯子（我们只能这么想他）出现在升降梯上，一个人把那长方盒子拖上来，力气大得惊人。震惊之下，我们死盯着他，看他飞快地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盒子上绕几圈，然后在自己身上绕几圈。转瞬之间，他和盒子都在海里了——立刻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

    我们悲哀地停止划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离开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后来我忍不住提起话头。

    “船长，你注意到了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么？那不是很不同寻常么？坦白地讲，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盒子捆在一起跳进海里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船长回答道，“而且会立刻沉下去。他们很快会再浮上来——不过要到盐融化了以后。”

    “盐！”我喊了出来。

    “安静！”船长说，一边指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有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们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老天庇佑了我们，像庇佑大救生艇上的同伴一样。经过四天的痛苦挣扎，我们最终半死不活的在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登陆了。我们呆了一个星期。打捞沉船的人待我们不坏。后来我们搭船去了纽约。

    “独立号”失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百老汇邂逅了哈迪船长。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海难，特别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的悲惨命运。我因此得知了以下详情。

    艺术家为他自己、他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个非常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六月十四号的早晨（我第一次上船的那天），那位女士突然得病去世了。年轻的丈夫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可是情况紧急，他无法推迟去纽约的行程。他必须把心爱的妻子的尸身带给她的母亲，而另一方面，世人的偏见又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和一具死尸同船而行。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做了安排，给尸体部分涂上了防腐香油，同大量的盐一起打包放在尺寸合适的盒子里，然后作为货物运上了船。女士的死只字未提。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已经为妻子订了舱位，就必须有什么人在旅程中假扮她。很容易就说服了已故女士的女仆来做这事。特别包房起初是为这个女孩订的，那是在女主人活着的时候，后来就让它空着了。当然，每天晚上，这假冒的妻子就睡在那间房里。白天，她尽她所能地扮演她的女主人——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的乘客中没有人见过女主人的庐山真面。

    我的错误很自然是由于过于粗心、爱管闲事、脾气冲动。不过最近，我夜里极少能睡得安稳。无论怎样翻来覆去，总有一张面容在我眼前晃动，总有一串歇斯底里的笑声在耳边回荡，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