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国”下的日本：女性自杀率因疫情爆发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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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民晚报
女性自杀问题的凸显，更提示了在日本社会讨论性别议题的必要与迫切。


日本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疫情的蔓延，情况日益严峻，女性自杀率更是飙升。2020年7至12月，日本自杀人数连续5个月呈上升趋势。其中，10月自杀死亡人数甚至超过10个月以来疫情死亡人数总和，自杀人数环比上涨39.9%，男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21.3%，女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高达82.6%。


这些在疫情之下被生活压垮的女性，只能以自杀的方式，在无限的黑暗中发出最后一声悲鸣。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揭示的是日本社会一个深刻的问题：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好两性关系，如何对待占国家人口总数二分之一的女性群体？

失去兼职工作贫困无力自救

“一旦社会状况恶化，首先被抛弃的是弱者。日本社会不在乎女性，她们是日本社会的弱者。”43岁的小林惠理子说。
小林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疫情之下虽没丢掉工作，但薪水远不如从前。小林身边的女性朋友中，很多人都失去了兼职工作，这让她越发产生了对贫困的担忧和恐惧。
小林曾在二十多岁时因为生活贫困自杀未遂，如今她再次感受到死亡般的气息：工资少了，好像人走在漫长的隧道里，永远看不到出口的光亮。“仿佛又要回到以前的贫困状态，我被危机感紧紧缠绕着。”





读书难，工作难，创业难，所有人都像打开了“困难模式”。图IC


2020年4月，由于疫情蔓延，日本政府第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民众活动，以餐饮、旅行等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受到重创，餐厅、商店、旅馆等商家纷纷裁员自保。首当其冲的，便是长期以来在服务行业从事各种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据不完全统计，因疫情失业的约七成是女性，高达74万女性失去工作，是男性的2倍以上。

女性贫困，这个日本社会的痼疾在疫情之下被放大，一些日本女性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选择默默无言地终结自己的一生。
这些被解雇的女性，不少是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是二战后日本的主流家庭模式，丈夫心无旁骛在外工作，妻子作为贤内助照顾家中老小生活。可以说，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基础。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单靠丈夫在外打拼已经不能支撑全家人的开销，妻子也不得不在完成原有家务劳动之余，外出兼职贴补家用。
酒店餐厅服务员、便利店收银员、百货店售货员……越来越多家庭主妇从事兼职工作。据统计，如今靠丈夫单方收入维持生计的日本家庭已不足三成。






身穿和服的日本年轻女性出席“成人节”庆祝仪式。 图GJ


虽然丈夫不再像之前一样是一家的顶梁柱，但繁重的家务劳动依然只有妻子在负担。这使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成为全职的正式员工，而兼职工作不但工资少也没有保障，疫情中最先被解雇的便是她们。

家务压力繁重家暴无处可逃

日本女性所面对的，不只是对经济状况的担忧。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以年龄区分，在疫情之下自杀的女性之中，四十多岁中年女性占比最大且环比增幅最快。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经济的担忧之外，还从家庭中感受到了日渐繁重的压力。

在日本，育儿和照顾老人被公认为女性需承担的责任，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并没有因为家庭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疫情持续加剧让母亲永远在担忧孩子的健康状况，而随着紧急事态的宣布，学校封闭，孩子整天待在家中，母亲的家务重担更是日渐加剧。一边是日渐干瘪的钱包，一边是需要营养补充的孩子，被夹在其中的中年母亲们疲惫不堪。然而，她们还被繁重的家务占据了几乎所有时间，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的痛苦。
同时，家庭暴力也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渐显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决定了男女双方不平等的经济水平，导致了夫妻双方不对等的家庭地位，隐忍顺从长期被视为日本妻子的“美德”。紧急事态宣布后，很多公司开始居家办公，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变长了，日常琐事带来的矛盾也随之增多了。加上失业带来的经济贫困，妻子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更是受到严重冲击。





在疫情之下自杀的女性之中，40多岁中年女性占比最大。BBC图


在家庭办公和外出控制之下，日本的女性无处可逃。据日本内阁府统计，疫情之下女性遭受家暴的求助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至少两成。不少女性因不堪忍受家暴而到精神疾病科住院治疗，更有甚者自杀未遂而被紧急送往医院，也有一些人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女性不得不为了家务劳动和育儿牺牲自我，这是日本的家庭模式。但对女性来说，这个担子是不是太重了点？”日本精神神经学会理事、东邦大学教授水野雅文指出。

网络暴力肆虐放大性别问题

即便没有失去工作，没有家庭困扰，依然有日本女性没能逃离自杀的命运。
2020年5月23日，年仅22岁的女拳击手木村花自杀身亡。她生前曾参加一出人气爆棚的真人秀，因在节目中对一名男性演出者严加训斥的失言行为，遭受了大量来自网络的暴力攻击。木村花推特账户下的评论中，“滚出节目！”“从世上消失吧！”“去死吧！”这样的字眼频频闪现。






木村花死于网络暴力。 图GJ


“国家呼吁民众‘自肃’，减少外出，大家把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如意便通过网络发泄给了别人。”日本国际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副教授山口真一如此解释。
除了对木村花在节目中不当言行的猛烈批评外，同时还有例如“她一点也不可爱！”“长得真丑！”这样针对女性外貌与性格的批判言论，日本警方还逮捕了一名多次通过社交网络诽谤木村花的男性网民。身为拳击手，木村花用自己的实力在赛场上获得了荣誉与掌声，却在疫情之下的网络世界里，被“男性凝视”的淫威吞噬了鲜活的生命力。
女性自杀问题的凸显，更提示了在日本社会讨论性别议题的必要与迫切。日本的社会构造对女性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明确以性别为导向的社会分工，强化着男女两性不得不扮演被社会书写好的性别角色，个人的每个选择都必须与性别捆绑。疫情如同一把放大镜，将这些问题加以放大，并以女性自杀人数飙升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延伸阅读

日本首相菅义伟7日宣布，东京都及周边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8日起实行紧急状态，暂定持续至2月7日。

菅义伟当天在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并向国会报告后正式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这是新冠疫情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2020年4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针对东京都和大阪府等地疫情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此后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5月下旬全部解除。
为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本次紧急状态的措施比第一次更加“克制”，重点针对被认为加剧疫情扩散的餐饮业。餐厅被要求20时结束营业，对配合要求的餐厅，政府将向每家店铺提供最高每天6万日元补偿。
此外，日本政府要求民众20时以后尽量避免外出；呼吁企业尽量让员工在家办公，目标是减少70%出勤人数；要求举办大型活动时入场人数不超过场地额定人数一半，并设定5000人上限。不过，幼儿园和中小学不需停课，而第一次紧急状态时，除很多餐饮和娱乐场所被要求停业外，学校全部停课，很多活动延期或停办。
第二次实施紧急状态无可避免地给日本经济带来新一轮冲击，尤其是餐饮业、零售业、交通业和旅游业等。
对餐饮业来说，忘年会和新年会是一年中最挣钱的业务，但在2021年新年，90%以上企业取消忘年会和新年会，给餐饮业带来重大打击。
日本最大的居酒屋连锁集团“和民”宣布，到3月将关闭114家店铺，占其全部店铺的20%。经营“牛角”烤肉店和“北海道”等居酒屋的Colowide餐饮集团宣布，已关闭125家直营居酒屋和70家直营餐厅。“家庭餐厅”集团也宣布，到12月将关闭200家店铺。
日本亚洲航空公司宣告破产，负债总额达217亿日元，成为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最大的企业破产案。全日空航空公司也出现严重亏损，不得不宣布全体员工减薪30%，取消冬季奖金。这是该公司创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取消冬季奖金。


撰稿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后 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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