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深入剖析特朗普“近卫军”的结构成分，美国问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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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有意思的是，美国主流社会仿佛都说好了故意不提一样。确实，这事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来说太丢人，社会撕裂的伤口也还在淌血，西方媒体集体情不自禁地“向前看”了。

当然，事情并没有过去，FBI已经逮捕了至少221人，这些可能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的近卫军、先锋队。芝加哥大学Robert Pape领导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大暴动的面目》的报告，分析了由法庭和媒体透露的有据可查的193名被捕人员，并将其与FBI在2015-2020年期间逮捕的108名极右暴力分子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了一些非常醒目的“盲点”。



1. 与右翼极端组织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

在公众认知中，冲击国会的人以右翼极端组织或者同情者为主，确实当天现场有人举着各色右翼极端组织的旗号或身着相关标志。但193人中，仅20人与右翼极端组织之间确定有联系，其余占89%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普通”的特朗普支持者，而非右翼极端组织成员或与之有显著联系。

在确认与右翼极端组织有联系的人里面：

10人为“骄傲男孩”（Proud Boys）成员

4人为“誓言捍卫者”（Oath Keeper）成员

5人为“3%者”（Three Percenters）成员

1人为“雅利安族”（Aryan Nations）成员

比照FBI的统计数据，在2015-2020年期间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26%与黑帮有关，22%与极右民兵组织有关；但在国会山冲突事件中被捕的人员，只有1%与黑帮有关，10%与极右民兵组织有关。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近卫军并非以边缘化的极端分子为主，而是有广泛的主流群众基础的。没有犯罪前科、没有暴力倾向的“普通人”与极端暴力分子的合流，使得特朗普近卫军成为美国政治中高度危险的力量。



被捕的“骄傲男孩”成员中，在其中一人的家中发现制造炸弹的物资和手册。另一个自称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过去就曾发表过要成为“孤狼杀手”的言论。

除了“骄傲男孩”，还有一些人与“誓词捍卫者”“3%者”“雅利安族”组织有联系，部分人还具有军警背景。“3%者”，是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只有3%的殖民地美国人拿起武器与英军战斗、争取独立和自由，他们标榜自己才是捍卫和真爱美国的少数。“誓词捍卫者”，是源自军人和警察入役时“誓死保卫宪法，反对一切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誓词，其成员的军警背景一目了然。

被捕者Guy Wesley Reffitt（48岁）威胁自己的子女：“你们要是敢告发我，你们就是叛徒。你们知道叛徒的下场……对叛徒就是要杀！”他是得克萨斯油田上的一位钻井工。

2. 来自“拜登县”的暴徒比来自“特朗普县”的更多

美国大选是以县为单位的，更精确地说，是以选区为单位的，但选区经常与县界重合。冲击国会的暴徒自然都是亲特朗普的，来自美国50个州里面的41个和华盛顿特区，也算比较有代表性了。

但研究发现，大部分暴徒来自大城市及其周围郊县，而这些地方恰好是拜登得到选票较多的“拜登县”。说到底拜登是靠城市选票当选的，要看面积的话，特朗普的“红海洋”包围了拜登的“蓝岛”，根本无法相比。但地盘占得大没用，毕竟城市人口多，所以拜登还是当选了。这样来看，其实真正来自特朗普铁杆根据地的反而是少数。



被捕的221人中，12人来自加利福尼亚，18人来自纽约，19人来自得克萨斯，18人来自佛罗里达，11人来自宾夕法尼亚，11人来自弗吉尼亚，9人来自俄亥俄。得克萨斯是红州，不奇怪；佛罗里达和俄亥俄是“战场州”转红州，也不奇怪；“战场州”转蓝的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也不奇怪；但“深蓝”的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有那么多人，作为“深红”农业区的南北达科他、怀俄明、内布拉斯加、肯塔基反倒一个也没有，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总体来看，57%的被捕人员来自蓝县，特朗普得票越多的蓝县越是积极，特朗普得票勉强过半的红县也很积极，倒是特朗普得票占压倒性多数的红县并不积极。



另一个视角是被捕人员与所在县特朗普得票占比的关联。比如说，2%的被捕人员来自特朗普得票率低于10%的的县，但这些县的得票是特朗普总得票的0%（数字太低，四舍五入为0）；5%来自得票率10-19%的县，这些县的得票占特朗普总得票的1%；12%来自特朗普得票率20-29%的县，这些县的得票只占特朗普总得票的7%等等，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特朗普的票源与被捕者的来源之间的相关度很大，特朗普的“近卫军仓”并非铁票县，而是“战场区”。

“拜登县”的总人口大约两倍于“特朗普县”，但“拜登县”里面并不乏特朗普近卫军，这使得特朗普近卫军的绝对人数一点也不少。这是很有意思的发现，也预示了未来美国政治的激烈动荡，因为已经没有“沉默的大多数”了，特朗普vs拜登就是大多数之间的决斗。

种族是另一个问题，“拜登县”的有色人种比例较高，但白人依然占据很大数量，所以并不意味着特朗普近卫军会因为所在县的白人比例较低而萎缩。以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县为例，对特朗普支持者来说，这是得克萨斯内的“敌占区”，特朗普的得票率只有33%，白人只占人口的67%，但仅这一个县就有4人在冲击国会中被捕，可能是紧迫感和“受压迫感”加重所致。

统计表明，39%的被捕人员来自“战场县”，也就是特朗普得票率在40-60%之间的县。这些“战场县”代表了41%的美国人口，两者比例大体符合。12%来自白人占比低于60%的县，这些县占美国总人口的13%，两者比例再次大体符合。18%来自农村县，这些县占美国人口23%，两者比例依然比较接近。44%来自失业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县，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56%的“拜登县”被捕者，其所在县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1-3%，只有26%的“特朗普县”被捕者是属于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从被捕人员所在县来看，“拜登县”的失业率其实比“特朗普县”更高，提高就业并非解决“特朗普问题”的办法。



此外，22%的“拜登县”被捕者，其所在县的白人占比超过80%，79%的“特朗普县”被捕者是属于同样情况。这意味着，从被捕人员所在县来看，“拜登县”的种族多样化比“特朗普县”更高，种族多样化也不是解决“特朗普问题”的办法。



56%“拜登县”被捕者来自美国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地区，只有2%的“特朗普县”被捕者属于同样情况。总体来看，来自大城市、市郊和中型城市的被捕者竟然占了77%，所以特朗普近卫军的最大来源根本不是农村和小城市。

综合来看，特朗普近卫军的最大来源恰恰是拜登的最主要根据地，尽管这也是最有可能“内部消化”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但也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社会的撕裂不仅是地域间的，也是地域内的。2020年大选票数接近、富有争议的结果，只会导致失败的一方积聚怨气。这是2016年大选的翻转，只不过那时是民主党支持者的怨气而已。

危险的是，不管对民主党支持者还是共和党支持者，这怨气不只在“敌占区”，也在“根据地”。这样脆弱的平衡可能轻易翻转，比如下一次国会中期选举或总统大选，不再是“蓝岛”在“红海洋”里的水落石出，而是“红海洋”淹没“蓝岛”。美国政治的激烈动荡还将继续。

3. 暴徒并不年轻，并不贫穷

与2015年以来在美国政治暴力中被捕的大多数人一样，国会冲突中的被捕人员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在2015-2020年间被FBI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94%为白人，94%为男性。在国会冲突中被捕的人，94%为白人，86%为男性。这一点不意外。



意外的是，2/3的国会冲突被捕分子超过35岁，中位年龄超过40岁；其中32%为34-44岁，24%为45-54岁，12%为55岁以上。“常见”的25-34岁年龄段只占22%，18-24岁年龄段更是只占10%。也就是说，65%超过34岁，而历年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1%不到35岁。上述提到的那位得克萨斯钻井工已经48岁了。一般说来，政治暴力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通常在十几、二十岁，最多30出头。

年轻人无牵无挂，容易冲动，容易受到蛊惑，这不奇怪。但中年人参加政治暴动，说明动因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而非政治冲动。成家立业后，牵挂多了，政治热情通常降低，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只能说明他们坚信“过不下去”，必须铤而走险了。换句话说，特朗普支持者不是一时冲动、受人蛊惑，而是代表着深层而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这对美国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如果用将国会冲突被捕者的年龄分布与香港黑衣人对比会很有意思，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发现是：80%的被捕人员都有工作，还不乏有钱有地位的，比如老板、白领、州议员、退伍军官，甚至还有一位奥运金牌获奖者。



具体数据显示，85%是有工作的，只有9%无业，另有2%的学生和4%的退休人员。在历年被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2%有工作，25%无业，10%是学生，2%为退休人员。换句话说，失业不是极右暴力倾向的主要动力，失业更不是成为特朗普近卫军的原因，绝大部分反而是“自带干粮”的。举几个例子：

Simone Gold医生已经55岁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比佛利山，是医生界阴谋论小圈子的成员，新冠阴谋论的积极鼓吹者，也以医生身份大力鼓吹氯喹的有效性。

Jenna Ryan是个房地产商人，来自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她是坐着私人飞机赶来华盛顿参加“向国会进军”活动的。

Bradley Rukstales是伊利诺伊的一家市场营销公司Cogensia的CEO。事发后，公司把他开除了。

在冲击国会被捕人士中，有13%是老板，包括Ameri-I-Can弹药公司、Wholesale Universe、Matador Sport Fishing的老板，还有上述Cogensia的CEO。白领占27%，包括谷歌地区总部的高级专家、银行的地区总管、医生、律师、建筑师等等。

中年、中产是特朗普近卫军十分显眼的一个特点，这颠覆了过去人们对其支持者主要来自铁锈带和农业区的认知。贫穷并不是他们卷入政治暴力的动力，所以要抚平美国的社会撕裂，并不是增加工作机会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大得多、深得多。

4.特朗普的号召是他们的动力

很多人都承认受到特朗普号召的影响。Jacob Chansley，就是那位浑身涂满红蓝油彩的大名鼎鼎的“卡农萨满”，他在被捕后说自己是应特朗普总统的号召才来的。

Robert Bauer是一名肯塔基的律师，他也表示，自己会向国会冲击是因为特朗普总统说了要这么做。

从北加利福尼亚赶来的Valerie Elain Ehrke说到：她听到特朗普总统向人群呼吁，向国会进军，所以决定她也要参加，就冲击国会了。

大部分参与者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大选并没有结束，还有机会推翻大选结果，让“我们的总统”当选。在鼓动支持者向国会进军的时候，特朗普仍吹嘘，自己在大选中赢得“一边倒的胜利”。眼下，特朗普支持者的证词是否会对其第二次弹劾案有所影响，尚不得知。但特朗普的律师表示，冲击国会是粉丝的狂热，偶像不背锅，这样的卑劣甩锅很难说是否会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有影响。针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研究将是未来很长时间的课题。



1月6日中午，特朗普出席其支持者游行，并在白宫前发表讲话，质疑大选结果，表示绝对不会承认败选，并呼吁阻止“窃取选举结果”。图自华尔街日报

5. 现役和退伍的军警参加人数不少

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任伊始，最大的动作就是清洗军内极端主义思潮。此次国会冲突中，军人出身的不在少数，这对标榜“独立于政治之外”“只对宪法效忠”的美军是极大的震动。美军的政治中立是美国社会基石之一，兹事体大，美国媒体也不敢往这里“多看”，生怕鼓动美国社会对美军政治中立的疑惑，但问题回避不了。

美军没有公布参与冲击国会的现役和退伍军人数量，但《纽约时报》披露，至少2名现役军人和20名退伍军人已经遭到指控。另有数据指出，35%有军警背景的被捕者同时也是极右民兵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至少3名“骄傲男孩”成员，3名“誓言捍卫者”成员，1名“3%者”成员，1名其他组织成员。

带头冲入国会、遭特勤人员击毙的Ashli Babbit就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退伍后在核电站担任警卫，通常认为这是属于“政治可靠”和“心理稳定”的人。

在被捕的“骄傲男孩”人员中，有一位是夏威夷分部的发起者和负责人，美国陆军退伍上尉，正在竞选州议会议员。

Larry Rendall Brock Jr，现年53岁，在多张照片图片中出现，身穿战斗服，带着塑料手铐，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张贴“3%者”和“誓词捍卫者”等极右民兵组织的信息。



Ashli Babbit 图自福克斯新闻

现役和退伍警察的问题同样很大。警察是执法人员，第一职责就是捍卫法律。当警察把法律视为只受自己认同的政治理念、“我就是法”的时候，就彻底背离了美国司法独立的立国原则，与触犯“军人不干政”一样动摇国本。

Thomas Robertson和Jacob Fracker是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同在弗吉尼亚的Rocky Mount警察局任职的现役警察。

美国官方对现役和退役警察的卷入情况也守口如瓶，但有报告指出，至少有31名来自不同警察局及联邦和地方执法机关的警官因为卷入国会冲突而受到调查。

2016年的大选是高度分裂的大选，但至少是和平的。2020年的大选不仅同样高度分裂，还出现落选一派试图用暴力扭转大选结果的势头，以冲击国会为顶峰。这对美国乃至西方民主政治历史而言，是里程碑级事件，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和民主的巨大危机。摇摇晃晃的不仅是拜登，甚至将来以国会和总统选举为主线的美国政治发生持续的周期性激烈震荡也非小概率事件。

一人一票只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真谛在于消融分歧、凝聚民意、打造合力。民主应该照顾个人利益，但归根到底是为了集体利益。当个人主义盛行，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时，民主就破产了。

在当前的美国，其实连究竟什么才是集体利益都说不清了。当深刻的分歧无法消除、民意深度撕裂时，一人一票的民主只会导致民粹、乃至暴力。无数“颜色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特朗普近卫军冲击美国国会或许是美国“颜色革命”和反革命的开始。

美国参议院正在处理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这不是简单的民主党反攻倒算，而是美国政治精英试图从源头上镇压以特朗普近卫军为急先锋的国内大众政治运动。这不是少数极右组织的问题，而是有广泛、深厚民意基础的。特朗普作为事实上的领袖，一再展现罔顾法制纲常的一面，导致此类政治运动格外危险，一旦有新的火花，很可能再次引爆。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托克维尔要是活过来，可能会重写《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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