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日本生物战的调查报告，1934-2006 |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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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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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日本生物战情报的价值超过了对其起诉战争罪行的意义，因而敦促予以豁免。”

文献选编：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日本生物战的调查报告，1934-2006
【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获悉了日本进行生物战的情报。在二战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内，美国对日本的生物武器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审讯。出于防范苏联人和占有日军研究资料的需要，美国“权衡了战争罪证据与防止披露秘密情报这两者的利弊”，最终决定“将整个案件归为机密，并停止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调查司的所有进一步调查”，将所有有关生物战项目的情报都 “列为最高机密级别”。
对于日军731部队首犯石井四郎，美国认为石井的实验“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下令“有关石井的情报列为‘最高机密’，不得泄露给任何机构”。美国还“将为石井和其他人提供豁免其战争罪的文件，以换取其合作和充分披露”。“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得出结论，日本生物战情报的价值超过了对其起诉战争罪行的意义，因而敦促予以豁免”。美国调查人员还认为接收日军资料是个赚钱的生意， 因为调查成本（估计为25万日元）“比起日本人花费的数百万来说微不足道”。
在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协助撰写的日本人体实验报告中，有三份详细报告值得注意：
·报告“A”（炭疽）：这份406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炭疽杆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2]。
·报告“G”（马鼻疽）：这份372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马鼻疽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1]。
·报告“Q”（鼠疫）：这份744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鼠疫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3]。
本文根据美国政府的档案文件翻译而成。文件原始链接见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iwg/japanese-war-crimes/select-documents.pdf
【译文】
威廉·昆利夫（William H. Cunliffe）编辑
《日本帝国政府信息公开法》（P. L. 106—657）的颁布及第13110号行政令的颁布（1999年1月11日）旨在让人们更容易获得有关二战中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战犯的美国政府记录。实施这些要求的记录调查显示，待披露的剩余安全分类中的相关文件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白宫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识别相关文件，使这些记录的访问更容易。跨部门工作组（IWG，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的工作人员收到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警告：“各机构应披露迄今为止在搜索相关机密记录过程中遇到的未知相关非机密记录或已解密记录。”
在选择文件时，跨部门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重点关注了研究者长期以来关注的几个主题：
· 日本的生物战研究和实验
·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煽动进行生物战袭击
· 日本对人类和动物的生物战实验
· 日本对战俘的暴行
· 日本对平民的暴行
· 盟军决定让日本人对战争罪行负责
· 盟军决定进行战争罪行审判
· 盟军决定将裕仁天皇视为战争罪行的责任人
· 盟军决定调查某些日本科学家和军人的生物战罪行
· 被关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美国战俘及在他们身上进行生物战实验的证据
我们还特意搜索了一些当前感兴趣的主题，如“慰安妇”等，但所获甚微。随着新文档的发现，这份资料集合也将继续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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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选编列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每条文档条目都链接到一个控制号 [JWC＃]。该文件的完整副本在《跨部门工作组有关日本生物战和日本战争罪行的文献选编参考资料》中以该编号归档，可以从马里兰州国家第II档案馆的文字研究室（2000室）获得。
黑体字表示特殊关注的文件。
按时间顺序概述

1934年—1940年
· 日本科学家对战前实验的描述，摘自美国陆军人员的战后讯问。
1941年—1943年
· 美国情报部门获得了有关日本战术生物战事件的知识，这些事件导致了鼠疫或霍乱的局部爆发。
· 获取的日本文件泄露了主要的日本陆军生物战组织的人员和地点，他们采取的名义是供水和净水部队。
· 盟军情报仅提供了有关石井四郎少将及其在满洲的研究机构有限的初步信息。
· 少数几份报告描述了通过飞机喷洒或空投装有霍乱菌或鼠疫菌的小玻璃瓶来进行生物战攻击的方法 [参见JWC 71]。
· 报告还描述了利用马鼻疽菌对马和其他动物进行的攻击。
· 在此阶段，情报表明生物战的威胁似乎有限，尚不被视为对军事行动的直接威胁。
1944年（1月—6月）
· 盟军对生物战的担忧增加了，但尚不清楚日本人从事生物战研究和开发的目的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准备发动进攻性生物战争，以作为避免失败的一种绝望手段 [JWC 77/1]。
· 搜集的情报显示了日本和满洲生产的大量细菌来源的详情；上海、南京和奉天的现有存量；以及可能使用细菌炸弹或气球的运输方法 [JWC 77/1]。
1944年（7月—12月）
· 美国应对生物战的努力显著增加。陆军设立了一位战争部长特别助理（默克Merck），并建立了跨部门组织，以更好地协调生物战工作。
· 罗伯特·斯特劳德（Robert Stroud）（“恶魔岛鸟人”）提出了使用肉毒杆菌作为入侵前的武器的建议 [JWC 184]。
· 搜集的情报——特别是来自盟军笔译和口译处（ATIS，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的情报——提供了更全面的有关石井的情报，确认了日本各学院、大学、陆军医院和诸多研究机构中的支持设施。
· 情报报告提供了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进行的研究和日本生物战产品测试的更多详细信息。
· 盟军对日本使用生物战的意愿愈发担忧。
1945年（1月—6月）
· 日本使用气球的攻击激增，这最初被认为是针对农作物（如果不是针对人的话）的潜在生物战武器 [见JWC 77/3]。
· 美国越来越关注日本对盟军战俘和平民的暴行，因此向日本提出抗议，并提出了战后问责的警告。
· 陆军确定了日本生物战在中国和日本潜在的情报目标。
· 获取的文件和对战俘的审讯提供了有关奉天、哈尔滨和平房区的生物战设施的更多详细情报。
· 美国为日本制定了战后计划，其中包括战争罪问题和裕仁天皇的未来地位问题 [见JWC 273]。
· 盟军越来越担心日本将使用生物战和化学战作为孤注一掷的部分防御措施。
1945年（7月—12月）
· 战争部发布了日本生物战项目第2263号文件，记录了美国情报部门对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的了解和结论 [JWC 016，参见JWC 4、JWC 16]。
· 日本的投降引起了国际战争罪行审判及对战争罪行和战犯进行调查的准备工作 [JWC 305/4]。
·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报告了[JWC 173、205、240、241、242、250、274、298、299]有关生活条件、治疗、健康和个人虐待方面的情报，但没有进行生物战实验的证据 [参见JWC 240/2]。
·桑德斯和杨的《日本科学调查报告第五卷：生物战》（Sanders & Young Report）辑录了对日本科学家就其研究和武器的进攻和防御要素进行的广泛讯问，但没有针对具体实验进行讯问。这是战后向华盛顿提交的评估日本生物战的第一份重要报告 [参见JWC 2]。
·默克就“美国在生物战领域的活动”向战争部长提交的报告(Merck Report) [该研究长达50页，参见JWC 39]。
·康普顿报告（Compton Report）评估表明，日本科学家从事了进攻性的生物战工作 [参见JWC 55、212]。
· 科尔初步（Cole Preliminary Report）报告表明，日本生物战的主要实验地点可能已遭破坏 [参见JWC 192/2]。
· 美国生物战委员会关于美国生物战能力的未来研究与发展的报告 [JWC 83]。
·美国海军关于日本细菌学研究和武器的技术任务报告 [JWC 248、249]。
1946年（1月—6月）
· 石井被指控给活人注射鼠疫菌 [JWC 315/52]。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SCAP，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法律部门要求审讯石井，但不是作为战犯。陆军G-2试图找到石井，以供战争部人员审讯 [JWC 215、231]。
·汤普森《奉天集团的历史》提供了盟军战俘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主要历史记录 [见JWC 205]。
· 澳大利亚将裕仁天皇列为战犯 [JWC 262/04]。
· 《默克给战争部长的报告》得出结论，日本正在发展进攻性生物战能力 [JWC 003]。
· 陆军G-2试图确定生物战实验中是否使用了美国战俘 [JWC 191]。
· 战略情报局（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关于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有42份书面陈述——现已存档——没有关于实验的暗示” [见JWC 231、241、242/07]。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将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材料运往中国 [JWC 242/06]。
· 太平洋军事情报研究部门（PACMIRS，Pacific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search Service）翻译了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病历 [JWC 298]。
· 美国和英国同意不将裕仁天皇列为战犯起诉 [JWC 48/03]。
· 裕仁天皇呼吁召开制宪会议以建立民主政府，并提出退位 [JWC 48/05]。
·《生物战：外国的活动和能力》报告，包括了平房区设施【译注：Pingfan facilities，这是指哈尔滨市平房区，731部队遗址就在那里】和日本细菌炸弹的详细图表。这是美国获得的有关平房区的第一批详细情报 [见JWC 36]。
· 森田丰秋上校的系列审讯，提供了日本针对中国人民开发和使用化学武器和毒气武器的细节，包括在上海进行陆军医学实验的情报 [JWC 235系列]。
· 发现了日本对中国人使用化学战试剂的证据 [JWC 118]。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IPS，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的结论是：有足够的证据就日本对中国使用毒气提出战争罪指控 [JWC 236系列]。
·《来自中国的细菌战报告》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一份37页的报告，记录了日本利用空气传播受污染的谷物导致的鼠疫暴发 [参见JWC 236/4、JWC 121]。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得出结论：“由于‘证据不足’，将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生物战” [JWC 120]。
·汤普森报告《日本生物战》（51页）是基于石井、金子、北野和增田1946年1月到3月的审讯写成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哈尔滨的研究设施，并描述了各种生物战/化学战炸弹 [见JWC 1和223系列]。
· 木野武描述了在若松少将和保坂少佐麾下为石井细菌战部队（BKA，Bacterial War Army）进行的人体实验。不确定实验是在中国劳工还是战俘身上进行的。（注：日本人提到的“战俘”通常包括从满洲其他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俘虏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它没有特别提及关押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盟军战俘。）
1946年（7月—12月）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远东地区总司令（CinCFE，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实行了一项政策：所有国家安全事务都将归属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和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控制，相关信息发布需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先行批准 [JWC 296/03、243/49]。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开始对山口本治等人在关东军检疫所和“哈尔滨石井分队”的生物战活动进行调查 [JWC 258系列]。
· 在《战犯报告》中 [见JWC 231/10]，西村（名字不详）指控山口等人“在满洲长春市陆军第100部队的解剖场解剖了许多盟军战俘”，并用马鼻疽菌感染战俘 [JWC 231系列]。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确立的第330号战争罪案，列出了山口本治、若松有次郎、保坂安太郎、松下四郎、安坂（名字不详）和石井四郎的名字 [261/05]。
·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不要将裕仁天皇当做战犯，不要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JWC 284/01]。
· 颁布逮捕令，逮捕了在九州帝国大学医院进行医学实验、杀害了八个战俘的相关人员 [JWC 278]。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公开了第290号战争罪案，调查对相模原陆军医院的“医疗士官”对48个战俘进行手术实验的指控，其中13人死亡 [JWC 280系列]。
·《日本生物战》是一份34页的分析报告，分析了日本战时的活动和能力。后来作为军事情报处（MIS，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第2263号项目发布。
·皮迪（Peatty）关于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状况的日记，记录了1942年11月至1945年11月集中营中的日常生活。 [参见JWC 173]。
· 川岛清少将的审讯透露了日本进行的实验，包括从飞机上空投被鼠疫菌感染的跳蚤和进行人体实验等。这些声明标志着日本正式承认进行过这些行动 [JWC 137、138、139]。
· 植木浩指控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建立了“大规模的人体实验站”，在那里“对许多盟军战俘进行了残酷的实验” [见JWC 258/8a、242/18）。
· 应日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的正式要求，日本政府联络处制作了“石井四郎的记录” [JWC 231/17]。
· 今木（Imagi）称石井在哈尔滨附近有一个秘密实验室，在那里给活人接种马鼻疽菌。此外，石井还出于相同目的使用了东京和京都的帝国医学实验室。日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因而将第91号和第330号战争罪案并案 [JWC 242/21]。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调查司第330号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门（G-2）将整个案件归为机密，并停止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调查司的所有进一步调查 [见JWC 261/4、JWC 285] 。
· 战争部长和联合研发委员会（Joint Research & Development Board）建议，所有有关生物战项目的情报都应列为最高机密级别 [JWC 305/01]。
· 冈田尚向远东地区总司令报告称，在东京的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对战俘进行了细菌学实验 [JWC 258/18]。
1947年（1月—3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苏联检察官的要求》，这是一份对石井四郎、菊池齐和太田澄的正式审讯要求，要向他们讯问有关631部队的生物战实验和“这些实验导致的大规模屠杀”问题 [243系列]。
· 内藤良一描述了石井四郎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战计划。与此相关的是石井使用的一个化名“东乡一” [JWC 231/38]。
·《日本细菌战实验》总结了与苏联检察官举行的会议，这些会议多次要求审讯石井和太田 [JWC 243/48]。
· 内藤良一称石井在战俘身上进行了生物战实验，并提供了与石井合作的日本科学家的名字 [见JWC 242/28]。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调查了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并要求对阿部和小岛进行有关暴行的讯问 [JWC 277系列]。
· 满洲长春市日本细菌学研究所报告了其记录遭到普遍销毁 [JWC 70]。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简报中的《苏联对日本生物战的审讯要求》权衡了战争罪证据与防止披露秘密情报这两者的利弊 [见JWC 243/46]。
· 苏联检察官要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通知战争部，三名日本科学家应当对造成2000个中国人和满洲人死亡的实验负责 [JWC 296/02]。
· 内藤良一和本乡昭二（HONGO Shoji）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供了有关石井上台、积累财富及他的生物战研究的详细情报 [JWC 255/21、308/02b]。
· 苏联检察官要求：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建议从战争部派遣生物战专家前往东京，以便在苏联人接触到日本科学家之前对后者进行审讯 [JWC 170/3]。
· 纪野猛作证说，若松少将和山口少佐应当对导致了13人死亡的秘密实验负责 [JWC 231/36]。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刑事登记部门通知法律部门，该部门将检查是否已对石井四郎少将提起诉讼，然后“将采取适当行动，确保找到他并与其他任何涉嫌战犯一样处理” [见JWC 259/8、256/3]。
· 盟军对日委员会苏联代表德列维扬科（Derevyanko）提出正式请求，要求追究石井和太田的“对苏联发动战争罪” [JWC 243/53]。
· 隶属于100部队的尾市守（Mamoru OICHI）描述了对一位被注射了马鼻疽菌的战俘的尸体解剖；表示他认为该战俘是苏联人 [JWC 259/16]。
· 苏联检察官要求：战争部指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行初步审讯，以确定是否有任何敏感的生物战情报泄露的风险 [JWC 5/05、296/24]。
·《苏联要求审问和逮捕日本细菌战专家的请求》，详细概述了应1947年1月7日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和政策 [243系列，特别是243/43]。
1947年（4月—6月）
· 战争部化学战服务部任命诺伯特·费尔（Norbert Fell）博士到日本审讯日本生物战科学家 [JWC 243/11]。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拒绝了苏联要求将石井和太田以战争罪名移交给苏联的请求 [JWC 243/13]。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的威洛比（Willoughby）以远东地区总司令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名义停止了对330号案件的所有起诉和宣传 [JWC 257/6]。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为诺伯特·费尔对日本科学家的审讯准备了《与石井四郎实施细菌战有联系的人员名单》 [JWC 261/03]。
· 菊池齐接到指示，要求他不要向苏联检察官透露有关人体实验、对中国人进行生物战或大量生产跳蚤的情报 [JWC 228/12]。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提到“将为石井和其他人提供豁免其战争罪的文件，以换取其合作和充分披露” [JWC 152]。
· 对石井四郎的审讯讨论到了在平房区进行的实验，并提到了人体实验。豁免问题未定 [JWC 228/06]。
· 战争部化学战服务部准备了给日本科学家的问题，供诺伯特·费尔博士在审讯中使用 [JWC 243/15]。
· 战争部战争罪行部门要求得到“针对石井及其小组成员的所有可能的战争罪证或指控”。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其起诉部门之前就要求得知石井的状态 [JWC 243/16]。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通知战争罪行部门，尽管“日本共产党”指控石井在奉天对被俘的美国人进行实验，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表示，石井及其下属均未被当做战争罪嫌疑犯关押，“也没有足够的法律证据起诉他们” [见JWC 243/17]。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报告说细菌战部队（BKA，Bacterial War Army）设计了对自己的设施的轰炸，事涉战争结束时的数百名实验室成员 [JWC 315/26]。
· 战争部G-2的《石井四郎情报摘要》提到，有人指控石井在一次实验中给美国战俘注射了腺鼠疫菌。G-2指出：“自然，这些实验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 [JWC 315/25]。
·费尔的报告《关于日本生物战活动的新情报摘要》介绍了其1947年4月的日本之行的发现，并提到他将提交一份60页的英文报告和一份“单独的关于石井的报告”。费尔报告称：“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美国或苏联战俘使用过” [见JWC 123、227]。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部门通知战争部战争罪行部门，石井违反了在中国作战的“陆战规则”，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表示缺乏证据，无法进行审判 [JWC 159]。
· 翻译了苏联在1946年对石井部队1939—1944年间的活动进行的审讯，并在1947年将译文提供给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将记录转给了战争部战争罪行部门 [JWC 243/24]。
1947年（7月—12月）
· 关于日本化学战的情报报告。战争部化学兵部队（CWS，Chemical Warfare Service）敦促远东委员会（FEC，Far Eastern Commission）化学部门对日本的研究和发现进行调查，并提到生物战的研究“已揭示了先前从未披露的重要情报” [JWC 136]。
· 远东委员会和民事情报部（CIS，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报告说，石井先是获得了生物战工作的资金支持，后来其在满洲的活动又获得了高桥的支持及小泉和东条的军事支持 [JWC 315/17]。
· 民事情报部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报告，中国人可能会将石井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2建议远东委员会将有关石井的情报列为“最高机密”，不得泄露给任何机构 [JWC 315/16]。
· 简报《苏联检察官对某些日本人的审讯》。远东小组委员会（SFE，Sub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报告称其可能披露关于“日本生物战组织将美国战俘用于实验目的”的证据 [JWC 170/4]。
· 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得出结论，日本生物战情报的价值超过了对其起诉战争罪行的意义，因而敦促予以豁免 [JWC 163]。
· 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张豁免，并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部门以战争罪名起诉石井的证据不足，而且中国并未准备对石井进行起诉 [JWC 304/02]。
· 国务院反对授予豁免权，称这将“使美国感到非常尴尬” [JWC 170/06]。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表示：“如果他——裕仁天皇——不是天皇，那他也会上庭受审” [JWC 84/06]。
·希尔和维克多对日本生物战科学家就其基础研究进行的审讯（1947年10月—12月）：“在这些讯问中甚至从未提出过战争罪行起诉豁免权保证的问题” [见JWC 35/02] [JWC 35系列、254系列]。
· 冈本耕造博士就1938年—1945年在哈尔滨进行的尸体解剖接受的讯问 [JWC 254/18、254/13、35/21]。
·南京大屠杀：谷寿夫就南京暴行接受审讯的记录，包括未翻译的中文陈述 [JWC 275]。
·埃德温·希尔博士（Edwin Hill）和约瑟夫·维克托博士（Joseph Victor）的生物战调查摘要报告：对22位日本生物战科学家进行调查和讯问后得到的详细结果（共74页）。希尔称调查成本（估计为25万日元）“比起日本人花费的数百万来说微不足道” [JWC 230、JWC 35/02]。
· 远东小组委员会188系列引用了石井四郎一份60页的报告 [可能是JWC 135] [JWC 203]。
1948年—2006年
·中央情报局外国文献处第102号译文：日本细菌学研究报告（第1卷）：十七份日本细菌学实验和报告的翻译 [JWC 131、133]。
· 中央情报局外国文献处第102号译文：日本细菌学研究报告（第2卷）：八份日本细菌学实验和报告的翻译 [JWC 132、134]。
· 苏联检察官对某些日本人的豁免和审讯：陆军化学兵部队通知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和远东小组委员会“已经取得了令我们满意的必要情报和科学数据” [JWC 166、276/2]。
· 豁免问题：国务院—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和远东小组委员会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从您的战区返回的技术顾问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满意的必要情报和科学数据” [JWC 5/12、5/13、170/8]。
· 豁免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重新提交最初为回复SWNCC 351而发送的请求 [JWC 308/03a和03b]。
·为苏联工作的731部队成员：陆军情报部门第441反间谍情报兵团（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报告说，苏联俘虏了约三十名731部队成员，他们“在莫斯科附近从事细菌学研究项目” [JWC 315/08]。
·报告“A”（炭疽）：这份406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炭疽杆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2]。
·报告“G”（马鼻疽）：这份372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马鼻疽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1]。
·报告“Q”（鼠疫）：这份744页的研究报告是根据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对陆军技术人员的讯问和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的报告撰写的。它提供了人体器官对鼠疫菌反应的详尽显微镜研究 [JWC 253]。
· 《协助收集生物战情报的信息（1949年）》。这份15页的指令包括“生物武器活动指示”和一张词汇表 [JWC 267/4]。
· 化学兵部队的技术情报要求：包括了人体测试，作为发展进攻性和防御性化学情报的一种手段[JWC 267/5]。
· 《苏联对进行生物战的日本人进行的审判》：在伯力对犯有生物战罪行的日本人进行了十二次审判。指控包括对美国战俘进行实验（注：日本人在苏联驻东京大使馆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苏联造成被关押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三十万日本战俘死亡） [JWC 7/1]。
· 《苏联对进行生物战的日本人进行的审判》：柄泽十三夫少佐的供词提到，1943年，731部队人员在奉天的美国战俘身上进行了实验，“以确定美军对不同战斗感染的脆弱程度” [参见JWC 84/8]。
· 《苏联要求审判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苏联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照会（1950年2月2日） [JWC 84/10]。
· 《扣押的日本记录清单》：詹姆斯·莫雷（James Morley）发表了一篇28页的文章，描述了由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机构持有的已扣押的日本记录 [JWC 14]。
· 《苏联给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苏联指控裕仁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正次、若松有次郎和笠原四郎犯有战争罪 [见JWC 84/12]。
· 《埃德温·希尔博士和约瑟夫·维克托博士的生物战调查摘要报告》（74页）：陆军化学兵部队正式将这份1947年的报告转交给了国防研究与发展部部长。这可能标志着它在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之外的正式发布 [JWC 35/01]。
· 《关于近卫文隆和柄泽十三夫在苏联死亡的意见》（1957年1月）：情报部门报告说，有两名囚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亡。两人的遗骸似乎都可能被送回日本。据称，柄泽十三夫（石井四郎的一位同僚）于1956年10月上吊自杀，近卫是在几天后死的 [见JWC 27/5]。
·《决定归还缴获的敌国记录的政策和计划，第二部分：日本记录》：包括有关归还日本记录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官方档案和处置书信（1953年—1960年） [JWC 51]。
· 第505反间谍情报兵团关于日本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报告：报告称金子顺一和若松有次郎正在从事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感染研究 [JWC 254/35]。
·《二战中的日本生物战实验》：1982年5月26日，美国国会正式征求国务院对石井四郎将军进行生物战实验的意见 [JWC 301/07]。
·《二战中的日本生物战实验》：1983年3月10日，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要求国会正式调查“二战中日本的人体实验”问题 [JWC 301/12]。
· 《国防部关于731部队的问题与解答》（1995年5月12日）”：国防部回应表示，“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支持‘美国战俘在二战中被日本陆军进行过生物实验’的说法” [见JWC 125]。
·《退伍军人事务部对有关奉天战俘的新闻调查的答复》（1995年7月14日）：退伍军人事务部回应，“尚未发现确凿证据证明对被关押在奉天的战俘进行过生物战实验” [参见JWC 126]。
· 《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指南：二战中的日本生物战实验》：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结了战俘们称自己是日本生物战实验对象的陈述，并指出，经过多年的详尽搜索，“我们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国战俘是生物战的实验对象” [参见JWC 244]。
· 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教授的《中日战争，1931年—1945年：史学论文》，其章节包括满洲、插曲：1932年—1937年、“中国事件”：1937年—1938年、南京大屠杀、中国事件与太平洋战争：1939年—1945年、国民党中国：1937年—1945年、共产党的暴动、日本战争罪行、政治记忆等 [JWC 268]。
联系人：
威廉·昆利夫
william.cunliffe@nara.gov
301-837-3482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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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译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译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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