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古人如何在旅游中获得快乐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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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澎湃新闻客户端
在古人眼中，游赏不仅有“十六大乐事”“十六大风雅”，还有“十大煞风景”。这种对“雅”与“俗”的辨析不仅揭示了古人独特的文化审美情趣，更折射出旅游在古代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精神与社会意义……古人在“旅游”中如何获得快乐和幸福感？与今人又有何异？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带我们追溯旅游的起源、发展及其特征，探讨古代与现代旅游在主体、功能上的差异，理解古人如何以旅行观察世界、体悟人生。



（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卷 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中国的“旅游”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自有了远途的交往或贸易，就有了“旅游”：人类天生具备探索的欲望，始终对异地的风景、风物、风貌和未知的财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初衷是为了搜寻东方的黄金，正是这种对“新”的渴求，才孕育了旅游的意识、意图。“旅”字，词意有“客居”“军旅”之意。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的旅游经济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甲骨文“旅”字是“旗帜”与“从”的结合，指士兵们追随着飘扬的战旗作战。《说文解字》：“军之五百人为旅。”）

《尚书》记载殷人先祖“肇牵牛，远服贾”，商人的长途贩运、商旅活动，就具备早期旅游的特质。殷人和周人习用“旅”字，专指当时最活跃的一种旅行——商旅。《易经》中，专讲行商客贾的一卦就称为“旅”卦。周文王还曾专门针对行旅者发布诏书《告四方游旅》：“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根据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已经相当繁荣，除早期的贝币外，刀币、布币等货币形式也流行起来，说明远距离贸易与区域流动日益频繁。《易经》的“旅”卦中说：“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既说明“旅”需要钱财与工具，又说明“旅”实际是一种漂泊无定、客居的状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记载的就比较多、比较清楚了，《管子》写过，“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孟子》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公元前651年）盟辞的“五禁”条款，其中就有一条“无忘宾旅”，意思是要善待来宾、游客。《吕氏春秋》还详细地记载了战国及以前各地的佳肴美馔和特产，分为肉、鱼、蔬菜、谷物、水、果、调料七类，南至南海、越骆，东至东海，西至昆仑，北至冀州、大夏，这说明伴随着古代早期旅游的兴盛，古人对广阔区域内的物产、风土、人情及风俗已形成了一定的认知。游历、贸易、出使等“旅游”活动推动了异地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构建起早期跨区域的文化互动网络，为后世旅游体系的广泛联通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与“国”“城”与“城”之间的接待都有免费“宾馆”

理论上说，如果有了“商旅”等远距离贸易的存在，也就必然会有客店、宾馆类的经济业态存在。最早的民宿、酒店、客栈相应地也是在商周时期出现的。《诗经》就记载过，“于时庐旅……于斯馆。”商以后及西周时代，与旅馆、客栈相关记载开始明确起来，对商业贸易和宾馆都已经有制度性设置和安排。《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十五里有市，市有候馆，馆候有积。”（“委”“积”皆表示筹备的物资。）那个时候“国”与“国”、“城”与“城”之间往来接待的“宾馆”都是免费的。“宾至如归”的典故就与春秋时期晋国免费接待外来使节的“宾馆”有关。



（邵颖萍博士在《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一书中系统地追溯了“民宿”的概念起源和文化流觞）

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兴起后，除官方“宾馆”外，民间的客栈、酒店等也应运而生了，即“寄寓”“施舍”“逆旅”，可以说是最早的“民宿”。《国语》《左传》《春秋》等书里都可以找到相关记载。比如《左传》中有句“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韩非子》也记载过，“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却因为养的狗过于凶恶，客人就都不来了。孔子周游列国时，想必也住过宾馆的。当然，到了后来李白写“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苏轼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时”，“逆旅”一词的涵义就延伸为了“喻人生匆遽短促”。

中国古代有过关于“民宿”发展的争辩

中国历史上对旅游业等民营经济总是在“提倡”与“打压”之间徘徊，古代民宿“逆旅”的是与非一直饱受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的《废逆旅令》，认为民营旅馆过多会导致“奸伪、躁心、私交”等问题，要废除民间旅馆；后有西晋时“古代第一美男”潘安的《上客舍议》，专门为鼓励民间旅馆的发展而发声。潘安认为，“逆旅”由来已久，帝舜、曹操都曾鼓励过它的发展，“逆旅”便利着络绎不绝的旅人，“居者”可以“薄收其直”，商人、民宿经营者和国家都会得到利益，农民也可以富起来。潘安还在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旅馆服务非常周到，不仅提供洁净的水和食物，还十分人性化：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凉席。客人来投宿，都能够及时得到所必需的器物。对于客人的“座驾”，客栈也有专门喂养的地方，无论是牛也好，马也好，都有合适的地方给它们休息……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利益博弈，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国家政策时扬时抑，导致民宿不得不顺应时代而变。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期

真正的“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六朝。南朝齐梁时，沈约《悲哉行》中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诗句。六朝时期，旅游的主体扩大到了文人、僧侣、道士和普通百姓，著名的“竹林七贤”就常在竹林下清谈、纵歌、酣畅。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城内专设有“四夷馆”“四夷里”，接待北迁的南朝人、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这说明南北朝的“旅游”已经有相当长足的发展。

《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常久居住者，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久居者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归义里’”。

旅游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

国盛则旅游盛。民间旅游文化经过南北朝的沉淀、酝酿，在隋唐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隋朝虽短暂，却迎来了文化的繁荣与创新（诸如开通京杭大运河、创立科举制、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等）。尤其是大运河，不仅打通了南北的交通脉络，还为“全域旅游”的格局奠定了物质基础。隋朝[大业五年（609）和大业六年（610）]甚至还举办过旅游“招商节”，当时他们把美丽的丝绸缠绕在东都洛阳的大树上，邀请胡商免费吃饭、喝酒、看百戏表演。



（唐 阎立本《职贡图》卷 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驾临张掖，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隋书·炀帝纪》）。“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资治通鉴》卷181）

唐朝时期，民间旅游的兴盛愈加显著。唐朝初年的“休养生息”、均田制等政策为社会带来了安定，此后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繁荣更是开辟了民间旅游的兴盛点，激发文人雅士游历名山大川、吟咏诗词，颂扬太平盛世。

旅游随着“宋代城市革命”迎来变革

其实，在唐朝后期，城市居民就已经开始不顾朝廷的禁令，纷纷自行凿坊墙、在临街的路边开店了。唐朝的宰相刘晏在天未亮上朝时，路边就能买到“火勺”吃。



（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 图源：《民国时期旅游文献汇编》）

明清时因为闭关锁国等原因，旅游业就弱了一些。到了近代之后，上海首开风气之先。1904年，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城市观光手册《上海旅游指南》（由德温特牧师编辑），这本手册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萌芽，为外籍人士提供城市观光与生活指南，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序幕。

古人的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可能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古代交通工具一直在演变，对旅游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夏商周时期以牛车为主的交通方式，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马车，再到汉代后交通工具的系统化和驿站、客栈的完善，都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便利。

其实古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可能超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我读过很多遍《山海经》，每次读后在心中都会蓦然升起一种尊重感和自豪感，远古时代的地理学家们与壮美山河一样伟大，他们虽然没有科学的仪器和工具，却能够带着理想和责任克服千难万险，游历、踏查并且记录、整理人迹罕至的地形、地势、地貌和山川河流。

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商人·文人群体

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商人和文人群体，因为中国古代的旅游与以下几点有关联：

一是和经商、求学、游学、赶考、赴任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活动需要长途跋涉、行走于各地，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了解，也推动了旅游的萌芽和发展。

二是与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关。我们今天说的“盘缠”一词的原意是把铜钱盘起来缠绕在腰间，作为便于携带的路费，这说明远行的开销是很大的。因此，旅游在古代往往是富裕阶层的特权。比如李白就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四任妻子里有两任都是唐朝宰相的孙女，因此他才能“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当然，游历名山大川以后，人的阅历、见识和谈吐、谈资也会不一样，成为了古人彰显身份、炫耀的“文化资本”，这也是凡勃仑提的“炫耀性消费”的概念。

三是与文人墨客的“诗言志”有关。古代文人墨客在游历名山大川时，将所见所感融入诗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与理想。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都是在游历过程中激发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旅程，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以及回归自然、内心的渴望。

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呈现出我们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一是与“神游”（自然崇拜）有关。“神游”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方面，指精神上的遨游和思绪的游离；另一方面，代表受神灵引领的旅行。西藏对神山的朝拜活动就是“神游”的体现。过去的农村中，人们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会拜山、拜树、拜庙宇，祈求山神、树神的庇佑。《山海经》中的许多故事，都源自先人的游历和对自然的想象，也激发了后人探访的兴趣——许多古代旅游活动源于对这些传说的向往和追寻。

二是与“知行合一”有关。《礼记》中提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志于学习的人不仅要不断研修，还应通过“游学”来增长见识。中国自古也有“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谚语，将旅游与学识、“知行合一”紧密结合。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自体验、亲身经历才能获得独特的感悟，丰富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孔子可以说是古代学者中的旅游先驱；“中国第一旅游博主”徐霞客（江阴人）边旅游边进行地理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江阴至今还举办“徐霞客旅游节”来纪念他；李时珍为了编写《本草纲目》，踏遍钟山、紫金山、茅山等地采集药材，将旅游与医学研究相结合……

三是和“天人合一”有关。在古人眼中，景观、风景和“景风”（出自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一句）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景观要有值得“观”的“景”，如果有“风”，就更有“微风拂面，清风徐来”的灵动、快意之感——“风”与“景”构成一种动态关系，“景观”一定是自然与人文精神的互为表里。正因如此，每当文人墨客歌颂山水之美、自然之秀时，往往写下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一蓑烟雨任平生”等佳句表达天人感应、物我两忘、怡然自得的境界，这既是古人生活的结构性补充，又是他们审美生活的一种必要需求。

现代旅游的本质是与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

现代旅游具有不同于古代的十大特征：第一，旅游的普及性增强。伴随着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旅游不再是个别群体的特权，而成为所有人参与的日常生活方式、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象。

第二，交通格局的根本变革。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极大缩短了空间距离，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化。古代旅游或履职动辄耗时数月乃至数年，而现代交通使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大大提高，为旅游活动的频繁开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信息化引导的全面普及。现代旅游受信息技术的全面影响，呈现出可预测性、透明性。过去，人们依靠诗词或传说，如“烟花三月下扬州”或“乌衣巷口夕阳斜”等形成旅游动机；而如今，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信息的丰富使得旅游目的地的特性、服务等预先可知，信息闭塞已成为历史。

第四，服务需求的显著提升。在景区数量增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服务水平、知名度和体验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品质服务和显著的特色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

第五，旅游动机的多样化转型。随着物流经济的发达，异地美食的获取变得容易，旅游不再单纯以“吃”为主要目标。如今，人们更加注重旅游中所能提供的综合体验，如文化、艺术、自然和精神愉悦；更加注重与生活质量的关联，满足游客对教育、健康、精神等层面的多重诉求；更加将旅游视为全面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喜欢更鲜明的目的地或主张。

第六，旅游的分层化与多元化。现代社会收入和偏好的多样性促使旅游形式逐渐分层化和细分化。小众化、主题化和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如AI体验、元宇宙旅游、沉浸式演艺等，这种裂变式发展反映了需求与市场的不断变化与融合。

第七，旅游的全球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跨国旅行，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旅游流动。例如，前几年中国年均出境游客数量接近3000万，为目的地国家经济带来显著贡献。

第八，旅游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拉动消费的核心产业。以支持新疆经济发展为例，吸引游客前往当地旅游，不仅直接增加了消费，还有效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第九，休闲度假游的崛起。无论是乡村度假游还是高端定制游，游客追求更深层次的休闲体验、放松方式，反映了旅游高级发展的主体模式。

第十，新的内涵和旅游类型正在形成。现代旅游产业已经延伸、分化出全新的产业类型和附加值，如购物游、创业游、短期打工游（与零工经济有关）、婚庆游、研学游、禅休游、探险游、亲子游、候鸟养老游等新样态、新业态、新形势，旅游产业已变成可以自己去“体验”的幸福产业。

责编：武玥

来源：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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