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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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高水平开放的标志之一，推动中国成功进入“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阶段。未来，更多的国际合作乃至全球化，都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一带一路”的建设。

我们现在要迈向更高水平的生活，怎么做到？那就是依靠科技进步，优化资源要素组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也就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要怎样完成新旧动能的转化，创造新质生产力？那就是对外拓展新市场、对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与以往的“以改革促开放”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扩大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国际合作环境。
因此，我们现在的开放大都是主动、单方面的开放。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且是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我们不仅参与了全球化，更带来了全球供应链的延伸，强化了其稳定性和韧性，创造了很多新的全球供应链，形成了属于我们的开放的自信。此外，制度型开放也是十分重要的，即我们从过去的与国际标准对接发展为引领全球制度性标准的制度，比如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以及电动汽车、高铁等以中国为主体的标准，甚至跨境电商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决定》指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也与制度型开放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共同迈向现代化、以中国式的开放推动更多国家走向开放的境界，也引领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放大了中国国内的开放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中欧班列与陆海新通道的对接，推动了大西南与大西北的联合发展，成为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以外的增长第四极。也就是说，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开放就是高水平的开放，包括当前服务业的开放乃至未来的知识产权、创意文化产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的开放等。总而言之，我们要实现的是从货物到服务、贸易，从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到以规则为导向，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从开放式发展到发展式开放，从开放促改革到改革促发展的开放。
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多聚焦于再工业化的竞争。其对全球领导力没什么兴趣，主要目标就是基建、再工业化，即做好本国的事情。在这一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全产业链的地位可能受动摇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开放、安全与发展并重。因此，《决定》指出，要“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引领，即既要推动产能合作，也要确保我国的全产业链地位。所以，以中国的开放促进世界的开放，我们对开放的定位、方式、目标都有了超越以往的新理解。世界越倒退、封闭，中国越开放，成为世界局势“东升西降”的典型写照。同时，我们也强调高质量，即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要做到贸易内容、形式、结构的优化。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再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也就是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引领工业革命，就像是中国曾经作为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引领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针对我们而言的，而是得到了全球多国的认同，是从1776年工业文明超越农耕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又一分水岭。甚至可以说，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还代表着政治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国所创立的战后国际体系和全球化正在解体。
可以说，我们要理解“一带一路”就必须站到大的历史观上。传统上的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指的是美国创新、中国市场、欧洲标准的良性互动。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互动就出现了问题，即美国导致危机、欧洲传导危机。时至今日，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本质上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延续。具体而言，中国不再满足于应用市场的地位，凭借创新研发开始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而欧洲也不甘于制定规则，寄希望于再工业化，却陷入了俄乌冲突之中。中美欧的三角关系由于欧洲受到极大挑战而形成了中美的竞争关系，包括制造业、创新以及规范、规则、标准的制定。从全球的角度上讲，全球化确实出现了重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区域化、本土化甚至板块化的阶段。
“一带一路”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至今日，由欧美的三角贸易、殖民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促成的以中心-边缘体系为代表的正在瓦解，而中国提出了一种表现为主场现代化、全球化的新的互联互通合作模式，从理论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能够激发各国的平等参与意识。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美国研发中国市场发展为中国研发世界市场，即中国越来越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产生经济联系，而不再是与发达国家，进而对全球的减贫事业、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动作用，成为当下这一时期重要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是中国主动提出、主动运营与投资的发展型的实体经济的全球化，而不是以往我们加入的美西方的资本导向、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金融的全球化。



二、“一带一路”三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
（一）为什么
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为的是解放全球南方生产力、改善全球生产关系。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一带一路”？因为中国是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全球发达国家所引领的全球化却只使得全球80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实现了现代化，但中国仅一国的现代化就能带领14亿多人口进入现代化，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然而，更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都想要实现现代化，按照美西方以往的设计来看是不可能的。
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开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为什么发达国家过去想开发却没有成功？他们既不是真心想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也由于产业空心化无法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现在更由于民粹主义而自顾不暇、危机重重甚至陷入战争。“一带一路”建设最为重要的是既争取了全球南方的市场，也包括政治上新的中间地带，改变了过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边缘地位。
改善生产关系指的是全球的生产关系改变碎片化、阵营化甚至陷入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的状态，成功接入“一带一路”搭建的平台，进而实现平等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特别是解决被动参与或被边缘化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甚至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结伴而不结盟、互联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依附体系，反而能够促使全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智联的时代，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来临，才能够获得多国的积极响应、激活他们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一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二是尽管技术上还存在一部分“卡脖子”的情况，但中国在新兴技术上越来越领先，特别是关键技术市场化的能力越来越强，可以实现更快的生产力转化；三是在人才方面，我们近年来每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1200多万；四是在发展模式方面，主要优势包括具有全产业链、强大的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国有等。所以，中国可以生产从火柴到火箭、从味精到卫星、从螺母到航母的几乎所有东西，建设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所以，中国不仅是在传统工业化的领域成为集大成者，更是在数字化方面超过欧洲甚至美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基础。
（二）是什么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把发达国家主导的环流和“一带一路”、全球南方的环流进行对接，形成一个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其中，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分工上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迈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但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而面临很多短板问题。所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初目标就是基础设施，包括传统的“铁公机”以及现在的“陆海空天电网”、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相应的是，发达国家如今普遍面对着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未能数字化等问题，足以证明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此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意味着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国修建高铁，可以将两座城市通过高铁连接在一起，就会带来产业、旅游、房地产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
经济走廊也是如此。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集群形成后，经济发展就会按照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区域合作，包括经济走廊、发展带或各类园区。这也是“一带一路”的含义之一。最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就是东亚、东南亚的一些人口密集地区，以解决拥堵、电力等问题。中国人来了以后，先是把电、水以及各种道路整好，随后就是公路、电信、港口、机场拔地而起，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仅国外，国内除了台湾地区以外的所有省份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规划中来，不断强化中欧班列、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带一路”陆海连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通过RCEP推动中南半岛的建设升级，以及推动北极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未来，在海底光缆、航道拓展、科考等方面，中国与欧洲的距离将缩短近三分之一的距离。我们还启动了中吉乌铁路建设，实现跨里海的海铁联运，真正做到把欧亚连通在一起。
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重点领域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比如海洋生物制药、海水养殖、海上考古等。对此，我们要推动天、地、海、网的“四位一体”联通，聚焦关键城市、关键项目，也要充分认识关键国家的特征分类，为全球物流、太空科研等诸多方面寻求重要支撑点。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做好地区或国别研究，精细化研究其地质、人文、环境、历史，为我们的全球经营提供更加充分的考量依据，绝不能大而化之、敷衍了事。比如，我们要在某一个国家进行隧道、路桥的建设，就必须充分了解其地质、人文、环境等方面，避免诸如海底碎石影响造桥、动物迁徙影响造路等问题，以及解决一系列与各类NGO沟通中出现的问题。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具有三个定位：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二是中国提出最大的公共产品；三是重要的国际合作框架。“一带一路”为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探索了新路径，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落地生根。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讲，“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跨大洲协力合作进入新时代。截至2023年底，已有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通过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层面上的去泡沫化、转向实体经济，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了全球治理结构、知识体系。
（三）怎么办
具体而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我们一要做到补短板，包括基础设施、产业集群；二要做到调结构，如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三要做到转观念，比如鼓励更多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切实做到“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与高质量发展。其中，“心联通”是最终的归宿，也是最难的；“硬联通”是我们比较有经验的，大多数情况都比较好做到；“软联通”也存在一定的难度，要倒逼我们的制度型开放。然而，“硬联通”需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与当地密切相关的规划，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产能走向世界、参与标准制定、国际市场拓展、能源供给安全稳定等问题。我们现在讲双循环，除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外，也有着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的诉求。通过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我们不仅是要推动产能走出去，还要大力拓展企业的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更要推动我们的标准走出去。比如，尽管雅万高铁在外观上是完全印度尼西亚化的，但其建设标准却是中国走出去的印证。更进一步的是，雅万高铁落实了中印双方的共同经营，促使中印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确保了中印关系的稳定。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在中国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客观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此外，我们不断推进投融资模式的创新，比如积极推进与迪拜这一欧亚非枢纽、金融中心的合作；不断推进新发展格局，比如推动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同时加速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包括举办各类博览会，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贸易规则、跨境电商、数字治理、数字政府以及安全与人才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提出数据安全倡议，加大对中东欧、东南亚、东非、中亚以及拉美的投资。我们过去讲高科技，首先想到的是西方，人才上也以西方人才或华人华侨为主。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各自的“一招鲜”，散落着很多人才，只是没有得到系统集成。对此，我们就是要与这样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科技创新、研发与人才的合作，更不要说发达国家的警惕也在倒逼我们加强这一合作。在“一带一路”之外，我们也在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南方等方式积极推进与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合作，比如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与欧洲的合作等。
总而言之，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我们不仅推动了国内的一体化整合，还使得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且这一互联互通同时推动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建引领使得责任感、使命感变成了生产力。也就是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而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是纪律，是党建的引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中国正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的目的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仅仅在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要创造和培育市场。比如，高铁通车以后就会创造新的市场，不仅是完善了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更是延伸了供应链，创造出了新的供应链。这一切，实际上正是来自于我们政党与国家的性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新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讲的发展是“苟日新，日日新”，是一种文明的概念，表明我们一直有发展的前途，这是一种发展的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就是打破了西方的所谓供给决定需求、简单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学说。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创造和培育市场，而所谓培育市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为世界而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三、未来如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经验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关键词，那就是可持续、惠民生、小而美以及坚持绿色、廉洁等目标导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债务可持续、项目可持续、环境可持续以及中国国内的可持续等各个方面。相应的，投资形式、融资模式以及合作模式也在不断产生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调的就是提升生产效率，这对中国与所在国家都是有共同好处的，而不是搞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要强调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开发第三方市场、推进所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需要，以及世界的共同期待。对此，我们强调要坚持做好存量与增量、安全与发展等的统筹，比如坚定做好存量、慎重对待增量，既要强调安全、也要带来就业等。
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谈到了“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等。关于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我们公布了一系列清单、成果文件，成为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引领，其中关键是理清思路、明确目标与发展路径。
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还要充分发挥积极应对各种风险的精神。所谓风险，包括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未知四个大类。其中，重要的是那些已经存在，但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在哪儿的风险。比如，西方在某个地区面临着投资风险，那么中国去了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风险。同时，一些不能确定的风险，比如气候变化与疫情，很容易形成叠加影响。此外，我们还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如全球汇率波动、债务等问题带来的经济风险。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双边到多边、从发展导向到规则导向、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困难，我们要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从市场拓展到体系再造、从服务于双循环到统筹安全与发展、从双边到多边的理念，同时推动我们的企业转变观念，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本土化与共建属性。从“一带一路”到全球发展倡议，我们现在要推动的是全球共同的现代化，而最终的落脚点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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