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杨东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金色十年:“职教出海”的成就、模式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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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刘洋，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理事、研究员




杨东平，丝路百科杂志社执行社长，丝路青年论坛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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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为共建国家与中资企业培养大批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本文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成效与影响，梳理和总结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的三大主要成就、模式以及风险挑战，提出了深度推进“职教出海”的四大对策建议，以及通过多方协力，将中国职业教育打造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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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带一路”；金色十年；职教出海；教随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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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青年发展论坛》2025年第1期

在全球化遭遇逆风，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促进互联互通、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被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内涵发展的转变，“职教出海”适逢其时。中国有关机构通过开拓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培育境外办学品牌、开展师资培训、输出职业教育标准、组建职业教育国际联盟、开展职业技能国际赛事等举措，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资企业培养大批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有力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总体来看，中国“职教出海”突出“合作”二字，从不附加政治条件，致力于打造各具特色、实用管用的平等互惠共赢模式。进一步看，中国职业院校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局，联动境内外政府部门、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等，“教随产出”，步履不停，共建项目在哪里，就奔向哪里，走出了新时代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特色新路，为世界动荡变革期注入维护稳定与促进发展的职教力量。

一、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双多边合作的核心板块

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和地区组织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多是其中重要的合作内容。围绕教育减贫等全球性议题，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职业教育合作，发起成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中非（南）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等合作平台，举办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等赛事活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合作，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世界中文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等大型活动。

（一）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助推非洲现代化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是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领域，通过援建学校、技能培训、中文教育、留学中国等综合举措，为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经贸投资活动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促进非洲经济振兴，改善非洲民生。

非洲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部分原因是非洲缺乏足够支撑发展的技术人才。非洲正处于人口红利潜力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数据，预计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1/4，且超过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提高青年劳动技能，增加有效就业，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推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主动回应非洲发展需求，近年来，在中非一系列合作机制及成果文件中，人才培养合作都是重点内容之一，业已开展一系列标志性项目，取得显著成效。以职业技能培养为重点任务的“能力建设”分别纳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中非合作八项行动、中非务实合作九项工程。2023年，习近平主席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约翰内斯堡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中方宣布发起“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职业教育合作”成为重点内容。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在“未来三年中方单方面支持非洲重点举措”方面，强调要深入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

综合《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版蓝皮书、《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等数据，中国已为非洲援建170多所学校，为非洲培训各领域人才共计16万余名。其中，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专科医学建设，培训各类医务人才2万人次；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信托基金项目，累计在非洲国家培训1万余名教师；中国职业院校、中资企业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当地院校共建17个“鲁班工坊”；中国配合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非洲合作设立61所孔子学院和48个孔子课堂；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国际杰青计划、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计划等项目，帮助非洲培养大量应用型科技人才。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基本建成

东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得益于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围绕来华留学、境外办学、师资培训、技能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多领域，中国不断加大合作与援助力度，成为东盟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持者，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2020年11月，双方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中，明确提出“推进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等教育机构的交流”。2021年11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加强职业教育合作”被纳入中国—东盟合作事项之一。截至2024年4月，中国与东盟职业院校开展了至少70个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在东盟建立6个鲁班工坊、42个国际产业学院，共同组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中国—东盟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邀请赛等赛事活动。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技术教育发展区域中心联合有关合作伙伴发起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后者承担了2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卓越合作伙伴的遴选和评估，并支持和指导中国—柬埔寨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中国—老挝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印尼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相关工作。

2023年9月，在第二十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方提出，未来3年将在东盟国家建设10所“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2023年12月，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工机械印尼公司、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三方合作共建的“中国—印度尼西亚智能运载装备现代工匠学院”在雅加达挂牌。该学院是首个挂牌的“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由柳工机械印尼公司投入教学设备，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提供教学场地、配套本地师资、组织招生，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培训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教师及其组织的生源，共同为柳工机械印尼公司在当地的员工、经销商、终端客户提供技能培训。

自2008年起，由外交部、教育部、贵州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连续在贵州成功举办16届，成为双方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教育合作平台。依托交流周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打造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等多个多边合作项目，联合发起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校企联盟、中国—东盟医疗健康教育联盟、中国—东盟清镇职教中心、中国—柬埔寨幼儿教师培训中心等职教合作平台。

（三）职业教育合作助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职业教育合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带来新动能，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推动人文交流，促进更多阿拉伯青年认识和认同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吸引阿拉伯学子赴华留学，建立双方院校合作平台，为阿拉伯发展中国家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教育援助，从而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广泛的民心相通。

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构建“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在此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复信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的学生，勉励他们把中阿“友谊的种子根植在心里，为开创中阿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力量”。2022年12月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中方提出的“八大共同行动”中，有一项是“青年成才共同行动”，中方将邀请1万名阿拉伯人才参加扶贫减贫、卫生健康、绿色发展等领域专业培训，推动在阿国建设更多鲁班工坊。

进一步看，“中文热”在阿拉伯地区兴起，大大促进阿拉伯民众了解中国、参与中阿经贸合作就业创业。目前，13个阿拉伯国家建有21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阿联酋、沙特、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吉布提6个阿拉伯国家先后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中国各级政府、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为阿尔及利亚、吉布提、摩洛哥、苏丹、索马里、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发展中国家优秀学子提供奖学金，支持他们赴中国职业院校留学，并通过援建校舍、捐赠教学设备、派遣师资、输出教育标准等方式，改善当地职业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局面。在教育部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阿拉伯大学协会共建“中阿大学联盟”交流机制，实施“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聚焦信息通信、农业发展、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转型、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公共政策、航空航天和经贸投资等领域，建立10个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集群，加强集群内中阿校际交流合作。

二、“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的主要成就

（一）政产学三方联动打造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中国政府、中国职业院校、中资企业三方联动，共创中国职教标准、中国职教装备、中国职教方案“走出去”的新模式，成功打造鲁班工坊、丝路学院、海丝学院、郑和学院、班·墨学院、秦岭工坊等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职教出海”品牌。

1.鲁班工坊：打造国际人文教育交流合作的中国“金名片”

鲁班工坊是在中国教育部指导下、天津市原创并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以“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思路设计建设，采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中方教师并不直接给学生上课，而是用中国标准培训当地教师，再由当地教师教授学生。鲁班工坊的主要设备和技术通常由中国合作伙伴提供，课程也由中国方面根据当地机构的需求和建议来设计。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鲁班工坊”被习近平主席提及，各界将其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通过鲁班工坊等项目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纳入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之一的“开展务实合作”专项行动。截至2024年8月，鲁班工坊已遍布29个国家，开设了14大类57个专业，从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维修、土木工程、物联网管理到中医药、中餐烹饪等，累计参与学历教育的学生超万人，实施职业培训超过2.2万人次。

鲁班工坊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契合经贸合作需求，因地制宜，授人以渔，有助于增强合作国发展特色型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比如，吉布提鲁班工坊是非洲首个鲁班工坊，由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第一商业学校、吉布提工商学校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共同建设，服务东非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的技能人才需求，开设了铁路工程、铁路管理和运营、运输物流和国际贸易4个专业，填补了吉布提铁道类专业的空白。“共同运营好非洲首个鲁班工坊，帮助吉布提培养更多经济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吉布提总统盖莱时，专门提到了这项人才培养措施。

2.丝路学院：以统一境外办学品牌助力浙江职业院校和企业“走出去”

丝路学院是浙江省政府部门认定的该省高校和职业院校境外办学机构的统称。各丝路学院充分发挥技能培训、人才培养、国别研究、政策咨询、教育文化交流等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展示浙江对外开放发展成就，服务浙江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2016年，浙江省教育厅等部门发文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丝路学院’”的部署。而后，“丝路学院”写入《关于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多项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政策规划中。浙江省教育、商务、发展改革、外事等部门也出台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丝路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丝路学院’”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等专门文件，明确了丝路学院的基本要求和政策举措，“努力形成办学规模和品牌”成为核心目标。

浙江“走出去”企业众多，对合作国本土人才需求量大，建设丝路学院，既可帮助企业培养熟悉合作国国情、具备职业技能和管理经验的优秀人才，又能支持浙江院校在境外办学实现标准化、品牌化运营。截至2023年6月，浙江省已有30所院校在33个国家设立39所丝路学院，3所丝路学院入选中国首批鲁班工坊运营项目，1所丝路学院入选浙江省首批“小而美”境外项目。

3.统一品牌：中国地方政府打造多个“职教出海”新品牌

近年来，福建、江苏、山东等中国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政府部门将“统一品牌”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认定和支持当地示范院校率先与有关国家共建统一品牌的中外合作办学实体，重点服务当地企业在合作国家的经贸投资项目。

福建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十条措施》《“海丝学院”建设规程和认定标准》等政策文件，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联盟等平台，组织30多所职业院校在1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局建设30个“海丝学院”，以侨为桥，吸收海外福建商会加入“海丝学院”理事会，共同打造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标准，中方院校根据合作国需求编写教材、派教师培训海外福建商会会员企业的外籍员工，海外福建商会组织当地学校教师、会员企业骨干来中国学习中文和技术。

江苏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发挥郑和的品牌价值和文化影响力，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打造“生源多样化+载体多元化+成效立体化+人才培养长效化”的职教国际品牌，成为江苏有关院校与企业“职教出海”的共同行动。“实施江苏职业教育‘郑和计划’”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一项重点任务。目前，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2批“郑和学院”立项建设单位名单。比如，2023年12月，由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海外合作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江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阿联酋郑和学院（阿布扎比）成立，培训对象为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入园企业、参建单位的员工。

山东省充分发挥“匠圣”鲁班、“中华科圣”墨子故里的传统文化优势，实施职业教育海外“班·墨学院”建设计划。淄博职业学院、中国建筑马来西亚分公司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山东理工职业学院、胜地（泰国）有限公司与泰国春武里技术学院，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山东岱银纺织服装集团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济南职业学院、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与泰国全球工商管理技术学院等中外职业院校和中资企业陆续合作成立首批“班•墨学院”。

（二）越来越多的中国职业院校和企业联手“走出去”

近年来，一批中国优质职业院校努力探索与企业“走出去”相适应的合作机制，打造中赞学院、毕昇工坊、熊猫工坊、岐黄中医学院等境外办学实体。2022年，中国高职院校在国（境）外开办学校323所，开办专业452个，在校生3.1万人，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超过26.8万人日。

比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深耕多年，与中国多所高职院校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举办孔子课堂，为赞方员工提供技能和工业汉语培训，组织赞方员工赴华学习。在此基础上，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有色矿业集团联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10家中国职业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于2019年获得赞比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局的批准招生，主要面向赞比亚高中毕业生开展三年制高等学历教育，以及赞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开展职业培训。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纺工学院、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印刷学院、波兰理工大学成立“毕昇工坊”，向合作国的高校、企业等提供印刷包装、出版传媒等职业技能培训，积极传播中华出版印刷文化。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马耳他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熊猫工坊”，聚焦信息技术、商贸、旅游等专业，构建“平台+项目+资源”的办学模式，建设师资培训、科研合作、文创研习、创业活动、企业实习等中外合作综合实训基地。

（三）“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创新培养复合型人才

中国教育部门、职业院校正积极推广“中文+职业技能”新模式，培养既懂中文又具备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中资企业培养更多符合海外市场需求的人才，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和就业，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信，进而为国际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019年12月，“中文+职业技能”的概念在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被首次提出。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项目。而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建全国首家“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编撰发布《职业中文能力等级标准》、《职业中文教学大纲》、新丝路“中文+职业技能”系列教材，在泰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埃塞俄比亚等21个国家建立28家“中文工坊”，累计开设各类教学班级300多个，培养培训各类企业人员1.6万余名。

三、“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的主要模式

（一）政校企联合打造职业教育公共品牌

中国高校“出海”主要依靠品牌声誉、学科排名、师资力量、教育质量、学术成果、产学研合作成效、毕业生就业率等办学“资产”，对境外合作机构和海外学生产生吸引力，进而围绕优势学科开展境外办学。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激增，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中国职业院校的品牌积淀、办学实力、境外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导致其往往无法独立“走出去”良性运作，与政府部门、企业、其他职业院校等合作打造“职教出海”公共品牌，推动境外办学快出成果、早出效果，成为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

其一，中国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以华夏先贤人物命名境外办学实体，利用历史名人在境外的号召力，展示各自代表的技能特质或人物精神品格，彰显新时代的中国工匠精神，从而得到合作国的政府部门、职业院校、社区、民众的认可。比如，鲁班是国内外家喻户晓的木匠大师和发明家，鲁班工坊以“鲁班”命名，与中国千年工匠文化和优质职教资源“画等号”，加之搭配完善的标准、课程、师资、证书和就业服务，提升了海外合作方和学生的接受度，且办学成功经验可以向其他国家较快复制。

其二，中国地方政府以本地具有辨识度的丝路文化命名境外办学机构，以丝路精神传播促进教育合作，支持本地职业院校“组团出海”，将境外办学机构与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联系起来，争取合作国各界的认同。比如，浙江和福建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海”企业和侨胞侨商众多，两省利用沿海开放的区位优势、适配外向型经济的职业教育资源、境外浙商和闽商对本地化人才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丝路”品牌价值，分别塑造“丝路学院”“海丝学院”两大具有鲜明省域特色的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统一品牌，由省级政府部门出台文件规定办学、考核、奖补等统一标准，构建覆盖本省和合作国的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举办和经营境外办学机构的运作模式。

（二）校企合作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

中资企业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经贸合作时，需要不同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受限于企业职业培训资源不足，当地院校不具备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条件，因而会联合与之同行业的中国职业院校，后者在中国即是该企业的人才培训基地，双方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校企合作“走出去”可以将双方在中国的合作经验尽快复制到境外办学地，帮助中资企业更好培训外籍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和实施“本土化”战略。

校企合作“走出去”常见的办学模式包括与境外职业院校合作并利用其教学设施设备、托管中资企业境外培训中心、在中资企业境外工程项目地或者境外分支机构办公地直接建设境外新校区。境外办学机构采用中国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在中国合作开展的专业、课程、考核、颁证等教学标准，并增加中文培训，使得受训学员能够获得统一标准的知识和技能，尽快胜任中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

从实践看，校企合作的境外办学机构以非学历的职业培训为主，就业去向以中资企业在合作国、项目地的技术技能岗位为主，生源来自合作的境外职业院校在校生和毕业生、中资企业外籍员工、适龄合作国青年。

（三）校校合作促进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实现规模化效益

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适龄青年基数较大，加之中国与这些国家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形成多专业、宽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增量生源。同时，这些国家的大专院校虽布局了中国与该国经贸合作部分重点领域的学科专业，但人才培养模式与中资企业需求多不匹配。在国内职业教育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基于规模化办学和重点培养通用技能人才的目标，中国部分“双高计划”建设院校选择与其办学特色相似的境外院校合作。中方院校负责输出优势学科专业的标准、课程、师资，帮助境外合作院校搭建适应当地生源知识技能基础的教学体系，境外合作院校提供教学场所、部分师资和课程。

从实践看，校校合作多以中方院校在境外合作院校挂牌非实体的境外办学机构的形式开展，教学内容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的职业培训。在境外合作院校开展的学历教育，导入中方院校相关专业的部分标准和课程，颁发境外合作院校毕业证书；在中方院校开展的交换生学历教育，符合在华留学生资格的学生，颁发中方院校毕业证书或者培训证书；在境外合作院校开展的非学历的职业培训，颁发中方院校境外办学机构的培训证明。校校合作也会有中资企业参与，后者提供企业技能人才专用课程、实验实训基地和设备、企业认可的培训证明。生源来自境外职业院校在校生和毕业生、合作国适龄青年。由于培训对象接受了中外院校系统教育，通晓中国优势产业的职业技能，就业去向更广，除了中资企业境外机构及其供应链网络外，其他用人单位对这些学生也很青睐，这些学生自主创业也容易得到中资企业的支持。

四、“职教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

（一）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部分西方国家抹黑共建“一带一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民粹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仍在蔓延，全球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挑战。在多重危机以及大国激烈博弈影响下，国际危机事件此起彼伏，热点区域风险持续外溢，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沉渣泛起，加之能源危机升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职教出海”带来不确定性风险。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趁机加强对政局不稳、经济滞后的共建国家内政的渗透和干涉，持续炒作共建“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制度输出”等谬论，鼓动一些共建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利用所谓环保标准、劳工、民族、宗教等问题阻挠和破坏相关合作项目，延宕部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造成部分外籍青年和中资企业外籍员工对参与中国发起的职教项目存在疑虑。

（二）“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面临可持续挑战

“一带一路”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等多个大洲，涉及不同的国家、种族、宗教、文化和政体，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存在较大差异，给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带来挑战。不少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主要从发展本国经济出发，并未将教育合作上升到示范性、引领性、民心相通的战略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逐渐从教育资源输入国转向输出国，有关部门和地区亟须在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对外开放顶层设计上补齐短板。中国与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合作还存在“冷热不均”问题，与发达国家、经济大国的职业教育合作较为频繁，与欠发达国家、人口小国的职业教育合作相对较少。来华留学也呈现结构性问题，本科生教育占比60%以上，技能专业留学生、职业院校的留学生相对较少。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一些共建国家学生家庭普遍收入低，难以承担学习开支，甚至不少学生是在中资机构动员下参与学习，因而中方院校的办学收入主要依赖合作的中资企业。在中资企业完成合作国工程项目需要退出该国市场，或者遭遇经营风险、“机器代人”导致用工减少等情况，境外办学项目往往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三）现有职教资源无法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人才需求

作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已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53万个工作岗位，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7万家，未来创造和带动的就业岗位也将持续增长。但是，大部分共建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基础薄弱，人才培养模式与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工程项目、产业发展不匹配，加之大量合作项目具有劳动力密集特点和较高技术技能要求，导致中资企业在合作国普遍面临本地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数量占所有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50%，但据作者连续四年编撰《“一带一路”青年发展报告》的抽样调查看，大部分来华留学生的就业去向为母国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的非一线技能岗位。另外，中国各级政府虽然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但不少中国职业院校仍面临底子薄、历史欠账多、办学条件有限等发展难题，导致其“走出去”的硬实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不足。

五、深度推进“职教出海”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

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涉及职业教育的重要成果，充分发挥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桥头堡”优势，完善部际协调机制、部省协作联动机制，做优教育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关于职业教育的重点项目。加强中国与东盟、非洲、中东欧、拉美、阿拉伯地区等区域和次区域职业教育交流机制。促进新疆、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一带一路”核心区域通过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促进教育强省（区）建设。推动“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支持更多职业院校留学生，扩大中国与共建国家双向职业教育留学规模，推动更多职业院校学历、学分、课程、职业证书的跨境互通互认，加强师生互访、认证培训、学科建设、课程开发等“小而美”领域合作。做实“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等合作平台，推动中外各方在产教融合主线下精准对接“教随产出”，以高素质技术技能新质人才培养为突破口，推动共建国家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二）进一步促进更多中国职业院校、中资企业等“组团出海”

中国有关部门在规划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中资企业在承建标志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职业院校在境外办学中，依据专业与产业适配、人才与需求适应的原则，因地制宜策划实施联合型、集成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将“职教出海”纳入省级及以上教育部门统筹，加强办学监管，防范办学风险。各级政府对“走出去”的职业院校给予资金投入、教师配置、学科建设等方面支持，以“职教出海”带动职业院校办学能力全方位提升。“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将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和属地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纳入国际业务的绩效考核指标，安排业务部门、专门人员、专项资金予以高效实施。“一带一路”智库组织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作为重点工作领域，为“职教出海”提供理论支撑、决策建议和工作指导。

（三）进一步普及“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加强国际汉语教师和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推动汉语教育融入更多共建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满足各国民众基于兴趣爱好、就业创业的中文学习需求，为“职教出海”搭建语言桥梁。秉承“企业走到哪里，教育服务就跟到哪里”的宗旨，引导中国职业院校对接国际组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职业标准和岗位资格认证框架，根据技能类别、适用人群、地域特点等因素，以关键职业技术技能培养、“课证赛岗融合”、“专业课程+岗位实训+中文+跨文化素养”为重点，分批分类设计境外办学项目，创新性建设既受国际认可，又具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标准，开发适配合作国的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和数智实训平台，加大国际化师资培养力度，积极融入合作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境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心心相印的“一带一路”建设者，巩固和扩大知华友华爱华的基层民众“朋友圈”。

（四）进一步加强“职教出海”品牌体系建设

强化中外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深度合作，在境外中资企业聚集的城市、园区，以及中资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境外合作院校布局建设境外办学实体，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增量项目与存量境外办学品牌有机衔接，共创展现地域、产业、学科、专业、课程等特色的“职教出海”公共品牌。挖掘“职教出海”品牌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丝路文化精神，配套开展专题学习、主题交流、研学旅游、文博参访、学术论坛等人文交流活动，搭建境外办学机构与合作国社会各界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的桥梁和纽带。做好“职教出海”品牌和重点项目的总结及推广工作，引导境外媒体记者、受训学员互动传播好项目、好成效、好经验，构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话语体系。


END
新媒体编辑/雷帅美

初审/王倩 马超

复审/李露萍

终审/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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