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李秋静 |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对比研究

新闻

作者：微信文章
1.胡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经贸治理，数字贸易。北京，100029。

2.李秋静（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济南，250014。



来源：《亚太经济》2025年第 2 期

引用格式：胡玫，李秋静.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对比研究[J].亚太经济，2025（2）：103-118.

内容摘要

基于2005—2020年全球绿地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对共建国家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基建投资不仅有“规模效应”，还有“质量效应”，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的基建投资仅有“规模效应”，且作用较小，中国基建投资的效果相比更优，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是因为“中国方案”更重视共建国家金融稳定性、更能提升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和技术水平；中国基建投资既有“锦上添花”作用，更有“雪中送炭”作用。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 基建投资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052（2025）02-01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路径研究”（22BJL09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公布的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中，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是其中之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多年来，中国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工作，有效地填补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

近年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建投资逐渐形成规模，中国和共建国家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然而，这却引发了一些大国的担忧。于是，基建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共建国家更是成为西方大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赵明昊，2018；张宁和毛维维，2023）。为此，美国、日本、欧盟等提出包括“蓝点网络”计划（BDN）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基建计划，大有与共建“一带一路”对冲之意。与此同时，部分国家还炒作“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经济入侵论”等负面观点，认为中国有意为共建国家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共建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共建“一带一路”究竟是中国叙事中的发展之路还是西方话语中的“陷阱之路”？目前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共建“一带一路”是“增长之路”。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贸易往来（吕越等，2019；胡玫和郑伟，2019；张辉等，2023），增加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另一方面提升了共建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投资（宋弘等，2021），增加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次，共建“一带一路”是“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具有开发式减贫效应，打破了共建国家的“贫困恶性循环”，不仅有利于共建国家减贫（王原雪等，2020），还有助于促进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牛华等，2020）。最后，一些文献对“陷阱之路”的概念进行了回应。邱煜等（2021）证实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共建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赵永超和蓝庆新（2023）也有相似结论。

以上研究不仅论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正面效应，也为反驳“债务陷阱论”提供了一些证据，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回应中国对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以下简称“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同时，随着主要大国对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度逐渐加深，对于共建国家而言，来自哪些国家的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显著？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文献鲜少涉及。鉴于此，本文基于2005—2020年全球绿地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三个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在一个模型框架下，量化对比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的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差异，更直观地反驳了“债务陷阱论”；第二，本文结合中国基建投资的现实表现与外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基于金融稳定、国家能力、技术进步三个视角，从理论上厘清了为何中国基建投资优于其他国家基建投资，更有力地反驳了“债务陷阱论”；第三，在拓展研究方面，本文区分了基建投资的“规模效应”“质量效应”“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作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不同来源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非同质化的，其投资动机、附带的技术以及经营理念均有所不同，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也具有异质性。本文基于金融稳定性视角、国家能力视角、技术进步视角，分析为何对于共建国家而言，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大，并提出相应假说。

（一）金融稳定性视角

金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陈雨露等，2016）。以汇率波动为例，虽然有部分研究指出汇率小幅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Rodrik，2008），但是汇率的不稳定状态会导致出口减少、资金外逃，从而阻碍经济增长（Ribeiro等，2020）。由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加速器”机制较为明显，金融部门遭受的外部冲击很容易被放大，造成“小冲击，大波动”的现象（Lastauskas和Nguyen，2023）。因此，基建投资是否影响了东道国金融稳定性，对其经济效应有重要影响。从金融稳定性视角看，“中国方案”历来重视可持续发展。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积极帮助共建国家强化债务管理能力，防范债务风险。而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多由私人部门主导（毛维准和戴菁菁，2021），对共建国家进行基建投资时更注重利益导向，鲜少考虑东道国债务压力。例如，拉美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西方国家向拉美国家输出了大量过剩资本。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的对外基建投资可能会因为降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性而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相比其他大国，中国对共建国家投资时更注重金融稳定性，因此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

（二）国家能力视角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能力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乔尔·米格代尔提出的定义，国家能力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二是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Migdal，1988）。较高的国家能力可以提升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和社会信任（social trust），使企业和居民形成乐观预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较低的国家治理能力不仅无法保护企业和居民的财产安全，还会因腐败等因素扭曲政府支出和税收，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抑制经济增长（Li和An，2020）。因此，能否对国家能力建设产生正面效应也是影响各国基建投资经济效应的重要因素。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基建投资能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第一，中国基建投资为共建国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提升了共建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第二，共建国家中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要素相对稀缺，面对外国投资者时的议价能力有限。根据逐底效应，这些国家常常为了引进外资而放弃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权。中国基建投资的进入赋予了共建国家更多选项，增加了共建国家对跨国公司的议价空间，缓解了共建国家的“主权困境”（Rugman，2009），从而使共建国家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往往是为国内食利阶层服务，甚至可能对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产生负面作用（陈兆源，2022）。例如，西方国家企业对拉美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将其攫取的利润带回母国，导致拉美国家失去工业命脉，甚至出现“增长而不发展”的怪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相比其他大国，中国基建投资更能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因此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

（三）技术进步视角

自从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影响得到了一致认可（唐未兵等，2014）。技术溢出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刘灿雷等，2018）。若技术距离过远或者投资母国限制技术分享，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后向联系较少，导致东道国无法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那么“示范—模仿”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正向影响（孙浦阳等，2015）。从这一视角看，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基建投资企业愿意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享技术红利。例如，Cheru等（2019）的研究指出，中国企业更愿意为共建国家的工人提供技能培训。因此，相对来说，来自中国的基建投资更能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共建国家的技术进步，从而帮助其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美国、日本、欧盟发达国家倾向于技术保护主义，这减弱了其基建投资的正向经济效应，例如美国援助因技术差距太大反而对非洲工业发展构成了制约（徐丽鹤等，202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相比其他大国，中国基建投资更能促进共建国家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

三、典型事实

（一）全球基建对外直接投资网络

本文利用fDi Markets双边投资数据，绘制了2013年和2020年全球基建投资网络图（如图1和图2所示），并计算了各国网络中心度。图中，节点代表国家，箭头和链接代表投资流向，节点大小代表各国网络中心度的高低，节点越大中心度越高，说明一国基建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覆盖范围越广。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全球基建投资网络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相比2013年，2020年全球基建投资网络中节点更大、链接数量更多，这说明投资网络更密集，全球基建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覆盖范围和流量有显著提升。第二，中国逐渐成为中心国家。2013年，中国在全球基建投资网络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2020年，中国已从相对外围国家变成中心国家，网络中心度仅次于美国。



图1  2013年全球基建投资中心度   图2  2020年全球基建投资中心度

注：为了使图片简洁，并未标注所有国家名称，原图留存备索。图形使用NodeXL软件绘制。

（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投资流入情况

图3展示了2003—202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建行业外资流入趋势。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流入共建国家基建行业的外资占比大幅上升，从2003—2012年的27.2%上升到2013—2020年的38.0%。从投资总额来看，2018—2022年，流入共建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约为4.5万亿～5.9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0.9万亿～1.2万亿美元。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互联互通方面的成绩。



图3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建投资流入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fDi Market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数据计算编制。

四、计量模型与指标度量

（一）模型构建

为了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分析各大国对共建国家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差异，参考徐丽鹤等（2020）的做法，本文在同一模型内进行计量分析，基准模型为：



其中，

表示共建国家i在t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CH_

表示中国在t年对i国的基建投资，US_

表示美国在t年对i国的基建投资，JP_

表示日本在t年对i国的基建投资，EU_

表示欧盟在t年对i国的基建投资，Other_

表示其他国家在t年对i国的基建投资。为尽量减少潜在因素的遗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Controls中加入了一系列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国家、时间（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此外，为降低异方差性，除虚拟变量外，计量模型中部分指标取对数形式。本文重点对比各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果，即

的差异，其含义是在给定其他国家投资、东道国发展情况的条件下，各国在共建国家基建投资的边际效应差异。

（二）变量说明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额。本文使用fDi Markets提供的2005—2020年全球对外绿地投资数据，先依据行业分类将交通、仓储、电力工程建设、信息设施建设等行业归类为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在这些行业的投资金额在东道国层面加总，从而获得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对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额，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基建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以绿地投资形式进行，因此这一做法较为合理。关于如何定义共建国家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发布的相关蓝皮书中认定“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本文借鉴李兵和颜晓晨（2018）的相关研究，将这65个国家认定为共建国家。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共建国家的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代表经济发展的量和质。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为TFP=Y/（

），其中，1-α是资本市场收入份额，α是劳动收入份额，由于共建国家中大多缺少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参考杨栋旭和于津平（2021）的做法，将α取值为2/3。一国产出Y使用PWT10.0版本中的实际GDP（产出侧）来衡量，资本存量K来自PWT10.0提供的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L使用一国劳动力总量来衡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本文主要控制了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情况，使用一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禀赋，使用各国燃料出口和矿石出口占总出口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使用一国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占该国人口总量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财政水平，使用一国政府财政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制度质量，根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提供的数据，计算各国（地区）的制度质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定样本期间为2005—2020年。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英国金融时报fDi Markets提供的2005—2020年“全球对外绿地投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跨境绿地投资在线数据库。其他数据分别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PWT10.0数据库、WGI数据库和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为减少异方差影响，本文对各国基建投资额和东道国GDP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为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第（3）（4）列分别汇报了各国基建投资额对共建国家GDP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1）（3）列仅控制了国家、时间固定效应，在此基础上，第（2）（4）列引入了控制变量。

首先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在第（1）～（4）列，中国基建投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对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不仅显著提高了共建国家GDP，也显著提高了共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基建投资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不仅具有“规模效应”，还具有“质量效应”，部分国家用来抹黑中国的“债务陷阱论”缺少基本的事实基础。美国基建投资、日本基建投资、欧盟基建投资的回归系数在第（2）列显著为正，但是在第（4）列不显著。这说明这些大国的基建投资可以提升共建国家的GDP，即可以改善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量”，但不能提升共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即不能改善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质”。此外，在第（1）（2）列中，中国基建投资的系数更大，因此对于共建国家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总的来看，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的基建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均有正面作用，其中中国基建投资的效果最明显、最全面。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异方差后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使用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IV）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双边政治关系作为IV。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缓解FDI的“外来者劣势”，从而影响FDI进入，满足相关性要求。为满足外生性要求，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双边贸易、援助和其他类型FDI作为控制变量，此时双边政治关系很难通过其他因素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关于IV的构建，本文参考Bailey等（2017）的做法，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各国理想点，并以两国数值之差作为双边政治关系距离，为缓解内生性，选用观察期起始年份前一年（2004年）的数据；同时，为满足面板数据估计需求，以“双边政治关系×年份”构建时变的工具变量。计算后发现，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注：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报告的是LM统计量及其P值，拒绝原假设是合理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识别，报告的是F统计量及其10%水平下的临界值，超过临界值是合理的；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说明没有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另外，与基准回归相比，上表中额外引入3个控制变量，包括双边贸易、援助和其他类型FDI。碍于篇幅限制，不展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下同。

2.拆分样本检验

囿于数据限制，本文使用的样本时间范围为2005—2020年，中国基建投资是在2005年后开始逐渐增长，在2013年后迅速增长，因此本文根据中国基建投资迅速增长的时间节点2013年，将本文样本分为2005—2013年样本和2014—2020年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其中的逻辑为：在2013年之前，中国基建投资相对较少，若此时共建国家已经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基建投资的刺激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则说明本文基准结果中识别的2005—2013年的效果中确实包含了中国基建投资与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共同趋势，即本文结论不稳健，反之则不然。表4展示了相应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在2005—2013年，中国基建投资对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基建投资，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3.其他稳健性检验

（1）滞后效应检验。考虑到基建项目大多施工周期较长，同时其发挥经济影响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本文使用滞后3年和滞后5年的GDP、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按照基准模型进行回归。（2）更换样本。本文使用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作为样本。（3）更换度量方式。《全球对外绿地投资数据库》中提供的投资金额为签订的项目合同金额，并非当年实际投资金额，因此本文使用各国投资项目数量（取对数）代替各国基建投资额，重新度量核心解释变量。在以上稳健性检验中，中国基建投资对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一致。

六、机制检验

（一）基于金融稳定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方案”更重视可持续发展，不会降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性，而发达国家的基建投资更重视经济利益，可能会引发东道国的金融风险。为了检验金融稳定性是不是导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基建投资经济效应差异的因素之一，本文使用两种方式度量共建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将其作为中介变量。一是使用1/汇率波动来度量，定义为国际金融稳定性，其中汇率波动为一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度变化率。二是使用1/通货膨胀率来度量，定义为国内金融稳定性。借鉴江艇（2022）的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表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i国t年国际金融稳定性和国内金融稳定性，其他变量均与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一致。表5汇报了相应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基建投资对东道国金融稳定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日本基建投资对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没有影响，美国、欧盟基建投资对东道国金融稳定有负向作用，这一结论不仅反驳了中国基建投资引发“债务风险”论，也说明了“中国方案”更重视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更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1。



（二）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机制检验

中国基建投资是否因为更能提升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而带来更显著的经济效应？为了验证这一点，引入国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本文使用两种方式度量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一是使用国家能力数据库提供的国家能力指数（Hanson和Sigman，2021），其中国家能力被定义为国家有效实施官方目标的能力。二是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治理指数（WGI），该指数包括6项治理能力的绩效测评变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基于既有的6项指标，形成了国家治理能力指数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表示共建国家i国t年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其他变量均与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一致。表6第（1）（2）列汇报了相应的计量结果，无论是对于国家能力指数还是国家治理能力指数，中国基建投资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美国、日本、欧盟基建投资或没有显著影响，或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中国基建投资确实更有利于提升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机制分析部分已经进行了论证，因此提升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的机制之一，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2。

（三）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机制检验

中国注重共享技术红利，中国基建投资有利于带动共建国家技术进步，这能否使中国基建投资更能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呢？为了验证这一问题，我们引入共建国家的技术水平变量，进行机制检验。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方法获得了各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以此衡量技术水平。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表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i国t年的技术水平，其他变量均与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一致。表6第（3）列汇报了相应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基建投资对于共建国家技术水平的正向影响最显著，虽然美国、日本基建投资对共建国家的技术水平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系数相对较小，说明与中国基建投资相比，美国、日本基建投资的作用微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被索洛模型证明并被广泛认可，因此，促进共建国家技术进步是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的机制之一，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3。



七、拓展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流入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有了大幅增加，前文分析了这些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本部分将从以下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基建类型的拓展分析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是否有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新基建项目中拆分出ICT基建项目（包括数据、网络等通信项目）和新能源基建项目（包括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项目），在传统基建项目中拆分出交通类基建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项目）和能源类基建项目（包括传统能源项目，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动力项目），依据分类重新计算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对共建国家的基建投资额，并依据基准模型进行了回归。表7展示了相应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在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四种类型的基建投资均有正向作用，效果较为全面；而美国、日本、欧盟仅有部分类型的基建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二）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拓展分析

从东道国视角来看，对于哪些共建国家而言，基建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本文先按照GDP平均值，将共建国家分为较高收入水平国家和较低收入水平国家，然后进行分组回归。表8展示了相应的结果，在两组中，中国基建投资均促进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说明中国基建投资既有“锦上添花”作用，也有“雪中送炭”作用。而其他大国基建投资的回归系数仅在较高收入水平国家组别中显著为正，说明美国、日本、欧盟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比较片面。这可能是由于共建国家中的高收入水平国家大多位于中东欧地区，美国、日本、欧盟在经济体制上与这些国家更为相近，因此更能促进其经济增长。同时对比系数可以看出，中国基建投资促进低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即中国基建投资“雪中送炭”的作用大于“锦上添花”。这可能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中国在较低收入国家投资了众多交通类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大；二是较高收入水平国家可能存在本土企业进行基建投资，中国企业的进入与本土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挤出了部分本土企业的基建投资，从而减弱了中国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使用fDi Markets提供的全球绿地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对共建国家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基建投资不仅有“规模效应”，还有“质量效应”，而美国、日本、欧盟等的基建投资只有“规模效应”，且作用程度较小，这说明中国基建投资的效果更优；第二，中国基建投资的经济效应更优是因为“中国方案”更重视共建国家金融稳定性、更能提升共建国家的国家能力和技术水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政府层面，应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论坛等方式，促进“走出去”企业为东道国社会发展作正面贡献。企业层面，“走出去”的企业应积极为属地员工提供培训，提升东道国技术水平。第二，做好基建项目的金融工作。政府层面，应坚持“风险可控”的原则，加强运用《“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低收入国家适用）》《“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市场融资国家适用）》，维护东道国金融稳定。第三，扩大基建项目“走出去”范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政府层面，应落实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基建论坛等专业展会，宣传中国基建的综合优势，主动拓展国际市场。

（责任编辑 张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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