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降准、美联储买债:下一场博弈不在关税而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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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2025年初，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再仅限于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金融领域逐步成为博弈核心，尤其体现在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工具的运用上。近期中国央行与美联储相继推出关键政策调整，表面上各自围绕本国经济运行展开宏观调控，实则在全球货币秩序与金融安全网络层面，展开更深层次的攻防对抗。

政策信号背后的金融分歧

5月7日，北京国新办的一场发布会引发广泛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人民币。这不仅是常规的逆周期调控，更是近年来中国在金融政策节奏上的一次相对超前调整。

同期，美国的货币政策路径显得较为矛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公开表态中坚持“当前无降息必要”，强调美国经济韧性仍强，但据彭博社等外媒披露，纽约联储在5月6日前后连续两天买入总计348亿美元的国债，且多数为长期债券，恰逢美国财政部发布“下半年需偿还6万亿美元国债”的消息。

从操作逻辑来看，中国通过“降准+结构性工具”组合拳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美国则一边高调维持强势美元预期，一边实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维持国债市场稳定。这种表里不一的操作在金融市场参与者眼中，已不再是货币调控的常规波动，而是货币信用体系之间的战略差异的集中体现。



市场结构变化中的攻守演变

此次中国降准的“组合拳”颇具针对性：汽车金融公司存款准备金率降为零、8000亿元资本市场互换工具启动、5000亿元消费再贷款额度扩容。通过精确引导资金进入消费、科技制造等重点领域，中国意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建设，构建更强的内需循环系统。

同时，人民币汇率表现亦值得关注。政策公布后，人民币离岸汇率短时间内由7.189升至7.22附近，显示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的释放，也表明市场对流动性带来的稳定性改善产生一定预期。这一波动也表明，中国已开始从“被动防御汇率波动”向“主动引导国际信心”转变。

美国方面的挑战则更加复杂。外资持有美债的比例在2024年底已跌破30%，而中国对美债的持仓则持续下滑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约7720亿美元）。面对债务压力，美联储选择直接在二级市场增持长期国债，以控制收益率曲线的上行趋势，避免对企业融资成本构成冲击。但这种操作亦存在加剧基础货币扩张、推高通胀预期的潜在副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

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广度与深度也在2025年进入新阶段。5月4日于意大利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人民币首次被纳入“清迈倡议”多边出资货币范围。这一机制曾是亚洲国家在面对金融风暴时获取流动性支持的区域性安排，人民币的加入，代表其在区域金融稳定架构中的接受度上升。

此外，伦敦清算所自5月起正式将中国离岸国债纳入“合资格非现金抵押品”范围。这一改变对海外金融机构尤其重要，意味着中国国债可作为在国际交易中的信用抵押资产，与美债、德债等共同成为跨境融资中的基础资产选择。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中国加快建设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24年已处理跨境支付总量达175万亿元人民币，网络覆盖超4400家银行。这一体系被视为SWIFT体系的有力补充，强化了人民币跨境结算功能，也为人民币国际流通铺设了制度基础。



货币政策目标的结构性分歧

中美两国央行政策路径的差异，背后是各自金融体系和发展目标的深层差异。

中国 目前处于“结构转型+稳增长”并行阶段，货币政策更倾向于精准宽松与结构性疏导相结合，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支持科技、自主制造与新消费等方向。

美国 则被“高债务—高通胀—高利率”的结构困局所束缚。利率一旦大幅下降，或对全球美元资产信心构成负面冲击，但若长时间维持高利率，又将压制经济、增加财政利息支出负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次降准并未伴随美联储同步降息的信号，是近年来少有的“去同步化”操作。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中国已在重新评估美元政策的外溢性影响，尝试走出以“汇率稳定”为优先的路径依赖，转而以全球人民币流动性供给与制度嵌入作为新的战略方向。

制度化竞争初现轮廓

金融领域的竞争本质上是规则与信心的较量。中美之间在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工具、国际结算体系与金融话语权等多个层面正在形成“多层次、非对称、制度化”的博弈关系。

美国仍以美元体系为基础试图维持金融霸权，但其内部债务结构、通胀压力及外资依赖程度正在构成挑战。而中国则通过增强制度韧性、金融工具创新和国际合作机制的推进，争取在区域金融稳定和货币使用中获得更多主导权。

未来，中美金融政策的每一次微调，都不仅仅是国内经济问题的回应，更将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塑进程中的一个信号。关键问题在于——谁能在构建新型规则体系中更好地整合资源、赢得信任、保持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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