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互联网与公共空间ZT

苏格兰风笛

我是我自己的一个版本 的一条广告。
                                               
                                                      ----------大卫·柏恩
         
     问题的相关因素 （The Stakes of the Question很难译。原意：1，篱笆桩。印伸意：perish at the stake火刑柱。2，赌注。引伸意：利害关系two lives are at stake成问题，危险。综合上下文，可否译为：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或问题的利害所在）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的商榷，聚焦于以下一些论题：访问权，技术决定论，加密，通信限制（commodification），知识产权，公共空间，非中心化，无政府状态，性别与种族等问题。人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同的观点来辩论这些问题，然而其中只有一些问题能够在文化身份的构成上对制约新的通信技术的相关因素进行全面的评价。如果这些问题的拟定与各种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主流政治结构有关，那么有人正在用种种障眼法将主体或身份的构成问题屏蔽在讨论的视域之外。这些非常紧迫而实际上又有限制性的问题的两个例子是加密和通信限制。就加密而言，美国政府力求保卫自己的国防，以防备那些有可能使用因特网并威胁其安全的“恐怖分子”。但是，全国人民所面临的危险直至目前始终来自国家机构，且其程度远远大于所谓的恐怖分子。更多的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其人权遭到践踏，政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比恐怖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恐怖主义是政府宣传造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结果；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府的滥用职权转移到一个几乎是想象出来的、高度危险的外部敌人身上。如果因特网的民主前景与加密密切相关，那么当今国家政府的安全就成了此事的底线：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来说是安全的事物，就会被认为能给每个人带来真正的安全，这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注1：关于加密问题的论战可参看斯蒂芬·列维的睿智的评论《关于加密芯片的论战》，纽约《时代》杂志1994年6月12日，第44、51、60、70页］对于能以新的方式向个人提供新的授权的社会空间来说，其新形态的潜力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有利于保持美国政府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机构所考虑的现有力量关系
         
     .通信限制的问题同样提供了一个狭窄的焦点，而且常常把针对因特网的政治讨论限制在哪个企业或哪个类型的企业将从哪种规格的因特网上获得多少收入之类的问题上。那些电话公司、有线公司或一些兼营两种业务的公司能否以向普通公众提供列车时刻表、五百个电视频道、可供人们根据需求而点播的影片来确保足够的市场和利润呢？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从这个有利因素出发而提出的问题如下：因特网是否可以用来发送娱乐产品，就像一个容量巨大的、虚拟的主题公园一样？或是否可以用来销售日用产品，从而起到一个电子方式的零售店或商厦的功能？这些问题既消耗（consume）了国内的企业经理们的精力，也同样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尽管和加密问题一样，因特网再次被看作是现有体制的延伸或替代。虽然因特网无疑将担负起现有的社会职能并以新的方式使之扩充，例如，将购物行为转化为一种电子方式，但因特网所能起到的那些长期政治影响中更加令人信服的是其创立新的社会职能的一些方式。这些新职能很难与那些极具现代特点的组织机构相适应。难题在于，只有采用一个从阐释的开端到其现代模式都不对讨论加以限制的框架时，这些新的职能才会被人理解。例如，如果一个人将政治理解为对当今政府执法、立法和司法部门的约束或扩充，他甚至不可能提出参政的新方式这一问题。结果，要想探求因特网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会对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提出置疑或冒置疑的危险，因为它们涉及了这些问题。
         
     　　如果有人想把论及现代政府体制的理论加以归纳，以图打开一条对因特网的各种“后现代”可能性进行评价的路径，就会立即出现以下两个难点：（1）目前没有充足的“后现代”政治理论，（2）民主问题，即主流政治的规范和理想，其自身就是一个与启蒙运动的任务相关联的“现代”范畴。下面我将依次论述这些问题。
         
     　　最近，菲利浦·拉库－拉巴特，以及让－路克·南希这样的理论家［注2：菲利浦·拉库－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克利斯·特纳译（纽约：布拉克威尔出版社，1990年）和让·路克·南希，《瘫痪的社区》彼得·克纳（明尼普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已经指出了为论述当代政治问题而把各种意识形态划分为“左／右”谱系的局限性。(Recently theorists have point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a "left/right" spectrum of ideologies for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ssues.译成谱系显然不妥。Spectrum原意为光谱/頻谱。引伸意：The entire spectrum of,全部，a wide spectrum of 范围广泛的。建议译为：不左既右的划分方式的局限性)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对立法者座次的排列为始，现代意识形态的谱系记载了关于革命的宏大叙述，其中包含着几个方面的疑问。首先，它建立了一个线性的、进化的和递进的历史，将当时的那些非西方群体以及妇女的独特景观排除在外(First it installs a linear, evolutionary and progressive history that occludes the differential temporalities of nonWestern groups and women,把differential temporalities译成：那些非西方群体以及妇女的独特景观，不知何故？temporality暂存的事物，做复数时，temporalities为不动产，收益。可否译为：那些非西方群体以及妇女的独特现实。)而且给过去强加了一个总体的、有力的诠释，消除了不同观点的不连续性、或然性、偶然性。简言之，对那些错综纷杂的种种现象，最好是从一个非线性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第二，启蒙运动的叙述文本在历史的核心建构了一个解放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基础是要有一个先于社会的、基本的、个人的身份。个人本来位于历史之外或先于历史，只是在后来才陷入了这种从外部强加的束缚之中。这种现代视域中的政治就是从过去设置的种种障碍中挣脱出来的一种自治力量。在将自由进行本体化的匆忙进程中，主体的现代观点隐藏了其历史建构的发展过程。后现代的倾向必然会考虑到身份在社会和语言中的建构，这使得自由的问题从一种理论上的预测和结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偏爱的先于理论的或空中楼阁式的推论。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已经发现，现代理论对主体的自由的坚决主张，其具有反对派标志的话语中的强制性、重复性的言论，起到了将身份的形态限制在其现代形式上的作用，这种现代形式是其自身立场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和合法化的姿态，而不是通向解放的一个步骤。如果一个后现代的观点想要避免现代理论的限制，它在将该主体的任何形式进行本体化的过程中被摈弃。后现代立场被限定为对身份的建构性的坚决要求。结果，在避免现代政治理论缺陷的努力中，后现代理论严格限制了其界定一个新的政治方向的能力的范围。理论上的这种苦行主义是当代的一个话语环境，它把一个不寻常的规条强加给受众，并要求他们将其怀疑进行相当程度的悬延。对于怀疑论者而言，这只能说是那些替代性选择，即那些“现代”立场，就更加不受欢迎了。
         
     　　但是，要想就辨别和分析因特网的文化层面而找到一个立场，还存在着更多的困难。因为，后现代理论依然在调用“民主”这一现代术语，尽管厄内斯脱·拉克劳在其著作中使用了 “激进的” 这一形容词对它做了限定。［注３：厄内斯脱·拉克劳，《对我们时代的革命所做的新反思》（纽约：沃索出版社，1990年）］人们可以将拉克劳的术语中所讲的后现代的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描述为一个开辟新的言论立场的民主，这就授权给那些先前被排除的群体，并使社会生活的新层面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虽然因特网经常被指责为具有优越感（仅有3千万用户），但民间的参与确在逐渐增长并充满活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公共图书馆组织的。[　参见让·阿莫·波利和史蒂夫·西斯利，《因特网上的社区网络》，刊载于《图书馆学报》1994年6月15日］但是，现代怀疑论者可能会坚持认为，这些主动的参与，莫非仅仅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延伸，而不是“后”现代的产物，而不是某种旧事物的中断？作为回应，我仅断言“后现代”立场不需要被当作一个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主张；理论家们无论是谴责那些现有的框架还是不希望这样做，同样会陷入其中；在缺少某种相互一致的、可供选择的政治纲要的情况下，人们充其量只能去审视那些诸如涉及到因特网与旧民主的新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现象，虽然我们现在的情形并不乐观，有可能出现的事物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民主，根据所有人的法则，的确优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替代性选择。而且这个术语也可能包含批评的潜力，因为当今的民主形式肯定不会履行自由和平等的诺言。现有体制对这个术语的移植鼓励人们去他处寻求某种手段来命名出现于因特网的某些区域的力量关系的新图式。

苏格兰风笛

非中心化的技术
         
     　　当技术决定论这个老问题由于与因特网的关联而被提出时，我为放宽对后现代政治立场的限制而做的辩解很快就获得了可信性。因为，当工业技术的问题被提出时，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因特网如何使那些原有立场的基本假定陷入混乱。总的来说，因特网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就像电话网一样，每一个接通因特网的人，都会开始上网并发出自己写好的一条讯息，而且很可能是采用了广播系统的方式。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一条讯息以“实时”、存储数据或二者兼有的方式，同时发给很多个接收者。因特网也是在组织机构的基础层面上被非中心化的，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由众多的网络组成的网络，新的网络只需遵守电信协议的条款就可以加入其中。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个绝妙之处，那就是这个独特的结构是从一个彼此毫无共性可言的文化群落大杂烩中浮现出来的：为了寻求安全度过核攻击的方法而推行非中心化的冷战时期的国防部，对任何方式的审查制度或电信控制都非常厌恶的计算机编程工程师们的反文化思潮，以及我不知应当如何描述的世界高校所做的研究。此外，数字式电子技术的基本特点是，它能将所有的符号形式统一为一个单一的编码系统，使传输在瞬间完成，复制也相当方便。如果因特网的技术结构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复制、瞬间的发送和根本的非中心化，那么它对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答案，那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由技术决定的后果，源于一整套范围较宽的假定。在这些假定中，技术的内涵是对一些能够对其他物质材料起作用的一些物质材料的配置，并且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是客观的，即，这里认为人类之所以要操纵这些物质材料，是为了他们从主体性的前建构立场出发而强加在技术上的目的。但是，因特网技术强加的影响导致了传播的非物质化和相关人员的主体意识在许多方面的转变。因特网违背了提出技术所造成的后果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它建立了一个新的人与物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模式，从而重新设定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并因此削弱了话语在过去得以发展的立场——在技术的作用方面——它似乎是自然的。界定因特网的技术作用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因特网，并让参与建立一个电子世界的各种关系全部到位。
         
     　　换一个角度来说，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它将用户的目标大大地提高了，而这些用户被认为具有建构前的工具性的身份。
         
     　　我认为因特网就像德国一样，是极为复杂的，所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它看作是榔头，这样反而有益处。如果我搜索因特网的数据库功能，或是发送一个纯粹是用来代替书信的电子邮件，那么它的作用有理由被看作是属于榔头系列的。对因特网数据库的访问可以比其同类替代物更简单或更价廉，电子邮件与邮局或传真机的关系也是如此。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因特网上能够以实例来展示交互式传播的新方式和提出参与者之间的新型力量关系问题的几个方面。
         
     关于因特网与民主之关系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它内部是否出现了一些能够反映上网的个人之间新的力量分配形式的新型关系？换言之，因特网上是否存在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是绕开技术问题，并再次提出公共空间的问题，测定因特网民主在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所能达到的被理解的程度。正是由于“公共空间”这个术语与关于空间的隐喻相关联，人们将因特网的政治性本质与公共空间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提出问题是特别适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观念意味着一个交流的场所，就像古希腊的集会或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市政厅一样，而不是对某种体制结构的直接指认，这种指认常常是关于程序的形式主义的论争，或是某个特定社会团体的主张，这个主张假定一个机构具有令我悬疑的某种身份。如果因特网上有一个公共空间，那它由谁来构成，怎样构成？必须特意提出的问题是有哪些种类的人在这个空间交流信息？由于没有出现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而只有屏幕上的电子符号的闪烁［注4：参见N. 凯瑟琳·海利斯，《虚拟的团体与闪烁的能指》10月66（1993秋）第69至91页］，这个空间里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社区呢？网络空间上像过眼云烟一样记载的是哪一种无形的政治呢？现代主义的老家伙们可能会激烈地反对将因特网上的信息流与那个体面的术语“社区”联系起来。他们是正确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哪种现象属于网上民主呢？
         
     
         
     作为公共空间的因特网？
         
     　　公共空间是对民主进行再定义时的核心问题。当代社会关系似乎缺乏过去那种曾是民主化政治的母体的交互式实践的一个基本层次：像集会、新英格兰市政厅、农村教堂、咖啡吧、客栈、公共广场、一个方便的谷仓、一个协会的礼堂、一个公园、一个工厂的餐厅、甚至是大街上的一个角落等诸如此类的场所。许多这样的场所继续存在，但不再用作政治讨论和行动的组织中心。看来媒介，特别是电视但也包括其他的电子传播方式，不仅把公民们彼此分开了，而且还取代了老式的政治场所。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运动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克林顿的班子在某一时刻（1994年7月中旬）意识到，国会对于他们所提建议的支持程度不如普通公众。为了使国会相信医疗保健改革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行政部门花钱制作了内容为普通百姓对这项立法表示赞同的电视广告片。这些广告片“只在华盛顿特区播放”，因为它们并不是针对普通电视观众的，而仅仅面向那些男女国会议员。执法部门针对立法部门而直接调动了媒介。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政治。在与此相仿的语境中，人们可能会问，公共空间在哪里？公民们赖以相互交流并从而达成必须调整某一公共政策的意见的场所在哪里？约翰·哈特利做了如下的大胆而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媒介“就是”公共空间：“电视、通俗报纸、杂志和摄影，即现代时期的大众媒介，是公共的领域，即公众被创造和生存的场所和手段。” [注5：关于媒介在公共空间构成中的地位，参见约翰·哈特利，《图象的政治：公众在大众媒介时代的产生》（纽约：路特莱支，1992年）第1页。哈特利特别审视了报纸上的图象 ]保罗·维瑞利奥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大街和公共场所从现在起被屏幕、被电子显示牌给遮蔽了，这是即将到来的“影像机器”的前兆。”［注6：保罗·维瑞利奥，《视觉机器》，朱莉·罗斯译，（布鲁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由于“人物”被“图象”取代了，“公共的”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公开的”。这些变化必须在没有怀旧情绪和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理论的回顾性审视的情况下被检验。
         
     　　意识到公共空间的崩溃，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主政治的危机，尤金·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了《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变》一书。［注7：尤金·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变》，托马斯·伯尔格译，（坎布瑞支：MIT出版社，1989年）］在这部极富影响力的著作中，他追踪了民主的公共空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它在二十世纪走向衰落的过程。在那部著作中，也可以说是从那时之后，哈贝马斯的政治意图是把“启蒙运动的任务”进一步深化，这需要重建一个可能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空间，这里所指的不是现代实践中常见的工具理性，而是代表着最优秀的民主传统的批评理性。哈贝马斯把公共空间界定为一个面向实际和解的非强制性交谈的领域。他的立场是在像利奥塔德那样对其舆论模式的解放潜力怀有疑问的后结构主义者的抨击下在理性辩论中产生的。［注8：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的环境》，布莱安·马苏米译，（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一个问题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哈贝马斯作为民主的普遍基础的那种自治、理性主体的启蒙运动理想的批评。在运用公共空间的范畴来评价因特网上的民主之前，我想把话题转到最近一段时期对哈贝马斯立场的讨论出现了哪些新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利奥塔德的批评被南希·弗莱什这样的女性主义者给拓展了，她证明了哈贝马斯立场中的性别盲区。［注9：南希·弗莱什，《关于公共空间的再思考》，刊载于《社会文本》25／26，（1990年），第56至80页；《桀骜不驯的实践》，（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第6章，《批评理论的关键何在？哈贝马斯和性别的案例》。关于哈贝马斯的历史分析的评论文章，参见琼·兰德斯，《法国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共空间》，（伊萨卡：康耐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甚至在后结构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之前，奥斯卡·涅格和亚历山大·克鲁格就已经开始对哈贝马斯进行批评，并阐明了一种“对抗性的”公共空间的观念，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正如米里亚姆·汉森明确地论证的那样，他们这种论争的重要性在于，涅格和克鲁格把公共空间观念的范围从一个启蒙运动的历史－先验的理想化变换为话语的多元化和异位化。公共空间观念中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在它被认为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有关时，规定了它的完整意义。自由主义的这种重要意识形态的虚构作品将把公共空间降低到现有民主制度的水平上。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使一个激进的替代物与之相对立，而不是一个仍然使政治普遍化和垄断化的替代物。与此相反，涅格和克鲁格使公共空间非中心化和得以繁殖，开辟了一条批评的和或许是一种新政纲的道路。［注10：奥斯卡·涅格和亚历山大·克鲁格，《公共空间与经验：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分析》，彼德·拉巴尼译，（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米瑞安·汉森所写的序言（第ix至xli页）自身就十分重要］
         
     　　公共空间概念的最后一个发展步骤是丽塔·弗尔斯基将女性主义性别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自治主体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而对涅格／克鲁格所做的综述。对弗尔斯基而言，公共空间的概念必须建立在政治抗议的“经验”（在涅格和克鲁格的意义上）之上，必须承认和扩大主体的多样性（在后结构主义的意义上）并且必须阐释性别的差异（在女性主义的意义上）。她写道：
         
     　　　　然而，与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不同，女性主义的公共空间不主张有
         
     　　典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从女性这个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立场上提出
         
     　　一种对文化价值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它制定了一个不完整的或反
         
     　　公共的空间……然而，在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情况下，它的论证指向
         
     　　了外部，即女性主义观点和价值向一个整体社会的传递。［注11：丽
         
     塔·弗尔斯基，《越过女性主义的美学：女性主义文学和社会变化》，（坎
         
     布瑞支：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弗尔斯基严肃地修正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的观念，这就把它从父权制的、资产阶级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联合体上分割开，但还是援引了公共空间的观念并或多或少地把政治降低到它的程度。这在她的论证的结论中变得很清楚：
         
     　　　　对于一个对抗性运动的出现和后果来说，对集体身份和团结的某
         
     　　种诉求形式是一种必要的前提；那些反对将身份统一的观念当作压制
         
     　　手段并赞同绝对差异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无法说明这样的多样性和分裂
         
     　　化怎样才能与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面向目标的政治斗争相适应。对于
         
     　　共同经受过的压迫的诉求确定了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而展示性别问题的
         
     　　起点，与此同时，这个性别社会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乌托
         
     　　邦的维度……”（第168至169页）
         
     最后，费尔斯基将公共空间看作女性主义政治的根基。但我们必须质疑，怎样才能够把这个公共空间从那些政治讨论中区分出来呢？公共空间在这里从哈贝马斯对于理性传播的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理想高度向所有受压制的个人所参与的政治讨论的方向繁殖、开放和扩展。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公共的”这个术语。自由主义理论通常诉诸古希腊对家庭或家族与城邦之间的区别，前者为“私人的”，而后者为“公共的”。当这个术语与里卡多和马克思一起跨越了政治的边界而进入经济理论后，新的复杂性出现了。“政治经济”这个术语既结合了希腊的公共意义又结合了希腊的私人意义，因为对他们来说，经济是指（私人的）家族管理。较旧的词义无疑为公众在集会上保留了一席之地，但指的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市场的具体事务。在较新的词义中，经济领域被称为“政治经济”，但被看作是“私人的”。更糟糕的是，如今普遍的说法把“私人的”界定为孤立的、未纳入任何人的观察范围的、而且未被任何机器记录或监视的言论和行为。［注12：参见大卫·莱昂讨论隐私权与电子监控之关系之的著作，《电子眼：电子监控社会的兴起》，（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4）第14至17页］尽管家庭结构已经在过渡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隐私权现在被限制在家庭的空间里，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古希腊时的规定上。例如，在弗莱什的论证中，“公共”空间是“私人”空间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谈话”的地点，是“……公民们用来商讨他们的共同事务的一个空间……”，而且也是民主的要素。［注13：南希·弗莱什，《关于公共空间的再思考》，第57页］因此，在与一种解放的政治相关时使用“公共”这一术语时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一旦更加新颖的电子媒介通信方式，特别是因特网，被给予重视，这种困难就被极度地放大了。现在，“谈话”、面对面的相会、“公共”话语等问题都被符码交换的电子方式搞得混淆不清，复杂难解。如果“公共”话语是以人们从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见过的个人从远方发送到屏幕上的像素方式存在的，就像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电子咖啡吧”、公告板、电子邮件、计算机在线会议甚至是可视图像会议那样，那么，它怎样才能够被从“私人”信件、印刷品之类的东西中分辨出来呢？作为面对面谈话的公共空间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今后的民主问题必须考虑电子媒介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民主言论以信息方式出现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写作或交流呢？它与机器的关系是怎样的？民主的交流和解放的行动要求什么样的主体、实体和机器的复合体？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公共空间是在均衡关系中的现实主体的同质空间，并通过对论争的批评和合法性的主张而追求一种共识。我认为，这种模式在电子政治的圈内被系统地否决了。我们因此得到了在评价作为政治领域的因特网时应该放弃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的忠告。
         
     　　与我的论点相反，朱迪丝·帕若勒转而以哈贝马斯式的观点来审视公告板上的交谈并发现理想的言论情景的那些条件并不适用。她认为这些交谈因对机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控制而被“扭曲”了：在这里，合法性是“……对意义、真实、诚挚和恰当等的要求……似乎是机器的物理的或逻辑的特性，而不是人类谈判的结果。”［注14：朱迪丝·皮若勒，《计算机界面上的交谈与信任》，刊载于查尔斯·邓罗普和罗伯·克灵编辑的《计算机化与论争》（纽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351页］言论的基本条件被设定在虚拟空间的程序之中并存在于进行讨论的场所之外。她继续写道：“绝大多数的计算机界面或被设计为不允许用户对数据的合法性提出疑问，或被设计为可以由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人来随意改变数据。”（第354页）既然这种论证无法在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反驳，那么问题依然是这些标准能否掌握电子方式的相互交流的特殊本质。
         
     　　既然信息设备的文化内涵为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基于政治问题的话语提供了界面，充满人气的民主社区上的言论只能淡化批评的反思，并使政治理论在这个明显的后现代环境中的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局面。很久以来，批评理论始终强调一个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哀叹首先是广播其后是电视等媒介的政治角色受到“干扰”的事实。但实际情况是，电子设备早已成为政治话语的中介了。 目前的问题是这些设备激活了非中心化的对话，创造出了人机联手的新组合、新的个人，以及成为政治格局建构材料的集体的“声音”、“幽灵”和“交互性”。正如保罗·维瑞利奥所写的那样，“在公共图像（以实时的方式）比公共空间更重要时，‘公共的’观念里还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注15：保罗·维瑞利奥，《第三次间歇：批评的转变》，刊载于维瑞那·康利编辑的《关于技术的再思考》，（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如果媒介的技术原因被人们习惯性地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那么，（因特网）技术建构似乎推动了如果不是民主自身就是话语的非中心化，似乎威胁了目前的状况（未被监控的交谈），嘲弄了私有财产（信息具有无限的复制能力），并且蔑视了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怎样才能解释那种朝向（因特网）技术建构的转变呢？

苏格兰风笛

一种后现代的技术？
         
     　　因特网在许多方面扩充了旧有的身份和制度。世界新闻网（即Usenet）的新闻机构引发了青少年搞的令人不快的恶作剧；数据库使研究者和公司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找回信息；电子邮件提供了快捷、可靠的讯息通信手段；图像的数字化使黄色图片得以广泛传播，因此泛滥成灾。因此，在继承和发扬作为有效手段的工具这一传统的意义上，在主流现代文化向新的领域扩散其特征的意义上，因特网是现代化的。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加以详尽的、多角度的研究，但暂时可以保留上述的结论。依照现代的观点，因特网的其他领域更加难以包容。对这些网络空间的检查提出了对技术的一种新的理解之类的问题，最后导致了对因特网的政治因素的再评价。我指的是已经被称作“虚拟社区”的公告板服务，指的是“面向用户的多用户系统”（即MOO）现象，以及因特网上虚拟现实技术的合成。
         
     　　在这些情形中，重要的相关因素是在传播实践过程中建构身份的直接诱惑。个人在电子交谈或发送讯息的过程中乐此不疲地给自己编造不同的身份。现在，在这种以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为特征的行为中，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认为，阅读小说，［注16：玛丽罗瑞·瑞恩，《入迷与互动：虚拟现实和文学理论》，刊载于《后现代文化》5：1（1994年9月），提出了微妙而复杂的对阅读小说和虚拟现实的比较。她没有直接讨论MOO和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问题］在民用波段的无线电台里通话，真地收看一个电视广告，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鼓励个人在参与传播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身份。然而，我在上面所列举的因特网中几个有限的区域中所存在的情况大大地超出了，或至少不同于后面的例子。个人的传播活动首先需要用语言行为来为自己定位，这种自我定位在阅读小说或观看电视广告的情形中表现得就不那么明显。在因特网上，个人对自己并向他人阅读并解释通信内容，而且通过构成词句并发送它们来作出反应。在小说和电视广告中如果遇到含混之处，个人会试图对其加以解释，但是这些读者和观众并不是与作者直接对话的个体受众，而只能作为集体受众中的一员，他们自然得用非常清楚明白的语言行为来作出反应。（我在这里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积极／消极概念来对事物进行区分，因为这种对立与现代的自主力量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好象我正在将因特网描述为是普遍的、“积极的”言论的现代梦想的实现。我之所以拒绝这种手段，是因为它建立在将个人身份作为先于社会、先于语言的固定本质的概念之上， 然而我想论证的是因特网的话语在主体塑造他或她自己时构成了主题。我想把主题建构的位置放在一个超越了自由／决定论、主动性／被动性的对立局面的水准之上。）在因特网上，个人建立其身份，此举与正在进行的对话有关，而不是纯意识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主动性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不能算作是自由，因为它没有回指一个基本的主体。然而它确实意味着一种主体建构的“民主化”，因为话语行为并不被局限于单向的言语行为，并且也不受人际传播中记载的性别和种族的限制。因特网的“魔力”在于它是一种由所有的参与者对各种文化行为、各种形式的符号进行控制的工业技术；它使言论、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些文化生产机构的地位彻底地非中心化了。
         
     
         
     性别和虚拟社区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性别在因特网传播中的情形，从而阐明其相关要素，并澄清我要论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混乱。有些研究已经指出，公告板上的讨论小组没有提示身体的性别，这并不能够消除大男子主义，也无法消除那些通常遍及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注17：琳·车尼，《在基于文本的虚拟现实中的性别差异》，是1994年4月伯克利妇女与语言会议的记录（即将出版），包括男人和妇女在MOO上具有性别差异的交流。关于对具有同样悲观结果的公告板交谈的分析，参见苏珊·赫灵，《计算机媒介传播中的性别与民主》，刊载于《通信电子学报》3：2（1993年）。赫灵想要论证的是因特网并不鼓励民主，因为性别歧视在网上继续存在，但她既没有就公告板上性别歧视的程度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的情形做一个比较，也没有指出应该怎样做这样的比较。该文可在info.curtin.edu.au网上找到，网址为：Journals / curtin/ arteduc /ejcrec / Volume_03/ Number_02/ herring.txt］妇女在社会中经受的种种不利因素也被带进了因特网的“虚拟社区”之中：妇女在这些电子空间里势单力孤，她们常常遭到各种形式的折磨和性侮辱。由个人来标明自己性别身份的这种情况，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消除父权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伤害。
         
     　　“琼”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有教益的。一个名叫阿历克斯的男人在一个公告板上发言，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名叫“琼”的女残疾人，以求在与妇女交谈时能够体验到他极想得到的“亲密关系”。范·格尔德报道说，当其“诡计”被戳穿时，曾与“琼”有过交互式联系的许多妇女都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但是范·格尔德还报道说，最令她们感到失望的是那个“琼”并不存在。［注18：林德赛·范·克灵，《网恋情人的奇怪案例》，刊载于查尔斯·邓罗普和罗伯·克灵编，《计算机化与论争》，（纽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这个性别建构的例子说明存在一种不能用关于某些文化和社会形式能否移植到因特网上的假说来解释的复杂性。阿历克斯转向因特网的虚拟社区，来弥补其已经感知到的男子性别身份中所缺乏的女性特点。经历了他这种活动的妇女们都对那个虚拟的朋友“琼”的死感到遗憾。这些是虚拟社区的独特用途，而在“现实”中则难以找到。一些“最糟糕”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必须承认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仅靠纯粹的传播活动无法取消在面对面、印刷品和电子广播等交流方式的条件下建立的那些权力关系的痕迹。
         
     　　但是，在因特网社区进行传播的结构条件确实引起了对性别鉴定的抵抗和决裂。必须鉴别一个人的性别这一事实本身以一种新颖的、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个人身份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想当男性，他就必须选择是男性。此外，他必定只是用语言来界定自己的性别选择，而不用改变身体的任何标记或姿势，也不改变衣服或说话时的声音、语调。表明性别的工作仅仅通过文本手段来完成，尽管这中间包含着在电子社区编制的许多图标记号，例如各种情绪或微笑（J）。他也可以通过假定自己是异性并在交谈中扮演异性来直接体验异性的经历。［注19：一个通过性别转换的教育案例由坎普拜尔在一个电子邮件讯息中提供，题目是《对网上小生的攻击》。坎普拜尔解释了当他冒充女人上网时在公告板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我感谢德伯拉·哈尔波特让我知道了这个讯息。］最后，通过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进行交谈这一独特形态在传播过程中造成一种与一个人的身体的新型关系，即一个网络空间里的电子人。这个电子人不同于其以现实生活的信息模式所记载的性别。这些电子人的性别探测并越过了现代性别系统的边界，而其参与者在这个趋势上没有任何必然的倾向。［注20：关于虚拟社区的文化涵义的一个出色研究，参看伊丽莎白·瑞德，《基于文本的虚拟现实的文化构成》，在pub/Moo/Papers网ftp.parc.exrox.com上的一个电子文本，印刷品为《虚拟的世界：文化和想象力》，刊载于史蒂夫·琼斯编，《网络社会》，（纽约：萨格出版社，1994年）第164至183页］
         
     　　如果因特网的传播在制定新的规则时不完全屏蔽掉先前存在的力量技术，它就会根据讨论中的因特网的明确特征而使之得以无规则地再现。因特网的一些情况，例如彼此相识的个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可能不会引起与性别系统有关的强烈纠纷。既然这样，作为网上电子人的个人不会超过或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尽管研究显示了这里的自我发言中的一些差别（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和较少的监督机制）。［注21：在《电子传播中谈话的结构和人格的关系》中，吉尔·瑟潘德利研究了不同因特网结构上的传播模式的差别。电子版在pub/Moo/Papers的ftp.parc.xerox.com印刷品为萨拉·凯斯勒、简·西格尔、提莫西·麦克吉尔，《计算机媒介传播的社会心理问题》，刊载于查尔斯·邓罗普和罗伯·克灵编，《计算机化与论争》，（纽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330至349页，报道了自发性和平等主义是这些交谈的时尚］在现代与后现代特征结构相对抗的情况下，人们从位于一端的电子邮件转移到公告板上进行交谈，在这里身份特征可能是固定的，性别也是不变的，但在这里可以遇到陌生的人们。接下来，更加后现代的情形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身份，但话语却以简单的对话为基础，就像“威尔”站点的“虚拟社区”一样。更加远离日常说话方式的是因特网的中继聊天（即IRC）。［注22：关于IRC研究的一个出色范例，参见伊丽莎白·瑞德，《电子城邦：因特网中继聊天室的传播与社区》，电子版在pub/Moo/Papers的ftp.parc.xerox.com印刷品为《Intertek》，3：3（1992年冬）第7至15页］在这里，对话以实时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等级制度或组织机构。也许，因特网使然的完美新生事物是面向对象的多用户站点（MOO），它可分为电子游戏和社交类型两种。关于这些主体建构技术的区别，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
         
     　　在社会类型的MOO站点上，允许人们使用非常复杂的后现代身份。在这里，身份是人为编造的，也是可以更改的；编造详细的自我描述；以文本的形式描述住所，而且人们仅仅为了这样做而相互影响。然而，站点上的居民们并没有享受到一个民主的乌托邦。那里存在着针对这种网络空间而划分明确的等级制度：建立和维护WOO站点的程序师们能够变更那些不让上网者触及到的规则和手续。继这些“上帝”之后，有一些在过去的参与之中累积了某些特权的男巫。还有一些正式会员被从那些在进入MOO站点时只享有很少特权和技能的众多游客中区分出来。［注23： 我希望感谢查尔斯·史蒂瓦尔向我指出了这种区别，并提供了其他的极有帮助的评论和建议。］另一个非常琐细的政治划分的标准是打字速度，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谁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特别是在网上交谈以某种可观的速度进行时更是如此。即使在网络空间里，可以称做“政治不等式”的不平衡现象出现了。然而，因特网社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种族、［注24：参见丽萨·那卡穆拉，《网络空间的民种族问题：因特网上身份的游览和种族的关隘》，刊载于查尔斯·斯蒂瓦尔编，《作品和岁月》，25-26（1995年，春/秋）第181至193页］阶级、年龄、社会地位、尤其是性别等方面的差别在显著地缩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那种不可或缺的等级制度，在MOO站点的网络空间里只起一个很小的作用。结果，网络空间与现实中的人文地理之间断然地形成一种破裂和质疑的关系。因特网上的社区成为展示现代社会的分歧和阻力的重要场所。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无意中起到了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的作用。它们并不展示合法性的要求或重要理性的现实性，而是记载了自我建构的新组合。当音像手段使网上会话的通用文本模式更受欢迎时，对这些虚拟现实的要求甚至会变得更加迫切。［注25：关于这些新发展的讨论，参见《MUD的成长：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会虚拟现实》，帕维尔·科蒂斯和大卫·A. 尼古尔斯著（电子版见于pub/Moo/Papers的ftp.parc.xerox.com）］有人认为，一些白人男大学生之所以建立这些电子村落，只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而已，这种意见可能不再具有先前那种说服力了。
         
     
         
     网上电子人的政治
         
     　　在因特网MOO社区解构性别的例子阐明了将政治以信息模式理论化过程中的诸相关因素的深度。因为由因特网记载了网络电子人的新的社会身份，并且创立了一种自我任命的传播惯例，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的政治性被重新设定。因特网上对语言的包装，即在一个看不见身体的空间里的那些数字化的、以机器为介质的能指（符号）［注26：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汉斯·尤尔瑞克·刚伯瑞克的重要文章《永别了，阐释》，该文收入汉斯·尤尔瑞克·刚伯瑞克／Ｋ.路德维希·普菲佛编辑的《传播的物质层面》一书，威廉·胡伯瑞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9至402页］为政治理论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应当怎样管理使用电子设备的人呢？其自我建构的经历将怎样回应当今的政治局势呢？因特网上的权限关系将怎样联系或影响那些在面对面的关系、印刷媒介关系和广播媒介关系中形成的权限关系呢？假设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各级政府）没有把因特网整个塑造在其自身的形象之中，而网络民主的地位得以保持并向更大的细分人口蔓延，那将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后现代的政治局面呢？
         
     　　如果这些条件得以满足，那么就有可能使权威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发生彻底的改变。政治权威的性质已经从中世纪的家族血统的化身转变到了现代新纪元的选民通过机器而提出的理性要求。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一种光环被以偶像崇拜的方式加在当权者身上。在因特网的社区中，这样的光环更加难以维系。因特网似乎会打击那些自命不凡之人的天赋。学术研究的例子表明了这一点。法规和权威的构成会受到文本的电子特性的严重破坏。文本在阅读行为中变成了“超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书写机会，并动摇了专家或“权威”们的稳固地位。［注27：《学者的根基：网络化传播问题》凯丝琳·伯内特著（kburnett @ gandalf.Rutgers.edu）该著以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果文本在因特网上的定位和传送能够向学术权威发出质疑并引起变革，那就有可能使政治权威们也臣服于一种与之相似的命运。如果“民主”这一术语是指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权利和民治的官员决策体制，那么一个表明示领导与下属之间关系的新术语将应运而生，这种关系由网络空间进行调整，由那里的易变的身份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