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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肮脏牛圈中的词语
今日中国有一个牛圈,堆满了烟灰尘土和积年老垢的牛圈,这就是语词的奥吉亚斯牛圈。十年文革使我们的意识底层和口中之词落上了厚厚的污染、油腻。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交流、互溶、撞击又让我们来不及细细品味、慢慢咀嚼许多话语许多字。多年的意识压力扭曲了不少词性词义,八面来风使许多词的意义漂移浮动。
因为这,我们有时指鹿为马者有时自说自话,有时争吵一上午仍对不上口径,有时望文生义弄得说者听者哭笑不得。
但是,这个牛圈又给我们提供了开沟引水争当今日的海格里斯和马丁•路德的机会。语词的混沌正好提供了写作的可能和话语的空间。有时,我发现误读好玩,歧义有趣,争论有意义也有趣味。正是在变形、调侃、反讽、大不恭或不是地方的重复中响起了个性话语的嘹亮声音;正是在辨析、梳理、区分、归类、把玩的辛勤劳作中,诞生了今天的话语英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为什么由众人把那个“全城闻名的小坏蛋”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抬在肩上,抛向空中?那人是王朔扮的。
这就是当今伴随着文化热的话语乱。两者都是好事。
今天大陆有三种文化: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可对三者概念的使用颇为混乱。对三种文化的评价和相互关系的认识就更众说纷纭,热闹非凡。
精英文化又称为高雅文化,一般认为它代表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它的话语是一种先锋话语。它强调的是个性,以自己为主人。一种说法或一件艺术品并不追求广为天下知。
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却是一对理不断、讲还乱的概念。据我观察记录,它们的所指其实是很容易做出明确区分的。
主导文化是指国家领导集团倡导或组织创作、观赏的文化,它生产并再生产的 是主导意识形态。用常用的话就是“主旋律”“时代最强音”“正确导向”。它的主人是政府,代表的是官方说法。
主流文化很简单,它就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词就是“文化工业”。它反映的是普通百姓中的意识形态。它的主人是大众。
可现在对这两个词的使用颇为“多样化”。有许多有认真、严谨的作者也不加区分,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杂志上也出现语焉不详或意义矛盾的使用。有趣的是同一作者也会有时准确有时含混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这也许正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一对概念使用的不经意,或字斟句酌或信手拣来。见诸文字的使用大致有这几种情况。
1、主流一词当主导用。
“殿堂的歌则是另一路,一方面它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它来自所谓的高雅艺术或严肃艺术。前者我不便说,后者以美声唱法为代表。”(见《他不是流行歌星》载《读书》1995年10期143页)。
我理解,这里的主流一词是主导的意思。是指主导意识形态。
2、主流、主导语焉不详。
“当社会秩序比较整合、主流文化仍然具有充足合法性资源时,痞子文化只能以一种隐而不显的边缘性亚文化而存在。然而,一旦社会处于道德价值转换时期,痞子文化就会借助一定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知识阶层中价值迷失状态而浮上表面,泛滥成灾,甚至大有代替主流文化之势”(许纪霖:《误读之后的价值暗示》载1993年11月13日《文汇报》。
“于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的——金钱、市场、票房、大众文化加视觉奇观加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不同系统中的权力话语与权力视域,它们分别以指称主流或制造主流的方式,分割或曰撕裂了自17年始至80年代中期止,具有强大感召力与整合力的中国影坛。”(戴锦华:《梅雨时节》,载《当代电影》1994年5期)。
据我仔细研读上下文之后揣摩,前者的“主流文化”和后者的“指称主流”是“主导文化”之意而绝非指大众文化。
3、因为两词意义区分不清,能指不固定,外来词又没有对应概念可供翻译,有的作者就自己起名字来表示“主导文化”或“主导意识形态”的概念。
“如果知识分子阶层与上层权利集团关系冷淡或者紧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卓越者也不能被吸纳入内,那么,权威意识形态获得文化的底蕴将是艰难的,它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很难相处融洽。在这种情况下,权威意识形态就会显得有些矫柔造作和漂浮不定。”(谷孟宾:《上流社会:拒斥还是营建》,载《东方》1995年6期)。
“这选择除了当代作家、理论家的某些主动努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种历史性的巧合,即中国权力文化的结构运动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在表征上的某种重合状态。¨¨西方的现代主义是对个性主题和寓意深度的极端张扬,而中国当代政治中心主义文化恰恰是以对个性的否定、主题深度的定向规范为特征的。”(张清华:《认同或抗拒》载《文学评论》1995年2期)。
这两篇文章中用了“权威文化”“权力文化”“政治中心主义文化”三个词来表示“主导文化”这一概念。也许,作者这样写并不是不知道或找不到更恰当的词而正是为了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主导意识形态。
4、明确区分主流和主导的概念。
“而通俗剧的制作者们,一方面早已不屑于当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则受大众传媒和通俗体裁的限制,主动与主导意识形态妥协,认定只要‘把住一个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不涉及体制问题’‘就不会被枪毙’”。(吴迪:《文化透视:通俗剧的兴盛原因及价值取向》 载《当代电影》 1994年6期)。
“或许可以认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党内激烈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屏蔽出现了不应有的裂隙并透入政治寒意。”(李奕鸣:《<战火中的青春>叙事分析与历史图景解构》载《当代电影》1990年3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作为一种自觉的主导意识形态实践的基本特征,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戴锦华:《<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载《当代电影》1990年3期)较:在档次较高的杂 志和精英感较强的论者笔下,反而对这两个概念掰不开。观察上面的第1、2、 3类例子都如此。许纪霖是一位很有见地的研究知识分子和社会形态流变的论者,可在这一问题上却连基本概念都没弄清。由此想到一个题外事,许多人正是由于没有大众文化和主流、主导文化区分的理论框架,故对王朔不知该如何定位、如何评论,处于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地位。有的简单化、表面化的论者就顺手拣起一顶帽子先给王朔戴上,合适不合适再看。不懂大众文化为何物的人当然不会读懂王朔和其它一大堆怪东西(肥皂剧、类型电影、广告、地摊文学)。对一个自认为有知识、有思想、有说话、命名的权力和义务的人来说,无法归位,无法命名是令人尴尬和羞愧的,而这种羞愧表达出来时往往是愤怒, 是自己与社会道义、良心站在一起之后的义愤。
比较的另一方面是搞大众文化研究的论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对概念区分得很清楚,用词也很统一。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接触这成对概念下的现象多,故必须区分且有明确区分。有时用词是否准确与是不是文化人无关。积极跟伪科学作斗争的司马南在《神功内幕》一书中就准确地用了“主导意识形态”一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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