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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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真面目被复原 形似演雍正的唐国强(图)   
  
文章来源: 辽沈晚报 于 2005-12-22 01: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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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真面目被复原 形似演雍正的唐国强(图) 辽沈晚报




300多年前的康熙大帝昨日复活在电脑上。“他99%接近50岁时的康熙。”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首席教授赵成文说，这是目前电脑复原的第一位中国皇帝。

　　记者看到赵教授选定复原康熙的年龄为50岁，“复原后的康熙为长圆形脸，弯月寿眉，杏核大眼，直型鼻，长方形嘴，大耳外张，八字长须，竟与扮演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的演员唐国强相似。

　曾成功为500年前明代王妃、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等进行复原的赵教授说，在古人还原中，主要依据头颅骨、木乃伊干尸的面貌，而康熙尸骨找不到，只能选择康熙多幅密藏的宫廷肖像画为依据，采用特殊的电脑软件进行还原，用绘画还原这也是首例。

mimi27

哈哈哈。。。。。。。。。。。。。。

康熙大帝

真有点像我哦

weder

印度与中国经济的对比


作者: 板砖 R , Dec 28,2005,12:50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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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多来，印度经济连续取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03-04年度、2004-05年度取得了8.5%、6.9%的高增长，2005-06年度的第一季度（4-6月），经济增长达到了8.1%，第二季度（7-9月）达到8.0%，发展势头良好。在亚洲，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备受世人瞩目。因此，对中印两国经济的对比，有助于我们提高对中印两国经济的认识，更好地判断中国在亚洲的竞争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象印度这样的亚洲大国间的经济合作。
中国印度商业环境对比
《联合早报》12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和印度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亮点，由于经济实力不容忽视，更受到全球无数投资者的青睐。然而，中印两国的发展速度和力度各有不同，经商环境也有所差异，投资者进军两地市场之前都必须对当地的经商环境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充分把握其中的商机。
根据世界银行的商业环境（Doing Business）数据库2005年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经商环境在受调查的155个国家当中，分别排名91和116。这个排名是按照两国在10个调查研究项目中的平均表现计算出来的。
这项调查是分别在开辟业务、申请执照、调整员工人数、注册资产、信贷、投资保障、缴交税款、跨境贸易、履行合约以及结束营业等方面的便利程度进行得分统计，而两国在各个项目的排名则是按照它们的达标表现计算出来。
比较各个项目，中国和印度的表现其实平分秋色，各在其中五个评估项目中胜出，但是两国的相对优势还值得进一步比较。中国在五个项目，即调整员工人数、注册资产、跨境贸易、履行合约以及结束营业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例如在调整员工人数方面，中国的规定明显比印度灵活，尤其是在裁员的灵活性方面，以总分为 100计算，中国和印度的得分分别为40分和90分，中国的分数较低，显示它在灵活性方面比印度更占优势。在资产注册方面，在中国经商的商人只需32天、三个步骤，并以相当于资产价值3.1%的费用来完成相关的注册程序，而在印度则需67天、六个步骤以及相当于资产价值7.9%的费用来完成。
印度的优势主要是在开辟业务方面。虽然一个在中国经商的商人只需48天并完成13个步骤，就可开展业务；反观在印度，同样的程序却需要71天和11个步骤。然而，比较两个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开设公司的商人，后者开设公司时的费用却高出许多。一名商人在印度开设公司的费用相当于全国人均总收入（GNI per capita）的61.7%，而在中国的费用则相当于全国人均总收入的13.6%，再加上在银行存入相当于全国人均总收入的946.7%的款额，才能取得商业注册号码。
至于申请经营执照方面，在中国的商人虽然需要363天和30个步骤，而在印度的商人只需270天和20个步骤来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相关费用却是中国的五倍以上。

中印两国外资格局迥异
范冰在《大公报》撰文介绍说，《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对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为什么出现吸引力迥异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外国投资者对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虽然不约而同视为离岸经济活动的最佳选择，但同时又保留着侧重与迥异的态度。可见两国虽然有着相同的吸引外资磁场，但也存在着由外国资本评估的各具不同的利用价值。
全球投资比重出现倾斜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时开始。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出现变化，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感到诧异的时候，另一种崛起也在悄悄之中出现，它就是印度的经济在某些国家刻意扶持之下，以高速向前发展。从全球外商投资（FDI）的情况已经明显看到，地处亚洲的中国和印度，都成为世界投资者的大磁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国共占亚洲FDI总额接近一半水平，来势不可谓不强劲。
以2004年为例，全球流进发展中国家的FDI已经上升至41%水平，达到2680亿美元，成为历史新高，相反，流向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下降了14%，减至 3800亿美元，成为历史新低。这样的一高一低投资趋势说明了一个问题，前者还会蓄势继续增长，后者则会持续下降。在这种全球投资趋势大变革之中，亚洲备受注目，占全球1/4FDI就发生在亚洲，而其中中国和印度又占亚洲约50%比重。经济界有这样的共同看法，认为中印两国受到外资青睐的结果，既可以令两国经济摆脱萧条落后局面，也可以为占世界人口近70%的人获得脱贫机遇。其实，经济萧条与人口甚众是投资者关注的一个直接原因：低技术型产品除了需要用密集型劳力市场解决，并且从中获得最大利润回报之外，同时也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提供脱贫出路。
从中国最近经常与欧美国家出现贸易磨擦的事件中，不难看出一个颇具战略意义而又牵涉到经济上的问题：中国由于在经济发展上一开始就走上一道以制造业为主干线的不归路，令它在极速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为自己设置了觉察不到的诸多障碍，制造业对其它国家的同业冲击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当然，因应中国国情的人口密集型情况，发展制造业可以更快见到效益，令国民生活更快获得提升，但是，这样的发展格局也可以引发随之而出现的矛盾。现在，即使中国希望改变这种格局，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其一，受制于密集型劳动力问题，国家没可能走回头路令失业率增加。其二，急剎车或急转弯令经济大转型可能导致出轨翻车，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能相当严重，而且也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因此，在目前的格局下，中国只能暂时继续走这条旧路，只不过必须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另辟快捷方式，促进高新科技发展，才不致最终被印度赶过。
反观印度，从走上经济发展之路开始，便倾斜及侧重于发展高新科技。虽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印度依然没法摆脱国民贫穷的困局，而且在世界发展国家眼里，印度的贫穷依然是相当严重的，但可以相信，世界不断向高新科技发展，印度目前的情况正好迎合这种趋势，因而其优势肯定会居于中国之上。
如果究深一层，就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原因是：第一，中国较之印度先打开国门，外资较先进入中国市场，以当时的改革开放而言，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外资的发展欲望，第一步棋便被定位在制造业上。第二，印度较中国稍为慢一点吸引外资，令它可以精明地分析如何侧重接纳外资。如果说这是天时造成印度获得有利因素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见疾速的中国经济发展可能牵制他们的国际战略计划，有意把印度推上与中国经济发展相抗衡的道路。因此，印度便被定位为发展国家离岸经济活动中，倾斜于高新科技的国家，很大的原因就是要遏阻中国涉足高新科技。印度总理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破格隆重接待，就已经把一直受到舆论界质疑的美国不断利用印度发展战略性高新科技的推测明朗化。当然，印度同样有它的两种打算和考虑，虽然马上进入发展高新科技道路不利于国民富裕，但得益是花掉即使数十年光阴，却可以令它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头，另外还可以借助美国的经济势力，绕过密集型制造业，一步到位踏上快速的高科技经济发展道路。美国的立场更为鲜明：支持印度令其可以与日本从东西两方面抗衡中国。这样的经济策略完全配合它的亚洲战略政策。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明显令国民走上富裕之路，这是一种殷实的基础。而以目前情况而言，外资依然把中国当作热点投资地，亚洲的FDI依然倾向于中国，因此，如何利用外资壮大中国的高新科技，逐步

weder

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发展阶段可能很长 -- 访经济学家 樊纲


作者: 二胖 R , Dec 28,2005,14:46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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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缩小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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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不仅越来越关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时，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共政策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已经引起较为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樊纲提出，对此要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认为，不平等的发展阶段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的阶段，由于体制原因，在我国这个阶段有可能拉长。缩小收入差距，的确需要政府补贴，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政府职能不能超越现有经济条件，政府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解决社会均衡问题；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发展阶段可能很长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一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并将0.4作为警戒线。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说明我国收入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樊纲：在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不平等因素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根据我们最近的统计，基尼系数是0.44，有一些研究小组的数据超过0.5，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社会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没有拉美国家高，但已经是非常高了。

中国刚刚进入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社会不平等扩大的阶段。仔细研究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的这个阶段可能拉得很长。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樊纲：因为我们有特殊情况。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因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平。

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向一个工业社会转型，过去占劳动力80％的是农业劳动力。在温饱实现以后，农业部门不再成为收入增长的源泉，人民的福利增长不再靠吃得更多，当靠非农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过去25年、26年的高增长，全国劳动力40％从农村转出来，还有40％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按照规模讲，还有两、三亿的劳动力在农村。他们的收入不能增长，仍然是弱势群体。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水平，只要有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就有扣发工资、停发工资问题。严格来说，只有到农民这一群人充分就业实现那一天，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逐步得到提高。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收入平等的一个转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中国可能非常之长。因为我们人口规模太大。据说，中国将来人口不是16亿，而是14亿，一下子减去2亿，这是一个好消息。过去我们25年转移了2亿的劳动力，而在今后有可能需要30、40年的时间，再转移2亿的农村劳动力。你说，这个时间不够长吗？

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根除体制弊病

中国经济时报：按照您的研究，我们在发展的过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不平等阶段。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会积攒更多的民怨？权利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不是会更难解决？

樊纲：面临现实，需要我们寻找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学者、媒体、包括政府，要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情绪化分析，历史上很多，现在也很多。新的、难的问题是怎么在其他国家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在经历过这些平等和不平等，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中，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我们这样一个大的难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解决不平等难题的尺度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比如，公共财政并没有真正实现为民所用。

樊纲：公共产品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不仅带来社会的和谐，而且能实现我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穷人，意味着有了更加平等和受惠的机会，使他们有一个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对富人，平等也是一个好东西，如果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得太大，社会的不满情绪太大，甚至出现社会紧张、社会动乱，这对于富人财富的增长、对于富人本身的财富也是一种坏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更理性更细致的分析。

怎么解决不平等的差距？现在一个大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政府做事情，要求政府提供这个那个保障，给这个那个钱，转移这个支付那个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的。过去这20多年来，由于贫穷，由于我国25年才增长到人均1000美元的GDP，我们往往忽视基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等事情，对弱势群体的需求和诉求有所忽视。加上没有一套完整机制，政府做的事情比较少，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比较少。要增加政府要做的事情，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到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增加政府支出。政府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现在确实是需要学习去补这个课，扭转不公平格局。

但是，我们要看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补贴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病。现在大家一说收入不平等，马上会转到对腐败和不公正的批判。这是对的，我们不平等是因为这些造成的。但是，不仅包括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资源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很多不公平的收入当中，因为使用资源没有付费，反而成为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与没有占有资源的企业相比就产生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制度上的均等问题。改革制度不一定需要多花钱，我们要通过改革制度来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也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樊纲：同时，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就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才是根本的东西。只要2亿农民还没有转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很难通过政府补贴来解决的。收入差距是通过补贴来转移，但是很大的收入差距却是无法解决的。为什么发达国家有农民补贴﹖在发达国家，农民仅占20％，他们是用80％的非农人口补贴20％的农业人口。而我们现在则是要用20％的非农人口人去补贴80％的农业人口。仅仅以比较少的人去补贴比较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转移农业人口，通过农村人口的迁移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仅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要思考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增长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必须思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政府来讲也是一种挑战。而这个挑战又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如何保持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

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均衡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理解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

樊纲：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下和谐这个概念。在经济学意义上，和谐就是均衡。均衡是什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是由各种人群组成的。均衡就是从公共的角度来讲需要很多的公共品。这个时候政府的职能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供多种公共品。政府至少要做几件事情：为了经济的发展，建立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还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财政不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因为大规模的透支和赤字会使货币贬值，产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使企业不能发展，就业不能创造，最后是使不平等的现象固定化。

政府还要搞社会保障。过去我们在收入保障方面关注得太少，所以才出现问题。但是，超越经济条件搞社会保障，一定也会出现问题，国外国内都会出现这类问题。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并解决均衡问题，就必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如何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比如，帮助农村得了大病的人，对他们实施医疗保障，以避免这部分人返贫。再如，人口、劳动力要转移就业，解决偏远地区农民的基本教育问题，使他们有资格出来打工，成为现代化的一分子。这些是政府集中财力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对一些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比如灾荒的救助，恐怕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把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使社会达到相对的平等。

政府在关心弱势群体的时候，也有一个和谐平衡的问题。在关心某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弱势群体。比如，我们现在关注城市打工人员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他们确实是需要关注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把资源放在他们头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许会延缓另一部分不如他们的群体，即还没有进城打工的那2亿多农村人口。那2亿多人口都在我们讨论的视野之外。当然，进入城市这些人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关他们的利益仍然需要得到改善。这里需要有一种均衡和谐的观念来解决这个发展阶段的各种需求。

政府超出能力花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

樊纲：我们既要关注社会差距的问题，要求政府多支出一点东西；又要注意经济条件的制约，政府如果花太多的钱，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这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刚刚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拉大的时期。在社会进入这个阶段后，社会紧张的诉求将会越来越大。我们学者的责任不是等事情发生以后才放“马后炮”，而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努力，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会真正稳定、持续、和谐地发展。











一种对中国的预期心理ZT


作者: 爱国心情 R , Jan 08,2006,23:00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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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身居海外多年, 一直在关注海内外多种媒体.
感觉到, 如果你关心祖国, 同时又只看海外某些媒体, 你一定会越来越坐卧不宁. 因为你会感到, 中国"越来越乱,越来越糟"……., 就象**功所说的"穷途末路"了!
打电话回去, 和亲戚朋友聊聊, 发现,中国还是中国, 问题永远会有, 但同时一直继续快速发展, 而且人们对国家的未来都具有信心.
怎么回事?
有点头脑的人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有种对中国的预期心理存在.
预期什么? 预期中国有事!
不敢说这种人是多数, 但的确有不少媒体和人士有这种心理.
我不是危言耸听, 只是不想再自欺欺人说没有!

是些什么样的媒体和人士有此预期心理呢?
一类是以反华为背景的势力, 台独,藏独,外国反华右翼等.
而另一类媒体和人士, 他们其实都是中国人, 也有这种预期心理, 他们其实也是为了中国好, 尽管他们实际上是西式民主理念的教条接受者.
他们这种预期心理的由来, 其实多半是想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性", 而当这种"正确性" 长期未被中国主流意识认可和接受时, 他们变得烦躁,开始"斗气". 于是, 愈加深和强化这种预期心理.

在这两类势力的"共同努力"下, 于是我们看到: 每当国内有事发生, 不管什么领域, 海外媒体很快铺天盖地, 只要有可能政治化, 决不放过, 常常和民主XX自由制度扯到一起, 其形式主义有时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然而, 随着事件的澄清, 他们慢慢安静下来. 当然这些媒体从来不会表示歉意, 他们最多只是忘记和不提. 但别以为他们吸取教训, 他们时刻在等待下一个事件, 因为他们深信: "64"仅仅是个开始, 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大的……, 他们总是从国内发生的每一个利益冲突事件中, 拼命寻找"64"的影子, 对中国政府表示100%的怀疑, 对不反抗的国内民众表示极端蔑视,称他们为共奴, 把有些闹事者,有的甚至是违法者,称为"民族英雄".

所以,长期身居海外的人, 有我一开始说的那种感觉,就不奇怪了.

这种预期心理反射到国内, 中国政府的反应就是统一媒体发稿内容, 有时还拒绝境外不友好媒体的采访, 其目的,是以防事件被夸大,误传甚至政治化, 影响稳定.
然而, 在海外看来,这就是封锁和妨碍新闻自由了.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还是"战时状态". 因此媒体管制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美国为反恐而拟的国家安全法,也是一例.

国家间的竞争是很残酷甚至是不择手段的. 西方社会骨子里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是务实的,是国家和群体利益至上的.
但它们却喜欢以道义的化身去管别国的事. 作为招牌,他们是聪明的,那是它们的媒体优势, 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媒体优势的.
不聪明的是某些中国人, 这些人对中国的那种预期心理被利用了而不自知.

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
若干年后, 西方对我们的指责也许就显得无力,可笑和没人信了.
那时, 媒体怎样敢言或乱讲也不会影响稳定了. 那时,也许就是真正媒体放开的时间.

不过,到那时,放不放开也许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毕竟,媒体的作用是让社会发展, 目的已经实现了, 谁还在乎那个形式呢? 社会有时就是这么充满悖论.

还是发展吧, 发展是硬道理!

[ 本帖最后由 weder 于 2006-1-14 17: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