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背后：《快走！慢回》--作者: 弗雷德•瓦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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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旺多斯勒摇摇头。他抓住扫把，在天花板上敲了两下，那个地方已经被他打得掉了很多石灰。

    “我们这里住着四个人，”老旺多斯勒解释说，“都挤在一起。敲一下是叫圣马蒂厄；两下是叫圣马克；三下是叫圣吕克，就是正拿着桌布站在这里的那个人；四下是叫我。七下，叫所有的天使都下楼。”

    旺多斯勒扫了亚当斯贝格一眼，放下手中的扫把。

    “你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问，“什么都压不倒你？”

    亚当斯贝格笑了笑，没有回答。马克下来了，把他让进餐厅，然后绕过桌子，握了握探长的手，又气愤地看了叔叔一眼。

    “你好像是警察查户口似的。”他说。

    “很抱歉，马克，23年前，我们在一起吃过章鱼。”

    “在混乱的战壕边。”吕西安叠好桌布，轻声地说。

    亚当斯贝格看着眼前的这个鼠疫学家。小旺多斯勒身体瘦长，有点神经质，头发又黑又硬，长得像印第安人。他全身的衣服都是深色的，只是皮带有点耀眼，他手指上还戴着银戒指。亚当斯贝格注意到他穿着带扣的黑色靴子，沉甸甸的，很像卡米尔的靴子。

    “如果你想进行一场私人谈话，”他对亚当斯贝格说，“我想我们得到外面去。”

    “好吧。”亚当斯贝格说。

    “你是否遇到鼠疫问题了，探长？”

    “准确地说，是一个鼠疫专家问题。”

    “就是那个写4字的人？”

    “是的。”

    “和昨天的死者有关吗？”

    “你看呢？”

    “我看有关系。”

    “为什么？”

    “由于黑色的皮肤。但4字是用来抵抗鼠疫而不是带来鼠疫的。”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受害人没有得到保护。”

    “没错。你相信这个数字的作用吗？”

    “不相信。”

    亚当斯贝格遇到了旺多斯勒的目光，他的目光好像很真诚，但又有点愤怒。

    “不比我见到的护身符、戒指、土耳其玉、外婆绿、红宝石以及数百种人们以为能起保护作用的吉祥物更有用，而那些东西显然比4字贵重得多。”

    “人们戴戒指吗？”

    “有条件戴都戴。有钱人很少死于鼠疫，他们并不知道保护他们的是房子，他们的房子往往很坚固，老鼠进不去，进去的都是人。他们更相信是贵重的钻石在起作用：穷人不戴宝石，所以他们死了。钻石是王中王，是最佳的护身物：人们认为钻石戴在左手能避凶趋吉，所以订婚的时候，有钱的男子习惯给未婚妻送一颗钻石，帮助她躲避灾难。这是传统，但现在人们都忘了为什么，也忘了4字的意思。”

    “但凶手没忘。他是从哪儿发现的？”

    “书上，”马克•旺多斯勒急切地说，“如果你问的是这个问题，探长，我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我首先应该问你，星期一半夜两点左右你在哪里？”

    “那是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吗？”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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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医判断受害者死亡的时间是在1点30分左右，但亚当斯贝格希望留有余地。

    旺多斯勒往后捋了一下又硬又直的头发，问：“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很抱歉，旺多斯勒。很少人知道这个4字的意思，很少很少。”

    “这很符合逻辑，马克，”老旺多斯勒插话说，“这是他的工作。”

    马克气愤地挥了一下手，然后站起身来，抓住扫把，敲了一下。

    “是要圣马蒂厄下楼。”老旺多斯勒解释说。

    大家在沉默中等待着，寂静中只有吕西安洗碗碟发出的声响，他对谈话不感兴趣。

    一分钟后，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走进门来。他奇胖无比，只穿着一条宽大的长裤，腰上扎着一根绳子。

    “谁找我？”他压低声音问。

    “马蒂厄，星期一半夜两点我在干什么？这很重要，不要乱说。”

    马蒂厄想了一会儿，皱了皱稀疏的眉毛：

    “你去熨烫衣服去了，回来得很晚，差不多10点才回来。吕西安给你弄了点吃的，然后他便和弗罗迪回自己房间去了。”

    “是埃米丽，不是弗罗迪，”吕西安转过身来纠正道，“你老是记不住他的名字，这太糟糕了。”

    “我们与教父打了两局牌，”马蒂厄接着说，“他赢了320法郎，然后就去睡了。你开始给布兰太太然后是德鲁耶太太烫衣服。半夜一点，你收起烫衣板，想起第二天还要交付两副床单。我过来给你帮忙，我们在桌上把两副床单烫完了，我用的是老熨斗。两点半，我们把床单叠好，分开两包包好。我们上楼睡觉时，遇到了下来撒尿的教父。”

    说完，马蒂厄又抬起了头。

    “他是史前史学家，”吕西安在洗碗池旁边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你可以相信他。”

    “我可以离开了吗？”马蒂厄问，“我正在粘东西呢！”

    “去吧。”马克说，“谢谢了。”

    “粘东西？”亚当斯贝格不解地问。

    “他在粘地窖里的史前燧石制的石器。”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他不明白，他只知道自己根本弄不懂这屋子是干什么的，也弄不懂屋里的住客在干什么。显然，要在这里干一段时间才能明白，但这不是他的事。

    “马蒂厄当然可以撒谎，”马克•旺多斯勒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分别问我们床单的颜色。他不可能改变日期。我甚至在第二天早上就把床单送到了沙瓦西路22号的图森太太家。你可以去核实。我白天翻晒，晚上熨烫，第二天送回去。两床浅蓝色床单，上面印着贝壳，还有两床印着棕色的玫瑰，反面是灰色的。”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仆人的证词无懈可击。这家伙对洗衣铺很熟。

    “好了，”亚当斯贝格说，“我把事情跟你简要叙述一下吧。”

    亚当斯贝格讲得很慢，花了25分钟才把4字的故事、宣读广告的若斯和昨晚的凶杀案讲完。旺多斯勒父子听得很认真。马克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肯定。

    “现在你面临的，”亚当斯贝格最后总结道，“是一个传播鼠疫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者，所以他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这看得出来，但他发明了太多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亚当斯贝格翻开笔记本，问。

    “每当遇到鼠疫，”马克解释道，“人们就大为恐慌，去寻找‘灾星’，寻找人间该受惩罚的罪魁祸首，当然，上帝除外。他们知道空气污染是罪魁之一，但他们无法惩罚空气。所以他们寻找‘鼠疫的传播者’，指责有人把软膏、油污之类的东西涂抹在门铃、门锁、楼梯扶手和墙面上，从而传播灾难。一个可怜的家伙只要不小心把手按在墙面上都有可能造成数千人死亡。已经有许多人被吊死了，人们把他们叫做传播者和污染者，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们干这种事有什么好处。你们现在有个传播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并非随意传播，他只进攻一人，而保护其他许多人。他是上帝，他支配着上帝之灾。作为上帝，他要选择他将带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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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知道所有被选中的人之间有什么联系，但现在毫无结果。”

    “有传播者就有传播媒介。媒介有什么用呢？你有没有在被写上4字的门上找到软膏的痕迹？门锁上呢？”

    “我们没有找。媒介有什么用，受害者是被掐死的。”

    “我寻思，在他的逻辑中，他不认为自己是凶手。如果他自己想杀人，他就没必要编造有关鼠疫的这种种故事。他利用了一种灾难作为媒介，放在他和他要消灭的人之间。杀人的是鼠疫，而不是他。”

    “那些广告就是从那儿来的。”

    “他以炫耀的方式策划鼠疫场面，把鼠疫当做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惟一罪魁祸首。这样，他必然需要一个媒介。”

    “跳蚤。”亚当斯贝格推断说，“昨天，我的一个助手被死者身上的跳蚤咬了。”

    “天哪，跳蚤？那个受害者身上有跳蚤？”

    马克突然站起来，双手插在裤袋里，不安地问：“什么跳蚤？猫蚤？”

    “我不知道。我让人送到化验室化验去了。”

    “如果是猫蚤或是狗蚤，那就没什么好怕的，”马克沿着桌边踱步，“它们没什么用。但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如果那家伙真的让老鼠身上的跳蚤染上了鼠疫病菌，然后把它们放到大自然中，天哪，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老鼠身上的跳蚤真的很危险吗？”

    马克看着亚当斯贝格，好像亚当斯贝格刚才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实验室。”亚当斯贝格说。

    他走开去打电话，马克示意吕西安洗碗时轻点。

    “对，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化验完了吗？什么名字？天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

    亚当斯贝格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N，然后又写下一个O，他很难再记下去。马克从他手中接过铅笔，把他写了几个字母的那个词写完：Nosopsyllus Fasciatus，然后加了一个问号。亚当斯贝格点点头。

    “好，我记下来了。”他对化验员说。

    马克接着又写了几个字：携带病菌？

    “把它们送到细菌实验室去，”亚当斯贝格补充说，“寻找鼠疫菌，告诉他们袋口要扎两道，我已经有个同事被咬了。千万别让它们从实验室里跑出来。是的，同一个号码。马上。”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在里面的衣袋里：“我助手的衣服里有两只跳蚤。不是人身上的跳蚤，而是……”

    “Nosopsyllus Fasciatus的意思是‘老鼠身上的跳蚤’。”马克说。

    “在我从死者身上提取出来的信封中，还有一只跳蚤，死的。同一种类。”

    “他就是这样塞进去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也踱起步来。“他拆开信封，把跳蚤放到房间里，但我不相信这该死的跳蚤染上了鼠疫。我还是认为那是象征性的。”

    “可他象征到老鼠身上的跳蚤上去了，那可是不容易弄到的。”

    “我觉得他是在冒充。正因为如此，他亲自动手杀人了。他知道他的跳蚤杀不死人。”

    “不一定。你要把洛里翁家里所有的跳蚤都收集起来。”

    “怎么收集？”

    “最简单的办法是带一两只豚鼠进入他家，在那里呆上5分钟，豚鼠会把剩下的跳蚤都吸引到身上来的。这时，你立即把它们装到袋子里，送到实验室。然后，给那里消毒。别让豚鼠在那里呆得太久，跳蚤一咬完小白鼠，马上就会离开，重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必须在它们咬的时候把它们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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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亚当斯贝格把这个办法记了下来，“谢谢你的帮助，旺多斯勒。”

    “还有两件事。”马克把亚当斯贝格送到门口时说，“要知道你寻找的那个传播鼠疫的人，他关于鼠疫的知识并不那么丰富，他的知识有限。”

    “他在自己骗自己？”

    “是的。”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木炭上，‘黑色死亡’。这是一种想像，一个文字上的误会。Pestis atra的意思是‘可怕的死亡’而不是‘黑色的死亡’。受鼠疫传染的身体绝不会是黑色的，这里那里有些深蓝色的印痕罢了。这是一个迟迟未解的谜，也是一个普遍而流行的错误，大家都以为是这样，但这是错的。你寻找的那个人用木炭把尸体弄黑，他错了。他甚至犯了一个大错误。”

    “啊！”亚当斯贝格感到很惊奇。

    “要保持头脑冷静，探长，”吕西安走出房间时说，“马克太拘泥于细节了，像所有中世纪学家一样。他迷失在细节中，与重点失之交臂。”

    “什么重点？”

    “暴力，探长。人的暴力。”

    马克笑了，闪到一边，让吕西安出去。

    “你的这个朋友，他是干什么的？”

    “他的第一职业是惹人生气，而且不用付费，他是义务从事这一活动的：第二选择是研究现代社会，他是世界大战的专家，各时期的大冲突他都很清楚。”

    “好吧，你要跟我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真的在寻找一个姓名起首字母是CLT的人吗？”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放弃它吧。CLT只是一种著名软糖药剂的三个副词的缩写而已。”

    “你说什么？”

    “事实上，所有针对鼠疫的文献都把它当做是最好的建议加以引用：Cito longe,fugeas et tarde redeas的意思是：速逃，长时间以后迟归。换句话说，就是‘速走，长时间地离开。’这就是‘三副词疗法’：快、远、久。写成拉丁语就是：‘Cito,Longe,Tarde’，缩写就是CLT。”

    “你能替我记下来吗？”亚当斯贝格递过笔记本，问。

    马克草草地写了几行字。

    “CLT是你寻找的凶手给人们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也在用4字保护他们。”马克说着把笔记本还给亚当斯贝格。

    “我非常喜欢这些起首字母。”亚当斯贝格说。

    “我知道。有关鼠疫的情况，你能及时告诉我吗？”

    “你对这个案件关心到了这种程度？”

    “不是这样。”马克微笑着说，“而是因为你身上可能有老鼠身上的跳蚤。如果是这样，我身上也会有。其他人也如此。”

    “我明白了。”

    “赶快封住，好好洗净，这是对付鼠疫的另一个办法。”

    出门时，亚当斯贝格遇到了那个一头金发、身材高大的马蒂厄，便拦住他，问了他一个问题。

    “两副床单是米黄色的，”马蒂厄回答说，“反面是灰色的。另外两张是蓝色的，上面印着贝壳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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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贝格经过荒地上的花园，离开了夏斯勒路的那栋屋子，心中有些震惊。

    世界上有些人知道很多让人吃惊的事情。他们首先在学校里学习，后来又在社会上继续“深造”，了解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知识。他们把时间花在研究传播者、软膏、拉丁文的跳蚤和软糖药剂上。

    可以肯定，这只不过是马克•旺多斯勒的知识的一小部分。这些知识并没有在生活中给他帮太大的忙，不过，现在，它们要帮大忙了。

    实验室又给警队发来几份传真，亚当斯贝格一眼就认出来了：“特别广告”上没有任何指纹，除了若斯和德康布雷的指纹。可所有的广告上都有他们的指纹。

    “如果传播鼠疫的人敢用手去碰这些广告，我倒感到惊讶。”亚当斯贝格说。

    “他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信封？”当格拉尔问。

    “仪式问题。在我看来，他的每一举动都是很认真的。他不会把广告放在普通的信封里，而想把它装到一个昂贵的盒子里，因为这是十分高雅的行为，而不是你我或者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简单动作，当格拉尔。你无法想像一个大厨师会把鱼肉香菇馅酥饼放在一个塑料碗里。这是同样的道理。信封要配得上行为本身，必须极其讲究。”

    “勒盖恩和德康布雷的指纹，”当格拉尔放下传真，说，“两个坐过牢的人。”

    “是的。但时间都不长，九个月和六个月。”

    “但这已足够建立有用的关系了，”当格拉尔使劲地挠着腋窝，“撬锁可以在出狱以后学。他们的主要罪行是什么？”

    “勒盖恩是打人、伤人，想把人打死。”

    当格拉尔嘘了一声，说：“这已经很严重了，他为什么只坐几个月的牢？”

    “他有可减轻罪行的情节：他所揍的船主不肯维修和保养船只，船烂掉了，最后在海上沉没。两个海员被淹死，勒盖恩被直升机救起。他痛苦极了，朝船主冲去。”

    “船主受处罚了？”

    “没有，船主和当地航管所的那些家伙都没有被处罚，据若斯•勒盖恩当时陈述说，那些家伙受了贿，他们跟所有的船主都打了招呼，以至于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船主都不敢再雇用他。勒盖恩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工作。13年前，他一贫如洗地来到了蒙帕纳斯的大街上。”

    “他完全有理由痛恨全人类，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是这样。他充满愤怒，满腔仇恨，但勒内•洛里翁好像从来没有涉足过航海业。”

    “也许他是另外选择替死鬼，这看得出来。自己给自己塞信，勒盖恩不是最方便吗？而且自从我们在现场监视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特别广告’。勒盖恩是第一个知道我们在现场监视的人。”

    “知道现场有警察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海盗小饭店，晚上九点，所有的人已经嗅到警察的味道了。”

    “如果凶手不住在那个区，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杀了人，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正在追捕他。他在观察着他们，暗中监视着他们。”

    “这么说，我们白白监视了？”

    “我们监视是为了问心无愧，为了别的原因。”

    “德康布雷，也就是杜库埃迪克，他为什么坐牢？”

    “他在所执教的学校里企图强奸幼女，当时所有的媒体都曾争相报道。52岁时，他差点在马路上被人私刑处死。在开庭之前，警察不得不一直保护着他。”

    “我想起来了，杜库埃迪克案。一个女孩在厕所里受到了侵犯。看他的样子，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是吗？”

    “你还记得他的辩护吗，当格拉尔？高年级的三个学生，乘吃饭时人少的当儿，扑向一个12岁的女孩。杜库埃迪克狠狠地揍了那几个小流氓一顿，把那个女孩带离了那里。那个女孩半裸着，在他怀中大叫。人们在走廊里只看到这一幕。那三个学生的说法完全相反：杜库埃迪克强奸了那个女孩，他们去解救，杜库埃迪克打了他们，抱着那个女孩夺路而逃。双方的说法不一。杜库埃迪克最后输了，他的女朋友狠心地抛弃了他，同事们也远离他。大家都怀疑他。怀疑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格拉尔。现在还在怀疑。正因为如此，他才改名叫德康布雷。那个人在52岁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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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家伙今年多大了？32岁33岁左右？和洛里翁年龄差不多？”

    “洛里翁是在佩里戈上的中学，而杜库埃迪克在瓦纳教书。”

    “他可能找人当替死鬼。”

    “年龄那么大了还会这样做？”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有的老年人讨厌整个下一代？”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必须调查那两个家伙。德康布雷完全有可能塞进那些信件，他写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正是他破译了信中意思。他仅根据一个阿拉伯语就直接追查到了阿维森纳的《医典》那里。很厉害啊，不是吗？”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得不追查下去。我相信凶手就在宣读广告的现场，他在那里起步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选，这是肯定的，而且也因为他早就熟悉那个箱子。若斯的广告宣读，我们觉得怪怪的，他却相反，认为是传播消息的好办法，那个街区的居民都这样想。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坚信他会来听广告的，我敢肯定他在那里，在广告宣读的现场。”

    “没理由。”当格拉尔反对说，“这对他来说太危险了。”

    “没有理由，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格拉尔。我认为他就在那里，在人群中，所以我们一直监视着现场。”

    亚当斯贝格走出办公室，穿过中心大厅，来到巴黎的地图前。警察们用目光尾随着他，亚当斯贝格知道大家不是看他，而是看当格拉尔，当格拉尔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袖T恤衫，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亚当斯贝格举起右臂，所有的目光又回到了他身上。

    “晚上六点撤离办公室，回家消毒，”他说，“回家后，大家都去冲凉，头发也要洗，把所有的衣服，我强调一遍，把所有的衣服都扔到洗衣机里，水温60度。目的：消灭有可能藏在衣服里的跳蚤。”

    有人发笑，有人窃窃私语。

    “这是正式的命令，”亚当斯贝格说，“大家都必须执行，尤其是陪我去过洛里翁家的那三个人。你们当中从昨天到现在有没有人被跳蚤咬过？”

    有人举起了手，是克诺尔基恩，人们有点好奇地看着他。

    “我是克诺尔基恩警官。”他自报家门。

    “放心，你还有伴。当格拉尔也被咬了。”

    “60度，”有个人说，“那还不把衬衣给烫坏了。”

    “必须这样，要么干脆就把衣服烧了，”亚当斯贝格说，“反对者可能会得鼠疫，我说的是可能。我相信凶手放在洛里翁家中的跳蚤没有得鼠疫，而且也像别的事情那样是象征性的，然而，这一措施必须执行。跳蚤只在晚上咬人，所以，我建议你们一回家就去冲凉，随后根据规定消毒。消毒剂可以从衣帽间里拿。诺埃尔和瓦瑟内，你们明天去检查那四个专家在不在场，”亚当斯贝格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材料，“这四个人都是鼠疫专家，所以也是怀疑对象。”

    接着，亚当斯贝格又指着那个灰头发的笑眯眯的警察：“你……”

    “我是梅卡代警官。”那个警官半站起来，自我介绍道。

    “梅卡代，你到沙伊西路的图森太太家里查查床单的事。”

    亚当斯贝格递过一份材料，传到梅卡代手里。然后，他又指着一个绿眼珠、看起来挺胆怯的圆脸警察和来自格兰维尔的身体僵直的那个警察。

    “我是拉马尔警士。”那个老警察站得笔直。

    “我是埃斯塔雷尔警士。”圆脸警察自我介绍道。

    “你们俩去那29栋大楼，重新检查没有被写上4字的大门。目的：寻找软膏、油污和涂在锁孔、门铃和把手上的任何东西。要小心，戴上手套。那29个人是谁负责监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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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手举了起来：诺埃尔、当格拉尔、朱斯汀和弗洛瓦西。

    “有什么结果？有证据吗？”

    “什么都没有，”朱斯汀说，“所有的样品都与数字扫描不符。”

    “让-雅克•卢梭路的询问结果呢？”

    “毫无结果。大楼里谁都没有看见过陌生人，邻居们也什么都没有听见。”

    “密码呢？”

    “很容易弄到。大门的密码已用了多年，大家都知道，120个组合六分钟内就能解出来。”

    “谁负责询问另外28栋楼房的住户？没有一个人看见那个画家吗？”

    一个表情严厉的宽脸女警察态度坚决地举起了手：“我是雷唐库尔警官。谁都没有看见过那个画家。他肯定是在夜间干的，他的画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像往常一样，他作案的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

    “密码呢？”

    “许多门锁还要做石膏印，探长。他擦去了指纹，发现了油腻的地方。”

    “牢房里的伎俩。”朱斯汀说。

    “谁都想得到。”诺埃尔说。

    亚当斯贝格看了看挂钟：“6点差10分，撤吧！”

    半夜三点，一阵电话铃声把亚当斯贝格从梦中惊醒，是生物实验室打来的。

    “没有细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声音非常疲惫，“阴性。衣服上的跳蚤和信封里的跳蚤，甚至从洛里翁家里收集来的那12个标本都没有受到感染，干净得像一枚新硬币。”

    亚当斯贝格感到一阵解脱：“全都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全是。五公十母。”

    “很好，看住它们。”“它们已经死了，探长。”

    “没有花圈和悼词，把它们装在管子里吧！”

    他在床上坐起来，打开灯，搔了搔自己的头，然后打电话给当格拉尔和旺多斯勒，把化验结果通知了他们。他还逐一拨通了警队里其他26个警察的电话，给法医和德维拉尔也打了电话。没有人抱怨半夜里被吵醒。他把部下的名字全搞乱了，笔记本没有及时整理，他没有时间再记笔记，甚至没有时间打电话约会卡米尔。他觉得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是不想让他睡觉。

    7点半，他正从马莱徒步去警队，电话响了：“探长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我是值夜班的加尔东警士，12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两具尸体，一具在罗腾堡路，另一具离那儿不远，在苏尔特大道。裸体躺在碎石路面，身上有一层木炭。两个男的。”

    中午，两具尸体被抬走了，运去停尸房，交通恢复了正常。这一戏剧性的大展示，使公众都知道了那两具黑色的尸体。从今晚开始，电视新闻就会轮番轰炸，从明天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无法再隐瞒死者的身份，记者们很快就会去普莱街和图尔维尔大道他们的家中采访。

    两栋大楼内的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除了两扇，也就是死者的门。两个男人分别为31岁和36岁，一个有孩子，另一个也已经结婚。警队的三分之一人马都在忙这个案子，有的在发现尸体的地段寻找证人；有的在重新调查那两栋目标大楼，询问周围的人，寻找一切能把这两个死者与勒内•洛里翁联系起来的东西；剩下的则在办公室里敲键盘，写报告，登记新资料。

    亚当斯贝格靠在办公室的墙上，低着头。旁边就是窗，透过新装的窗栅，可以看到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生活在照常进行。有关谋杀案及其他“相关”细节的材料现在太多了，沉甸甸，他试图把它们都聚拢起来，但觉得一个人的大脑放不下，至少是他的大脑放不下。他再也理不出思路，他被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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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广告”的内容，埃德加-基吉内广场的种种琐事，勒盖恩和杜库埃迪克的犯罪记录，被写上4字的大楼，死者的身份及其邻居和家人，炭粉、鼠疫、信封、实验室的分析、医生的电话、凶手的特征……道路纵横交错，他无从选择，迷失其中。他第一次觉得当格拉尔老是抱着电脑不放是对的，不像他，整天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

    一个晚上又死了两个人，一下子死两个。由于警察看守着大门，凶手便把受害者引到外面加以杀害。他绕过了障碍，用的办法如此简单，就像当年德国人用飞机穿越马其诺防线①一样，因为法国人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住了。

    在罗腾堡路死者所住的大楼前监视的两个警察，曾看见让•维亚尔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走出大楼。总不能不让他出去约会吧？尤其是那个维亚尔，他对那个“乱七八糟的4字”根本不感兴趣，正如他曾向负责看守大楼的警察所说的那样。另一个死者，弗朗索瓦•克拉克是晚上10点离家的，出去逛逛，他说。守在他家门后的警察让他感到窒息。

    天气温暖，他想出去喝一杯，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两个人都是被掐死的，像洛里翁一样，前后相差一个小时。系列谋杀。然后，尸体被装在一辆车上搬走，也许是一起搬的。尸体在车上被脱光衣服，涂上炭末。最后，凶手把尸体及其所有的东西都扔到12区的大马路上，那是快出城的地方。

    凶手不会被人看到，因为这一次，尸体没有按照宗教仪式仰面躺着，双臂合十，而是被匆匆忙忙地扔到了路上。亚当斯贝格推测，最后一个步骤做得这么马马虎虎，他是不得已，他肯定会感到不满。半夜里，谁都没有看到什么。巴黎虽然有200万居民，但在平时，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像山村那样荒凉。不管首不首都，在苏尔特大道和在比利牛斯山区睡觉是一样的。

    人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的新信息，是三个死者都是30多岁的男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这么多了，没有更详细的东西，其余的细节完全不相吻合。让•维亚尔不像第一个死者那样在郊区读专科学校，他出生于高尚住宅区，后来成了信息工程师，娶了一个当律师的太太。弗朗索瓦•克拉克的出身要平民化一点，他是一个腰圆肩宽的大汉，在一家卖红酒的大商行里当搬运工。

    亚当斯贝格仍靠在墙上，给法医打电话，法医正在检查维亚尔的尸体。接电话的人去找法医时，他乘机在笔记本查了查法医的姓：罗曼。

    “罗曼，你好，我是亚当斯贝格，很抱歉打搅你。你能肯定他们是被掐死的吗？”

    “毫无疑问。凶手使用的是一根很牢固的绳子，也许是一条很粗的塑料绳，死者脖子上有很清楚的印痕。可能有条带活结的带子，凶手只需向右勒，并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而且，他改进了技术，进行双重谋杀：两个死者都喝过一口浓度很高的催眠药。但催眠药起反应的时候，凶手已经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了，这样更快，也更保险。”

    “洛里翁身上有被咬的伤痕吗，虫咬的伤痕？”

    “天哪，我忘了写在报告上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他的腹股沟有被跳蚤咬过的痕迹，刚咬不久的。维亚尔身上也有，在右腿内侧和脖子上，时间有些久了。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最后一名死者呢。”

    “跳蚤会去咬死了的人吗？”

    “不会，亚当斯贝格，无论如何都不会。身体一发凉，它们就会离开。”

    “谢谢，罗曼。检查一下有没有细菌，就像检查洛里翁一样。谁知道会有什么事。”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回口袋，手指按着眼睛。这么说，他弄错了，装有跳蚤的信封并不是在杀人的时候放的。把跳蚤塞进信封和杀人隔着一段时间，因为跳蚤还来得及咬人。对维亚尔来说，这段时间甚至还挺长。法医发现他的咬痕时间已久。

    他背着手，转身回到房间。这么说，传播者严格遵守仪式，首先把拆开的信封塞进受害者的门底下，过了一会儿后才回来。这次，他强行撬开锁，掐死受害者，口袋里装着炭末。他干了两次，第一次是放跳蚤，第二次是杀人，还不包括写那些可恶的4字和准备广告。

    亚当斯贝格感到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道路交错，他不知道该选择哪条道。他摸不透那个注重仪式的凶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以理解他的行为。激动之中，他拨打了卡米尔的电话。半小时后，他躺在了自己的床上，穿着衣服，但觉得像没穿一样，后来是真的没穿了。卡米尔扑在他身上，他闭上了眼睛。刹那间，他就忘了警队的27位弟兄正在大街上巡逻或在电脑前忙碌。

    两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了埃德加-基内广场。他感到舒服多了，卡米尔曾轻轻地拥抱着他，几乎可以说是保护着他。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探长，”德康布雷从门口向他迎来，“昨天没有，但今天又有了。”

    “没看见有人把它塞进箱子。”亚当斯贝格说。

享受人生

    “是用信寄来的。他改变了办法，不敢再冒险亲自前来。他通过邮局寄来的。”

    “寄到哪里？”

    “寄给若斯•勒盖恩，也就是说寄到这里。”

    “他知道若斯的名字？”

    “许多人都知道。”

    亚当斯贝格跟着德康布雷来到他的家中，拆开了那个大信封。

    “消息突然传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证实，鼠疫刚刚在城里的两条马路上同时爆发。好像那两个……发现有那种疾病的所有症状，极其清楚。”

    “勒盖恩念了吗？”

    “念了，中午念的。你说过要他继续念的。”

    “随着那家伙采取行动，现在，这些文字更加清楚了。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骚动不安、询问，在海盗小饭店里讨论得很厉害。我相信其中有个记者，他向若斯和其他人问了许多问题。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

    “谣言是不可避免的，德康布雷。随着最近的那些特别广告、星期二晚上的公告、早上的死亡事件，口子必须扎紧了。事情肯定会发生，传媒可能收到了传播者本人的通告，他想刮龙卷风呢！”

    “很有可能。”

    “这是昨天寄的，”亚当斯贝格翻过信封，说，“是在第1区寄的。”

    “宣布有两个人要死。”德康布雷说。

    “预言成真了，”亚当斯贝格看着他，说，“今晚，你会在电视中听到的。两个男子像麻袋一样被扔在人行道上，一丝不挂，身上涂得漆黑。”

    “一下子两个。”德康布雷低声说。

    他的嘴都变形了，白白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

    “在你看来，德康布雷，得了鼠疫的尸体是黑的吗？”

    这个文化人皱了皱眉头：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探长，更不是医学史专家，所以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去鉴别‘特别广告’。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现象和这种颜色。木炭、斑块、淋巴结炎、肿块，这些有，但没有这种黑色。过了很久才产生集体想像，那是由于语言的歧义所产生的，你知道。”

    “是的。”

    “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一错误一直存在，人们还是把鼠疫叫做是‘黑死病’。这几个词对凶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播恐慌的就是这几个字。他想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用骇人听闻的东西来震惊人们的灵魂，不管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于是，‘黑色死亡’像一门炮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亚当斯贝格坐在海盗小饭店里，在傍晚的这个时候，小饭店里显得非常安静。他向大个子贝尔丹要了一杯咖啡。窗边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见整个广场。一刻钟以后，当格拉尔打来了电话。

    “我在海盗小饭店。”亚当斯贝格说。

    “小心那里的苹果烧，”当格拉尔说，“那酒太特别了，一下子就会使你昏了头脑。”

    “我已经昏头昏脑了，当格拉尔。我晕头转向，我想我已经醉了，他已经弄得我精神失常了，我想他达到目的了。”

    “苹果烧？”

    “传播鼠疫的人。CLT，对了，当格拉尔，把这几个姓名起首字母忘了吧！”

享受人生

    “我的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

    “别打搅他了，”亚当斯贝格说着，拿出笔记本，翻到旺多斯勒替他写的那一页，“那是形容软糖冲剂的三个副词。”

    亚当斯贝格等待着助手的反应，但没有等到。当格拉尔自己也被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闪光的思想湮没了。

    “Cito,Longe,Tarde”，亚当斯贝格读道，“赶快走，长时间地走。”

    “他妈的，”当格拉尔过了好一会儿才骂道，“Cito，longe fugeas et tarde redeas。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谁都没有想到，连你也没有想到。他把我们都蒙了。”

    “是谁告诉你的。”

    “马克•旺多斯勒。”

    “关于这个旺多斯勒，我有情况要告诉你。”

    “免了吧，他与此案无关。”

    “你是否知道他叔叔曾经是警察，就在退休之前出了事？”

    “我知道。我和那家伙在一起吃过章鱼。”

    “噢，是这样。你可知道他的侄儿，也就是马克，牵涉到某些事情吗？”

    “罪案？”

    “是的，但没查到。那家伙一点不傻。”

    “我注意到了。”

    “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那四个鼠疫专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都很守规矩，手指上戴着宝石，家庭生活很亲密。”

    “真倒霉。”

    “是很倒霉。我们没有怀疑对象了。”

    “我已经看不到了，也感觉不到了，老兄。”

    亚当斯贝格的直觉眼看就要消失，当格拉尔应该感到很高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却因此而感到惋惜，甚至鼓励亚当斯贝格在这条他以前最为痛恨的路上走下去。

    “不会的，”他坚决地说，“你肯定会感到一个什么东西，至少有个东西。”

    “确实有一个，”亚当斯贝格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慢慢地承认说，“永远是同一个。”

    “说一说这个东西。”

    亚当斯贝格扫了广场一眼。那几小拨人已经开始围拢来，还有些人从小饭店里出来，去听勒盖恩宣读广告。远处，在梧桐树旁边，有人在打赌，赌船员在海上死还是活。

    “我知道他在那儿。”他说。
    “在哪儿？”

    “在这个广场上。他在那儿。”

    亚当斯贝格家里没有电视，他已经养成习惯，必要的时候就下楼，到离家100米开外的一家爱尔兰俱乐部去。那儿有音乐和吉内斯①的味道，女侍应埃尼德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可以在那里看电视，那台小电视机放在吧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于是，8点差5分，他推开了“都柏林黑水”的大门，悄悄地走到柜台后面。黑水，正是他现在的感觉，至少从早上开始就如此。埃尼德给他准备肉丁大土豆的时候——那些爱尔兰人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大的土豆的？如果人们有时间，也就是说，那个鼠疫传播者没有把人们弄得这样头昏脑涨的时候，人们都会这么问——亚当斯贝格悄悄地看着电视新闻。电视里播的差不多正是他所担心的东西。

    主持人说，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早晨之间，巴黎突然死了三个人，星期三和星期四又出现了令人惊慌的情况。受害者都住在门上写了4字的大楼里，而这些4字正是前一天晚上巴黎警察总局在特别通告中所警告的内容，尽管警方在通告中没有解释这一数字的意义，但由于法新社收到了作者的一封短信，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于这封匿名信必须极为小心，因为根本弄不清信中的内容是真是假。然而作者却肯定地说有三个人死于鼠疫，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早就开始保护首都的民众，防止那个灾难的出现，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当众宣读的广告中曾一再提到那个灾难。这样抢功劳，无疑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虽然尸体上有“黑死病”的各种迹象，但警察总局肯定地说，那两个不幸者是在一桩系列谋杀案中受害的，是被人掐死的。亚当斯贝格还听到电视上提到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