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足球，曾经的体改先行者

百城客

京华时报



　　十年甲A，五年中超，四次冲击世界杯，三次铩羽而归。15年间，这些数字在亿万中国球迷心头划下了深深的刻痕。

　　1994年，中国足球拉开了职业化改革大幕，开始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苍白的战绩不应抹杀这场变革的功效。在那些真正爱足球的人眼中，中国足球如同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虽然尚在黑暗中徘徊摸索，但只要沿着改革的轨道，黎明在前方，春天在前方。

　　职业伊始

　　1978年，日后被誉为“中超教父”的郎效农从宁夏足球队退役，那一年他31岁。在那个改革刚起步的年代，他脱下了守门员手套，投身足球管理工作。

　　在宁夏体委工作数年后，1984年，他前往北京参加教练员培训班。在班上，他结识了一名新同学，名叫徐根宝。彼时，两人都未曾想到，未来他们会因职业联赛而扬名天下。

　　当时的中国，在各省市体委下属有体工队，体工队中包含足球队。每年各地的足球队集中进行赛会制比赛。辽宁队因连续10年夺冠，有了“十冠王”的美誉。然而，当时走入赛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足球并没有众多的拥趸。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总共3次冲击世界杯，均无功而返。1992年，徐根宝兵败吉隆坡，国人对足球的信心跌至冰点。也是在当年，中国足球改革迎来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

　　此时，郎效农已从宁夏调到北京加入中国足协。他参加了这场被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会议。

　　“红山口会议”因在海淀区红山口召开而得名。会上，相关领导提出“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等人开始投入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

　　1993年，日本首届足球职业联赛开始。郎效农等人陪同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前往日本考察。郎效农看了两场比赛，他记得赛场内人山人海，宛如节日。日本考察之旅，刺激了中国足球改革的神经。在参考日本联赛相关文件后，中国足协竞赛部完善了职业联赛的准备工作。

　　一年之后，1994年4月17日，四川成都体育中心，王俊生宣布，1994年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幕。走投无路的中国足球，自此走上了让许多人尚感陌生的职业化道路。

　　彼时，赛场内欢声如雷，王俊生一分半钟的开幕讲话被打断了两次。那场比赛中，十冠王辽宁队被当时并不著名的四川全兴队逼平。

　　通过电视转播，数十万人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后，王俊生给袁伟民打电话报平安：“一切都很顺利，观众很热情，看台上密密麻麻，我们赢了。”

　　比赛中一个巧合值得玩味。这场甲A首场比赛执法的裁判是日后的“金哨”陆俊，而助理裁判则是此后因“黑哨”入狱的龚建平。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甲A联赛开始了十年黑白混杂的江湖岁月。

　　甲A年代

　　郎效农已记不清他在甲A首年的行踪，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串串数字。1994年开始，连续3年，足球联赛的入场观众和市场收入屡创新高。 1995年，每场联赛的入场观众数平均达到2.2万人，1996年则增长为2.4万人。覆盖全国乃至亚洲的电视转播，让许多人变成了甲A联赛的忠诚球迷，他们开始品味职业足球的味道。

　　一切都在按照“红山口会议”之后设计的蓝图运行。郎效农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体制，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训练比赛等体育劳动创造出比赛产品，并以门票、电视转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实现价值，获得自我生存和发展。

　　“它不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充满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风险。”郎效农说，正是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足球在改革初期呈现短暂繁荣。

　　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充满着激情与戏剧性。一群夹着劣质公文包、模样酷似乡镇企业家的老总们，带着一群此前还在体工队食堂抢包子吃的穷小子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3年，郎效农的同窗徐根宝从国奥队下课后，回到阔别18年的上海滩，从此，甲A联赛成为他最重要的舞台。

　　在徐根宝帐下有一员虎将——日后成为上海城市英雄的范志毅。1994年的范志毅尚显稚嫩，当年年初，在昆明海埂基地内，他对着央视镜头腼腆地说，“大家给个面子，来给上海申花队加油”。数月之后，申花首轮比赛结束，范志毅等球员便每人分到了2800元奖金。一夜暴富让这些初尝职业化滋味的年轻人不知所措。

　　球员体会到幸福，球迷则享受着快乐。一个佐证反映了甲A首年球市的火爆，那一年，百余名四川球迷开始包飞机去上海看比赛。在娱乐生活尚属贫瘠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周末看球成为流行的休闲方式。

　　球迷回来了，钞票增多了，职业联赛带来的种种变化让足协惊喜，让媒体惊叹。圈内人士称，这些变化源自体制的转变。那是一种挣脱了计划体制束缚后展现出的特立独行的个性。

　　甲A首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美国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许多中国球迷看完比赛后意犹未尽，转而把热情倾注于国内联赛赛场。那时，人们希望通过职业化的4年锤炼，国足能脱胎换骨，冲进下届世界杯。

　　兵败金州

　　甲A大幕开启后的4年内，大连万达3次夺冠，成为联赛霸主；而十冠王辽宁队则在1995年降级。计划时代的王者与职业时代的新贵完成时代交接。

　　因为足球，大连名声大噪。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在接待上海客人时也不忘谈起大连万达与上海申花的连沪争霸。“足球城”成为大连最美的一张名片。

　　1995年，大连万达将主场设置在金州体育场，自此开创了50余场甲A不败的空前纪录，金州体育场成为足球福地。

　　1996年，中国足协确定金州体育场为中国国家队1997年十强赛的主场，希冀借这块福地来帮助中国队圆梦。

　　其实早在1996年甲A开赛之前，备战十强赛的气氛就已空前浓烈。海埂基地内，足协首次推出万米跑。这项并不完全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测试，成为众多球员的噩梦。

　　在反复的跑圈和紧张的联赛之后，当年9月，中国队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程。随后，在金州主场，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成为一场关键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取胜，则出线前景一片光明，反之则希望渺茫。

　　然而最后2比3的比分，让全场哑然。

　　一张名为“无泪”的照片凝固了那场比赛结束的瞬间——一名女球迷，扒着金州体育场的防护网向场内张望，而场内早已空无一人。

　　当时，郎效农在现场观战。比赛失败后，他立即预想到两个结果，一是总结这场失利并推动改革，另一个就是有人会利用这场比赛来否定职业化改革。

　　而在比赛当日，他来不及思索，便离开金州体育场返回城区。当夜传来的消息让他惊诧，在国足下榻的东方宾馆，数百球迷围住大门并烧纸送葬。此后媒体哗然，铺天盖地的批评指向足球改革。

　　“那时职业联赛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该因为国足失败就指责改革失败。”郎效农说，金州兵败成为足球改革从初期繁荣到步履维艰的转折点。此后，每逢国家队失利，舆论都会问责职业联赛，归咎于职业改革的失败。一些深化改革的建议，也因此被搁置。

　　金州折戟后的第三天，网友老榕写了一篇著名的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两周后，《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无数球迷被帖子感动。

　　金州的那滴眼泪，那般灼热，烫伤了无数球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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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欢乐

　　噩梦过后，生活还得继续。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失败影响了下一年的职业联赛。球市虽然底气尚存，但人们对联赛的要求不断提高，浮躁的气息开始笼罩甲A赛场。

　　1998年，郎效农担任足协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在那一年的足球记忆中，下课声取代了加油声，成为赛场的主旋律。众多俱乐部过于重视比赛的结果，而忽略了长远建设，换帅成为当年的流行词。

　　1998年春天，徐根宝成为大连万达的新任主帅。当年大连万达提前5轮成为联赛冠军。然而在此后的足协杯决赛中，大连万达在点球决战负于辽宁天润。比赛结束后，因质疑裁判判罚，大连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冲入赛场，怒向裁判。

　　随后，王健林宣布大连万达永远退出足球圈。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称裁判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退出是对中国足球长久以来看法的爆发，“哀大莫过于心死”。

　　王健林之哀，源自联赛内频繁发生的假球与黑哨事件。央视回顾甲A的专题片中称，“1998年的职业赛场，假球黑哨近乎于失控”。当年赛场之内，报端之上，假球质疑声不绝于耳。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4月，阎世铎成为中国足协的新任掌门。上任不久，他就开始了大手笔出牌，宣布“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联赛只降不升”，开了联赛为国字号球队让步的先河。

　　在足协主导之下，此后的联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联赛也失去了竞争力。评论家称，为了国家队牺牲联赛，给中国足球的乱局埋下伏笔，也成为改革潮流中的一次倒退。

　　2001年，中国国家队再次起航，冲击世界杯。当年8月，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神奇教练米卢身着火红的T恤带领着弟子们出场，他们面临的对手是阿联酋队。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便以3比0领先。陌生的喜悦让球迷猝不及防，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情绪，于是便在场内唱起了《难忘今宵》。两个月后仍是五里河体育场，随着于根伟一锤定音，中国队提前出线，冲进世界杯。

　　那一天比赛结束后，五里河没有眼泪，只有笑容。老榕再次写了篇文章，名叫《五里河，五百里欢乐的河》。

　　郎效农把这次胜利归功于8年联赛的沉淀与积累。事实证明了他的论断，那一次十强赛中国队的关键人物，郝海东、范志毅、于根伟都曾是甲A联赛锤炼出的英雄。

　　冲击世界杯的成功给球迷带来了短暂的欢乐，但随后在韩日世界杯上的糟糕战绩，让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中超元年

　　就在国足传来出线喜讯之时，国内的甲B赛场却连续爆出假球丑闻。甲B联赛连续两场诡异的比分，让阎世铎震怒，说出“乱世需用重典”的经典语录。

　　然而，足协的重典似乎并未起到效果。2002年，裁判龚建平被捕；2003年，他以累计受贿37万元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黑哨”尖锐的笛音刺穿国人耳膜。

　　彼时，因足球改革的停滞，职业联赛成为改革的“半成品”。各个俱乐部投入巨资打造的联赛体系，因缺乏有效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联赛中种种恶习已成顽疾。

　　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足球走入发展瓶颈，改革迫在眉睫。事实上，自2001年起，郎效农便开始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在郎效农等人的构想中，将要诞生的中超联赛要实施三项变革：体制变革、俱乐部建设公司制、建立和完善俱乐部梯队和建立中超联赛公司。

　　2003年，甲A走到第十个年头。十年的沧桑让中国足球体验到市场大潮的汹涌澎湃，也饱尝了转身变革之难。

　　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幕拉开。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人们发觉甲A的弊病并未根除。媒体开始称，所谓中超只是“换汤不换药”。

　　郎效农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认为提出这种说法情有可原，“除了中超、中甲、裁判、纪律等几个委员会略具表面的雏形之外，其他几乎什么都未予落实”，他认为中超本应是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但因改革受阻而进步不大。

　　在郎效农看来，因改革不力久负骂名的中国足协其实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相关行政机构。改革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足球运动。

　　这种行政手段干预的苦果，在中超元年彰显。当年10月2日，中超元年第14轮，因对主裁判罚不满，北京国安球员集体退场罢赛；此后大连实德也在比赛中罢赛，刚刚诞生的中超陷入乱局。

　　随后，大连实德等7家俱乐部联合起来，组成G7联盟，人称改革派。改革派咄咄逼人，一时间炮轰足协，连续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等关于中超联赛的改革意见，以“不答应条件就罢赛”相胁，并向国家体育总局致信要求改革。

　　改革派的集体起义缘于联赛中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他们希望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摆脱行政干预的阴影，为俱乐部获取更大的利益。郎效农所倡导的改革，是希望摆脱行政机构的束缚。而改革派的矛头，则直接指向足协。虽然方向不同，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希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使足球更为职业化。

　　“改革派”长达3个月的“百日维新”，在取得少量成就后，最终因时机和方式不成熟失败，7家俱乐部各奔东西。风波虽止，但中国足球也随之陷入沉寂。

　　足球之殇

　　2008年，中国足球走入职业化的第15个年头。

　　此时，中超城头王旗变换，中超冠军已几经易主。2008年冬天，从甲B杀回甲A并在中超搏杀多年的辽宁队再次降级，15年恍如一个轮回。

　　中超的变幻多姿未能吸引更多国人眼球，国足惨淡的战绩让更多人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国足”的戏言。

　　2004年，阿里汉率国足冲击德国世界杯未果；2008年，杜伊和福拉多的组合执教也未能让国足拿到南非世界杯的入场券。

　　2005年，谢亚龙成为足协的新掌门。他所推行的国奥队战略，与阎世铎的豪赌世界杯如出一辙。在牺牲了联赛甚至国家队后，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上依然折戟沉沙，“谢亚龙下课”成为最流行的口号。

　　此时，沈阳绿岛门前的强赛纪念铜像已被拆除，五里河体育场也已在爆破中烟消云散，米卢带来的快乐足球早已不再快乐。职业联赛火种虽存，但火光微弱。

　　2007年，郎效农从足协退休，闲居在家。2008年岁末，网上流传称足球改革已失败，将回归旧体制，各地方体育局和足协收回职业俱乐部的所有权。郎效农对此勃然大怒，他称“退回旧体制，只能把中国足球引入历史的死胡同”。

　　他认为足球改革走到今天，症结在于管理机构固执地坚持以行政意识、政绩功利和强制手段对已市场化的足球实施行政管理。“中国足球也好，中超联赛也好，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也必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位为足球奉献了一生的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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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霍星

　　身份：北京球迷协会理事

　　我是在皇城根下长大的北京孩子，出生于1980年，算是80后的中国球迷。童年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喜欢足球。我的父亲是一名老球迷，每当他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时，我就换台看动画片。那时觉得，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一点都不好玩。真正对足球有了感觉是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被班上的一名同学拉去到现场看球。记得是在工体看的国家队一场比赛，对手是谁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球场热闹又欢乐的氛围感染了我，我慢慢开始喜欢足球。

　　1994年甲A开幕后，因为国安是北京的球队，所以我开始喜欢看国安的比赛，但谈不上痴迷。记得第一年国安的成绩平平，最后获得了第八名。事情的转机是在1995年，那一年同学找我到现场看国安的主场比赛。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场是北京国安对阵青岛海牛，赛场内欢呼如雷，那种快乐的氛围一下感染了我，从此喜欢到现场看比赛。从1995年到2007年，北京国安的所有比赛，包括联赛、足协杯、商业比赛，我一场都没错过。1995年，国安踢得特别好，那时候主场在先农坛。体育场内能容纳的观众不到2万人，但几乎每场比赛都有八成以上的上座率。在赛场看球，和通过电视看球感觉不一样，现场看球的氛围好像节日一样。

　　刚开始看国安比赛的时候，一个队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迷恋上之后，我开始大量收集关于国安的各种资料。1995年国安俱乐部散发的彩印宣传品，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后来，高峰、曹限东等国安球员成了我的偶像。1995年时，我还读初中，学校在美术馆附近。每天放学后，我都要骑自行车去先农坛看国安队训练。看门的不让进，我就翻墙进去。那时候球员也随和，我经常向他们索要签名。我的白汗衫和校服上签满了名字。

　　1995年现场看球之后，我就加入了北京国安的球迷协会。那时候球票是几十元一张，我买球票的钱都是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可能因为爸爸是球迷吧，家里对我看球还是挺支持的。记得1995年国安最后一轮比赛，对手是广东宏远，只要取胜，国安就能获得联赛亚军，所以那场比赛的球票成了抢手货。比赛开赛前三四天开始售票，因为我要上学，就托妈妈去帮我买票。我妈妈凌晨4点就去排队，那时买票的队伍已经从先农坛一直排到永定门拐角的地方。最后，妈妈终于帮我买到了球票，拿到球票时我心里高兴极了。

　　1997年，国足兵败金州后，球市变得惨淡。我记得那时国安的主场已经搬到工体，但到现场看球的人明显少了。记忆犹新的是，1997年我到工体去看国安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对手是那时还是甲B的辽宁队。当天下着雨，来看球的人寥寥无几。那场比赛国安输了，比赛结束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看台上，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这个场景被北京电视台拍到了，在随后的绿茵传真节目中还特意播出这个画面，配了一首很忧伤的歌。虽然因此上了回电视，但心里很难受。

　　随着年龄增长，足球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时我在国安的球迷协会负责宣传联络工作，设计了很多比赛时球迷助威用的宣传横幅。很多都很有意思，比如和天津比赛，我们就写上北京要吃掉天津包子之类。那时候对足球的热爱，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吸毒成瘾一样，一场不看都难受。除了国安之外，我也是国家队的忠实球迷。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到沈阳五里河看米卢带队冲击世界杯。那次活动是协会组织的，我们一共100多名球迷乘坐两辆大巴车前往沈阳。10月7日那天，于根伟一个进球让中国队圆梦。当时我们协会的会长痛哭流涕。我当时就想，看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这一次终于值了。

　　2004年，国安的球迷协会改为北京球迷协会，我成为协会的正式工作人员。在协会中我结识了一名女孩。2004年亚洲杯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球，散场后我送她回家。后来，她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们都是国安的球迷，有共同的爱好，现在正在准备结婚。这也是这么多年看球以来，我最甜蜜的收获。

　　现在中国足球有很多问题，联赛中有假球和赌球，国家队成绩也不好。但我相信，如同“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一样，只要有向上的决心和斗志，中国足球一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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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幕，中国足球走入职业化。

　　□1997年

　　戚务生带队征战十强赛失败，中国队无缘法国世界杯。

　　□2001年

　　中国国家队历史性提前两轮出线，获得韩日世界杯门票。

　　□2002年

　　中国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小组赛上3场皆负被淘汰出局。

　　□2004年

　　中国国家队冲击德国世界杯失败，无缘十强赛。同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2008年

　　中国队冲击南非世界杯失败，无缘十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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