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合伙公司的1960年--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7)
巴菲特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说：
1960年股票市场总的形势：
一年前，我曾根据1957年从583点上升到679点，即上升了16.4%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对有些不完善的市场形势做出了评论。尽管实际上所有的投资公司当年都有赢利，
但其中不足10%的公司能够跟上或高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道琼斯有效平均指数有轻微的下跌，下跌很大的是铁路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1960年，经济形势倒转过来了。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从679点下跌倒616点，下降了9.3%。算上拥有道琼斯工业股票所带来的股息，总损失为6.3%。另一方面，尤迪利特股票的平均指数显示良好的获利纪录，尽管现在不能得到所有的结果，我估计大约90%的投资公司要好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大多数投资公司总的结果看起来都在上升5%和下跌5%之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653只股票亏损，只有404只股票盈利。
1960年的经营结果：
我在管理合伙经营资金方面目标，仍是达到盈利率长期高于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业绩纪录。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我相信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总是和最好的投资公司的盈利率不相上下，如果我们不能达到高于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话，我们的合伙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存在。
但是，我已经指出，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相比，我们可能达到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纪录都不要期望用相对稳定的业绩去证实，与此相反，假如达到这样优秀的业绩，这将是在股票市场价格稳定或是下跌的情况下，通过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来完成的；在股票市场价格上涨的行情下，则是通过与平均水平持平的业绩或是甚至低于平均水平的业绩来完成的。我认为一年中我们下降了15%，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降了30%，这与我们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都上升了20%的时候相比，就算是业绩非常突出的一年。一段时间过后，生意有兴隆的时候也有衰退的时候，如果好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坏的时候就非常沮丧是不会有所得的。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重要的是以低于标准杆数的成绩去打赢某个球道。在一个标准杆数为3杆的球道上，如果你的成绩是4杆的话，那么，你的成绩就不如在标准杆数为5杆的球道上你用5杆击球入洞的成绩。假设我们把标准杆数是3和标准杆数是5的两个成绩平均起来是不现实的。
我把我的人生观告诉大家，是因为今年我们有许多新的股东成员，我想确保他们能明白我的奋斗目标、达到这些目标的衡量标准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基于这一点，1960年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高于平均值的一年。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5.3%的总损失率比起来，通过今年的运作我们七家合伙公司的盈利达到了22.8%。
在此应该再次强调的是这是合伙公司的最终结果。有限合伙人的最终结果将依据他们制定的合伙公司协议而定。
总的赢利或损失是可以以市场为根据计算出来的。考虑到增加投资或撤回投资的金额后，这样一个结果是基于年初对合伙公司资产的清算来实现的。当然，这不同于纳税结果的计算，因为纳税结果可以从成本上对证券进行估价，只有当证券真正售出后才能知道是赢利还是亏损。
虽然四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不足以让我们得出某种推论，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股票行情有所下跌或是静态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的经营结果会相对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事实确实如此，这表明我们的投资组合相对于我们拥有“蓝筹股”的情况下可能要保守的多，尽管确实是不太符合常规。在蓝筹股急剧上涨的市场行情下，在赶上他们的业绩方面我们可能确实存在困难。
合伙公司的多样性
上面的图表显示我们的合伙公司在不断地壮大，和我们合伙公司群的平均值相比，还没有任何一家合伙公司的业绩一直高于或低于我们，虽然我们努力让所有的合伙公司在同一种股票上投资相同的数额，但是，每年的经营结果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把现有的合伙公司并入到一家大的合伙公司的方式来消除。这样的措施同时还会消除太多细节性的东西以及相当一部分费用。
坦白地说，在未来的几年，我有意沿这个方向发展。问题是各位合伙人对合伙公司的运行方式各有所偏爱。没有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预付款
好几位合伙人都曾问过是否能增加投资，虽然有此先例，但在经营过程中要想修正合伙公司的经营协议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当有限合伙人中不止一个家庭时更是如此。所以，在混合型的合伙公司中附加利息通常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们确实在每年的经营过程中接受预付款，和合伙公司的利息，利息率是6%。当时，按照合伙人对经营协议的修正，预付款加上利息被添加到合伙公司的资本金上，此后，预付款放入公司的损益表中。
桑伯恩地图公司
去年，有人提到占到我们净资产35%的一笔数额很大且不同寻常的一项投资，同时，人们还议论说，我希望这项投资包括在1960年度投资中。这种希望被物化了。可能你对这么大数目的投资历史感兴趣。
桑伯恩地图有限公司从事出版以及美国所有城市详细地图的不断修正工作。比如说，仅奥马哈的地图册就可能重达50磅，对每一处的建筑都做出了仔细而准确的说明。通过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对原地图进行修正，在涂过糨糊的地方标明新的建筑物的名称，业主的变换、新的消防设施的配置，建筑材料的变换，等等。这种变动几乎每年都要在地图上标出，当地图不能进一步通过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时，新的地图就要重新出版一次，地图每隔20年—30年就要更新一次。对于奥马哈的消费者来说，每年花在修正地图上的费用大约有100美元。
详细的信息表明街道下面总水管的直径，消防栓所在位置，屋顶的构成等，所有这些对火险公司至关重要。位于中央办公室的保险业的各个部门，可以通过遍及全国的代理人对企业进行价值的评定。其理论是“一幅照片顶得上一千句话”，这种价值的评定方法将决定风险是否得到正确的估价，这个地区大火灾发生的频率，合理的再保险程序等。尽管地图也出售给保险业以外的顾客，比如说像一些公用事业、抵押公司和评税权威人士，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对象是大约30家保险公司。
75年来，桑伯恩公司一直以一种多少有些垄断的方式进行经营，每年实现的利润几乎全然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不需任何销售方面的努力就能达到。在公司的早期经营阶段，保险业担心桑伯恩公司如此高的利润，会使得许多保险公司的重要人物进入到桑伯恩公司的董事会，担当公司的监察人员。
20世纪50年代早期，保险业一种被称为“梳理”的竞争性方法对桑伯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地图业从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年平均50多万美元的税后利润，下降到1958年和1959年的不足10万美元。考虑到这个阶段经济向上偏压的特点，这种竞争性方法使得这家规模大，且具有稳定赚钱能力的大商业几乎全军覆没。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桑伯恩公司开始积累证券清单。这对商业来讲没有资金要求，所以，任何未分配的利润都可以被用于这个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投资了2 500万美元，一半投资于债券，另一半投资于股票。这样特别是在最近10年，在地图业经营不景气的时候，证券清单却赢利丰厚。
下面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因素间极端的分歧。193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0～120之间的时候，桑伯恩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售出。195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50左右时，桑伯恩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只有45美元。但是与此同时，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清单从每股20美元上升到每股65美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1938年购买桑伯恩公司股票的人在商业和股票市场萧条低迷的状况下，为报纸业90美元一股的股票上添加了积极价值，在1958年强有力的经济气候下，对同一家报纸业股票的估价则是股价不足20美元股票，购者不愿意多付70美分，因为投资报业的证券清单参加合伙经营却没有任何收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不论是1938年还是1958年，桑伯恩公司拥有很多对于保险业来讲有实际存在价值的信息。再现这么多年来他们收集的详尽信息，将花费他们上千万美元。尽管保险公司实行了“梳理”政策，5亿多美元的火灾保险费由“制图”公司承担。但是，出售、包装桑伯恩公司的产品、信息的手段多年来一直未变，最后这种惯性从收益中体现出来。
证券清单经营得如此成功这件事情，在大多数董事的眼中对报纸业东山再起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桑伯恩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大约在250万美元，同时还拥有价值700万美元的可销售债券。来自证券清单的收益是丰富的，公司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险公司对地图的价格感到非常满意，股东们依然在分红。但是，这些股息在8年的时间里削减了5次，尽管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任何适合削减员工工资和董事们以及委员会费用的建议纪录。
在我进入到董事会以前，14位董事中有9位是保险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在10.5万股已公开发行的股票中他们只拥有46股。尽管他们在一些大公司里都担任重要职位，公司还是建议用金融手段使他们至少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这个群体中拥有股票最多的是10股。在几种情况下，与他们所拥有的投资组合相比，保险公司所拥有很少的股票数量仅仅是象征性的一点投资。在过去的10年中，在任何和桑伯恩股票相关的交易中，保险公司都是惟一的卖主。
第10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师，他持有10股股票；第11位董事是一个银行家，他也拥有10股股票，他清楚地意识到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把问题指出来，后来他又购买了一些股票。接下来的两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拥有大约300股股票，这两个高级职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意识到了公司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董事会只安排他们担任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最后一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故去的总裁的儿子，总裁的遗孀拥有15 000股股票。
1958年后期，故去的那位总裁的儿子对公司的趋势感到不满意，要求担任公司的第一把手，在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公司准予了他的辞职。随后我们出价购买他母亲所拥有的股票，我们做成了这笔交易。当时另外还有两笔数量很大的股票，一笔大约有1万股，另一笔大约有8000股。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非常希望撤出他们在报纸业的投资，我们也是如此。
最后，通过市场公开购买的方式，我们拥有的股票数量达到24000股，以三家为代表的总量上升到了46000股。我们希望能把这两种商业分开，实现有价证券的公平价值，努力工作以重新恢复报纸业的赚钱能力。看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桑伯恩公司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再加上利用电子技术把这个数据转换成顾客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来增加地图的利润。
董事会中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动，都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当这种变动是由一个“局外人”发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管理专家布斯、艾伦和汉密尔顿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了避免代理人之间发生争论，以及由于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了蓝筹股而造成时间上的拖延，按照当时的价格，我们对蓝筹股并不看好，我们制定出这样一个计划，即所有想撤出的股东都按照公平的价格结清。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一计划的公正性表示赞同。桑伯恩公司大约70%的股票，其中涉及1 600名股东的半数，都按照公平价格转换成了有价证券组合。最后，报纸业只剩下125万美元的政府及市政公债作为准备金。公司潜在的1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收益税被免除。留给未走的股东们的资产名义价值也有所上升，每股股票的赢利额有大幅度提升，股息率也得到了提高。
有必要说一下，上面这个小小的情节剧对这项投资经营做出了非常简短的描述。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有价证券运行情况以及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一年的时间，检验我们的运行结果的无效性，它却强调了保守秘密的必要性。这种“可操纵性局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基本的生意是买入估值偏低的债券，然后在估值偏低的行情被调整过来，再加上在“特殊情况”方面的投资，即利润的获得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市场行为的情况下再把股票抛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合伙公司的资金继续上升，在“可操纵性局面”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大约在一周之内，审计师将把你的财务决算以及税款信息寄出去。如果你对他们的报告或是我的信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沃伦·巴菲特
1961年1月30日
1969年，当巴菲特结束他的合伙公司时，他把2500万美元的财产全部投资到一家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公司，这是一家他不甚熟悉的、且有些靠不住的公司。(待续）
写在1961年的信(下)--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8)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桑伯恩公司开始积累证券清单。这对商业来讲没有资金要求，所以，任何未分配的利润都可以被用于这个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投资了2 500万美元，一半投资于债券，另一半投资于股票。这样特别是在最近10年，在地图业经营不景气的时候，证券清单却赢利丰厚。
下面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因素间极端的分歧。193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0～120
之间的时候，桑伯恩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售出。195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50左右时，桑伯恩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只有45美元。但是与此同时，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清单从每股20美元上升到每股65美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1938年购买桑伯恩公司股票的人在商业和股票市场萧条低迷的状况下，为报纸业90美元一股的股票上添加了积极价值，在1958年强有力的经济气候下，对同一家报纸业股票的估价则是股价不足20美元股票，购者不愿意多付70美分，因为投资报业的证券清单参加合伙经营却没有任何收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不论是1938年还是1958年，桑伯恩公司拥有很多对于保险业来讲有实际存在价值的信息。再现这么多年来他们收集的详尽信息，将花费他们上千万美元。尽管保险公司实行了“梳理”政策，5亿多美元的火灾保险费由“制图”公司承担。但是，出售、包装桑伯恩公司的产品、信息的手段多年来一直未变，最后这种惯性从收益中体现出来。
证券清单经营得如此成功这件事情，在大多数董事的眼中对报纸业东山再起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桑伯恩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大约在250万美元，同时还拥有价值700万美元的可销售债券。来自证券清单的收益是丰富的，公司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险公司对地图的价格感到非常满意，股东们依然在分红。但是，这些股息在8年的时间里削减了5次，尽管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任何适合削减员工工资和董事们以及委员会费用的建议纪录。
在我进入到董事会以前，14位董事中有9位是保险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在10.5万股已公开发行的股票中他们只拥有46股。尽管他们在一些大公司里都担任重要职位，公司还是建议用金融手段使他们至少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这个群体中拥有股票最多的是10股。在几种情况下，与他们所拥有的投资组合相比，保险公司所拥有很少的股票数量仅仅是象征性的一点投资。在过去的10年中，在任何和桑伯恩股票相关的交易中，保险公司都是惟一的卖主。
第10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师，他持有10股股票；第11位董事是一个银行家，他也拥有10股股票，他清楚地意识到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把问题指出来，后来他又购买了一些股票。接下来的两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拥有大约300股股票，这两个高级职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意识到了公司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董事会只安排他们担任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最后一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故去的总裁的儿子，总裁的遗孀拥有15 000股股票。
1958年后期，故去的那位总裁的儿子对公司的趋势感到不满意，要求担任公司的第一把手，在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公司准予了他的辞职。随后我们出价购买他母亲所拥有的股票，我们做成了这笔交易。当时另外还有两笔数量很大的股票，一笔大约有1万股，另一笔大约有8000股。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非常希望撤出他们在报纸业的投资，我们也是如此。
最后，通过市场公开购买的方式，我们拥有的股票数量达到24000股，以三家为代表的总量上升到了46000股。我们希望能把这两种商业分开，实现有价证券的公平价值，努力工作以重新恢复报纸业的赚钱能力。看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桑伯恩公司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再加上利用电子技术把这个数据转换成顾客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来增加地图的利润。
董事会中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动，都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当这种变动是由一个“局外人”发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管理专家布斯、艾伦和汉密尔顿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了避免代理人之间发生争论，以及由于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了蓝筹股而造成时间上的拖延，按照当时的价格，我们对蓝筹股并不看好，我们制定出这样一个计划，即所有想撤出的股东都按照公平的价格结清。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一计划的公正性表示赞同。桑伯恩公司大约70%的股票，其中涉及1 600名股东的半数，都按照公平价格转换成了有价证券组合。最后，报纸业只剩下125万美元的政府及市政公债作为准备金。公司潜在的1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收益税被免除。留给未走的股东们的资产名义价值也有所上升，每股股票的赢利额有大幅度提升，股息率也得到了提高。
有必要说一下，上面这个小小的情节剧对这项投资经营做出了非常简短的描述。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有价证券运行情况以及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一年的时间，检验我们的运行结果的无效性，它却强调了保守秘密的必要性。这种“可操纵性局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基本的生意是买入估值偏低的债券，然后在估值偏低的行情被调整过来，再加上在“特殊情况”方面的投资，即利润的获得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市场行为的情况下再把股票抛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合伙公司的资金继续上升，在“可操纵性局面”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大约在一周之内，审计师将把你的财务决算以及税款信息寄出去。如果你对他们的报告或是我的信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沃伦·巴菲特
1961年1月30日
1969年，当巴菲特结束他的合伙公司时，他把2500万美元的财产全部投资到一家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公司，这是一家他不甚熟悉的、且有些靠不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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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早期投资者--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9)
发表在1998年8月16日《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这段关于巴菲特早期投资者的故事是吉姆写的：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生活在奥马哈并且和巴菲特相识就相当于拿到了通往巨额财富
的入场券。
要想在入场券上打孔，你至少需要5000美元进行投资。并且你必须对居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开着一辆大众小型汽车的一个大约二十几岁的投资者充满信心。
那些真正的投资者对此从未感到后悔。他们只需把他们的钱交给巴菲特去经营，看着钱不断增值而变得腰缠万贯。现在世界第二巨富的巴菲特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投资纪录之一。看一下下面这些数字。一位投资者在1957年交给巴菲特1万美元，到1970年巴菲特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时，他的资产已上升到16万美元。
如果那位投资者把16万美元换成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其股票的价值可能已经达到了2590万美元。因为从那时起，巴菲特一直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用做他的投资媒介。
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至少有16位奥马哈人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于有限合伙公司，现在他们仍居住在奥马哈，还有一些人遍布于全国各地。有些人的财富已多到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支配的地步。
巴菲特的早期合伙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把他们所有的钱都投资到伯克希尔公司，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把相当数目的钱投资到公司。即使在卖出一些股票及把一些股票分发给家人或慈善团体之后，巴菲特的这些合伙人中很多人的财富仍有1000万美元，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讲，其财产可能超过了1亿美元。
但是，至少是在奥马哈，巴菲特的合伙人中大多数仍居住在相对普通的房子里，开着普通的汽车，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超级富人的外在迹象。
比如说，利兰和桃乐茜·奥尔森仍居住在西部中学东南的一个简陋但舒适的只有一层的房子里。在过去的45年里，他们一直住在这里。
他们还曾向内布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过上百万美元的款项。
利兰·奥尔森说，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和从前一样，就如同他从未曾和巴菲特一起投资过。“我还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奥尔森，这位退休的产科医师说，“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钱。”
奥尔森夫妇以及巴菲特的其他一些合伙人都默默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慈善基金。他们把它赠给大学、医院、教堂以及其他慈善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些投资者，在他们去世后确实想给慈善机构留下丰厚的礼物。
其中一些慈善基金的数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巴菲特的早期合伙人，内布拉斯加州人唐纳德和米尔德里德·奥塞梅去世时留下了6500万美元的遗产后，这种趋势更趋明显。
他们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慈善机构。受惠者中包括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按照遗嘱，将得到米尔德里德·奥塞梅大约1000万美元的遗产。在大学的历史上这将是最大的一笔遗赠。
巴菲特说过，伯克希尔公司的投资者的遗赠将会比这大得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巴菲特家族中的百万富豪是奥马哈市中越来越多的超级巨富者之一，比如说，那些能为有钱人提出建议的金融专业人士。据估计，在奥马哈有120多个家庭和个人的资本净值不少于1亿美元。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大大提高，这得益于投资奥马哈市一些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等业绩卓越的公司。
奥马哈市上百人都通过投资伯克希尔公司而成为巨富，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声称曾投资于巴菲特的早期合伙公司。那些早期投资者拥有从这位“投资奇才”的技术中获利的最佳机会，是因为他们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的时间最长。在巴菲特合伙公司运营的前10年中，其总的利润为1156%，几乎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利润的10倍。
后来的投资者也很满意，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利润一直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值。
巴菲特的早期投资者中有很多是他的家人、朋友和熟人。其他人包括他在奥马哈大学任教时读夜校的学生，还有听说过有关巴菲特声誉后跟着投资的另外一些人。
当巴菲特在1970年解散他的合伙公司的时候，名单上共有99名合伙人，是法律所允许的最多人数限制，但是还有更多的合伙人，由于巴菲特把其中的一些投资者归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实体并隶属于99个有限合伙人。道格拉斯县的纪录包括合伙人的名单以及每年他们所拥有的合伙公司中的股票份额。
虽然有好几位合伙人拒绝接受采访，但是，名单中的10位合伙人接受了采访，并谈了一些记忆中有关巴菲特的往事，以及和巴菲特一起投资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事情。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的奥马哈人迪克·霍兰这样说道：“我们非常幸运，事实也的确如此。”
67岁的巴菲特继续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这一职务。他拥有伯克希尔公司价值333亿美元的股票。他廉价收购一些好的公司，然后继续以经营的方式使公司的财富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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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早期的合作者们--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0)
虽然巴菲特的工作繁忙以及少之又少的时间，减少了他们与他的联系，但是，他早期的一些投资者和巴菲特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对他的回忆大部分都停留在早期合作阶段，即开着小型大众汽车的那个人开始为了他们，也为了他自己成为富翁而奋斗的那个阶段。
◆丹·莫耐恩——1956年巴菲特第一家合伙公司的最初的7名投资者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采纳巴菲特的建议第一次大大赚了一笔。
巴菲特分析了奥马哈公司、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情况。奥马哈公司的管理者想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断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但是，巴菲特明白其价钱要高得多。他派他的朋友莫耐恩，一位奥马哈的律师，到内布拉斯加州。他的任务就是：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尽可能多的从普通股东手里购买股票。
莫耐恩在路上走了三天，沿途从小城镇银行家及农民手里收买股票，当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获悉他们的活动时，巴菲特和莫耐恩已经买到了公司10%的股份。他们后来把收购来的股票卖给一位纽约的投资者，获利10万美元，每人分得5万美元。
“那是我赚的第一笔钱，”莫耐恩说。
现在，已经70岁的莫耐恩住在奥马哈西部一家公寓大楼里，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得他55岁时退出他的律师生涯。他买下了一个农场和一家银行，离了婚的莫耐恩最后又卖掉了农场和银行，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家专门生产女性运动服的公司。
大约两年前，他卖掉了那个公司，为了能和他的孩子以及孙子住得近一些，他又搬回到奥马哈。
莫耐恩回忆起4岁时和巴菲特一起在奥马哈巴菲特爷爷的院子里挖蒲公英的情形。
莫耐恩后来在奥马哈巴菲特祖父的杂货店里工作，看着小沃伦慢慢长大，最后，他们成了少年时期的好朋友。
当巴菲特在1956年成立了他第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时，莫耐恩从他岳母那里借了5000美元，并把钱投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
他不断地加大投资金额。到1969年，他已经投入了384000美元，第二年当合伙公司解散后，莫耐恩说，他把他绝大多数的钱都买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并要长期持有。
当一位造访者注意到这样的投资到今天可能增值到成百万的资产时，莫耐恩点头表示赞同。他说他正考虑在他去世后，他的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
去年他把50万美元捐赠给克雷格顿大学，用于法律图书馆的扩建工程。
“不论按照谁的标准，我都有足够的钱捐赠出去。”
◆罗伯特·索纳——是一位退休的股票经纪人，每天下午索纳依然观察股票市场行情，查对伯可希尔公司股票的价格，然后从他楼上小房间里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谈论股票行情。索纳和他的儿子住在他在1961年购买的、一所靠近鼓鸣大街38号只有两层的砖结构的房子里。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和他的妻子玛丽生养了7个孩子。玛丽于1980年去世。
今天，在送7个孩子进入私立学校及把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和用于家庭花销后，索纳说，他仍然有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他说，他的财富使得他能够把大笔钱捐给慈善机构，但是却没有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他说。“我开着一辆1990年产的别克车。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变化。”
74岁的索纳穿着高尔夫衬衫和短裤，一副放松的退休生活的样子。他和巴菲特的相识缘于未来的亿万富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他父亲在奥马哈的公司出售股票。
几年之后，巴菲特为他自己的有限合伙公司征兵买马。一天，索纳从他任职的克鲁恩顿公司得到了一张1万美元的奖金支票。那天，巴菲特正好顺便拜访克鲁恩顿公司的办公室。
“我说，‘你看我从克鲁恩顿公司得到了什么，’”索纳回忆说。“他说，‘你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
索纳本来可以用这些钱还清抵押，但是，他决定把钱交给巴菲特进行投资。当他们一同在奥马哈大学教授投资这门课时，他就非常了解巴菲特的能力。
随着投资的开始增长，后来索纳在原来股票的投资上又追加了9 000美元。巴菲特在1970年解散他的合伙公司后，索纳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上还保留了一部分资金。“事业在蒸蒸日上。”他说。
他成立了索纳慈善基金会，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拟定应该把钱捐献给哪些慈善团体。索纳慈善基金会在1997年末拥有170万美元的资产。纳税申报单显示，仅去年一年基金会就为整个西部地区39家慈善机构捐赠了90600美元。
在90600美元的捐款中，其中39400美元捐给了奥马哈当地的慈善机构。接受者包括许多天主教教堂、学校和大学，还有医院和疾病研究基金会。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索纳说，“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我的全家都产生了深远有益的影响。我的孙子们会用这些钱来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
◆霍兰夫妇——理查德和玛里琳·霍兰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莫耐恩，双方都认识的一个朋友，见到了巴菲特。
“他(巴菲特)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让我真正了解投资概念的人，”理查德·霍兰是奥马哈一位退休的广告主管人员，他这样说道。就像霍兰记得的那样，巴菲特这样解释他购买股票的方法，他认为应以低于股票真正价格一半的价钱购买股票。“最后，资产的名义价值就会上升，”霍兰说道。
霍兰夫妇居住在他们1957年修建的靠近84号大街和太平洋大街的一所只有一层的房子里。房子半隐在绿树之中，对于拥有巨额财富的夫妇来说，这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
尽管霍兰夫妇不愿透露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数目，霍兰慈善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可以让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在去年年底基金会就拥有资产2610万美元，其中包括价值221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
1997年，霍兰慈善基金会捐出了812 700美元，其中包括捐给奥马哈歌剧院的602700美元和高质量生活公司10万美元，这是一家专门为脑部受到伤害或身体严重残疾的人提供护理的机构。
今年年初，他们为“救救我们所有的孩子”，一个为所有危险中的年轻人提供辅导教师的活动捐赠了250万美元。
和巴菲特一起进行的长期投资，使他们拥有远远超过他们生活所需的金钱，理查德·霍兰说。这样他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把一部分钱捐赠给慈善机构，还是在他们去世后拿出一半多的金钱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如果你没有慈善意识，你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最终你不得不把这些钱留给子女，让他们拿出60%的钱去缴纳房地产遗产税，”霍兰这样说道。
他说，他们计划把一部分钱留给他们的三个孩子，把大部分钱用于慈善事业。他们想把钱用于中部地区有利于儿童、教育及艺术的事业中去。(待续)
巴菲特早期合作者们II--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1)
◆查尔斯·彼得森——拥有1956年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第一家合伙公司最初的投资者之一的声望。
他非常骄傲地把巴菲特合伙公司最初经营协议张贴在拜伦里德公司，他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彼得森是奥马哈公司的总裁和拥有者，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和职工的重新安置。
一张贴在墙上的文件显示他在巴菲特合伙公司中投入了5000美元，这是巴菲特所能接受的最低投资数目。
“5000美元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彼得森说，他是巴菲特在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其他的早期投资者是彼得森的母亲，伊丽莎白；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伍德；巴菲特的姐夫杜鲁门·伍德；莫耐恩；巴菲特的岳父，威廉·汤普森；巴菲特的姑姑，爱丽斯·巴菲特。奥马哈的这伙人共投资105000美元。
彼得森曾见过巴菲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所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才能。
他说，到9月底巴菲特已经阅读了和课程相关的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一页一页，阅读得非常仔细。“然后他把书本丢到一边直到学期末，一个字没看，但所有的课程依旧得A，”彼得森这样说。
几年后在奥马哈，彼得森和他原来的大学同学共进午餐。他问巴菲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合同法的某一个条款是怎么说的。
“巴菲特说，‘喔，在221页，第三段，’接着他开始背诵那本书。”彼得森核对了一下教科书，发现巴菲特所记的是一字不差，“那气势有些咄咄逼人。”彼得森说。
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现在彼得森是一个71岁高龄却精力充沛的老人，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不断地购买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不愿透露所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的股票数量。
到1969年，道格拉斯县的纪录显示，彼得森在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投资共达到了662000美元。他办公室墙上另一个装在框架里的文件显示，他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共4228股，在1970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以每股42美元价格全部卖给了巴菲特。
“非常精明，对不对？”他说。按照星期五每股69710美元的收盘价格，他所卖出的伯克希尔股票价格高达2.95亿美元。
彼得森说几年之后，他又投资于伯克希尔公司并不断地购进股票。他说这些年来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他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在32%左右。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得彼得森和他的妻子马乔里养成了开飞机的爱好，并一起周游全世界。马乔里于1996年去世。
彼得森对任何一个考虑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人都这样建议说：“尝试一下，因为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成功。”
◆奥尔森夫妇—利兰·奥尔森是一位退休的产科医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奥马哈大学选修过巴菲特的投资课程。巴菲特的授课给奥尔森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两次选修这门课，第二次他带着他的妻子桃乐茜一起听课。
“除非你每天都在研究投资的基础理论，否则你不会精明到自己去做投资的地步，”奥尔森说道。“所以，你不得不找某个人来帮助你。”
对于奥尔森夫妇来说，那个人就是巴菲特。他们投资于巴菲特和其他12个医师一起创建的合伙公司。
巴菲特和他的妻子苏珊在他们家里为所有的合伙人举办一年一度的宴会。这也是合伙人一年中惟一的一次听巴菲特讲如何用他们的钱进行投资的机会。为了最低限度地减少注意力的分散，他不允许合伙人提问有关本年度投资的一些问题。
“整个宴会进行得不错，接下来，吃过晚饭，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提问任何问题，”奥尔森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场合。”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奥尔森的才华使他成立了奥尔森妇女健康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就妇女的健康问题开展一些研究和教育活动。
尽管他们仍然居住在45年前买的一所旧房子里，但奥尔森夫妇已经周游了全世界，并在密苏里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欧扎克斯湖区有多处住宅。
他行医的收入(他现在已经退休)和其他一些成功的投资，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出售他们拥有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大部分的股票。
“这使得我们能够拿出相当数目的一笔钱用于慈善事业。”他说。
◆沃伦·巴菲特——和他众多的合伙人一样，尽管腰缠万贯，巴菲特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开着一辆1991年产的林肯轿车，依旧住在他在1958年以31500美元买下的、一所靠近55号大街和发楠姆大街的老房子里。现在这所房子价值419700美元。
巴菲特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列出了截止到1997年6月30日前12个月内，近1 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这些慈善捐款包括奖给奥马哈公立学校15位获得爱丽斯·巴菲特优秀教师奖的教师，每人1万美元的奖金，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他故去的姑姑而设立的。另外捐给奥马哈男孩、女孩俱乐部37万美元。
就像多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巴菲特基金会赠给致力于人口控制的人们无数的礼物。捐款对象包括许多当地，及奥马哈市和林肯市那些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
巴菲特说过等他和妻子去世后，他大部分的财富将属于巴菲特慈善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