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有趣益智的：818隐藏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幕后那些BH的历史八卦
最近迷上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剧。连看两遍不说，又查阅了不少当时的背景资料。结果不查还好，一查发现无数隐在剧情之后BH八卦，不由我再次感叹真实的历史要比电视剧疯狂多了。下面就逐个8下，不过是想到哪8到哪，就没什么章法和顺序了立青在上海处决的叛徒夫妇
罗亦农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瞿恩把立青调到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处决这对叛徒夫妇。立青采取野战奇袭手法，从楼顶拉着绳子从天而降，一枪击毙男方，女方则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这段基本是按陈赓在上海特科的经历拍的，但剧中只说了叛徒何家兴夫妇，没有提女方，其实女方叫贺志华，原来是朱德的第叁任妻子。
百度资料如下：朱德是在上海认识贺治华的，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贺治华离开上海到法国，后来在德国结婚。一九二六年九月朱德从莫斯科回国，贺治华留在东方大学学习。朱德走后，贺治华就与何家兴好上了，后来就干脆和朱德离了婚，嫁给了何家兴。
贺治华和何家兴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回国后，分到上海中共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贺治华之所以背叛革命，除了对革命悲观失望和贪生怕死外，她素来贪图享受，到上海后经常出入酒楼舞厅，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由于他们不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想以出卖同志的生命来换取敌人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在四月十五日早上，贺来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名单和地址，条件是三千美金和二张让他们想去的国家的护照，并为他们保密。
罗亦农被捕后的四月二十五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何家兴和贺治华。但后来贺治华没有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给国民党送到医院救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已难作祟，故铙她一命。
对于贺治华的结局，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一书载：贺回到四川开江县，和后夫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九三八年，“宁杀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天突然追捕而来，把贺从房里拖出来，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在院子里把她残暴地枪杀了。
而我觉得剧中对历史细节很在意，贺告密的事是借租界巡捕克拉克口中说出的，他说那个女的很漂亮，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贺治华本身在德国待了好几年。贺被打瞎一只眼睛也和历史完全吻合。
历史八卦之二 隐藏在西安的M电台
剧中抗战后期，蒋介石想让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结果被TG隐藏在西安的M电台把情报提前通知延安，闪击计划破产。立仁追查泄密元凶，通过M电台发报时间的分析，把怀疑目标定在了胡宗南身边的高层核心。他拟出的嫌疑名单，第一个名字是胡宗南，第二个名字剧中只露了个“熊”字。最终因为胡宗南太得老蒋荣宠，这个泄密者没有追查下去，立仁捣了一回浆糊了事。其实泄密者就是排在名单第二位的那个“熊”——熊向晖，tg的后龙潭三杰之一，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他是周总理亲自布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深得胡宗南的信任和重用。制定闪击计划时他本来已经去渡蜜月去了，结果胡宗南生怕计划不周密，又把他叫回来参与，这简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7年他的身份其实已经有所暴露，但胡宗南和他关系实在太好，加上戴笠和胡的关系也铁，有心放胡一马。于是胡就出钱送熊去美国留学去了。1949年解放后，熊回国，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同样成绩斐然。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tg从事无间道的人也多，但像他这样全身而退，后来又转到地上，照样大放异彩，而且善始善终的真的不多。至此，我不由感叹，这个人本身就是传奇啊。 历史八卦之三 立仁BH 的原型之一
剧中抗战初期立仁在孤岛上海潜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用假情报刺探日军真情报，然后企图刺杀日本特务头子未遂的事迹了。这其实是完全copy了文强的事迹，连细节也都一一吻合，完全可以说是那个历史片断的再现。具体史实可以看下煮酒的这个帖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0146.shtml
我这儿要8的是这位文强大人，其人之bh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又说为27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 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还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1925年夏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为同班同学，而毛泽覃则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
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而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
1932年，文强当了小学教员。1935年，文强经人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这个学校实际是国民党军统控制，主要用来培训军统骨干的。不久，文强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
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文强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
抗战胜利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文强为中将。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强被俘后，补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去世。
这位大人，真正应了一句话：bh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0:15 编辑
历史八卦之四 立仁和林娥有可能在一起吗
作为立仁粉丝之一，对剧中立仁同学坎坷的情路一直十分怨念，尤其是他对林娥的感情让我痛心不已。不过在查阅史料之后，我有了一点安慰。
立仁在上海首创无线电培训班，这个是徐恩曾的事迹。徐的第三任妻子叫费侠，各位立仁的粉注意了，我下面要贴她的资料了，各位看像剧中的谁。
费侠，字达韫，湖北钟详人。
费侠自幼聪明好学，早年就读于北平见满高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赴苏联勤工俭学，在苏联期间，她感受到了浓厚的共产主义氛围，并加入中国共CD。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我党机关工作。费侠相貌出众，爱好文学，又多才多艺，并参与翻译多本进步书籍，能够讲为一套完整布尔什维克理论，拥有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
“四一二”以后，费侠参加特科，并转入地下工作。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无线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打入内部。学习期间，费侠成绩名列前茅，工作勤恳干练，很快得到了中统高层的认可与信任，成为了中统机要员，后又打入南京的国MD社会部任科员。在此期间，曾多次为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
然而，1931年，顾顺章被捕投敌，南京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不辛被捕。费侠年轻貌美，气质高雅，一下子打动了徐恩曾。徐则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费侠随即自首投敌。
1938年费侠同徐恩曾结为夫妻，与徐结婚前，在徐的领导下，她曾参加宣传工作。与徐结婚后，经常出入于中统局。费侠虽未正式参加中统，却实际地参与了中统的日常活动。她经常与国MD候补中执委吕晓道、陈逸云等混在一起。1948年她当上了立法委员后，更是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1949年初，国MD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费侠担任委员，并在会中不断叫嚣“与上海共存亡。解放前夕，同徐恩曾一起逃到了台湾。
费侠生有子女四五个，其长子1939年生，乳名明明。费侠之母是一旧式的家庭妇女，1938年以后，一直住在徐家，费侠所生子女，都由她照顾。
各位看到了没有，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无线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打入内部。这时办培训班的就是徐恩曾，后来调到南京，那时徐也调到了南京。
诸位想想，仅凭被捕时徐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费侠就投敌了？实在是不怎么合常理。我觉得大概和剧里的情节差不多，徐平时对费侠就肯定挺关心的，说不定已经展开追求攻势，费侠可能也有点心动，要知道从徐的照片看可是帅哥一枚呀。于是一个小女子在感情攻势之下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转折。
至此，我首先要申明一下，这种为了感情背叛革命的事我是绝对持批判态度的。只是这也是真实历史的一部份，要知道人是复杂的，革命也是。
而且历史上徐恩曾对费侠可谓一往情深。他要娶费侠时陈氏兄弟一致认为不妥，不料徐竟表示：宁要费侠，不要中统。蒋也因此事召见徐恩曾，徐恩曾仍坚持己见，蒋介石心下不快，也只好默允。
因为费侠因素，徐恩曾和文人姚蓬子私交甚好，他和费还认了姚蓬子的儿子当义子。姚的儿子名“文元”。
另外，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费侠的长子小名“明明”，林娥的儿子叫费明，这只是巧合吗？
找了几张照片。
这是朱老总（右一）在德国的照片，女的就是贺治华。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0:01 编辑
插播两个回帖
瞿霞:前半段的原形是革命家蔡畅,当年她和哥哥蔡和森以及老妈妈一起去法国留学,追求革命真理.后半段的原形是共和国第一位组织部长帅孟奇.帅孟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关在南京模范监狱,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后来被营救出狱,而她的丈夫以为她死了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帅此后再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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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还是毛爷爷的学生呢？
事情是这样的：
孙中山搞国共合作，允许GCD加入GMD，陈独秀把他看中学生和秘书小毛同志推荐给孙中山。
孙点名，把小毛同志列为GMD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相当于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了GM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后来汪精卫，受孙德影响，把自己的宣传部长的职位，让给了小毛同志。
小毛同志，后来辞去宣传部长一职之后，从广州去了上海，成了上海GMD的核心领导人。
孙中山病重时，小毛同志在上海受到右派的排斥，于是写信到北京给孙中山，想请老孙同志出面摆平上海的地头蛇们。
可惜，信时到北京，老孙同志已经不省人事了，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小毛同志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回湖南老家去了。
从此小毛同志，脱离了GMD。
小毛同志在上海时，黄埔军校的招收工作，就是他负责的。
比如：
胡宗南小同志，浙江人，个子部高，革命热情很高，深深地打动了毛同志。
是毛同志，介绍小胡同志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的。
小胡同志的介绍信上的“介绍人”，写的就是毛同志。
毛也可以说是小胡的老师。
黄埔里有许多学生，是毛同志介绍去的。特别是湖南、上海一带的学生。
后来老蒋下令小胡同志领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小胡曾经趁老蒋糊涂时，从延安撤走了2个军。
据说小胡本人是放了水，放了他的毛老师一把。
后来在台湾，小胡失去了老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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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度了一下帅孟奇，实在是奇女子啊
1932年10月10日深夜，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折；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秘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1933年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押往南京“模范监狱”，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得知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在莫斯科的丈夫从报纸上看到她“牺牲"的消息后,已另组家庭。她正视人生的不幸,革命意志更坚强。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妇委的工作。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 7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处长和外交外贸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近20年，始终遵循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秉公办事,给党内外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陷为“叛徒"、"内奸”，被开除党籍，先后关押北京、流放江西等地,屡遭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从不动摇。1977年12月，回到北京，10年沉冤得到平反。
1981年2月，主动向中央申请辞去领导职务，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离休后，将满腔的热情和爱心倾注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上，还将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5万多元钱，一笔一笔地捐给了“希望工程”和社会福利事业，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1996年1月 3日是她的百岁寿辰,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这位中共高级干部中的第一个百岁老人，对她的革命业绩和奋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98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2岁。党和人民尊敬的“帅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历史八卦之五 三角恋爱进了中央决议
刚才有筒子讨论瞿恩的原型是瞿秋白+周恩来，其实不完全。他带着全家去法国留学的经历是蔡和森的。而蔡和森、瞿秋白的浪漫气质倒也在瞿恩身上得到了体现。就先说蔡和森吧。
蔡和森第一任妻子是向警予，看过《恰同学少年》的筒子们一定还记得，这两位可都是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毛泽东的岳父）的得意弟子。两人在青年时代受当时思潮的影响，都立下过终身不婚的誓言。不过在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向警予爱上了这位风流才子。事情最后闹到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有天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都到会，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陈独秀刚宣布散会时，蔡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在场的人全都无话可说。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向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陈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向警予还是不响。陈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向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tg常驻代表的。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李立三为了减轻蔡和森的痛苦，叫李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蔡和森和李一纯恋爱了。有人说：李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李一纯的妹妹恋爱。但李立三和蔡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
而李一纯，这也是个有料的人啊。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历史八卦之六 轰动的三则启事
剧中瞿恩的爱人叫杨立华，而瞿秋白的爱人则叫杨之华，一字之差。而瞿与杨的情感经历也是颇为传奇的
杨之华是萧山人，1900年生。杨家曾是萧山巨富，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但在杨之华出生时，也还足称小康。1920年，杨之华嫁给了同为萧山巨富的沈定一的长子沈剑龙。两人婚后感情并不好，杨经常独守空房。杨和沈生有一个女儿，取名独伊。1923年底，已经既为人妻复为人母的杨之华，也进入上海大学，并且恰恰进了瞿秋白当主任的社会学系，自然很快就相识了。不久，瞿秋白与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加入中共。1924年瞿秋白与杨之华进入恋爱状态。1924年11月初，瞿秋白与杨之华来到萧山衙前，与沈剑龙谈判。结果瞿和沈一见如故，结为知交好友，沈也同意和杨友好分手。
回到上海后不久，11月27日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同时登出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在27、28、29日三天，重复登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谈资。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之华，他把之华献给秋白。
沈剑龙把女儿独伊交给杨之华抚养，瞿秋白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也就改姓瞿，把瞿视为自己的生父。解放后她还曾专门找到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就义的详情。 历史八卦之七 到底是谁救了瞿恩
剧中412反革命政变后，瞿恩被立仁送上了去南京的船，立青和他的同学冲上船去，救了瞿恩脱险，其中连一向倾向蒋介石的汤慕禹都参与了营救。这就是参照了历史上周恩来在412时期的经历改编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第一军一师和二师，第三十三军等部都卷入了这一血腥大屠杀之中。
当时，北伐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酆悌也在上海。他是黄埔一期生，虽说忠于蒋校长和中国国民党，但也很不理解蒋介石何以如此凶残地清共反共。就在“四一二”政变当中，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不幸被第一师七团的士兵抓住，关押在闸北宝兴里一座天主教堂(临时团部)里。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做过他的老师。他在内心里很钦佩周恩来，认为此人才华出众，是中国的一流人才。他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周恩来被杀害。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宝兴里天主教堂，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当然，他也明白，对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
当他匆匆赶到了戒备森严的教堂时，团长鲍靖中等见他到来，神色紧张。鲍靖中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十分敬重周恩来。他们已商定以押解周恩来去师部的名义，在中途将其释放。鲍靖中以为他们的计划已被酆悌觉察，惊恐不已。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决定装做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就离开了……在他走后不久，周恩来被秘密释放，脱离了险境。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酆悌纵容部下放走周恩来一事，竟被一好友密告戴笠。戴笠向蒋介石禀报。蒋深感震动，对酆悌的忠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得出结论，此人有才有器识，但不可再重用。鉴于酆悌知道国民党高层机密太多，蒋介石决定先稳住他，再选择适当时机杀掉，以除隐患……于是最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酆悌被当成替罪羊而处决。
再转回帖
说起内战战犯，如杜聿明、黄维，无人不知，说起文强，却有许多人不甚了了。其实，文强其人，一生遭际，可谓胜过任何传奇。
在军统中做到最高军衔的文强中将，是活的最长的一位被俘将军，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要说文强的一生传奇，不妨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
文强刚刚被俘时，让其写悔过书，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在被俘后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他说的这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要从头说起。
文强生于1904年，文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则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强则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按他的回忆，他们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
说文强的出身，主要是为了引出和毛泽东的关系。按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七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文强的表姑（在文强回忆录中说是姑妈，但查其它的资料，并不是文强父亲的亲妹妹），所以文强见毛泽东时是叫大哥的。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身边围绕的尽是后来的GCD高层，按其回忆录中所说，他先是通过毛泽东认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在学校里又结认了夏曦等一批后来的GCD中的风云人物，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夏曦的动员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员。
截止到现在，按照我们的说法，文强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进入黄埔后没几个月，文强和当时的几个黄埔军校的共青团员就被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入党。而入党时的宣誓人则是周恩来，所以文强后来就总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文强当时在军校，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文强为班长，不过文强和林彪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小事。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三个林彪也打不了我一个”，显然林彪又吃了亏。
文强因在艺专时学过速记，在军校里兼职当了周恩来的速记员，并因此认识了众多国民党上层，其中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则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时，文强退出了国民党，并公开了GCD员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线吃紧，文强等300余人提前毕业，前往武汉前线（算了一下，只在军校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军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等到文强他们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GCD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文强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文强和同伴在上海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他，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您自己赎回去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强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GCD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内部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7月，文强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23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党员都被暗杀了，被自己人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要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文强说：“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罗世文说：“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是GCD员，我也是GCD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GCD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罗世文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文强说：“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这样做啥呀？把自己人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得大家侧目，文强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文强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领导，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文强只好说：“我们两个以GCD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罗世文仍然强调：“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很恼火：“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只好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的出身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的出身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GCD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革命革命，革到最后GCD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她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只是想找到党中央，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 bye。”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GCD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文强和妻子回到家乡，先是在父亲开的学校里当老师，但当时毕竟是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当时正好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和几个朋友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当时湖南的土皇帝何键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报馆，还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员身份，并扬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这时文强父亲劝他避避风头，去找当年其在同盟会时的老朋友程潜那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做做。
文强到了南京，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再次遇见了廖宗泽，不过此时廖已经脱离了GCD而加入了军统。在廖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戴笠，并同其谈了其在GCD时的情况。据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要文强恢复对校长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被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与×××已经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中有一个就是戴笠，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而文强也以中校身份加入了军统，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级参谋，以方便出入各个指挥机构。正当文强每天穿梭于各个司令部的时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参谋长袁国平。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文强一楞：“归队？归什么队呀？”
袁国平说道：“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道：“应该送到四川了。”
文强说：“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组织，GCD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文强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GCD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也不追究了，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GCD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文强说：“老实说，GCD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对他就有个人的看法，不想在他手下。”
袁国平听文强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文强说：“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七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GCD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袁国平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越搞越远，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文强说，我的想法不变。
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
分手时，文强说，你这个GCD员过得也很困难，就送他100块钱。后来，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淞沪抗战失败后，文强收容了隶属军统的一千来人的队伍往西撤，当撤到一个小县城时，正好遇到一批战场撤下来的伤兵在县城里为非做歹。文强一时好事，就想管管，就命令手下的参谋去找了一些白布，挂在县城的一个最高的建筑——澡堂门口，文强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当时他手里有一套少将官服，就穿上冒充警备司令维护起了秩序（按国民政府的规定，警备司令有权枪毙人），命令手下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先威胁要枪毙他们，接着又罚他们干苦力，其它人全轰出了县城。搞了几天，县城是平静了，但文强假冒少将的事却被人告发，官司一直告到了顾祝同那里。文强也直接打电报给顾祝同解释，顾祝同认为在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文强还有精力管这种事，很有能力，当即给文强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现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撤退到重庆后，戴笠让文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于是文强又回到了上海。
文强在上海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并策反高级军官。从其自述来看，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反而自己的网络不断被日军破坏，到最后连自己的据点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变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时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很狼狈的经澳门跑回了重庆。文强在从上海撤退前给戴笠的电报中，说了一通自己现在多危险，情况多恶劣，最后又说自己要不畏艰险，为国尽忠。当时军统许多特务投降日本，正是戴笠很难堪的时候，忽然接到这封电报着实是感动的够呛，还特意拿给了蒋介石看，来说明军统还是有忠心的人的。为此文强回到重庆后，还受到了蒋的接见。
回到重庆后，戴笠又安排文强去太行山，有两个任务，一是听说孙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华北军统网络被日军破坏，要重建网络。当时文强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为此戴笠很高兴，把自己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文强。文强事后回忆到：”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名义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
文强到了孙殿英处才发现形势复杂。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都不服谁。而且庞和孙都分别在同日本人暗地里联系，文强试图在中间调和，但没什么效果。
不久，日军扫荡，孙殿英公开降日。有意思的是庞炳勋当时躲在山洞里，谁都找不到，孙殿英知道庞的烟瘾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烟馆守着。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带到庞的山洞口，开始庞守在山洞里死活不出来，还说守不住就自杀，绝不投降小鬼子。孙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烟点起来，庞炳勋在山洞里闻着烟土味实在受不了了，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一世英名，然后出洞投降。
孙殿英本想拉着文强一块投降，文强不同意，带着军统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孙也没有强行阻拦，事后还做保，把被日军俘虏的一批军统和中统人员放了出去。为此许多军统和中统的人都说孙的好话，以至最后孙降日不但没受到处罚，还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嘉慰。
文强跑回洛阳后，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的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由于干的不错，有效的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并且训练班二千多人无一人伤亡，被提升为军统北方处处长，调到西安，负责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的军统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文强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39岁。
内战开始后，戴笠让文强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负责建立东北的军统情报网并督察东北的军政人员。
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并和杜处的很好。杜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和其共事，不过这个好印象事后害了文强。
1946年3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
文强并没有当局长的实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干，同许多地方诸侯都很熟，在东北和华北也有一定的势力，成为三家争夺的对象。而文强一时又看不出那派能获胜，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错队都会有杀身之祸，而原有的后台戴笠又死了，于是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亲的朋友程潜，说愿意来到程潜手下帮忙。程潜当时刚刚当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正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最是需要人的时候，就让文强过来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并给军统的三巨头各写了一封信，说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来用用。程潜是元老，级别很高，军统也没办法拒绝，但只同意是借调，同时还给文强保留了个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的职务，方便他能随时回来，临走时毛人凤还请文强吃了顿饭。
文强只在程潜那里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名让文强担任其副参谋长，负责人事，司法和后勤。程潜本不想让文强去，但文强想，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有正式的调令，身为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另外杜单独给他发了个电报，说原参谋长舒适存是原×××的人，南京和他这边都信不过，去了后实际由文强负责，享受参谋长的待遇。文强想想一下可以统管十六军，算是高升了，也很想去。
程潜在他临走前送行时说：“你们是打不过GCD的，你去了要准备当俘虏呀。”文强觉得此话很不中听，很不高兴。直到1975年特赦后参加一次活动，遇见了程潜的夫人，程潜的夫人告诉他，程潜因为和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说，可惜你当时没听进去。文强听到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试想如果留在程潜处，事后随其起义，也不会坐了25年大牢，最后落个妻死子散。
文强到达徐总剿总时，济南刚刚失守，文强先参与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一起几乎提前结束淮海战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强随杜聿明从南京乘飞机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飞机就睡着了。但飞了半个多钟头了还没降落，文强感到奇怪，就问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说：已经到过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正飞往济南，准备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GCD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GCD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
驾驶员也慌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文强说：“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强说：“估计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能不能飞回南京？”
文强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文强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飞机掉转机头飞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四周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连刘峙的总部里都点着一根根的蜡烛，说是电厂被地下党破坏了，杜聿明很不高兴，说我离开了几天怎么搞成这样！
回到徐州后不久，黄伯韬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也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解放军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杜聿明在1959年12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解放后后对国民党军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
1949年1月，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民航机都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不到投下来的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个空投司令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GCD。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GCD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GCD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GCD认不出来吗？！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19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
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在地上，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
文强对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到俘虏营的时候，文强说自己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当时天气很冷，文强穿的很少，直哆嗦，一个炮兵少将见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文强的腿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工兵少将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给他，还有人给他毛巾和大衣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注意他了。
吃完饭后，一个政委找到文强说：“你是个什么官呀？”
文强说：“上尉书记官。”
政委说：“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文强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政委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来找他，还摆起了水果和香烟，问：“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文强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张文强的照片说：“你再看看，认不认识呀？”
文强一看已经被认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政委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晚饭后，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文强站在桌子上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一讲完，解放军把把文强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到屋里去，到了屋里，就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11个将军来。”
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