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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出卖了瞿秋白?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由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交界地区转移。到达长汀县四都，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就在这次转移行动中，何叔衡牺牲，四个月后，曾经以假身份骗过敌人审讯的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也暴露了真实身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瞿秋白就义。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1938 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被其当场击毙。
1955 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 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1979年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原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 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插曲：1935年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被捕的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1938 年5月出狱的周月林无法找到党的组织，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直到1955年被捕。
自己google的：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全国妇联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修复开放。当年，担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因与瞿秋白一起被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周月林。现在，让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来看看这位中华妇女联合会“第一人”的艰难曲折的经历、跌宕起伏的往事……
当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她组织发动中央苏区广大妇女学犁田，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当国家医院院长，教育俘虏过来的医生为革命服务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原是鄞县东乡的渔民，凭一只渔船和一张渔网在江海中讨生计。后来，为生活所迫，父亲用小船载着一家，闯入上海滩，在黄浦江上靠摇船维持一家温饱。
周月林４岁时父亲将她送到鄞县外婆家寄养。９岁那年，她被领回上海，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开始了苦难的童工生涯。１７岁时，进日本人在杨树浦新开办的大康纱厂做工。
１９２４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纱厂工人的领导，首先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接着，又在杨树浦办起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周月林等一批工友参加了进德会的活动。在夜校里，她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运动爆发，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７７天。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沪西指导员。第二年，她就任中共曹家渡部委妇女部长。后调至上海市总工会，在代委员长何松林（汪寿华，浙江诸暨人）的直接领导下，秘密准备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当时，上海的房主不愿将房子租给单身男女，周、何两人便扮作夫妻，在法租界租了一套带暗室的房子。何松林不常来，周月林就说“丈夫”是海员，左邻右舍便深信不疑。在这个“家”里藏匿着秘密文件、武器弹药。周月林根据何松林的指示，以去“看婆婆”、“会朋友”为名，将武器弹药运送到指定地点。周月林大胆沉着、机智灵活，一次次地应付了“抄靶子”（检查行人）的警察，从行驶中的有轨电车跳上跳下，甩掉“尾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周月林和张佐臣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张佐臣，浙江平湖人，也是大康纱厂的工人。１９２４年入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６年９月，他受党派遣赴无锡开展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佐臣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负责恢复和重建上海市总工会。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９日不幸被捕，７月１日壮烈牺牲，年仅２１岁。
周月林得知张佐臣牺牲的消息时，已在苏联，并化名王月梅。因为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何松林决定将她秘密转移到苏联，进了海参崴党校学习。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坚定了周月林献身革命的决心。
后来，在苏联，周月林认识了梁柏台。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两人相爱后结为夫妻。
１９２９年，周月林去了莫斯科，经邓中夏批准，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预备班学习。
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几年中，周月林生了两个孩子。１９３１年５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行前，他们将两个孩子送进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分别在即，周月林紧紧搂着一对儿女，久久不愿松开。从那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对骨肉，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周月林和梁柏台回到上海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于７月下旬经秘密交通线进入福建省的闽西苏区。周月林先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９月，由刘伯坚带领一支小部队将梁柏台和她一起接到瑞金。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后，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部长。
１９３２年４月９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妇女工作条块分割的现状，统一领导妇女工作，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须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４月２２日，人民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任命周月林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金维映、范乐春为委员，并通过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从此，周月林这位专门改善妇女生活的主任，经常骑着马往下面跑。每到一处就发动妇女们“废除童养媳”，开展“放脚”、“剪发”运动，宣传《婚姻条例》，动员送子送郎当红军，开展优红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１９３３年２月，苏区中央政府发出了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号召。一天，周月林向毛泽东汇报组织妇女参加春耕生产和学习犁田的想法，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犁田是保证春耕生产的关键，如果广大妇女掌握了犁田这个本领，今年的春耕生产就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接着，毛泽东又问她：“那你怎么个组织法呢？”
周月林回答说：“我明天就约中央机关的两个女同志下地犁田，先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一直在旁静听他俩谈话的贺子珍忍不住大声说：“月林，明天有我一个！”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好，明天我也去看你们犁田。”
周月林以为毛泽东只是随口说说，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她和贺子珍正扛着犁、牵着牛向村边的水田走去时，毛泽东大步赶了上来，边走边招呼说：“来来来，你们先别下田，先到河边的沙地上去练练，待犁把稳了再下水田不迟。”
“好办法，我们怎么没想到！”周月林、贺子珍齐声说。随着毛泽东来到了河边的沙地上。“我先犁给你们看看！”毛泽东十分熟练地驾好犁，吆喝着牛就犁开了。他边犁边讲解怎样把得稳，怎样犁得直，讲得头头是道，犁得又好又匀。毛泽东犁了两圈之后，又手把手教她俩犁田……
毛泽东教周月林、贺子珍犁田的消息传开后，中央机关的女干部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在中央苏区掀起一个妇女学犁田的热潮。仅瑞金县就组织起２６０个女子生产小组，２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其中８０００名妇女学会了犁田，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１９３４年２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夫妇双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等１７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１９３４年４月，毛泽东找周月林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当时，医务方面派傅连暲负责，派周月林去主要是加强政治领导，教育、团结那些俘虏过来的医生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
到了国家医院后，周月林牢记毛泽东的话，根据党的政策，对俘虏过来的医生给予优待。周月林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她工作很出色，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她本来也会成为红军长征女英雄，项英一句话却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在闽西，她本已随邓子恢冲出包围，只因返回寻找瞿秋白而不幸被俘
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瑞金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工作人员，都在匆忙清理文件，工厂在拆卸机器打包装箱，红军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正加紧送往各红军部队……种种迹象表明，红军将有一次大的行动。
数天后，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周月林耳朵里，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糟，红军和中央机关要“出动”。
一天，周月林看到毛泽东从中央机关开会回来，就上前问：“毛主席，我走不走？”
“走，你和柏台都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他要周月林赶紧做好出发准备。
周月林为自己及丈夫都能和大部队一起“出动”而暗自高兴。她知道，行军打仗是不允许带小孩的。１９３３年，她在沙洲坝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沙洲。周月林经和梁柏台商量，忍痛将儿子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村苏维埃妇女干部抚养。
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当时陈毅是江西军区司令员，不久前在前线大腿负重伤，还躺在医院里治疗。为使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不受影响，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部长中再留下一人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协助项英、陈毅工作。到底留谁？由项英、陈毅挑选，项英挑中了梁柏台。项英找梁柏台谈话时，正好周月林也在场。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现在根据地斗争需要你，你就留下在中央分局做妇女工作吧！”
红军走了，周月林、梁柏台留下了。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被敌压缩在于都县南部黄龙乡井塘村，中央分局决定将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突围前安排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先行从苏区转移到白区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关系就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项英对周月林说：“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他们很欢迎你一起去。”
这几个人中，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年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现正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曾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代部长，已经６０岁了。张亮是项英的妻子，已经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子恢。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他的任务是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形势已十分危急。项英和陈毅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护送到闽西，并要他们赶快出发，迟了恐怕突围不出去。中央分局给每人１００元港钞和一些黄金，统一由何叔衡保管。
２月中旬，瞿秋白一行离开井塘村。周月林先行，带一个武装班，护送一担铁皮文件箱，到武阳山上埋藏。在武阳山上会齐后，他们向第一个目标——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赶去。在汤屋，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之后，警卫排迅速返回。
整个闽西除四都等山区外，其余地方全被敌人占领，大小道路都有敌人的岗哨，封锁严密。为了让瞿秋白、周月林等安全突围出去，万永诚想了个办法，让他们装扮成红军的“俘虏”，为不让人认出，戴上假面罩，从军区冲锋连等单位抽调组织一个约９０人的护送队“押送”出封锁线，出封锁线后就由他们自己去闯了。
２月２１日傍晚，他们按预定计划，从汤屋启程，朝永定县方向前进。为隐藏目标，大家昼伏夜行，避开村落，尽量拣山间小路行走，一路上跌跌撞撞，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长汀县水口村。当渡过汀江到距水口村１０华里的小迳村时，已是２４日的拂晓。他们遂决定停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突然“砰”的一声，村口传来枪声。敌人已分两路包围过来，紧急之中，护送队长带领瞿秋白、周月林等人沿着狭长的山谷由外小迳村退到内小迳村。不知为什么晕了头，徒然转了个圈，又转回外小迳村。然后荒不择路退到了村外的牛子仁岽。
牛子仁岽是座独头岭，越往上越小，待一行人爬到山顶一看，后山坡陡崖峭，断无退路。此时，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滚下去！”于是，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朝后山坡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陡坡，眼前一片昏黑，待清醒过来，张目四望，只见邓子恢正在前面，还有几个战士跟着。“跟着邓子恢不会错，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熟悉。”周月林边想边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枪声渐渐远了，周月林为冲出包围而暗暗庆幸。可她回头一看，发现瞿秋白等人没有跟上来。她没有多加思索，就毅然给自己下了个命令：“倒回去！”
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寻找，终于发现瞿秋白正跌坐在乱草丛中。瞿秋白也看见了周月林，高兴得叫起来：“阿妹（从这以后他一直这样称呼她），你来了，这下可好了！”周月林扶着瞿秋白慢慢朝前走，又发现了张亮，但一直没有找到何叔衡。
敌兵在四处搜山，周月林领着瞿秋白、张亮在荒草灌木丛中艰难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一间塌了顶的破屋子前，瞿秋白大口喘着粗气，近似恳求地对周月林说：“阿妹啊，我实在走不动了，到屋里休息一下再走吧。”张亮也走不动了，嚷着要进去歇歇。
周月林看他俩实在走不动了，环视了一下，轻声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有事就轻轻地拍一下手。”说完，周月林来到不远处的一片荒草丛中。草丛十分茂密，中间有一口不深的小水塘，是个隐藏的好地方。她伏下身子静静观察着山上的动静。一会儿，张亮和瞿秋白先后过来了。谁知瞿秋白身体虚弱无力，立脚不稳，刚到草丛里就摔了一跤，恰巧撞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小树剧烈地晃动起来，惊动了山顶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三人不幸被俘了。敌营长李玉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将他们押往水口村。
在押解路上，瞿秋白跌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个敌人叫着要“补他一枪”。周月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准补枪！”用身子挡住敌人的枪口，直到瞿秋白苏醒过来。在继续押送中，周月林又压住步伐，慢慢地走，想尽办法保护瞿秋白。
当晚，敌人没有审讯他们。趁着这个机会，三人偷偷商量着如何应付敌人的审讯。
瞿秋白让周月林先编。周月林说：“我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她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
接着，由张亮编。张亮说：“我就姓你的这个‘周’，叫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是被红军抓去的。”她三十出头，已微微发胖，又会抽烟，还真有点老板娘的样子。
最后，由瞿秋白编。瞿秋白说：“我就姓你这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在同济大学学医，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周月林说：“你说是医生，又不会看病开方子，敌人会相信你吗？”瞿秋白却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指认我还不容易，国民党里面就有认识我的，我们不要小看敌人。”周月林想想瞿秋白的外貌和气质与医生确很相称，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敌人没有从口供中发现破绽，就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同时被俘的２０多名红军战士关在一起。
敌人又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口供还是一样，便信以为真。听说抓来了一批俘虏，还有女的，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其中有好几个女的，还有一位老太太，就是敌营长李玉的母亲。她听说有一个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就去找周月林：“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是真的话，我愿意保你出去，我媳妇快要生孩子了，请你去照顾月子。”没几天，这位敌营长的母亲出面将“陈秀英”保释在家，以便准备伺候月子，后来周月林还为这位产妇接了生。有家糖果店的老板没有孩子，知道“周莲玉”怀有身孕，不久也将她保释出去，还讲好生下孩子归他所有（并非有人所讲的“入纳为妾”）。３月９日，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字写信，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找铺保营救。
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到了４月下旬，情况却发生了变化。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０日，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大山中被敌重兵包围，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被俘后供出了瞿秋白、周月林和项英妻子张亮等都在上杭被俘的消息。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蒋又电令驻长汀县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驻龙岩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查讯上报。从而，使案子急转直下。
敌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大喜过望，一方面对抓获了瞿秋白等“中共要犯”可以“邀功请赏”了；另一方面遂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在４月下旬，先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来认识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然后将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收监，押往龙岩，交给“上峰”，并呈文“请求嘉奖”。
被俘后，国民党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她10年徒刑；解放后，她被公安机关抓捕并无限期关押，后被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处12年徒刑……
在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再一次审讯时，周月林仍用原口供回答敌人。敌人早已准备好了“杀手锏”，叫来了两个红军叛徒。这两个叛徒都曾是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不仅指认了周月林，还从“缴获”的红色资料中找出有关周月林的内容，周月林的身份、职务和经历被和盘托出。张亮的遭遇也一样。
其实，此时敌人的兴趣已不再是周月林等人的身份，他们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严加审讯，为的是要她供出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秘密，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路线和接头地点、暗号。任凭敌人采取什么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没有向敌人供出什么情况。最后，敌人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分别判处两人各１０年徒刑。
在国民党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她和张亮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内艰难度日。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突然有人出面保她们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他在一次酒宴上，碰见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钟绍葵对他说：“我们那里关着一个你们新昌人。”“什么人？”陈士明问道。“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周月林我不认识，梁柏台是我小学的同学。”“你既然认识，就设法把她保出去好了。”钟绍葵说。陈士明找到一个在蒋鼎文部队任军法处长的新昌老乡，也姓陈，一同出面疏通了关系，才知一同关着的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还说“要保就把两个人一起保出去好了”。此时国共已合作抗日，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各地已在释放政治犯，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一同被保释出了监狱。
周月林高兴极了。她要去找党组织，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是当时中央苏区早已落入敌手，当年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已中断，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去找革命队伍呢？这时，周月林想到了丈夫梁柏台，她决定到梁柏台家乡去。她认为梁柏台的家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可令周月林失望的是，梁柏台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其实，就在周月林和瞿秋白等人突围后不久，梁柏台就在随部队突围中英勇就义了。住了两个多月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２日，周月林和张亮离开新昌县查林村，到上海周月林大姐家小住一段时间。
后来，周月林和张亮一起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项英。在途中两人失散，周月林只好孑然一身来到武汉。在武汉没能和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只好又返回上海，回到娘家。娘家很穷，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她把命运之舟系在了一个穷船工的床头。生活又把她改造成为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后历经波折，已改名叫做周月英的她只好祈求平静。
１９４９年，解放的曙光使周月林心头为之一亮。已担任要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随处可闻，她喜不自禁，真想去找他们。她曾去找海参崴党校同学、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人。可是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１５年了。１５年来的苦难经历，一时怎能说得清，又有谁来为自己作证呢？她决定还是承认现实，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不过，她对党的忠诚并没有变，她决定以实际行动去为党多做些工作。建立居委会时，她马上被居民推荐，担任了居委会副主任。她总算可以再为党的事业贡献微薄之力了——尽管她没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之中。
然而，命运却不让她平静。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８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查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到了永定县，与张鼎丞会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只有张亮和周月林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被俘没多久就被保释出狱，三年后又被放了出来？张亮已死，只有周月林还活着。７月，全国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于是，在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２８日押抵北京。她就这样被“肃”了进去，被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前后，周月林被迁至京郊新建的秦城监狱，住进一间非同一般的狱室：一张单人床上，铺着全新的被、褥、床单，临窗的地方放着一张可以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椅。还有必要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等。条件够优待的，但是未经允许，周月林不准越出狱室半步，连扫地也只能扫至门口。
每天还有书报可看，足可消磨时光。可是，有一次看书报却看出了问题。她看了一篇写足球比赛的文章，就信手在报角空白处涂了起来：“小小足球，踢来踢去……”一想不能乱涂乱写，就将报角扯下，撕成碎片，扫出门外。
过后，她被提审了。原来，碎片被拼了起来，要她交代写“小小足球，踢来踢去”的用意，是不是自己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在蹲共产党的狱，像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呢？
由于没有证据，但又不能轻易放了周月林，因为她是唯一的活线索。于是最简单而又牢靠的办法就是关押——无限期的关押。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１２年徒刑。判决书没有向周月林宣读，她无法知道上面写些什么。
此后，周月林不再住在秦城监狱的“优待”狱室，而是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到了１９６７年８月，周月林已可刑满释放，但她仍得服刑。这却使她“因祸得福”，如释放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得被活活整死。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周月林被遣散到山西省榆次市一家日用化学厂，其实是女子监狱。她还算幸运，负责人见她年纪大，“比一般犯人可靠”，让她做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工。
她真是老了，白发丛生，多年疾病缠身，经常吐血，衰弱得像秋后的芦苇，但她始终抱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４０多年前，她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五卅运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３０多年前，国民党将她关进黑牢，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她１０徒刑；１０多年前，在全国肃反运动中，被错误地以“出卖瞿秋白的嫌疑分子”为由逮捕，在无据关押１０年后，又以强加罪名判她１２年徒刑。
周月林说：“我保护了瞿秋白，却成了出卖瞿秋白；我做了好事，却落下了罪。”“同一个时间内，同一个事件的同一个案子，国民党要判我１０年，而我们自己又要判你１２年，这真是天下的奇案。否则，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怎么区别得开来呢？同一个时间内的同一件事的同一个案子，总有一头敌，一头亲，哪有两头都是敌的呢？”
为革命历尽磨难，周月林无怨无悔；把新昌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驿站，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15个年头
１９７８年，那刮遍全国的春风给周月林带来了生机。她终于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春光。
１９７９年，周月林又一次提出申诉。出乎周月林意料的是，这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１９８０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
１９８２年，笔者承担了征集梁柏台烈士的资料、撰写传记的课题任务。在征集史料中，从一篇文章中发现了周月林的一点线索，便顺藤摸瓜，历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１９８３年５月７日，我在山西日用化学厂见到了这位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周月林写满沧桑的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世上还会有人来看望她，她还可以有用于这个世界。她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今天我双喜临门！”一喜是收到老战友邓颖超的来信，二喜是“老家”来人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周月林重返新昌，又踏上了这片让她情思难断的土地。她激动地说：“梁柏台很热爱家乡，很热爱家乡人民，他非常想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人民中间。可是他为革命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就让我替他回来，替他来了却这个心愿吧！”
新昌县委给周月林安排了一座单门独院，她还担任了县政协二届、三届常委。
“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迅速传向四面八方。
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妇联立即派出干部赶到新昌看望、访问周月林；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从北京写来长信重叙旧情，并转达康克清等老同志的问候；纪念瞿秋白就义５０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向她发来了特别邀请。
周月林的晚年生活过得舒心、平静。她的心境豁达开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在７７岁高龄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１５个年头，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８日，过了９１岁生日之后，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巨枫瘦棕，青松翠柏，静静地守护在周月林老人的墓旁，诉说着一个世纪老人悲壮而不屈的传奇人生。
项英怒杀其妻：一个讹传已久的话题
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和项英警卫排长证明“项英杀妻”是讹传
1988年10月7日和1990年4月12日，我为寻查项英的史料，两次走访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有关张亮的情况，李一氓说道：1938年春，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时，项英之妻张亮找来，项英同她见面交谈了一次。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至于她到哪里去了及以后的情况均不清楚。
1998年，我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遇见正在那里住院的老红军、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问项英是否有枪毙张亮的事，李德和说这纯属讹传。1938年二三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有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几天后，张亮带着小孩离开南昌，她去哪里不清楚。
我在寻查项英相关史料时，均未发现项英枪毙其妻张亮的事。走访过许多熟悉项英的老同志，包括原东南分局青年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陈丕显，原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以及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杨明、邓旭初、王征明、顾雪卿等，他们均讲从未听说项英杀妻之事。
张亮与项英见面后还将孩子送到延安
项英、张亮的女儿项苏云说：在她出生前，父亲就去了苏区。母亲张亮当时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因怀孕，未一起前往。1931年3月，张亮生下项苏云后不久，调赴中央苏区，便将苏云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抚养。1938年7月苏云被送到延安的鲁迅小学读书，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还带她到延安保育院看了年已3岁的弟弟项学成。项苏云后来得知：妈妈在龙岩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1938年4月将学成送到延安，后去向不明。项苏云到延安比母亲张亮晚3个月，故未能见面。
这说明，张亮将项英儿子项学成送到延安，交给了中央组织部。这佐证了项英没有打死张亮的事，如张亮被打死，那她就无法将项学成送到延安。
有人会问：项英当时为什么不把历经磨难的妻子张亮留下呢？因为张亮确定被俘，被俘后数年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把被俘情况未查清的张亮留下自然不合适，加之军部将赴皖南集结部队，因而不得已采取给钱作路费让她离开的做法。
项英经过长期复杂斗争的锻炼，处理问题慎重，哪会随意开枪打死人？1931年1月，项英发现中央苏区地方和红军中有肃“AB团”扩大化的错误，严肃批评乱捕乱杀，强调要调查研究，搞清事实，决不能搞逼供信。它有力地证明，项英在张亮被俘后情况还未查清、短期又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就随意开枪将她打死是绝不可能的。
1998年5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党中央对项英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如果项英真有枪杀张亮的事，那对项英就不会有这样的评价。（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
历史八卦之十四 唯大英雄能本色
今天就应筒子们的要求（MS只有一位）八一下立青的原型之一—陈赓大将。其实tg的风云人物真的是非常有料，只可惜受宣传限制，好多都不为人所知。
陈赓大将“显赫”的经历无与伦比，他诙谐幽默地自称：“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兼校友，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团当过兵，我救过蒋介石的命，周总理和邓大姐结婚我出过力，还指挥林彪打过仗。”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高才生，蒋中正对他青眼有加，却为了马克思主义信念抛弃高官厚禄。他转战大半个中国，对手大都是黄埔同窗。陈赓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打败过日、美、法等军事强国，他是抗美援朝的副总司令，胡志明亲自点将的抗法援越总指挥。他创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出大批军队高级科技人才。
陈赓军旅生涯四十余载，负伤六次，四次重伤，日寇和蒋军放毒气他身先士卒六次中毒。建国后他领到西南军区第一号残废军人证。他自学了流利的英语，是周恩来钟爱的儒将。无论同魔鬼打交道的地下战线，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沙场，他都纵横驰聘，所向披靡。中共中央在陈赓的悼词中称他是：卓越的军事天才。
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吃够了军阀部队的苦头，他决定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开办一所新型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军校的军事教程以苏联教材为主，同时汲取了日本和德国的军事理论。1924年陈赓报名参加黄埔第一期。
黄埔军校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闭门读书，学生在课堂里读书的时间少，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打仗的经历更多。1924年11月底，在黄埔学习了7个月的陈赓，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担任第二期入伍生连的连长，在此后历次针对军阀部队的战斗当中陈赓作战勇敢，有一次子弹打中了右脚，他拔出弹头仍然继续冲杀，校长蒋介石看中了陈赓的英勇，调他的部队为自己担任警卫。1925年10月的一天，国民革命军和陈炯明的主力在广东华阳地区遭遇，蒋介石亲自前线督战。蒋介石把部队都派出去了，然后对方打过来了，身边没有部队，有一点部队呢，顶不住那个军阀部队的冲击，快打到指挥所的时候，蒋介石非常惊慌，就要自杀。
陈赓拉着蒋介石苦口相劝，胜败乃常事，你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陈赓要让蒋介石撤，这时候他腿软了，走不动了，陈赓情急之下，背上他就跑。一直渡过一条河，渡了河以后没有危险了。据陈赓之子陈知建说：我父亲说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说是，反正我父亲没追上他。
蒋介石获救后，陈赓不顾脚伤连夜疾走160华里找到接应部队，这件事轰动东征军和黄埔军校，从此有了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比不过陈赓的腿的“黄埔三杰”的说法，之后蒋介石调陈赓任自己的侍从参谋，很多人都认为陈赓要走好运了。
蒋介石给陈赓写下批语：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这条批语至今还陈列在黄埔军校博物馆。
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训练有素，全美式装备，胡宗南是第一任旅长，以后历任旅长清一色黄埔学生。1948年“天下第一旅”在临浮被陈赓歼灭。毛泽东发贺电说：陈赓是个大将之才，今后可以独挡一面。
开国大将陈赓早年指挥过林彪元帅打仗。南昌起义时林彪是第四军25师73团三营七连长，黄埔大师兄陈赓是营长，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遭到国民党钱大钧阻击，陈赓带领全营作掩护。敌军人多火力强，起义军伤亡惨重，林彪建议撤退，陈赓厉声说：“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并命令林彪带领连队往上冲！林彪争辩说人太少，陈赓大喝道，“你再说我就枪毙你！”林彪跳了起来嘶喊着：“冲啊！”真是两强相遇勇者胜。此战，陈赓左腿3处负伤。后来，陈赓谈起往事说：“林彪会打仗，但就是怕死，需要你去敲打。”古今中外的名将并非百战百胜，难得的是打赢最关键的一仗。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事件，军中的共产党员遭到清洗，陈赓、蒋先云等人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知道了陈赓的真实身份后态度有变，不过仍劝他跟着自己。依照陈赓的特殊条件，投奔国民党不愁没有高官厚禄，但他却宣布退出国民党，离开黄埔。1926年9月，陈赓被陈独秀指派秘密赴苏联学习情报，保卫工作。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出席并指挥了保卫工作，这次大会虽然没有挽救当时的革命危机，但是对陈赓的个人生活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时开会的好多人，一个女青年，他觉得这个女青年素质很不错，他很喜欢这个人，后面接触了几天之后呢，他了解了这个人叫做王根英，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就是说一种求爱的纸条，就托，因为王根英坐在他前面，中间还隔了几个人，他就托这几个同志，把这纸条传过去，王根英是当时的上海纺织女工代表，对陈赓的这个举动很是反感。
这个王根英也是一个很泼辣的人，她就马上就吐了一口痰，一口吐沫就吐在纸条的后面，就顺手，看都不看就贴在墙上面，所以周围的人，传递纸条的人都知道，这是陈赓写得求爱的信，开会一停，王根英大摇大摆的走了，其它人都去看，就取笑这个陈赓，陈赓呢，他也不管，你贴了，我又写，她又贴。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夫妇，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帮助下，陈赓和王根英终于走到了一起。邓颖超找到了陈赓，她说你喜欢她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这么太鲁莽了，同时也作王根英的工作，结果他们两一接触，发现很谈得来，结果后面就结婚了。
南昌起义陈赓左腿负重伤，辗转赴上海治疗，痊愈后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化名王庸。为开展局面陈赓和警察特务包探都交上朋友，混得很熟，刘伯承说陈赓是我军内对中国社会三教九流都搞得来专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通缉陈赓，英国巡捕房连忙去请王庸先生协助抓陈赓，这就是陈赓抓陈赓的著名故事。
陈赓和上海特务头子，青帮头子杜月笙交朋友，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头目周旋，多次使地下工作化险为夷，任弼时、关向应被捕就是陈赓通过关系营救出来的。
陈赓之子陈知建说他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看到这个《51号兵站》，看那个地下党那是为所欲为呀，可以化妆成日本鬼子坐着警车，把造炮的原料抢回来。他当时就发表评论了，说这电影瞎编，你们那会哪能这么厉害，结果当即被他爸给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孩子你懂得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陈赓在特科的时期，可以说是上海隐蔽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陈知建说当时陈赓还说了一句，说你信不信国民党的作战厅长给我们送情报，陈知建当然不信了，他当你个共产党员好，还是当人家的作战厅长好呢，后来他才知道。到了重庆以后他居然见到了这个人，那真是国民党的作战厅长，最后还升到中将军长，最后率部起义。
1937年国共合作，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陈赓任129师386旅旅长后，率部开赴华北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由于轻敌，386旅771团在七亘村阻击日军被击溃。毛泽东发电报斥责：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第771团七亘村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首战失利，让常胜将军陈赓始料不及。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邵竑给刘伯承打电报说，你八路军光说游击战，结果反被日本人给游击上了。陈赓检查了轻视日军战斗力的错误，提出大胆的计划，就在新败的七亘村再打一仗。
顺利通过七亘村的日军在穿过石门口后继续向西深入，而按照兵家惯例，主力作战部队过后，必有后勤辎重部队跟随，这就是陈赓坚持在七亘村伏击的原因。
师长刘伯承指挥下，在七亘村那个地方伏击了日军一次，取得了300多人，歼敌300多人的战果。
接着刘伯承和陈赓又策划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刚刚打完伏击的七亘村再次设伏，这可是犯了兵法上用兵不复的大忌，但刘伯承陈赓判断正在兴头上的日军，在向预定目标突进时，是不会在意一些小的损失的，第二天果然日军的辎重部队又出现在七亘村的道路上了。
陈赓也憋着一股气，在这之前打了一仗，第一仗跟日军打得时候有点轻敌，战士们以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差不多呢，一冲就散，结果没想到日军火力很强，反而自己散掉一个团，一个团就散掉了，当然很快又集结起来，于是有了七亘村叠伏日军两次，就是重叠伏击日军两次，取得了辉煌战果，出了一口恶气。
经过这两次战斗，装备落后的陈赓部队都换上了黄呢大衣，钢盔，皮靴，军枪，就连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缴获到了。
陈赓生性诙谐耿直，即便在残酷战争和党内斗争中他也举重若轻。甚至在战斗中缴获来唱戏的行头他也要穿上，唱几句，让大家大笑不已。七亘村伏击战后缴获了大量东洋马，陈赓嘱咐战士挑上几匹，一匹给刘伯承，两匹给党中央，另一匹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黄邵竑，战士不解问：给他干什么，陈赓大笑道：让他知道，这就是八路军的游击战。
延安整风时期，陈赓与彭德怀聊“陈赓救老蒋”的故事。主管审干的康生阴险地对陈赓说：“当年你要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陈赓坦然对答：“那老蒋不就跟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成了反革命？”
1937年11月8号，山西省会太原沦陷，陈赓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山西的正规战斗已经结束，从此进入到游击战争阶段，而支援华北，发动山西游击战争，无疑是我们的责任。
比较出名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有指挥的，比较典型的一仗呢，就是神头岭之战，这一仗是上级规定的，刘帅，师长规定要在神头这个地方，要伏击日军。这一战在剧中也就是立青被老范邀请去给他手下讲课讲的那一战，只是剧中改名横土岭之战。
地图上的神头岭，公路从沟底下穿过，两边是陡峭的高地，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居高临下出击，几乎是一处天然的伏击战场。研究作战部署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很高，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个地方地形好啊，什么什么，时机好啊，最后陈赓问了一句，你们谁到现地看过，大家说，大家都不吭声了，都没去过。于是陈赓决定带领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考察。
去了一看，图上标出来的极为合适的一个适合伏击的那么个地形，到那就吹了，因为它是在两座大山夹着一个山沟里，沟底下有凸起一个长形山梁，这个从山梁上有条公路，那个公路两边十几米到几十米的地方都是修了两条，国民党修的一些堑壕，他跟日军作战修的一些堑壕，这样就不适合伏击了。
在回来继续的会议上没有人再提神头岭，全都换了地方，而陈赓却一语惊人：还是在神头岭打，陈赓的理由是越不是打伏击的地形敌人越容易麻痹，没有隐蔽物可以利用原来的旧工事。
在回来继续的会议上没有人再提神头岭，全都换了地方，而陈赓却一语惊人：还是在神头岭打，陈赓的理由是越不是打伏击的地形敌人越容易麻痹，没有隐蔽物可以利用原来的旧工事。
神头岭一战给日军来了个措手不及，歼敌1500人。抗战初期，386旅转战晋南，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三次有名的战斗，神头岭不拘一格的战法，让日军头痛不已。陈赓通过这个游击战，对日本有很大的威胁，日本鬼子就专门打出了旗号就：专打386旅，就表示了对陈赓恨之入骨。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2:02 编辑
话说陈赓同学一生那真的是华丽丽的传奇啊传奇！
上面有人都说了不少他的战斗历史八卦了，这里讲点小八卦
最初四处闯荡追求进步的热血小青年陈赓同学考上的是程潜（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强同学和党脱离后，走投无路下去投靠的人，也是得他引荐给了黄埔六期的戴雨农，阴差阳错的入了军统）办得湘军讲武堂，于是去广州学习。某日闲的无聊的陈同学拉着后来的“鹰犬将军”宋希濂弟弟一块轧马路，轧着轧着发现了路边墙上贴着的黄埔《招生简章》，上面那些个鼓舞人心的励志口号，一下子就让陈同学的小宇宙爆发了，两人兴奋激动的狂奔回了讲武堂，拉着一票的兄弟同学就奔黄埔去了。很快就考入了黄埔一期。
话说跳槽前，宋弟弟还犹豫，他那时才17岁，可简章上写着“凡满18岁者方可报考”。听了小老弟的担心，一贯照顾同乡兄弟陈同学当即豪爽大方的表态：不要紧：我21岁，还能借你两岁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借来的2岁，反正后来宋弟弟如愿以偿的进了黄埔，成了黄埔一期最年少的学生。和后来他介绍进来的胡宗南胡老大哥比起来，整整小了11岁。
在那个黄埔刚刚成立迫于环境还不敢各地大肆宣传的时期，这一百多精英人才的集体大跳槽，让光头校长梦里都乐的合不拢嘴。陈赓同学尚未入学就立此大功，校长后来如此厚爱他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进了黄埔的活力四射的陈同学那是如鱼得水，到处捉弄人和人玩笑打闹，可怜黄埔同学里几乎没有幸免于难不中招的！
近百年前的黄埔军校和现在一样不准学生抽烟。一次黄埔三杰之首，老蒋的红人中共的元老蒋先云同学和一帮子同学在宿舍里边打屁边吞云吐雾，正不亦乐乎之时，突然听见一阵咚咚咚的大皮靴声由远及近，小蒋同学一下慌了：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邓队长来查铺了！迅速掐灭烟头衣服也不脱就滚进了被窝，心里求神拜佛的想要混过去。没想到皮靴声越来越近最后就停在门口不走了，然后邓队长那浓重的广东话就隔着门传过来：“这乌烟瘴气的！哪个混蛋在宿舍里抽烟！”于是在一片无声的期盼目光中班长蒋先云同学只好认命的去开门，一步一挪的到了门边，可怜兮兮的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我们笑到抽筋的陈同学——结果就是半夜里上演了一出全武行！
骄傲的关麟徵在黄埔时就是一副标准的军人楷模形象，寡言孤傲，大家也不敢和他玩笑。可那是在没遇到小陈同学的情况下。小陈同学那是谁啊？全黄埔只有他没调戏过的，没有他不敢调戏的。于是某日里大家操练之时，小陈同学趁教官不注意，对着关同学就做了个伸舌歪鼻半睁半闭眼的鬼脸，事发突然，关同学还来不及启动自己引以为傲的自控力来维持自己一贯孤高冷傲的形象，就本能的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这下教官听见了，回头一看，就见到周围一圈包括陈同学都站的笔直挺拔，只有关同学在那里莫名其妙的笑，心下大怒揪出关头学啪啪就是两耳光——而小陈同学仍旧全程肃然目不斜视不为周围所动的好学生模样～～～
陈赓同学和宰辅那多少年来深厚的师生情谊源于一次小陈同学的即兴表演。某日黄埔军校里，表演兴致上来的陈同学正蹲在板凳上模仿矮子吃面（具体形态大概可以参考佩斯兄～），周围一圈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幕正巧被我们路过的教导主任看到了。慧眼识英才的教导主任欣喜的一把拉住小陈同学连连称赞他演得好。你想我们年轻的教导主任那可曾是南开的当家花旦啊，被他夸奖的小陈同学一定得意极了。所以不久之后，在教导主任的授意下，小陈同学拉了一票的擅表演喜乐器的同好们，创立了鼎鼎大名的血花剧社！不负众望的，小陈同学一人担起了大部分的女角表演，什么五姨太啦地主婆啦之类的，统统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小陈同学的表演天赋在后来的许多岁月里派上了大用场，尤其是在上海那么个大舞台上，更是盛放异彩，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潜伏》
除了同学，连校长陈赓同学都能调侃。那是在“陈赓的腿”声名远扬的8年后了，风水轮流转，救校长的陈同学这次成了校长的阶下囚。校长一见陈同学就万分痛惜状：“陈赓，你瘦了。”陈同学望天:“瘦吾貌而肥天下。”转而又说:“校长你也瘦了。”校长慨然:“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赓立刻追问道:“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
其实别说蒋校长，连太祖面前陈同学都尚敢放肆。
太祖上面激情演说，下面全体认真严肃的听报告，唯有小陈同学突然起立，大步走上讲台。太祖愕然：“陈赓同志你有何事？”陈同学二话不说拿起太祖面前的杯子一饮而尽。放下，擦嘴，微笑，敬礼：“报告主席，天太热了，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言毕回席。
陈同学在得意之时玩笑洒脱，落难之时也不改幽默本色。
南昌起义受创后，陈同学辗转入港又乔装打扮从港乘船回返上海，恰巧老战友周逸群也便衣混入同一艘船上，被陈同学发现了。陈同学就故意坐到他旁边拿起报纸遮住脸，碎碎念到:“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周同学大惊失色，小心的查看四周心里惴惴不安，突然反应过来刚才那声音咋那么耳熟呢！掀开报纸一看——陈同学都快忍笑到内伤了！
然后每次有了黄埔俘虏，陈同学都要前去探望一下，顺便吹嘘：“你们胡长官和我可是一期的！”正郁愤不满的师弟们一看竟然是黄埔三杰的大师兄，心里稍稍平静一些。再被塞几罐罐头牛肉啥的，心里那个感动啊～～～
非常时期行非常事。虽然内战是党派之争，这段历史本身值得反思，但对于那个时候那些处于两党的基层的人员而言，彼此一旦对立，就是你死我活的结局，尤其是情报工作中，所以处决顾顺章及其家人惨烈归惨烈，那个环境下也别无他法。
陈同学担任情报科长期间处决的叛徒不少，可惜都没什么准确的记载，只能从各中高级八卦中略见端倪。例如有名的“霞飞路暗杀案”，普遍认为是他策划领导的，但是否他亲手杀死了白鑫却难以求证。连“王庸”这个几乎众所周知名字都从未公开出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只能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过了保密期，这段精彩绝伦的历史能够重新向我们掀起它的神秘面纱。
上面8南昌起义那时陈同学扬言要毙了学弟林彪，其实很多时候林同学不是怯战，只是习惯于避其锋芒以柔克刚，看起来却貌似未战先怯有点瞻前顾后。不过正是战前的多方算计力量比对，才能有了后来的长胜将军吧。不过他抑郁寡言，和我们开朗幽默的陈同学绝对八字不合来着——自尊心强的连玩笑都不能开的主啊= =
不过我很不喜欢TG的宣传，貌似所有的将军元帅都该是高大光辉性格刚烈，千人一面，掩藏了很多人的特性人格和可爱缺点；而所有的战士都该以前进为荣后退为耻，可战略上的后退有时候比战术上一味的冒进更有效更有利，明知不敌还要拿鸡蛋碰石头，那不傻蛋么！
好帖子！虽然看完了《人间》，但是不是很喜欢，看了这贴子倒是想去回味一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516349.shtml
记号下。。。
确实很复杂，革命年代的同学真的BH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