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集:《树上的悬崖》
作品秉承了著者的一贯风格，以其不动声色和无褒无贬的态度叙述了一个个扑朔迷离、充满悬疑与玄虚的故事。其中，既有人在旅途的沧桑感叹，又有内心情境的波澜展示；既有引人入胜的探案故事，又有发人深省的个人传奇；既有探古寻幽般的觅踪揭秘，又有始料不及的惊险意外；既有大都市白领佳丽的神经颤动，又有小城镇平民百姓的离奇遭遇。宋毓建著
洞
我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认识立刚和文茂的。1998年的春天，像很多下定决心要来北京闯荡天下的女孩子一样，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我把老妈给的一叠百元现钞塞进她缝在我内衣上的一个小口袋，在一个身穿制服的女列车员的再三催促下，与月台上挥泪不止的双亲大人告了别，提起一只带有两个轮子的小箱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北飘”一族的生涯。因为读研的时候学的是国际经济法，
我原本期望在北京找到相关的工作，比如在某外资企业，或者某大银行当一名法律顾问，再或者去某外国律师事务所当一名律师，可结果却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想去的地方一家也没去成，最后竟阴差阳错地在“新奥尔良”外语培训学校当了一名全职英语教师。
其实说起来，这份工作不错，薪金很高，大大超过我的预期，相对也比较自由，除了每周的12节课，其它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我真的挺满意。当然了，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开始之时，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尽管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也挺麻烦，怎么跟你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那会儿似乎并不太适合当老师。
哦，你可别以为我的水平不高无法胜任。绝不是。我的英语非常好，尽管一步也没踏上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土地，但那位从伯明翰归国任教的大学教授恰好是我的老爸，我从小便从他那儿学来一口纯正的英国腔。另一方面，我的笔杆子也相当不错，还是在大二的时候，就曾为《译丛》杂志翻译了一篇名曰《海浪》的小说。
那是一个旅居卡昂的德国女人用英语写的。她的名字非常长，按我的译法，叫──露西多尔·莎比娜·诺伊曼·冯·卡特琳。她是个游泳宿将，曾经试图从瑟堡下水横渡英吉利海峡，虽然没有成功，但仍然很出名，据说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整个欧洲都家喻户晓。
她小说里的情节大都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同她的名字很长一样，这位体魄强壮的女作家喜欢用一些结构复杂的冗长句子，长到让人无法忍受，时不时就把我折磨得发疯；真是让我难以忘记，到现在我还能给你背上一句：
“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高原湖区的一阵湿润的熏风掠过爱尔兰海和威尔士以及布里斯托尔湾和康沃尔半岛，夹带着来自金斯布里奇港口里的那一艘艘只有150吨排水量的小型渔船正在卸货时所产生的一股股鱼腥味儿扑面而来并一直吹向身后的奥尔德尼岛……”
不光如此，这位冯·卡特琳小姐还常常把德语和英语弄混，比如将“Whirl pool（英语：漩涡）”写成“Wirbel（德语：漩涡）”，害得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去查德语词典。尽管这样，我还是完成了下来，并按那位未曾谋面，从始至终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的编辑的要求如期交了稿。
也就是说，此工作我非常胜任，之所以说“不太适合”主要是指我的外在条件。这么一来恐怕又要引起你的误会，很容易让你认为我是个丑姑娘，甚至怀疑我有某种缺陷，比如一只眼──左眼或者右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向外倾斜；要不然就是额头长着一块让人难以忍受的黑色胎记，因而不得不一年365天用一绺刘海极不自然地遮遮掩掩。
你千万别这么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事实上，我长得相当不错，不但没有什么无法祛除的黑色胎记，光滑白皙的脸上连半粒小米儿大的“豆豆”都找不到；我的两只眼睛也完全正常，而且又黑又大，按照我那位沉迷于电脑游戏的小堂妹的说法，简直可以与《心跳回忆》里的一个叫“藤崎诗织”电脑女孩儿相媲美。
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不知道她说得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我的眼睛的确挺迷人，它们总是给我惹祸，还是高中的时候，就不止一个男同学因为我仅仅看了他半秒钟，便固执地认为我正在向他传递爱的信息。有一阵子我真的很狼狈，为了纠正这种谬误，常常跟这个解释完了又跟那个解释，让那些没影儿的事儿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我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你──尽管杭州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我仍然可以凭借一张好看的脸蛋儿脱颖而出，要不然，那家影视公司为什么会单单选我去拍广告呢。
那是高一的第二个学期，有位制片人曾经三次来我家说服我老妈签约，但她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最终还是拒绝了。去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我老妈还提起这件事，说她很后悔，说当时要是让我去了，可能一切就会改变，说不定，我这会儿早就成为某一种化妆品或者洗发液的形象代言人了。
当然这只是我老妈的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我私下里觉得我恐怕还红不到那种地步。但不管怎么说，我也称得上是个漂亮的姑娘。我深信，即便是“新奥尔良”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学生们，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十分肯定──如果在大街上，一旦我出现，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但凡他的女朋友不在身边或者一不留神，他都会迅速地扭过脖子，直至我上了公共汽车或消失在街角。不光是男人，不少女人也是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样受到女人的关注。我坚持认为———她们看到我时，会像看到一朵美丽的红玫瑰那样感到快乐。
不过，这只是在大街上，到了新奥尔良的课堂就不一样了。我的好看的模样却成为了我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缺乏信任感──我不光是长得好看，而且显得太年轻──尽管我那一年已经24，可却依旧像个刚刚成熟的少女，这每每使我的那些学生们第一次与我相见时一片哗然。在不少人眼里（几乎是所有的人），怎么看我也只有十七八──最多超不过十九去。因而，每当我第一次开课，抱着厚厚的课本走上讲台之时，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一张张陌生面孔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沮丧和疑问。甚至有一回，在我开口之前，我竟然听到有人失望地大声喊着：
“啊？不会吧！”
……好在，靠着实力，我一般很快即可摆平事态，大多只需半个小时，或者更短，仅仅一刻钟而已。但我仍然要过那一关，每一次与新生见面都是那样──包括立刚文茂那班学生。哦，当时简直一片混乱，一个穿戴时髦，长相却十分古怪的女孩子一下子就趴在了桌上，那个后来去了新西兰的胖子更是夸张，加之他坐的那只椅子一条腿有毛病，咣当一声便摔在了地上。说到立刚和文茂，两人更是吃惊，谁也没想到，一刻分钟之前在学校门口遇到的那个“小同学”就是他们的老师。
是的，在走进教室之前，我们已经见了面。当时在离“新奥尔良”大门只有25五米的存车处，而我为了新买的自行车不再一次被人偷走，正费力地用一把大锁把我的新车锁在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就在这一刻，一辆红色吉普在我身边戛然而止，两边车门同时打开，麻利地跳下两个高大的男人──左边是立刚，右边是文茂。
“这位小姐……噢，这位同学，”开口的是立刚，他就这样问我，开始了他生平和我的第一次对话，“请问……你知道‘新墨西哥’在哪儿吗？”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下旬，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因为连连受到校长先生的夸奖，我的心情十分愉快，不但没有介意立刚先是“小姐”后是“同学”这种称谓上的随意改动，还笑眯眯地跟这位连校名都没弄清楚，就糊里糊涂跑来上课的新学生开了个玩笑：
“新墨西哥？当然是在美国啦！”
“什么？……哦，你理解错了小同学，我的意思是……嗯？噢！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掏出了听课证，他急忙纠正自己，“不是‘新墨西哥’，是‘新奥尔良’，我说的是那个英语学校……”
这便是我们仨的第一次相见。那一刻，无论是跟我说了好几句话，以为我是高中生的立刚，还是站在一旁一言未发的文茂，都没对我太在意，谁也没想到第一节课还没上完，他俩便会在课堂上一齐爱上我。
虽然如此，这两个男人却不是同时向我表达爱意的，谁先谁后完全归结于各自性格的迥异──当机立断的立刚一个星期后便向我发起了进攻；而他的决定做得更早──当我为了镇住那些尚且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新生们，正用语速极快的英语介绍自己之时，立刚便在课桌上低声说要追求我；但文茂却完全称得上是贵人语迟，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向我敞开心扉。
在那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99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文茂在“老树皮”见了面。那是间颇有情调的咖啡屋，坐落在阜成门西大街，从马路对面的胡同拐进去，没多远就是“新奥尔良”。当初每每下了课，我们三个常常要到那里小聚一番。 文茂打来电话时，
他和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他没有说明见我的原因，可我却清清楚楚──那一天，立刚正好失踪一年整。
那天的课有点儿拖，我去晚了，到的时候文茂已经坐在了那里。看见我，他站起身笑了笑，伸手招来服务员。有好一阵子我们沉默着。除了对服务员说了“咖啡”两个字，文茂几乎没再说什么。我也同样，我一直在想立刚，望着眼前熟悉的小桌，那只浸泡在矮脚酒杯里的红色蜡烛，那把横在我与文茂之间的椅子，蓦然就想起他来。我想起他和我之间的很多事，尤其想起他和文茂第一次邀我到这儿来的那个晚上。
“小安老师……街上有间不错的咖啡屋，我们想请你去那儿小坐，能赏光吗？”
说不定是什么时候，也说不定是在哪儿──也许是某个寒冷的夜晚孤独地坐在床前，也许是某个燥热的下午挤在公共汽车上，我总会想起立刚那天对我的邀请，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脸上那难以拒绝的真挚。
当然，我也想起了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文茂，他的那种生怕被拒绝的窘迫之态让我记忆犹新，我感到难于启齿说“不”，所以迟疑了片刻便答应了，在两只硕长的手臂护卫下穿过车辆如梭的马路，跟着他俩走进这座覆裹着一块块树皮的小房子。
我承认，在走进这间咖啡屋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立刚和文茂这样的男人。尽管在大学里也曾与几个高年级同学交往，他们不乏被我的室友们称之为“英俊小生”或“帅哥儿”，但那是两回事，立刚和文茂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不过，虽然我告诉你他俩是同时爱上我的，但我可没有马上爱上他俩──即便是立刚，也不是一见钟情，每次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见他，除了脸色苍白、身材颀长，和总是与比他个子更高体魄更加魁梧的文茂同来同去形影不离，并无其他印象。
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围坐在那张小桌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很快我就发现我喜欢立刚。他知识渊博、谈吐风趣，是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人。与他在一起，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十分快乐。我爱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讲什么，即使是那些我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枯燥话题，我都被深深吸引。
我最喜欢的是立刚那双坦荡而又深邃的眼睛，当他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从桌子的对面注视我时，我一下子就感到心跳加速，顷刻便被胸中涌起的阵阵激动所窒息。就是那一瞬间，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
每当想起那次会面，我仍然记得当时情景。开始时大家都很拘谨，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便搜肠刮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知怎么，我们就扯起了历史，从夏商周的“断代”扯到上个世纪初大清帝国的覆灭，还探讨了数千年前日本朝鲜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同族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立刚解释了一切，包括为什么日本的文字里有不少汉字，为什么一个韩国古装电视剧里，朝鲜人不但完全使用中国的汉字，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中国官服，张口都是孔孟之道等等。
我们一直侃侃而谈，用一些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掩盖着内心之中的情感涌动。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我和立刚，不包括文茂；自始至终，他几乎都没说什么。由于当时──无论是立刚还是我，谁都不知道文茂的心思，所以着实冷落了他，以至于有一阵子简直就忘记了他的存在。
尽管是这样，我那天对文茂同样也非常好感──我们走出咖啡屋，打算分手的一刻，夜空中忽然淅淅沥沥地飘落起小雨来，正在我为难之际，一直沉默的文茂忽然开口：“你开车送送老师吧，哦，老师的自行车就交给我。”
那天晚上，文茂真是辛苦至极，我们刚刚拐上阜成门桥，大雨便在滚滚惊雷中倾盆而至，一时间，马路上水花四溅，顷刻便汇成汪洋。我当时真的很过意不去，时不时就回头从吉普车的后窗张望着，文茂一直紧紧地跟在后头，就好像是一个赛车运动员。行至白塔寺时，他的车轮不知压在了什么东西上，失去控制的他顿时腾空而起，摔入一尺多深的雨水中……
从那以后，虽说我爱的是立刚，可文茂也在我的心里同样有一席之地。每逢我和立刚单独见面，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他来。立刚也喜欢和我谈论文茂，他的很多事，都是那会儿立刚告诉我的。
自儿时起，文茂便是立刚的朋友。两人同年出生，都长我五岁，只不过文茂比立刚大了两个月。他们是邻居，六岁那年一起拉着手上了小学，从此同窗十二载，直到立刚上了大学，二人才分手。
每逢说到这儿，立刚总要为文茂惋惜，说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文茂一定能与他一起考入北师大。退一步讲──即便发挥不正常，第一志愿不成还有第二志愿，再怎么也不会名落孙山。可偏偏……
这事儿说来也是凑巧，文茂的爸爸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打文茂两岁起，就一直住在位于房山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恰恰那年五月，正是要劲儿的时候，文茂爸爸住的那排病房需要翻修，无奈之中，他妈妈只得将他爸爸接回了家。
那天夜里，文茂的妈妈上夜班，文茂负责看护，可他后半夜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爸爸趁机溜出家门，跑到铁道上阻拦从湛江开来正要驶入西站的K158次特快列车，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一顶让气浪吹落到路基之下的老式军帽，文茂爸爸身上的所有衣裤，连同他不堪一击的脆弱之躯，全都被火车上百个钢铁车轮碾得稀烂。
“太可怕了，”立刚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根本无法想象……”
立刚讲述了他如何陪着文茂赶赴出事现场，如何惊悚地从八百多米的铁轨上捡回他爸爸的一块块血肉，又如何同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去火葬场办理后事，看着文茂抱着一只黑色的骨灰匣，把他爸爸塞进万安公墓一个狭小的格子……
“知道吗，”立刚说，“我一直把文茂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他甚至告诉我，一旦两个人陷入绝境，比如说在大海上翻了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惟一的一只救生圈让给文茂，而让自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他的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甚至都产生了嫉妒，因而故意绷着脸，佯装生气地给他出了一个老套的难题：
“如果那时还有我，我也掉在了水里……你那惟一的救生圈给谁呢？”
“当然给你啦，这还有什么说的！”立刚立即回答。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可立刚却非常认真，竟然告诉我他已经和文茂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文茂说──为了我，他可以牺牲一切。
“你难道看不出来，”立刚问我，“他也非常爱你吗？”
那一刻，我真是大吃一惊──这实在匪夷所思，一方面是说文茂的痴情，另一方面是这些话居然出自立刚的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直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某一天不得不这样认为──或许立刚在冥冥的潜意识之中知道自己不久便将永远地离开我，希望在他消失之后，我能从文茂的爱之中得到幸福。
你一定还记得，1998年的那个多事之夏。尤其对长江下游南方诸省的不少人来说，完全是灭顶之灾。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一夜间便使一个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的家乡杭州是出海口，再加上我老爸老妈住在市中心那座塔楼的22层上，我一点儿也没有替他们担心。而就身处北京的我本身而言，一切更是相距甚远。
据我所知，有史以来，除非追溯到上古时期，被历代皇帝所选中的这座皇城还从来没有被洪水袭击过。我当时完全称得上高枕无忧，除了意识到应该捐一些款给那些被人从树上救下来的孩子们，根本想不到这场灾难会与我产生什么联系，更想不到我会在那个8月永远地失去立刚。
每当回忆起我与立刚分手的那一刻，我总是难过万分──虽然我叮嘱他要小心，但却不知道他真的正面临着危险，更不知道那将是我俩的最后诀别，因而在“新奥尔良”的大门口，我没有与立刚拥抱，只是微笑着摆了摆手，看着他俩上了车。 无论是什么时候，
但凡想起立刚，我便感到无尽的懊悔──为什么那天我不坚持去找校长换课，去火车站送送他呢。当然了，我其实明白，即便是那样，就立刚而言，他的命运仍然无法改变，但对文茂就不一样了，或许他的结局会完全不同……
不过，在那个令人伤心的时刻降临之前，我还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些日子，初次坠入爱河的我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一切全都是立刚带给我的，他像对待一只小鸟那样呵护着我，除了去上班，几乎所有的时间全都拿来陪我，其实他的英语水平并不比我低多少，当初来听课完全是为了陪文茂，可我们相爱之后，不光是他和文茂的高级班，连中级带初级，甚至包括ABC的入门课他都来听，几乎一节也没落下过。
立刚就是这样，即使教室里早已人满为患，搬一只板凳，他也要坐在后面。他乐此不疲，说不管什么时候，在哪儿，身边有多少人，只要能看着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我心里很明白，他当然愿意有更多的时间与我花前月下共享春宵，可我俩总是碰不到一块儿，一般他休息的时候我都在讲课，而我有空的时候他又往往正上班。所以，一旦有了属于我俩的时间，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会把那分分秒秒看得比金子还贵重。
你完全可以想象，那年五·一，当得知我有5天的假期后，我们俩会激动到何种程度。尤其是立刚，早在4月的上旬就开始谋划，起先他打算到承德游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后来又想上山西，说要先看看乔家大院，再在平遥古城里开在老巷深宅的一间小旅馆里住上一宿；他甚至还考虑去一趟海南岛，躺在中国最南部的海滩悠闲自得地晒晒太阳。但最终，他决定去周庄，一来可以证实一下那座号称“东方威尼斯”的小镇是否真的那么引人入胜，二来可以拐到杭州，顺便见见我的老爸老妈。
他的话一出口，便得到我的响应。对于那种二人世界，我真是向往已久。早在16岁那年，我就看过一部名曰《旅途》的日本小说。那本书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详尽而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亡妻的一段回忆。尽管通篇弥漫着浓重的悲伤气氛，我却对夫妇俩当年那次外出旅游记忆犹新。我记得出发前二人如何精细地盘算着怎样才能省钱，如何在一家温暖的小客栈过的夜，如何在第二天早上牵着手，沉默但却长久地坐在海边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情节至今难以忘却。
一切就这样定了下来。不料4月30号的晚上，都买了火车票，立刚又有了新的想法。当然行程路线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提出带上文茂。虽然我对文茂亦有好感，但那一刻我还是十分扫兴，更对立刚无法理解，“如果这样，我将来是不是要同时嫁给你们俩？”我当时真想这么问他。
最后我还是屈服了。立刚告诉我，他实在不忍心抛下文茂，说他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而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孤独地度过一个长达五天的假期，尤其在文茂的心境十分糟糕的时刻———就在那年五·一的前不久，为了自己晚年的幸福，他的妈妈离开他奔赴遥远的新疆，嫁给了当初曾经追求她十几载，现如今在吐鲁番经营一座葡萄种植园的一位老爷子。
“对不起，”立刚说，“我真的不能那么做。”
见我点了头，立刚高兴得像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儿，当即拿起电话要通知文茂，可电话还没拨通，他又改了主意，说要去找文茂，亲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吃过了晚饭，我们俩就去了文茂的家。我们到达的时间是8点半，不算太晚，可文茂却已经睡了。立刚在门上砸了好一通儿，才把他给叫起来。文茂不知道我来了，睡眼朦胧地只穿了条尺寸很小的三角内裤便开了门，赤裸的高大身躯在我眼前一闪。
“你不是要和她玩儿去吗，”他迷迷瞪瞪地问立刚，光着脚边问边往回走，“不跟她在家好好儿准备准备，干吗还往我这儿跑……”
“少废话，”冲我笑了笑，立刚大声说，“我们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你们？”文茂纳闷儿地在屋里反问。
“没错儿，我们！还不快把裤子穿上，你老师来啦！”
那是我第一次去文茂家。一进门，我立刻就意识到立刚的决定是正确的———房间里是那样的冷清，甚至都让我感到难过──只有几件过了时的家具的客厅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但茶几上孤零零的一只空酒瓶和盛满烟头的烟灰缸却分明显示着主人的寂寞。
对我的到来，文茂毫无准备，他有些慌乱，可还是十分惊喜。文茂后来说，在他的记忆中，那真是我最美的一刻，说看见我时，他甚至觉得整个房子都小了。
像主人一样把我安顿到客厅的惟一一只沙发上以后，立刚兴奋地说了他的计划。
“你们是说……要带上我？”一时，文茂非常激动。
“怎么？你难道不愿意吗？”立刚得意地反问。说话时，他弯着腰，朝鱼缸里的仅有的一条小金鱼张望。
文茂虽然欣喜，可还是表示了自己的迟疑。“这合适吗，”他喃喃地冲我说，“你们好不容易……况且立刚还要去你家……”
“那又有什么，”立刚直起身，回过头来说，“正好陪我拜见老泰山。要是没有你在场，我还不定多紧张呢……”
第二天，也就是5月1号的下午，我们三人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一道上，大家十分快活，火车刚一开动，立刚就邀了个长得并不难看，只是脖子很短的上海姑娘和我们一起打扑克。分配对手时，他执意要与我一家子，可没想到一向随和，从不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文茂却不同意，坚持要摸牌，“那不成，”他说，“该是谁跟谁，就是谁跟谁！”
结果，文茂摸到一张红桃，立刚不得不懊丧地跟他交换了位置。
我们玩儿得很尽兴，每个人都十分投入，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去吃。我和文茂大获全胜，到了熄灯那会儿，竟然让立刚他们当了六次“猪”。这可不是说我们的牌有多好，完全要归结我和文茂的默契配合，我们总能相互理解，几乎没有出错过一张牌，这不得不令立刚称奇。
“我说，”他感叹道，“你们俩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
听了这句话，文茂立刻满脸通红。立刚也发觉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一时心不在焉。不过，这只是短短的一刻，很快他便集中精神，继续与我们战斗。
那天夜里车上的人很多，文茂没有补到床铺，为了让我好好休息，他俩把那张中铺给了我，两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侧着身，可笑而又亲密地挤在下铺上。
“不不，”见我于心不忍，文茂连忙地欠起身，“我们很好，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那年去牡丹江，我们就是这么睡的……”
可说是那么说，毕竟那张床太小了，直到半夜，我被一阵颠簸弄醒时，仍然听见他俩在下面像两只鸟儿一样唧唧啾啾地唧哝着。
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根本想不到他们是在谈论我。立刚说，就在那一晚，文茂说他其实也爱我，并表示他愿意为我“牺牲一切”的。不过他要求立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把这一点告诉我。那一刻他相当不放心，非逼着立刚发誓。立刚没办法，只得按照他的意思说了些“不得好死”的话。就算是这样，立刚也没有克制住自己，也加上当时我们正好说到了那儿，那一趟回来没几天，便把文茂出卖了。
我说过，对我而言──无论是他还是文茂，我都感到无法理解，因此我忍不住问立刚：“你把这些告诉我，难道一点儿都不担心吗？” “担心？”对我的话立刚非常诧异，
就好像我提了个十分古怪的问题。他反问我，“你怎么会这么讲？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们俩让我更信任的人了，我怎么会担心你们呢？”
是的，立刚的确是这么说的。说完了这些话，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沉默了一阵，他接着说：“命运，是命运让我们三个走到了一起，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上海玩儿了一天，去了外滩，逛了南京路，还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游艇上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这其间，我一直为立刚称奇：虽然是第一次来上海，可他对上海的了解却远比从小就往这儿跑的我多得多，不但知道位于长乐茂名路口的艺术剧场1949年以前叫兰心戏院，而且知道徐家汇大教堂的本名是“圣依纳爵天主堂”，而当我们在淮海中路看见那座漂亮的三层白色别墅时，他居然告诉我，那曾经是一个叫“盛宣怀”的富商的宅第。我真有些搞不懂，这一切，他是如何知晓的。
立刚就是这样，似乎世界上的事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第二天在周庄也是如此。我们乘着一只平头小船，由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摇着橹，在小河中欣赏沿岸那一座座俊秀的南方小宅时，他再一次提起了威尼斯，说一旦攒够了钱，我们三个一定要去一趟。他讲起了那里，讲起那里的“圣马可广场”和“佩萨罗宫”，以及大运河上的“雷亚尔托”桥和那些叫“贡多拉”的小舟。他讲得十分真切十分到位，不但知道那些他根本没见过的世界著名建筑的历史，建造于何年何月，甚至知道“贡多拉”的长度是11米，由280块山毛榉木板所组成……
当然，现在想起来，立刚当时不乏有些卖弄，但想必你一定能理解，像我这样一个刚刚陷入初恋的女孩子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会对自己的男朋友丰富的知识面大加赞赏。我就是这样，那一刻，心里真是充满愉悦。但对文茂来说就不一样了，每逢立刚在那儿夸夸其谈之时，他总会沉默不语，似乎为自己插不上嘴而自惭形秽。
尽管说我那时还十分年轻，可却属于那种很心细并敏感的女孩子，每当到了这会儿，都会尽快寻找时机，把话题引向文茂所熟悉的方面。有一次我做得过于明显了，以至于在文茂朝我望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他心知肚明的眼神。
不过，你千万别因此曲解了立刚，认为他是一个粗心的人。事实上，很多时候他考虑得非常周全。第三天，我们到了杭州。临进家门之前，我们俩和文茂分头买东西的那一会儿，立刚忽然提出一个建议，说反正我的老爸老妈也不知道我和他交了朋友，为什么不暂且将这事儿瞒住呢。见我有些不解，他做出了如下解释：
“当然是为了文茂，万一你妈妈总是想方设法偏疼自己的女婿，诸如……在饭桌上一个劲儿给我夹菜或者饭后一个劲儿地往我嘴里塞葡萄，文茂肯定会不自在；也许更糟，没准儿你那从英国回来的学究老爸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偏心，会当着文茂的面儿送给我一块昂贵的瑞士运动手表而只送给他一只香港产的钥匙链儿，那文茂多尴尬呀，你说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儿，这还只是其一，而说到其二，他诡秘地笑了，“我实在有些好奇……真的是很想听听两位老人家的看法，在我和文茂之间，到底他们更喜欢谁。”
见立刚说的有理，我当下就表示同意──当然我赞同的是他所列举的第一个原因，至于他说的第二点，我却有些吃不准，总觉着有点儿恶作剧，除此以外，还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总觉着……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不过，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并做得十分认真，但凡我老爸老妈在场，我一定会对他俩不偏不倚──只要先给立刚削了苹果，就一定会给文茂剥个橘子，即不少看谁一眼，也不跟谁多说一句话。甚至连坐的位置我都十分注意──那两天晚上看电视，我总要把沙发上的立刚和文茂扒拉开，坐在他俩中间。这不但让文茂一脸困惑，还真把我老爸老妈给蒙了。我老妈终于绷不住，临走的那天晚上她在厨房做饭，趁一条仍在张嘴的鲑鱼在油锅里发出噼啪作响之时，她伏在我耳边问：
“我说死丫头……你到底打算跟谁？”
“嘿嘿嘿……”见她落入了立刚的圈套，我笑着反问她，“你没看出来吗？”
“没有。”她老实回答。
“那……老爸呢？他觉着呢？他觉着谁好？”
“都好。他说。说他们俩……哪个都行。”
我把我老妈的话告诉了立刚。他听了非常惊奇。
“这是你老爸说的？”
“是啊？”
“这可真是的……我原来以为……”
立刚没有把话说完，害得我至今不知道他究竟以为什么。第二天，我们返回北京之前，我老爸把立刚和文茂两个人叫到了自己的书房，然后拿出来两条从伦敦买回来的包装相同、颜色和条纹也几乎一模一样的丝绸领带。
1999年的秋天，也就是我和文茂在“老树皮”咖啡屋见面的3个月之后，我们俩结了婚。
10月的一个晚上，天空飘落着最后一场秋雨。当我那天下了课，打着伞走出“新奥尔良”的大门时，我看见了浑身透湿的文茂。
“嫁给我吧。”他说。送我回家的一路上，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我常常想起文茂的这句话，想起当时的情景。有一个问题我总是搞不清──我究竟是因为什么而答应了他，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他？还是因为不忍拒绝他？我真的是有些不明白。
这个疑问，早在结婚前就不停地缠绕着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后来，很多事其实都非如我所愿。我不是指当初爱上了立刚却嫁给了文茂，要说的只是些很具体的问题。诸如，我一向认为跑到照相馆去照婚纱的做法俗不可耐，可在文茂的坚持下，依然去了新街口的那间影楼，让那个留着小辫儿的摄影师整整摆弄了一天，而后捧回一堆连我都不相信那上面的人是我的照片来。
我更不喜欢那种大排筵宴的方式。当我第一次想到终有一天我会出嫁时，我就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简单而朴实的婚礼。这一点也没实现，这都要怪文茂的继父（当然文茂只称他为‘叔叔’），那位酿造葡萄酒的老先生携带他妈妈专程从吐鲁番赶来操办了一切。那天早上，当我穿着一身硬邦邦的白色纱裙走下楼时，前来接我的高级轿车居然多达50辆，从我家的楼底下一直排到小区门口，我当时惊得都快晕过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北京会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那位老先生，竟然在西苑饭店摆了60桌。只是，除了我那几个“新奥尔良”的同事，文茂的几位大学同学，再也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我就这样嫁给了文茂，一切都很老套，循规蹈矩毫无任何浪漫的色彩。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我当时还是很幸福的，虽然失去了立刚，但却拥有了同样爱我的文茂，拥有了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是的，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相当不错，宽大的客厅，舒适的卧室，还有一间布置得十分有格调的小书房。这都要归功于文茂财力雄厚的继父──为了得到文茂的认可，他全款给我们买下了位于西二环的那套公寓。
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忘记立刚。这其实并非我的本意，但我无法摆脱他──无论是在燕尔新婚的夜晚，与文茂恩爱地相拥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的一刻，还是独自坐在小书房里静静沉思之时，只要闭上双眼，立刚便会蓦然出现在面前。
那种情形，一般来说都很短暂，幻影似的转瞬即逝。可也有例外──秋日的一个寂静的午后，我竟看见他一身白衣，头上罩着光环，两肩上还扇动着一对天使的翅膀，毫无声息地从阳光灿烂的窗外飘然而至……
记得吗，我曾经告诉过你──立刚是在1998年的8月失踪的。照说他本不应该与那场洪水有什么关联。在他动身的5天之前，我从来也没听说他湖南有什么亲戚。可是他说有，恰恰在灾区。那是他的曾祖母，已经97岁。当电视里第一次报道洪水的消息时，他便开始惦念。而有一天，在新闻联播里看见一群武警士兵驾驶冲锋舟，从一座屋顶上救下一位比他曾祖母年轻得多的老太太后，立刚再也坐不住了，终于请了5天假赶回去探望，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那段日子，
为了寻找立刚，我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几次在当地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每个星期一都要去象来街立刚的户籍管辖派出所，找那个身材矮胖的负责警察打听是否有他的消息，在终无结果的情况下，还让文茂陪着我去了一趟湖南。
在岳阳，我们找到了那位挂靠一家国营客运公司的长途汽车的司机，而后一同前往那座小镇。站在河边出事的那座漫水桥旁，我们听了那位大难不死的小个子讲述了当山洪暴发之时，他所驾驶的那辆编号为1026的大客车是如何像一个罐头盒一般翻滚着被汹涌的洪水冲到8公里之外的下游。
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41位乘客中有9人死亡，28人受伤，还有两人失踪，至今没有找到尸体。虽然那个司机没有把照片上的立刚认出来，可是根据文茂提供的火车车次，当地客运公司的一位调度员告诉我们，那天只有这一辆车去了立刚曾祖母的所在地，她深信，如果立刚那天是乘坐那趟火车到的岳阳，他就一定在这辆车上。
我实在不相信我就这样失去立刚，老觉着他还活着。每当有人敲门，电话响起，或者在大街上看见一辆型号相同的红色吉普车时，总会认为那就是他。甚至每一次开新课，我走上讲台，望着下面一张张陌生面孔的那一刻，都忍不住要在最后一排寻觅他的笑脸。
那一次次的失望真令人悲伤，以至于有一回，我竟没能控制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使得原本躁动不安的教室一片寂静。
从岳阳回来之后，我很少和文茂见面，即便是见了面，我们也很少谈立刚。尤其是文茂，他总是小心地避开这个话题，包括那次在“老树皮”咖啡屋的会面。我说过，那天晚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除了问我是否再喝点儿什么，他几乎没有开口。那种情形，简直就与北野武的影片《焰火》里西佳敬和死去的刑警田中的妻子在弁当店见面那场戏如出一辙。
我一直在懊悔──为什么当时对文茂的沉默丝毫也没觉出不正常，一点儿也没抱有警惕，非要等到结婚之后，才感到问题的所在。
那是一个星期六，头天晚上的气象预报通知说从西伯利亚赶来的第一股寒流已经到达，气温将会下降十七度，同时还伴有七级大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天早上文茂仍然坚持要出门，不到六点便悄悄下了床。当他窸窣地穿上衣服，把一件加厚的羽绒服套在身上时，我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困惑，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头问：
“今天这么冷……就不能不去吗？”
虽然我的话完全可以称之为柔声细语，但对文茂来说却好似一个惊雷。浑身一颤之后，他勉强扭过了脸。他想对我说什么，可嘴张开好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字，最后还是背起那只大号的双肩包，默默地拉开了门。
早在婚后的第5天，我便已经对文茂生出疑问。那天也是星期六，不同的是，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当我起了床，拉开窗帘时，我看见了自打来北京之后所看见的最为湛蓝的天空。但我的好心境很快便被打碎──我发现我的新婚丈夫不见了。
在客厅里，我找到他简短的留言。
亲爱的：
早上好！今天是周末，你在家休息一下，我去爬山了。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不快，也感到难以理解──结婚还不到一个星期，他怎么能撇下我这个新娘子，一个人出去郊游呢，无论如何我也想不通。
文茂走了一整天，直到黄昏，暮色将至之时，才神色疲惫地跑回来。
那天晚上，带着心中的问号，我把文茂拖进了小区门外的一家湘菜馆。显然文茂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坐进那间小隔断时，他的脸上划过一阵阵的忐忑。心不在焉地点了菜，望着那个女孩儿放下了一壶茶，他对我做了解释。
文茂告诉我，从上中学的时候起，每个星期六，他都要一早去爬山，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说他这些年始终坚持着，除了生病感冒发烧或着出差上外地，几乎从未间断。
“知道吗，”文茂说，“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真的是很难。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过去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功课那么多，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真想睡个懒觉，就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落过空……”
听起来他说得不无道理。可在那种情形下，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毕竟我们正在蜜月中。他怎么可以这么做？退一万步讲，就算你的习惯不能改变，也总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干吗总是要不辞而别！于是我忍不住质问：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起码，昨天晚上应该跟我说呀？”
“昨天晚上？”文茂接着解释，同时把脸扭到了一边，“昨天晚上我本来是打算跟你说，正要张口时，又决定不去了，没想到早晨一醒，才发现自己做不到，所以……”
说话时，他一直不敢和我的目光接触，要么盯着我俩头顶上的那盏桔红色的小吊灯，要么凝视大厅里的那只酱黑色的大瓮。说实话，这件事的确让我感到蹊跷──不过是去锻炼身体，为什么要躲躲闪闪？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那种心神不宁，就好像他正在做着一件天大的亏心事。当然了，我那时还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但却很难相信他是去爬山。
不过，那一刻我也仅仅想到这里，至于文茂究竟去干什么，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我的思维真是一片混乱，坐在那里注视了文茂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让自己通得过的答案。
“嗨，我说亲爱的……”迟疑了一下，我忍不住问，“你真的是去爬山吗？是不是在骗我呀？”
“你怎么会……这么想？”文茂猛然回过头，呆呆地望了我片刻，掏出笔记本，从里边取出一片红色的枫叶。
从那以后，但凡是星期六，文茂都要早早起来去爬山。我曾一再要求同往，但却每每遭到拒绝。他总是婉言劝阻，说爬山实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女孩子绝不可能喜欢。虽然说他的理由看似充分，可我却难以信服他的话，总觉着这件事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但开始时，我并不想把一切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旦我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或许我就会失去他。因而，一段日子过去之后，我便不再追问文茂，只是寻找一切适合的时机，劝阻他不要这样继续下去。
对我的话，文茂倒也没有表示过多的反对，每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如果我说得多了，就点着头表示同意。话虽如此，可他依旧我行我素，每个星期六照样早早起床，背着那只让我困惑的双肩包，匆匆出门。
到后来，怕我拿出什么他无法反驳的理由拦阻他，文茂的时间表越来越提前，总是在我还在熟睡的时候就离开家，以至于有一天我四点半起来上洗手间，他已经没了踪影。
终于，我下决心要弄清我丈夫的秘密。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临睡觉之前，我郑重对文茂宣布：
“我已经决定了，不管怎么说，明天早上，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
听了我的话，文茂像被外星人施了魔法似的凝固在了那儿。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刷牙，大约有十秒钟一动不动，任凭一缕牙膏沫顺着下巴缓缓而下，直落到自己的脚上。他艰难地抬起头，从镜子里望着我，片刻转过身：
“你是说……你一定要去吗？”
“一定！”我站在卫生间门口，坚定地回答。
“不能再商量？”
“决不！”
“……你为什么要这样？”文茂有些起急。
“这个问题，
倒是我应该问你。”我面无表情地说。
“听你这口气……你难道怀疑我什么吗？”
“你觉着呢？”
“如果是这样……那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过……好吧。”
文茂终于答应了我，可脸上却呈现出将要面临世界末日的痛苦。那一夜他几乎通宵未眠。我也差不多，一直半睡半醒，时不时便听见他所发出的一阵阵叹息声。我承认，那一刻我真的挺同情他，同时还觉着自己有些残忍，不禁打起退堂鼓。 我说过，
我曾经有过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应该去了解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我会因为知晓了一切而失去文茂，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困惑的折磨，不管是什么结局，我一定要弄清他到底在干什么。于是，我下了决心──不但这一次，从今往后的每个星期六，我都要跟着他──不管是明着跟还是暗着跟，直到彻底解开我心中的疑团。
天还没亮，我就先他一步起了床，换上我惟一的一双运动鞋，而后便坐在客厅里，静静地等待着出发。
知道吗，无论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你也绝不会想到其后发生的事。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文茂终于无可奈何。他磨磨蹭蹭地爬起来，犹犹豫豫地和我离开家。就在他心神不宁地下楼时，我忽然看见他身体猛地一歪，跟着就翻滚着摔下了楼梯。
他崴了脚，顶多也就两三分钟，脚脖子就肿得像个馒头。尽管疼得大汗淋淋，可他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还以为只是扭伤了筋，休息两天便可以恢复正常。因此，后来在积水潭医院，当那位年轻的放射科医师举着一张X光片子告诉他踝骨骨折，起码三个月不能走路时，他的脸顷刻便白得像一张纸。
“你……根本……不知道，”他嗫嚅着说，“你闯的……是多大的祸……”
有一点我的的确确非常想知道──如果换了你，你听到文茂这番话，你会怎么想，是不是能理解它其中的含义；反正我没有，也搭上当时乱作一团，除了一通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当我用一只轮椅把文茂推进医院的一间温暖潮湿的小屋，准备给他打石膏的那一刻，他居然当着一个病人和两个护士的面哇哇大哭起来，那种绝望，简直就好像要上绞架。
文茂是在七天之后的那个早上，才万般无奈地向我说出一直被他深深埋藏的秘密的。从医院一回家，他便发高烧，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不管吃药还是打针，还是扎输液，哪一样儿都不管事，头天夜里竟达到四十一度，后来更高，把体温表红色的水银汞柱打到了头。天刚亮的时候，他从一阵昏睡中醒过来，把我叫到床前。
一个半小时后，我知道了一切。
自打出生到今日，那真是我最为吃惊的时刻，若不是他艰难地从枕头下抽出那张图──那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无论是我还是那5位警察谁也没搞清具体位置的图，我根本不会相信他的话。
“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文茂无力地握住我的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开始了他的叙述。
“这件事……我必须从头讲起，这实在是一场悲剧，你恐怕根本想不到，一切都是因为你而引起……自从认识了你──也就是在‘新奥尔良’第一次听你讲课的时候，我的生活从此便被完全转变。我终于发现自己找到了在梦中梦见的女孩儿。那种激动，真的是无法表达……
“可你知道，只是短短的一刻，我的梦想便被打破。这都是因为立刚，他抢了先──就在我正为你而怦然心跳时，他就在座位上转过头，低声但口气却丝毫不容商量地对我说他喜欢你，而且还发誓要成为你的丈夫。显然他当时觉出了我的惊诧，并且也看出了我的难过，但还是那样说了──他真是太卑鄙了！
“我就是从那一刻起恨上立刚的。为此，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那种感受实在无法形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超过我对他的恨。虽然立刚曾和你多次提及我们的友谊，你也知道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你仍然不知道他对我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在你出现之前，他简直就是我的一切，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他，我将怎样生活下去……
“噢……不，你不要摇头，别这样看着我，我说的是真的。我知道，关于我的不幸身世，立刚已经和你讲过不少，可有些事，我还是想亲自告诉你。你一定听说了我的父亲……没错儿，他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还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他就住进了疯人院。我至今忘不了我第一次去那儿见他的情景……
“那一年我只有三岁……这当然是我妈告诉我的，为这个，她一直坚持说我实在是太小了，不可能记得什么。但我却记得，只不过不是很清晰，可脑海里还是留下一些支离破碎，影影绰绰的印象。那是一间十分明亮的屋子，很大，也很高，直到今天，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总觉着那地方是天堂。那里边有很多人，有男有女；都穿着蓝白条纹，斑马一样的衣服。至于他们多大年龄，都在干什么，却早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妈领着我走进去时，一个满头白发，看上去既像是在跳舞又不像是在跳舞的老奶奶立刻就哭着朝我跑过来，她一把抓住我，非说我是她儿子……
“我是在一张椅子上看见我的父亲的。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尽管我妈始终否认，可直到上了高中，我仍然觉着他当时被绑着。我记得我妈说，‘这就是你爸爸……快点儿叫爸爸……’
“那一次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这些。其他……诸如……自始至终我父亲一直把我当成被他丢失的那只名叫阿黄的小狗，并且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他曾经尖声惊叫，都是我妈告诉我的，我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印象。而真正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还是十年之后，我和立刚去看他的那一回。
“那是我小学毕业那会儿。到现在我妈也不知道──因为担心我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她下了狠心不让我再见他。
“‘等几年吧……等你长大成人了，再说吧……’
“我妈总是这么说，可我实在不安心，总觉着应该去看我爸他，于是就把想法跟立刚说了。结果他非常支持我，‘应该去，’他说，‘再怎么……他也是你爸爸，别着急，考完了试，我陪你去！’
“我们是在暑假的第一天去的。还是那间屋子，只是它和我的记忆相差甚远，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高，立刚分析说：‘这显然是因为你长大了长高了。’那一次，我俩和我爸呆了很久。他看上去好多了，脸上的神情十分正常，说话也跟好人没什么两样儿，只不过临走的时候他问我俩：‘到底你们……哪个是我儿子？’
“唔……对不起，我扯得太远了。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总觉着不把一切告诉你，就无法让你理解我。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善交往的人，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不遇到立刚，我这辈子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立刚实在是个好人，每当我遇到困难，不管大事小事，无论是小时候我屡屡被人歧视，被人欺负的一刻，还是后来我去铁道上收拾我父亲的残局，以及再后来我第二次准备参加高考之时，他总会站出来，帮我度过难关。
“也就是说──在我的一生中，立刚是我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朋友。可……即便是这样，就因为你，我还是恨上了他。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谋害他。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我们三个人之间的问题。那些日子，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我都非常痛苦，每当独自一人时，常常会因忍受不了折磨而一阵阵地呻吟并不止一次喊出了声。而有一日──当我从立刚的一次诡秘的微笑中意识到你和他已经‘那样儿’了之时，一座火山骤然就在心头爆发，上千度的红色熔岩代替了血液，顺着每一根血管涌向全身。我顿时沸腾了，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杀了他……
“啊？……什么？……不不，不用再试表，我知道我在发高烧，但相信我，我并没有说胡话。我的确那么想，而且真的那么干了———还记得我们那次分手吗，就是立刚走的那天，你根本不知道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天，立刚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只好决定第二天再走。就在我们返回地下停车场，一起坐上他的吉普车时，我忽然觉出机会来了，于是对他说：‘既然如此，干吗不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去爬爬山呢？’
“‘什么？’立刚当时非常意外，对我的提议简直无法理解，‘爬山？你该不是说现在吧？’
“‘为什么不呢，’我说，‘反正时间还早，咱们的老师正在上课，要知道，自从有了她，你已经很久没有和我单独待一会儿了！’
“听了我的话，立刚当时就笑了，‘嘿，我说，’他扭过脸望着我，‘你这话，不是当真吧？’
“‘你认为呢？’我反问，并很想像他那样笑一笑，可却没有做到，即便当时没有镜子，我也知道我那会儿的表情一定比哭还难看。
“‘我当然……’立刚十分困惑，‘可怎么觉着你今天……好吧，去哪儿？是不是去香山爬鬼见愁？’发动了车，他问我。
“‘不，’我回答，‘那儿的人太多，没意思，还是去……凤凰岭吧。’
“立刚当即同意：‘成，没问题！那是你的老地方，反正一下午呢，只要你高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们出发了。出了北京站，我们上了二环，到了西直门桥便向西拐，穿过拥堵的白颐路驶向颐和园。立刚不知道自己正奔向死亡，车子开得飞快。可见我神情怪异，还是感到有些蹊跷，一路上，他一直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的真实目的，只是一再地敷衍，说着一些连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我真的是不明白你怎么了，
’立刚说，‘可是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别这样，一个人活着，总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比如你吧……噢，老天爷，我的确想不出你这会儿有什么烦恼，不就是……算了，我不想瞎说，只能告诉你你得坚强些，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困难咱们解决不了呢？’
“要知道……即便是为了你，要做出那样的决定也绝非易事，况且想害的人是立刚，我当时脑子里简直一片混乱，后来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到了北宫门，他停车去那间路边食品店为我俩买吃的东西时，我几乎想罢手。可那一刻我想起了你，最终还是下了决心。
“就这样，我们去了凤凰岭。那地方其实立刚很熟，曾不止一次地跟我去过。那是那年春天，山上开满了野花，白色的山杏，粉色的野樱桃，还有那些叫不出名的紫色或者黄色的小花绽放在翠绿的山坡上。那种自然的美景，着实让立刚得到不少快乐。但他没有坚持下来，当炎热的夏季到来后，他就退缩了……
“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那地方后来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指的是我常去的那座山的北坡，不知是当地政府，还是哪一个手眼通天的家伙把那儿开发成了一座陵园……大概是前年吧，也就几个月的功夫，那些烂漫的野花便从原本葱郁的山坡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一片片白花花的墓碑。你真不知道，看到它们时，我的心里有多懊恼。可很多事，你根本无法预料，要不是这座从天而降的墓地，我就不会认识那个守陵人，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有一天……就是与立刚去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在陵园的南墙遇到了一个老头，他70岁上下，长着一张黑如锅底的脸，除去缺了一只手，身子骨就别提多棒了，走起路来真是快步如飞，后来带着我去看那个洞的时候，我甚至都跟不上他。
“没错儿，就是他告诉我那个洞的。在此之前，我俩曾在一棵大树的底下，分别坐在一块断裂成两截的石料上聊了好一通儿。他指着身后的那座墙，介绍自己是看坟的，就住在上面，‘顺着西边那座烧纸塔往上走，’他说，‘过了那片全都带着龙的黑色墓碑，你就会看见一座泵房，你再往东边儿看，就会看见一间小屋，我就睡在那儿。’听说我从十几岁起就一直往这儿跑，他不禁为我对那个洞一无所知而诧异。
“‘怎么着，’他不相信地问我，‘这么些年？来了这么多趟？就从来没听说？’
“他随后带我去了。那个洞藏在一块突兀的巨石之下，虽然洞口足有一人高，可却十分隐蔽，若不是他用自己那只完好的手拨开那些茂密的常春藤，即便是已经站在仅仅离那个洞不到一尺的地方，我也没有觉出它的存在。
“‘知道这下面有多深吗？’望着黑魆魆的洞口，他问，自己跟着解释道，‘少说也有十多丈！’见我探着头，一个劲儿地朝下看，他不由拉住我，‘小心！’他说，‘脚底下滑，要是不留神掉下去，这辈子就别想再爬上来了……’
“噢……后面的事……你大概已经猜出来了──我把立刚领到了那儿，当他困惑地按我的旨意，伸手去摸那些湿漉漉的常春藤时，我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别那样看着我，我知道这实在难以置信，当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孤寂地伫立了好一阵，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忽然，我感到天旋地转，而后便像醉汉一般瘫软地倒下去。
“那一刻，山坡上万籁寂静，只有一只乌鸦站在一棵树上怪叫了两声，拍着翅膀飞走了。我一直躺在那里，很久很久。而当夕阳斜下，我再一次流着泪，把脸紧贴在草地上时，倏地便听见一声从地底下发出的呻吟。
“我当时并不知道立刚没有摔死，还以为那是我的幻觉，甚至以为那是他的灵魂在向我呼唤。我曾趴在洞口听了好一阵，结果没有听到任何响动，于是就离开了。可回家后，不知怎么，我总是放心不下，我没等到下一个星期六，两天之后便又赶了回去。
“这一次，我得到了明白无误的确认。
“‘是你吗？’
“我听见立刚在下面问，虽然声音细小，遥远得杳如在天堂，但却回荡了三次，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唉……你不知道我那一刻有多痛苦。要知道，尽管我犯下了谋杀罪，可却绝非冷酷到一点儿怜悯之心都没有的份上。但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实在没有勇气救他上来。我能做到的，只是一次次去看他，每个星期给他送去足够的吃的和水，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而且，每一回都尽可能地和他多呆一会儿。去年秋天有一次──就是我向你求婚前一天，给他扔下去过冬的衣服和棉被之后，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
“‘嗨，我想娶她。’我趴在地上说。
“‘是吗？跟她说了没有？’立刚在下面问。
“‘还没有。’
“‘为什么？’立刚挺奇怪。
“‘咳，’我对他说，‘这你还不知道，我怕她拒绝了我。’
“‘唉，说你什么好呢？’立刚埋怨起我，‘你这人，永远是这样儿！’
“‘那你说……她会同意吗？’我又问。
“‘会，一定会。’他回答。
“‘你怎么这么肯定？’
“‘绝对肯定！’立刚说，‘你不知道，当初咱们上周庄，咱俩在火车上谈了那一宿，虽然你说不让我把你的心思告诉她，还让我一通儿发誓，可我心里明白，你其实是希望她能知道，所以回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就把咱俩的谈话原封不动说给了她，连一句都没有落下……’
“‘是吗？’我大吃一惊，‘你真的那么说啦？’
“‘真的！’
“‘那……她是怎么说的呢？’说实话，我当时紧张极了，生怕听到什么让我难堪的话。
“‘她当然没有说什么，可我有一种感觉，她一样也喜欢你，尤其……我是说现在……她一定会答应你的，你就放心地说吧！’
“‘噢！是这样呀！’那一刻我真是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可以这么讲，要不是立刚的这一番话，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起码，不会那么快就跟你说。
“‘嗨，这件事儿你可要抓紧！’立刚催促我，‘像她这样的好姑娘，你可不能拖得太久，一旦有人占了先，你到时候连后悔都来不及！赶快娶她吧，噢，我在这儿先给你祝福，到时候我就不去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就这样，我们俩从早上一直聊到天黑，等我从冰冷的地上爬起来时，两条腿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知道吗，从发生到现在，这件事已经一年多了，可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要不然他根本挺不下来，早就……而眼下……我实在没辙了，赶快去救他吧。拿着……这是……我画的……按照这张图，你会找到他的……”
文茂刚一说完，便因持续的高烧而发生了昏迷。拨打了110报警之后，我跟着又打了120的急救电话。也就5分钟，一辆警车便率先开到了我家楼下。
虽然我曾听说但凡是警察──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资深老警察，必定个个沉稳老练，决不会在一个报案者面前流露什么惊诧或者意外，可当我急切焦虑地把事情告诉那个下巴刮得铁青，从一进门两只眼便像鹰一样盯着我的干瘦男人时，那位身穿便服的探长居然惊得好半天没闭上嘴。
但我必须承认，那个警察还是相当果断。他看了看昏睡中的文茂，当即吩咐副手留下来等待救护车，随即便带着我和文茂画的那张图匆匆出了门，开始了对立刚长达36小时的搜救行动。 文茂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的，
而他画的那张图又没有人能看懂，再加上他说的那个看坟的老头已经离开了墓地（如果一开始就找到他，显然一切会简单得多），所以从当天上午，到第二天的半夜，那位探长和之后赶来的八个警察翻越了整个凤凰岭地区的每一座山坡。
根据文茂的描述，他们逐一不漏地检查了能对上号的每一处可疑地点，却都没有找到那个洞。这当中，我并没有参加，而是跟着一个年轻警察去寻觅那位无意中惹了祸的老大爷。
这件事颇费了一番周折，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在距阳坊镇镇政府大楼以西8公里的一个村子找到他的家。他当时不在，院子的大门上挂着把大锁。据一群在村头晒太阳的老太太们分析，他一定是去了哪个儿女那里。
“想找着他可不容易。”其中的一个老太太说。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却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而且都不在本村。因而，在村委会──打听到住址后，我们便心急火燎地驱车前往一个个村子。
几乎是在那位探长结束了拉网式的搜寻的同时，我们在南口找到了他。那是我们去的第八家，他的一个女婿在通往十三陵的路口上开了个涮肉馆。我们到的时候是夜里一点，正赶上停电，足足在黑暗的餐厅里等了二十分钟，那个老头才披着件衣服从一个狭窄的过道走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没有更多解释，只是告诉他去救人，便把他拽上了车。
我们朝凤凰岭疾驶。或许是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显得很迟钝，都快到阳坊了，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您怎么还不明白老爷子，咱们这是去救人！”年轻的警察一边驾车一边说。
“救人？救谁呀？”他坐在后面问。
“一个小伙子！”年轻警察说。
“一个小伙子？”
见他还在犯糊涂，我再一次向他说明情况，并掏出文茂的照片，打着手电筒给他看。虽然依旧困惑着，但他还是把文茂给认了出来。
“噢……是这个小伙子？你说的没错儿，我们俩的确见过……他人挺好，和我聊了半天呢……”
“都聊什么来的？”年轻警察问，既像是帮他回忆，又像是在审问。
“都聊什么来的？”他喃喃地重复，“那谁记得住呀，老早的事儿了……”
“是不是聊了那个洞？”我提醒他。
“那个洞？……哪个洞？”他反问我，好像对此一无所知。
“什么‘哪个洞’”我焦急地说，“就是你跟他说的那个洞！”
挠了一通头皮，他忽然恍然大悟：
“你是说……我跟他说的那个洞？”
“对！”我们一起回答。
“……要是我没听错，你先头儿说……有人掉进那个洞里头啦？”
“对！”我们又回答。
“就是那个小伙子？”
“不是他，”年轻警察纠正着，而后费力地解释着，“可这事跟他有关……掉下去的是他的朋友……应该说……是他最好的朋友……其实不是掉下去的……是让他给推下去的……他在里边呆了一年多了……一直活着……可现在不一定了……恐怕有点儿悬……”
“算了，”发现那个警察解释不清，我忍不住插嘴，“您就别管那么多了老大爷，您只要带我们去那儿就成！”
“您这可让我为难了！”老人对我说。
“有什么为难的，”年轻警察安慰他，“甭担心老爷子，您显然是误会了，我们不是要追究您的责任，这件事其实与您没关系，您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您就没事儿了……”警车飞越了一个土坡，重重地落下去之后，他接着说，“现在的任务是去救人，要知道，那个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东西吃了……”
“不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老人争辩着，“您的话我已经全听懂了，是您现在不明白……没错儿……我是跟那个小伙子说起过那个洞……可我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呀？”
“怎么会不知道？”我大声地反驳道，“您不是还带他去看过吗？”
“什么？……这是那小伙子说的？”
“是呀！”
“我的老天爷，我今天整个儿让你们弄糊涂了！”老人大声地嚷嚷着，“我简直都晕了……这，这怎么可能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爷子？”年轻警察问。
“……是这么回事儿，那小伙子的确让我带他去来着，可我当时并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咳！我都不敢担保真有那个洞……那只是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的一个传说……”
关于那个洞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是5天后在家中的阳台上向文茂说明的。那时他已经退了烧，正坐在轮椅上望着墙上一只一动不动的小壁虎苦思冥想。
说话的时候，我非常小心，婉转地告诉他不光是那个洞不存在，而且也没有发生那些事──那些关于他没有把立刚送上火车，而后一同前往凤凰岭的事。至于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他从那个老头嘴里听来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清朝某年或者明朝某年，一个赶考归来的秀才发现自己的好友跟妻子有了私情，于是便把好友骗到了山上，并趁其不备将他推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我重复这些的目的，是想暗示他──显然他把听来的故事当作了现实，并且安在了自己身上。 “照你这么说……”当那只小壁虎终于忍受不了文茂的注视，
飞快地爬走了的一刻，他转过身，诧异地问我，“我现在……岂不是精神失常啦？”
文茂的话，我当时没有回答。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对此提出疑问。我是慢慢地告诉他这一点的，并一直耐心地做着他的工作，以说服他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开始时，他根本不愿意采纳我的建议，但后来还是同意了，不过却提出了要求，说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山上，以便亲自证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四个半月之后，文茂的脚基本恢复了正常。那个星期六，我、他母亲、他继父三个人一同陪着一瘸一拐的他上了凤凰岭。
在文茂的带领下，我们到达了那座石崖底下。在浅浅的春草中，我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大衣、棉被及一袋袋早已腐烂的食品，（为这个，我事后给那个探长打过电话，他承认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找到）不过文茂并没有看见，他当时正谨慎地站在光秃秃的石壁面前，一边用手拨开假想中的常春藤，一边愧疚地告诉他的妈妈和继父，他就是在那儿把立刚给推下去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文茂一直住在温泉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那儿的条件非常好，按文茂自己的说法，和他父亲相比，简直是一天一地，完全可以称之为是疗养院。
关于他的生病原因，他母亲说这全都因为他的父亲，是遗传。但文茂坚决否认这一点，每当他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说跟遗传没关系，绝对是因为我。因为我，他才生出谋害立刚的念头，从打认识我的第一天起，这种念头便邪恶地缠绕着他，最终令他认为自己真的那么干了……
经过五年的治疗，文茂已经大有好转。但医生认为还不能出院。上个星期四，我去看他，之后见了文茂的主治医生。在一间阳光灿烂的办公室，那个满头白发的大夫说：
“以他的情况，还需要住上一段时间，至于多久，我无法确切地答复你。”
“大概呢？”我问道。
“真的很难说，也许还需要三年五年，也许更长，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一点文茂心里十分清楚，并且也称得上通情达理，说但凡不是万不得已，他绝不给我添麻烦。上个星期六，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回家过年时，他立刻便摇头。不过，听到窗外传来的鞭炮声，他还是受到了不小的诱惑。
“就……全由你决定，”他起身走到装有白色铁栅栏的窗前，望着医院墙外的一群正在放炮仗的孩子们说，“你看吧，我怎么都成，如果你觉得……”
我真的很为难，几天来始终拿不定主意，到底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