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惊地朝眼前的一张熟识无比的脸望了片刻，何芊向这位另一个赵氏兄弟介绍了自己。不等对方开口，她又局促地说明了自己唐突造访的原因。一阵诧异之后，归来的主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便把她让进了屋。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但在画家赵鄂的画室里，何芊却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哀。把那份保险单连同那只包装精美的领带夹递到画家的手中后，她并没有与画家谈起他的兄弟，而是欣赏起墙上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幅油画作品。那一刻她似乎十分专注，当抚摸着米隆那尊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像复制品时，还向画家表示了自己对两千多年之前古希腊人的艺术天才的感慨。
看得出来，何芊在艺术方面是个内行，见到赵鄂临摹的《维纳斯的诞生》，不仅知道原作出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之手，还知道维纳斯最初的落点是东方的塞浦路斯岛。她甚至还告诉画家，画面右侧那个体态丰腴正准备给赤裸的维纳斯裹上一件紫红色长衫的女人，是迎接她的山林女神……
或许是这位画家实在是与自己的情人太像了，娓娓地结束了与他关于绘画的谈论之时，何芊的眼睛里忽然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恍惚。她凝视着他问：
“你难道……真的不是他吗？”
听何芊这么说，一直矜持着的画家顿时泪眼潸潸。低下头，沉默了许久，他起身去了一旁的酒柜，为何芊倒了一杯马提尼，然而他递给何芊时，何芊却顺势把他拉到自己坐着的那张秋千般的摇椅上，她捧起那张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端详了片刻，便与他亲吻起来……
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说句实话吧，我真不知此时此刻，对于这位感情丰富的何小姐，你将会作出如何评判，我其实也是如此。而当我得知那天晚上她在赵氏寓所与自己情人的孪生兄弟一起过夜这件事，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不过我想──倘若你得知仅仅在第二天，这位何小姐便被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成为本故事中第二起谋杀案的被害人，你一定也像我一样，没有心情再去对她的品行说长道短。
何芊是在她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的早上从天津回到北京后遇害的。据报案人，也就是何小姐的丈夫黄某声称，那天晚上，他从涿州返回别墅，在与三层卧室紧邻的一间步入式更衣间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当日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之间，而根据画家赵鄂的证词，何芊是早上9点离开的马场道，而后由他驾车引领着穿过市区，于半个小时后到达了高速公路入口。
照此推算，即使她像一个男人一样开车速度很快，起码也要在上午11点才能返回位于东南四环路的芙蓉花园，这也就是说──何芊刚刚到家，便被凶手杀害了。因此，当陈耳东问及刑警梁子的看法时，梁子当时断定──十有八九，在何芊进屋之前，凶手已经藏在了别墅里。
与她的情人相同，何芊也死于一把尖刀。经确定，属于别墅厨房刀架上的一套价格不菲的德国成套刀具中的一把。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起凶案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何芊死的时候也是一丝不挂，虽然尸体解剖说明何芊在死前12个小时内曾有过性行为，但别墅里却没有发现搏斗过的迹象，屋内所有的贵重物品一样没少，死者塞满了现金的钱夹就摆在距尸体只有两步远的一只五屉柜上。据此，陈耳东初步排除了入室抢劫强奸的可能。
现场勘验表明，她当时刚刚洗完了澡，正在她脱下浴衣，打开壁橱寻找所需的衣服时，躲在某处的凶手悄声无息地从走廊溜进来，将那把尖刀从背后刺入她的心脏。
根据刑警梁子的检查，别墅的所有门窗及前后两扇宅门的锁具均没有受到破坏，显然凶手不是强行进入别墅的，要么是主人给开的门，要么是自己持有别墅的钥匙，而种种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案的被害人与三天前发生在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另一起谋杀案的被害人关系密切，且杀人的手段极其相似，陈耳东认定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人，于是决定两案合一一并侦查。
在芙蓉花园何芊别墅的车库里，刑警小胡在何芊的汽车里发现了她往返京津高速公路收费发票，陈耳东以此得知何芊去了天津。因为她曾经跟他要过赵鄂的地址，他知道她是为那份保险金去找她情人的兄弟，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了解到何芊来去的时间表后，陈耳东意识到，除了那名凶手，赵鄂可能是最后见到她的人了。这样一来，他觉得有必要与赵鄂再见一面。
5月21日的早上，在刑警队自己的办公室跟梁子和小胡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之后，陈耳东便驱车前往天津。那天上午，不知怎么，京津高速路上车很多，但他依旧开得很快，一路闪着警灯，不到十点就到了金钟路出口。出了收费站，他向市区驶去。
说起来，对于陈耳东来讲，天津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曾经和几个同学骑了十多个钟头的自行车来到过这里。提起那件事，陈耳东不由有些脸红，说当时他们那支远征军里还有两位女将，但回来后人家都没说什么，只有他落下了毛病──到现在，不定什么时候，左脚就会一阵阵的疼痛。
做了刑警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陈耳东这些年也没少往天津跑，而两千年的秋天，为了抓捕一个潜逃的抢劫杀人犯，他在南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整整住了1个月，可以说，天津的每一条街道都十分熟悉。所以，与何芊不同，他没费什么劲儿，就按照赵鄂留下的地址，来到了一座座洋房鳞次栉比的马场道。
当他抵达赵氏兄弟的小楼时，画家赵鄂忽然打来电话，告知自己还在外边办事，正在往回赶，于是陈耳东便下了车，在这条颇有些异国情调的街道上散起步来。
我在前节提到，陈耳东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兴趣十分广泛，对于天津，也曾作了一番研究。他知道，因为是口岸城市，自从1844年的冬天法国人拉萼尼在自己的炮舰上逼着道光的手下耆英签了《黄浦条约》，天津便修建了第一座教堂。随后，这种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别墅跟着就在五大道上多了起来。105年之后，因为那个名叫陈长捷的傻冒儿不肯向只有44岁的林彪投降，结果自己的13万人马29个小时就让东北野战军给干掉了。而刘亚楼的538门山野炮既轰平了国军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380多座碉堡，也免不了要殃及一些昔日洋人富贾们修建的豪宅。所幸的是那只是一少部分，绝大多数得以保存。在这其中，有相当数量归为政府机关、银行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所有，余下的则像眼前的这座，变成了普通百姓的居民楼。
就在陈耳东站在便道上，凝视着赵氏兄弟寓所门廊上“1899”的字样时，他听见了一阵轰轰的马达声，跟着看见画家的那辆闪闪发光的奥迪“TT”小跑车停在了自己的切诺基旁边。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跳下车，赵鄂跑过来歉意地说，随后引着陈耳东穿过马路，上了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楼。
在那间两日之前何芊曾经到访的画室里，赵鄂接待了陈耳东。虽然与上次相见仅仅隔了3天，但陈耳东却发现这位画家完全是判若二人，他面色无光两腮凹陷，一双动人的大眼睛也全然没有了前日的迷人光彩，而那性感的嘴唇上，竟生出一撮难看的燎泡。
尽管这般，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般，赵鄂仍然像以往对待很多初来乍到的客人一样，带他逐一参观了赵氏寓所。除了屋顶上的那间阁楼没有带陈耳东上去，这位画家让他看了包括他们兄弟父母故居在内的每一间屋子。
来到赵湘的住所时，陈耳东站在门厅里漂亮的花砖拼图地板上望着里面卧室与书房相连的套房，不由被那种毫无生气、人去楼空的伤感氛围所感染。随后，二人来到画家的那间兼作会客厅的画室。
看了看何小姐生前曾经坐过的那张吊在白色金属支架上的双人摇椅，陈耳东告诉了何芊的死讯。得知她昨日刚从自己这里返回北京便被杀害，画家不由一阵惊骇。
那一刻，他低下头，沉默了好一阵。再次扬起脸时，叹息着向陈耳东介绍了何芊来了之后与他的全部谈话。不过，出于某种考虑，赵鄂略去了诸如二人曾经在画室里亲吻，以及还有其他更加亲密的举动这样一些细节。但陈耳东却注意到了他们孤男寡女那晚同在一个寓所里，见画家一直闪烁其词，索性直截了当地问他与何芊究竟是分室而居还是同床共枕，终于使他窘迫地说出他们那晚的确发生了关系的事实。
按照陈耳东的解释，他绝不是那种不管是否有必要，一旦沾上男女之事便兴趣盎然的警察，之所以对此事关注，完全是为了查案──如果不是何芊的尸解报告涉及到性行为，他绝不会就此刨根问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耳东此刻对这位画家赵先生产生了什么怀疑，所做的只是要核实一些情况，以排除由此形成的不必要的干扰。
谈起自己当时的看法，陈耳东告诉我，就接连发生的这两起谋杀案本身来讲，这位赵鄂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首先，
在他孪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现场的证据。根据那个女列车员的证词，案发当晚，赵鄂的确登上了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列车。况且，作为一个颇有成就、非常富有，数日之内即将出国讲学的著名画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临行之前对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来说同样如此，两个人只是见了这一次，我决不相信赵鄂会毫无由来地杀害自己孪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说她的到来是为了来送那笔保险金。因而我推断，何芊的死与赵鄂没有任何牵连，至于他俩的一夜情，完全与两起谋杀案无关。”
考虑了这些因素，陈耳东那日在赵鄂的画室里并没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来给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张保险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位画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没有再见其他什么人，陈耳东便起身告辞。
赵鄂将陈耳东送下了楼。站在车前，陈耳东想起习亚兰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赵鄂打听具体的住处，赵鄂随即指点了不远的另一座小洋楼，跟着告诉他：习亚兰只有一位年过八十的奶奶，但这会儿不在家，昨天刚刚去了张贵庄，去探望一位比她岁数还大的老姐姐。于是，匆匆地和这位画家握了握手，陈耳东就上车离开了马场道。
当陈耳东的切诺基刚刚驶入高速公路，他便开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对的这两起接踵发生的谋杀案。鉴于已经初步排除了某投资顾问总经理左某在赵湘一案里雇凶杀人的嫌疑，加之他与何芊并不认识，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陈耳东认为何芊之死应该和这位左某没有关系。而与此同时，本案的报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声显赫、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企业家黄某的疑点却立刻上升。
显而易见，他是惟一与两名被害人都有关系的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妻子的情人，从这一点上说，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动机，虽说黄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确切无疑的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告知案发之时，他正陪同专程从珠海赶来的马来西亚外商一起参观自己的厂房，但这排除不了他雇凶杀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陈耳东下决心要把这个黄某作为侦破的主攻对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就在他刚刚从天津返回来，正忙碌着与涿州警方联系，要求再次追查那辆曾经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时，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黑色皇冠车的时候，黄某却携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个使用望远镜监视并且跟踪赵湘的人，乘坐那辆车来了刑警队。
于是，陈耳东先后接待了这两个主动前来的人。他先见的是那个皇冠车的车主。
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后，陈耳东惊奇地得知，眼前这位身体结实、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当过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参与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结果在案子告破后被“倒查”出有严重的失职之处，成为了当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辞职的刑警。
告诉自己姓周，提了几个他在陈耳东分局里的熟人，这位下岗的警察说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涿州市著名企业家黄玉忠。与黄的第三次见面后，周某接受了黄的嘱托，驾驶着他提供的那辆皇冠车，前往北京秘密监视他妻子的别墅，以查证何芊是否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周某便在案发那日的早上，见到了驾车而来的赵湘。按照黄某的旨意，周某从芙蓉花园跟着赵湘一直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楼后，便把赵湘的准确住址报告给了黄某。
当晚，黄某打来电话，要他前去找赵湘当面谈谈，弄清两个人认识多久，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仅仅是纯粹的性需要，还是一种有感情色彩的恋情，诸如此类的等等问题。虽说对黄某这种让自己从幕后变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当，但考虑已经拿了黄某的一笔相当丰厚的办案经费，这位下岗警察还是照办了，于当天晚上11点50分左右到达了赵湘的住处。
周某告诉陈耳东，当他上了楼，来到赵湘租住的502室的门口时，门是开着的，问了两声，没听见回答，他便进去了，跟着，就在卫生间里发现了赵湘的尸体。
他承认自己没有报案是个严重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尴尬情形，他担心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可没想到，仅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杀了，因而在黄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来说明情况。随后，他告知了何芊被杀时自己的所在，并且提供了相应证明人的姓名电话。
鉴于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诉陈耳东，以他判断，当他看到赵湘的尸体时，赵湘起码已经死了40分钟。另外，尽管很多事他还无从知晓，但凭着他的感觉，他相信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一个人。
在他之后，陈耳东又见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发现场一样，在刚刚成为鳏夫的黄某脸上，陈耳东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悲哀。只是像一个赔了大钱的生意人那样紧锁着眉头，不同的是，两只疲惫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颓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开了口：
“三天前，当有人向我汇报，北京的一个警察来查一辆黑色皇冠车，我就知道你怀疑上了我。其实那会儿我就想找你谈谈。可小周对此顾虑重重，说毕竟他当时没有报案，虽然已经被免了职，但他仍然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处境将十分不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那么做。不管怎么说，他是为我惹上的麻烦……我相信，刚才小周已经跟你解释了我派他去找那个天津小子的原因，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跟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掏出一盒中华烟，黄某散发给屋里的3个警察，被一一拒绝了后，他自己默默地点了一支，在一阵烟雾中继续说道：
“我完全是在偶然之中了解到小芊有外遇的。大概是在3月的下旬吧，有一天，因为一个做超市生意的朋友突然病故，我来北京参加他的葬礼。在八宝山完了事儿，我想起有一些文件需要拿到涿州去，便临时决定回一趟别墅。当时小芊不在家，几天前跟着她的几个姐妹儿上新马泰旅游去了。到达别墅那会儿，我左手的邻居正在搬家，等我取了文件，锁上门刚要离开时，那个即将搬走的小子喊住了我。
“那是一个满嘴跑火车，张口就是几个亿的主儿，有一次说首都体育馆要被拆除，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投标在那儿兴建的一座比吉隆坡双塔还高的大厦；另外一次说海南岛的三亚要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问我是否有兴趣承包开挖800亩水池的土方工程；还有一次居然说──爱沙尼亚有一艘比停在小梅沙的‘明斯克’还长出50米的航空母舰要出售，问我能不能找上几个人，联手把它买下来……
“跟我告了别，那小子忽然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天津亲戚，随后我便得知———已经很久了，隔三差五就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大个子小白脸儿驾驶着一辆天津牌照的汽车前来拜访小芊……
“我当然知道那小子的话十句有八句的不能信，但我却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件事儿是真的──显然，这样儿的故事不是随便编出来的。
“听说小芊有了情人，我那种难受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知道吗，我这辈子一共娶了6个老婆，第一个死了。在小芊之前，陆陆续续娶了四个，都让我给开了，也不知是怎么搞得，不是这儿不满意就是那儿不顺心，没一个不让我烦的。只有小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她，心里就别提多舒坦了，长相、举止、说话没有一点儿不喜欢的地方。我真的是为找到这么一个好媳妇而庆幸，时不常就幻想能早一天告老还乡回到别墅，养几朵花种几棵草，每天晚上和小芊坐在花园里聊聊天儿……
“得知了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气昏了头，接下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跟小芊离婚。可这种想法没能持续3天，小芊还没回来，我就泄了气。意识到到我将不得不再娶第七个老婆，我实在是感到筋疲力尽。况且，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小芊。一想到从此便再也看不见她，却知道她每天晚上在跟别人睡觉，顿时就心如刀割。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找人监视小芊的。我想弄清那个小兔崽子的一切……噢，似乎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的本意是要跟这个小天津谈谈，可之前必须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拿钱来了断。如果可以，究竟有多大的胃口。我的用心实在良苦，我不想让小芊发现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小周先秘密跟那个小兔……那个小天津见一面。我其实是很谨慎的，根本没有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而是让你们的一个同行，一个辞职的警察去做这件事。说起来，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想到节骨眼儿上他却让人给扎死了，跟着就是小芊……
“当然了，我明白你不一定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你尽可以对我进行调查，我会全力配合，只是不希望你因为在我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而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可以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与黄某和那个下岗警察谈话之后，陈耳东的调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但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案子仍没有结果，芙蓉花园这一边同样毫无进展，虽然梁子和小胡挨个问了那天巡逻的保安，却没有人在案发之时，发现小区里有什么不速之客。
这其实不难理解，芙蓉花园有一百多栋别墅，却只有十几个保安，况且何芊的别墅紧靠着小区栅栏，外面便是一条僻静的环小区柏油路。极有可能，凶手是从那里翻越了栅栏，进入了何芊的别墅。
另一方面，尽管这座别墅小区入住率很高，但刨去何芊丈夫黄某提及的那个已经搬走的侃大山的邻居，其他挨着何芊的几个住户都是些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板类人物，除了周六、日，几乎没有人白天在家。显然凶手熟悉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中午这样一个最为安全的时间作案。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陈耳东却毫无线索。可以说，那两日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焦虑与彷徨之中度过的。
因而，他决定要彻底整理一下头脑里的杂乱思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他在老婆孩子睡了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他那间小书房。为了保持清醒，他喝了足足半筒铁观音，还把准备送给老岳父的一套礼盒咖啡拆了包，这两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不同兴奋剂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润滑着我的这位警察朋友的思维，使其高速运转。
就如你曾经在某外国电影或者某中国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陈耳东在一张白板上（那是他从儿子屋里搬来的），用一支红色的画笔把两案中所有与被害人有牵连的人一一罗列出来，不管他或者她与他（赵湘）或者她（何芊）是否有矛盾有利害冲突，是否有解释得通的杀人动机；也不管他或者她在两起谋杀案发生之时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证据，不论三七二十一，统统再做一次彻底的分析。
于是，在那块原本陈太太让陈公子随意涂鸦的园地上，便出现了一串编了号的名字、一些缺少标点符号并且相当不完整的简短附注。不过，说是“一串”，其实他一共也没写上去几个。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两起谋杀案当中，与两名死者有关系的人其实非常少。 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板，
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雇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制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系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复复。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雇于赵湘老板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只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叹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卷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没有拿到签证，习亚兰只得一个人先走。当赵湘第二次被拒签，出国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便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作为自己独自为此承担风险的回报。
“随后，赵湘的这种心思很快就被习亚兰察觉，于是她便悄悄地回了国。当然，对于赵湘而言，她毕竟嫁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二人总得见上一面。所以，接到习亚兰打来的电话，他便告诉了习亚兰自己的新住址。5月16日的那天晚上，就在死者的那位画家兄弟走了没多久，习亚兰便赶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然后杀死了自己的新婚丈夫！
“当然，照此推断，很多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还无法解释，诸如：她究竟是按时到访还是提前赴约；为什么赵湘会在那一刻洗澡；还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洗澡，这连同阳台上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都是她为迷惑警察而伪造的一种假象；到底她是怎么迎面给了她未婚夫一刀对方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这一切发生在她拿到那笔钱之前还是之后；既然随后不久那个受雇于赵湘的老板左某的祝强，和那个为何芊丈夫做事的下岗警察便相继赶到了那里，那么她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无论是张口要，还是自己动手找，她都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以那笔巨额美元为依据而怀疑习亚兰杀了赵湘，那何芊之死又怎么解释，难道说她与此事也有牵连？她同样也死于习亚兰的刀下吗？
“你应该能理解，这么多的疑问让我一下子就琢磨透肯定是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意识到，既然这位习小姐同样也有犯罪的动机和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她是否在两起谋杀案发生的这几日回过国。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让梁子和小胡兵分两路，挨着个儿地去一家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查找是否有一个叫习亚兰的中国女人近期从美国飞回来或者飞回美国去，随后，我又一次开车去了天津。因为从那个画家口中得知习亚兰有一个奶奶，我想找找那个老太太，看看她的孙女习亚兰是不是真的回来过。
“其实，从理性上讲，我那第二次天津之行几乎是没有必要。后来破获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有一回跟我的那位生了病的老上级一起钓鱼，他曾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邪门儿，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琢磨琢磨，换了你，如果是为了杀人而回来的，还不完了事儿就跑，能去回家看你奶奶吗？再说了……这点儿事儿，也值得费着油又跑一趟？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不就齐了嘛……’
“说实话，我这人在想问题时可能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尤其是在办案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而另一方面，常常会不依据理性而凭着一种直觉去处理问题。具体到这件事上便是如此──也不知道怎么了，当时总觉着那一趟可能会得到什么收获。不过，按照本来的想法，是打算快去快回，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天津呆上整整一天……
“我是在5月24日第二次去的天津。考虑到习老太太已经80多，我没有贸然前往，而是先去了当地派出所，找了个民警一起去拜访老人家。
“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的家也是在马场道上，与赵氏兄弟的寓所只隔了两座带花园的洋房和一个不大的邮局，也是一座有年头儿的小楼。与那个民警交谈了几句后，我们就一块儿去见了习亚兰的奶奶。
“在一间光线明亮，陈设典雅，半圆形的会客厅里，小心地坐在一对不是清代也是民国年间制造的太师椅上后，我和那个民警与那位衣着整齐，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个民警说，我们的造访并没有什么公事，只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了解一下她时下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什么困难等等。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习老太太身体相当硬朗，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仍旧像一个中年妇人，全然不见那种耄耋之态。她十分健谈，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岁数还大的紫砂壶给我们沏了一壶乌龙茶后，便抱着一只纯种的泰国短毛猫，用地道的天津话，娓娓地跟我们描述她对邻里之间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老太太提起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她对自打那位老所长那年退休，就再没有见到前来拜访她的民警的感慨。说起来，我虽然还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也决不是孤陋寡闻，多年来同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与犯罪有牵扯的人打过交道，可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也无法把习亚兰那样一个女人与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随处不透出格调高雅的古朴环境联系在一起。
“……终于，那个民警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谈起了我所关心的话题。20分钟后，我发现习老太太也不知道习亚兰与住在附近的两个赵氏双胞胎里的一个结了婚。了解到习亚兰去美国是为了继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遗产’的同时，也得到了我这一趟来要确认的一件事──自从习亚兰4个月前走了之后，至今没有回来过。
“谈到她一直牵挂的宝贝孙女，习老太太把我们引到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为了不让她一天到晚总是想念自己，她的孙女在临行前全给收了走，这是她惟一拥有的一张。听老太太这么说，我不禁认认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个约摸四五岁、头上对称地别了两只发卡、身穿整齐水手套装的小姑娘，圆圆的小胖脸上，一双黑大的眼睛正诧异地望着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充满疑问。”
陈耳东二人是临近中午告辞了习老太太的。因为急着赶回北京，他谢绝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饭的邀请。不过，当他驾着车，行驶在天津市区狭窄的马路上时，忽然就有了一种白来一趟的感觉。他一时颇不甘心，犹豫了一阵，决定再与赵湘的孪生兄弟画家赵鄂见一面，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说自己又来了天津，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顺便再谈谈案子。
赵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诉陈耳东他这会儿正在民航售票处确定自己飞往美国的航班，听说他快到了解放桥，便约他在滨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楼饭庄见面。
陈耳东和赵鄂几乎是同时到达那家餐厅的。当他停了车，刚刚从车里钻出来，赵鄂也正跟出租车司机结账。
见赵鄂没有开着那辆跑车来，陈耳东便在饭桌上询问原由。赵鄂告诉他，因为要出国，他已经把车给卖了。叹了一口气，随即又补充，还有他当初给自己兄弟买的那一辆也卖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孪生手足，赵鄂不由一阵黯然。
一见此状，饭桌上的陈耳东只得暂时咽下那些关于谋杀的话题，只是说自己来津是为了见见习老太太，又问了问当日的美元牌价（此前赵鄂曾经提起刚刚在银行为自己的美元帐户办理了“威萨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国哪一州，是什么学院，具体到那里讲什么课，准备何时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问题。 赵鄂一一作了回答，
最后告诉陈耳东，自己准备后天就走，乘坐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
说到这里，画家忽然抑郁起来，沉默了好一阵，他才开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位悲伤的画家像女人一样拭去了眼角上的泪水，抬头看了看表，低声对陈耳东说，“就一起回家里谈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会来，约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来签售房合同，房子对方已经看过了，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噢，没关系，”陈耳东回答，随即不安地说，“倒是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你马上要走了，这么忙，实在是太打扰……”
“哪儿的话！”赵氏兄弟连忙说，“我是一个公民，协助警方破案是应尽的责任，况且你是为了……”说话间，他招来了服务员，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陈耳东，“不不……我来吧，就你那点儿工资……”
拿出一只鼓鼓的钱夹买了单，他挽着陈耳东的手臂走出了餐厅。随即，他上了陈耳东的车，指点着他朝马场道方向驶去。路上，他解释了自己卖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经向赵湘提到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赵湘已经去世，谈到这一点，他一时显得非常无奈。
“其实房子本身好办，说卖也就卖了……”他苦涩地说，“可家里的很多东西真是难以处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还有我妈妈的那台斯坦威钢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时候她爸爸给她买的，据说全天津只有两架；还有一些别的，就说谈不上多值钱，但却有纪念意义，比如我兄弟的小号，尽管他一直扔在阁楼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还有我的那些画儿，我的那个经纪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给他，原因是……不过还好，我昨天刚刚和我的一个堂叔讲妥，他住在杨柳青，家里的房子多，同意暂时先把东西搁在他那儿，我总算有了着落……”
抵达即将出售的赵氏寓所时，陈耳东看见有3个扎着领带，衬衫雪白的男人正等在小楼门前。下了车，与其中一个拿着文件夹的人握了握手，赵鄂招呼众人上了楼。鉴于是两拨来客，他把陈耳东安顿到自己的画室歇息。递过一筒冰凉的饮料，歉意地笑了笑，便跑去另一间屋与那几位房屋商洽谈生意。
虽然这位赵鄂声称不会耽误很长时间，但陈耳东却在那间画室里足足呆了3个多钟头。为了打发时间，他无一遗漏地看了画家赵鄂的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几十幅作品。
“尽管我是个喜欢艺术的人……”他后来对我说，“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份儿闲心。我一直坐在一把摇椅里苦思冥想着自己的这两起案子。直到他推门进来，说还要去那家公司签合同时，才站起来去欣赏那位画家的一幅幅杰作，要不是这样儿，绝不会注意到那张画儿……”
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一切。所以他始终不得其果，正是因为看了那张画儿，他终于大彻大悟、幡然猛醒。
说到这里，陈耳东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他是如何根据那张画儿侦破了这两起令他困惑的谋杀案，他相当拿糖，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以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听他其后的破案过程。
因为有着出众的记忆力，陈耳东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其中的十几张画儿。虽说我未能有幸像他那样去赵鄂的画室里参观一番，但仅凭他细致入微的描述，倒也真觉着自己好象亲眼看见了似的，那一刻，不禁为那位画家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感叹。
按照陈耳东的说法，我故事里的那位青年画家笔下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个垂钓的少年神情漠然地坐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如果你猛一看，会认为少年的脚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但若仔细端详──那原来是一位枕在一块石头上安睡的裸体女人；她侧着脸躺在一片与她身体颜色极为相近的秋草之中，周围几根或弯曲或细长的枯枝恰好摆成了鱼的轮廓；而鱼的眼睛其实是女人堆在头顶的一团黑发。
又比如：他还画了一条无头无尾、长蛇一般迷乱地缠绕着的绳索，虽然栩栩如生，逼真得像一张电脑制作出来的三维图片，但这条绳索在客观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仅仅是画家脑海里的一种臆想，是一种视觉上的欺骗，世界上没有人能将它穿插成那样；还有他画的那些与此异曲同工的一组组不断拐弯的楼梯，看上去那些楼梯彼此相连，顺着它，你从地面走上到墙壁，再从墙壁走上屋顶（当然你此刻是倒挂着），可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骗局──尽管那些台阶一磴也没有断，可楼梯并非真的连接着……
除了以上所说，青年画家赵鄂还有不少令人诧异的自画像，诸如人面马身或者人面牛身；即便是人面人身，且四肢也完全正常，英俊的脸庞两边却生着一对精灵般的尖耳朵；而一旦五官完好，脊背上便会插了两只蝙蝠的翅膀。
鉴于他还有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的兄弟，陈耳东总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而对于那些兄弟俩一起出现的双人像──那些安插在两只企鹅身上或者悬挂在一棵苹果树上的两张完全一样的脸，陈耳东更是无从判断。
不过，其中有一幅例外。只有这一幅，画家让陈耳东把画儿上的两兄弟区分出来。当然了，陈耳东依旧不可能找到画中的两兄弟相貌上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画家赵鄂在这幅同样以他和自己兄弟为题材的作品里，根本就没有他俩的相貌。
鉴于这幅画儿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详尽地向你描述一番。
这幅画儿只绷了内框而没有镶外框，为80cm×80cm正方形标准规格。与众不同的是，这是赵鄂画室里惟一一件有名字的作品：在画儿的底部右侧，画家用与内容相近的颜色写了“并蒂莲”三个字。依旧是十分另类的风格，即很抽象又很写实。背景是一池不讲透视关系的碧绿荷叶，星星点点缀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画面的当中，是两朵盛开的并蒂莲花———那便是画家和自己的兄弟。他们身着绿色套装，被变形了的细长的身躯紧紧挨在一起，替代了原有的花茎。是的，这幅作品没有赵氏两兄弟的相貌，画家直接把那两朵莲花插到他们衣扣整齐的衣领上作为他们的脸。之所以陈耳东看出了他们两个谁是谁，根据在于两兄弟各自手中的东西。
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单，告诉我都没有找到习亚兰曾经回国的线索。大约10点钟，我接到110打来的电话，说在丽择桥长途汽车站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很像是被通缉的祝强。 “20分钟后，
我带着梁子小胡赶到了那儿，在一辆即将发车的长途大巴上，抓到了那个祝强及同伙。
“回到刑警队，我们分别讯问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口供完全一致。那天中午，找到了赵湘的新住处之后，二人当晚便再一次去他家逼他还钱。他们是10点50上的楼，与那个前警察周某一样，他们说，当时门也没锁，还开着一条缝，于是这两位门也没敲就进去了。那个祝强看见桌上有酒，便给自己倒了一杯，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他的同伙儿就看见了躺在卫生间里的赵湘，二人随即落荒而逃……
“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其实这会儿我已经基本认定这两个小子不是凶手，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到过现场，是指望能从这俩嘴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不过还是得知，就在这俩刚进屋时，曾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急急地跑了下去。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座楼的住户很少，而赵湘的那个单元只有三户，除了他自己，一户是住在二层的酒店女服务员，另一户在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老两口。也就是说，六层没人住，显然这个人是凶手。
“我推断──当祝强二人正在上楼时，凶手刚好离开赵湘的房间要下楼，听见有人上来，被堵在楼梯上的他只好跑上六层暂时躲避。我的这个推断完全正确，如果你看了凶手在被捕之后所交代的供词，就会发现它与事实几乎是丝毫不差。但这是后来，当时这一点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于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依然一无所知。
“这天晚上，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意识到自己是睡不着了，我沮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像一个夜游神一样，在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儿子的屋子之间滞留、往返着。到了后半夜，我又一次去了我的小屋。再三犹豫，好不容易戒烟了的我还是打开抽屉，拿出那条一直没有舍得送人的‘精品中南海’。拆开了包装，点燃了一支后，我开始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最后一次苦思冥想。
“鉴于那两本卷宗里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是几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分别由梁子、小胡写的案发经过，两份法医处的验尸报告和一些相关文件，我几乎已经全部背了下来，于是便回想着每一页上的内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画家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画儿上──那神情异样，看似钓鱼实则在怀恋女人的少年；那些由线条、颜色、构图、光线组成的解不开的绳索和无法攀援的楼梯；还有那些古怪的画家本人，和那些由他兄弟二人两张同样面孔组成的自画像；这一切，有时会无章无序地在一秒钟里，飞速旋转着在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又像电影中的一系列被定格的镜头，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最终，我的思绪停留在画家少年时期创作的，也是惟一被我看懂的那张‘并蒂莲’上，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
“那天早上，当我推开烟雾笼罩的小屋里的窗户，看到东方一缕红色的曙光之时，我不禁被自己做出的结论激动得一阵阵颤抖。
“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艺术是有灵性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深深地领悟到这一点。当然了，这时候我所意识到的真相还仅仅是我的推理，一些猜想和疑问还有待逐一找到证据或者核实，然而此刻我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需要解决的只是若干具体问题罢了。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猜想也好疑问也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去见那位让我蒙受启发的画家，我深信，在他的帮助下，所有的疑问都会迎刃而解，随之我便会迅速抓到凶手。
“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如果画家赵鄂早一天启程去美国任教，或者我晚一天大悟大彻，那么一切就真的是很难说，很有可能──这两起谋杀案就不得不让我给长时间地挂起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就是那天早上，赵鄂将要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所以我正好赶得上在他临行之前，去首都机场跟这位被害人的孪生兄弟再见上一面。
“尽管画家的飞机10点钟才起飞，可不到7点我就到了机场。顺着缓缓的匝道，我上了二层，将车停在了离港大厅外面写有‘国际起飞’的一块牌子附近。下了车，给梁子打了一个电话后，我进了大厅，见时间尚早，就去了一间咖啡屋。
“喝了一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贵的咖啡，我便抱着空空的杯子，坐在了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我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随后便离开咖啡屋去了大厅。大约8点10分左右，我在海关窗口，找到了那位背着一只绿色的大画夹子、刚刚申报完行李的赵鄂。
“看见他一脸诧异，我告诉他我是来为他送行的。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歉意地说还得再麻烦一下儿他──为了抓到杀害他孪生兄弟的凶手，我需要他在临走前给我提供最后一次帮助。虽然他行色匆匆，且十分困惑，但他并没有马上问我让他做什么，看了看表，指着我刚刚出来的咖啡屋说：‘那就去那儿坐会儿吧。’
“因为咖啡太贵，我实在不想花冤钱，只是给画家和我要了两罐可乐，摆在了我俩中间的小桌上。此时，五六个头戴款式相同的旅行帽的香港女大学生忽然涌了进来，原本宁静的咖啡屋立即被她们纤细而噪杂的粤语打破。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谁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当他脱下外衣，正捋着自己潇洒的长发朝一个高个儿女孩儿望去时，我对面前的画家说。
“‘什么？’他转过头，一双白皙的手停在了脸颊两边，惊奇地看了看我，放下了两只长长的胳膊，犹豫着问，‘这个人是谁？能……告诉我吗？’
“‘当然，’我当下肯定，‘要不然我来干什么！不过，我首先要对你表示感谢，你恐怕不知道，要不是前天在天津咱们吃了午饭之后，你让我去你家看了那些画儿，我到现在可能还糊涂着呢。’
“‘那些画儿？’画家一时一头雾水。
“‘没错儿！’我说。
“‘听起来……这真是有点儿玄奥，那些画儿怎么会……’
“‘是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的确如此。’我说。
“‘是吗？我简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个不用慌，’我跟着说，‘虽然我已经深信无疑，可让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还是觉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还需要你的帮忙……’
“‘我？’他愈发糊涂，‘我不明白……’
“‘你一定知道跟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吧？’我问他。
“‘你是说……习亚兰？’他不由提高了声音。
“‘是的。’我跟着问，‘你跟她也很熟吧？’
“‘当然了，’画家回答，‘从初中到高中，她一直和我们俩一个班，而且，打高二起，还跟我是同桌……’
“‘这么说，对她印象很深啦？’
“‘是呀？’他说。
“‘没有忘了她长得什么样儿吧？’我有些不放心。
“‘怎么可能！’他立刻回答，‘这么多年了，即使闭着眼，我也能……’
“‘这就齐了。’我满意地点点头。
“‘怎么？难道你认为……是她害死了赵湘？’画家不相信地摇了摇头，随即忽然想起了什么，‘可她……已经去了美国啦？’
“‘难道就不会回来一趟吗？’我反问。
“‘理论上说是有这种可能……’画家附和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我，看上去相当犹豫，“不过……”
“‘事实上，’我对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我也觉着这一切不可思议，所以才来找你，请你为我证实一下。’
“‘是吗？’画家一时纳闷儿，‘那么，我怎么才能帮你证实呢？’
“‘是这么个意思，’我解释道，‘要知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习亚兰长得什么样，那天去她家，只看见她一张四五岁的照片，所以……’指了指他放在一旁的画夹子，我接着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对你这样一位大画家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不过是想请你为我给她画一张像。’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我这么一说，
他手里的可乐一下儿就掉在了地上，那些酱油颜色的饮料顿时把邻座一个香港女孩儿雪白的裤子弄了个一塌糊涂。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惹的祸，连个抱歉的招呼都没打，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不去一趟……天津市公安局，那儿……肯定……有她的照片呀？’
“就在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的梁子带着小胡赶了来，看见他俩坐在了门口，我跟着对他说：‘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可我既然已经来了，你还是……’我的话没说完，就被他给打断：‘实在对不起，我这会儿真的是没有这种心情，况且也没有时间，还要去托运行李，办理登机手续……’
“‘你大可不用担心，’我跟着说道，一边伸手把那只画夹子摆在他面前，‘时间完全来得及，用不了几分钟，只需画一张速写就可以，之后我会亲自送你上飞机。’
“‘那又有什么意义！’他焦躁地说，‘你总不会说，要把一张画儿印到通缉令上去吧？’
“‘当然不会。我只是想自己看看。’我温和地笑了笑，但随即就严肃起来，“不过，有一点得声明──我现在不是恳请，而是要求！’
“‘哗啦’一声，他把小桌猛地往我这边一推，看样子连那个画夹子也不想要了。他跟着就站起来，恼怒地大声问：‘如果我要是拒绝呢？’
“那一刻，咖啡屋里所有人全都听见了他的话，包括正在徒劳地用一张纸巾擦拭裤子的女孩儿，那些香港女大学生一齐回过头，就连吧台里的服务员，还有刚刚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的两个老外和他们的翻译，也都朝我们张望，只有我那两个手下显得无动于衷，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
“‘相当不妙，’在众人诧异的注视下，我抬起头告诉他，‘后面的事儿先不说，起码眼下……你是不能上飞机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他用一种哭腔儿问我。
“‘很简单，无非是想证实我的一个推断──’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我铁着脸一字一句地说，‘尽管你煞费苦心装模作样地背着这只画夹子，行李里还有若干证明你画家身份的文件和证书，但是我敢担保──你画不出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出自画家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真正的赵鄂已经于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被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杀害，而那个赵湘，也就是那个于3天之后又残忍地杀害了一个无辜并且深爱着他的女人的凶手，现在正站在我的面前！’”
必须承认，在认识陈耳东之前，我对中国的警察了解甚少，认知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就如偶尔和陈耳东聊起汽车时，他认为“北京吉普”还远不如克莱斯勒的“大切诺基”或者丰田的“霸道”一样，在私下里，我也认为他们办案水平与西方侦探相比，同样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当初听陈耳东把故事讲到了这里，真的是有种见到波洛的感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在此之前是否猜出此赵先生其实乃彼赵先生，反正我本人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
谈到接下来发生的事，陈耳东继续说：
“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咖啡屋内顿时一片寂静。被惊呆了的人们恨不得连气儿都不敢喘了，全把愕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了这位赵老兄身上，而那个被弄脏了裤子的香港女学生慌忙就站起了身，惶恐万状地躲到了一旁。
“唯独，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困惑不解，但那二位也感到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一再悄声向身边的翻译询问究竟。终于，那个男孩儿想起了自己的职责，这才恍然低下头，在聚拢过来的两只大鼻子之间，叽里咕噜地向他们低语着所听到的一切。
“此时，那位身材硕长、模样俊俏的赵老兄像一截儿电线杆子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沉默中，一张原本迷人的脸相继呈现出愤怒、沮丧、伤心和绝望的神情，同时，颜色也渐渐从蜡黄变为了土灰。当大厅里的扬声器发出一声悦耳的叮咚，一个燕语莺声的女播音员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催促旅客登机之时，他像一座被消融了的冰山一样，轰然坍塌在身后的椅子上。
“随后，看见梁子和小胡走到自己跟前，他一声没吭，愣了片刻便站起身，把两只沉重的手臂抬到了胸前。梁子给他戴上了手铐。看到咖啡厅门口聚拢了很多人，小胡顺手拿起他的外衣，盖在他的腕子上。
“上了车，他一路无语。而在其后的3天里，任凭你问什么，也始终没说一句话，直到5月30日的早上我第六次提审，他才开了口。
“‘好吧，我可以……交待我的罪行。’接过我给的一支烟，他望了望自己脚上的镣铐，抬起头说，‘可我真的搞不懂，也实在理解不了──这一切，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说起来，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给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年轻人点上了烟，我开始了自己的耐心解释：
“‘那天在机场说过，我是在看了你的那些……噢，现在必须纠正──是在看了你兄弟赵鄂的那张画儿──按照你的说法，是多年以前，他在小学6年级画的那张‘并蒂莲’，才把一切弄了个明白。 “‘正像我在他的画室里看到的其他一些画儿一样，这一幅同样是以你们兄弟二人为对象的一件很另类的艺术品。鉴于你本人是画家的孪生兄弟，你对它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就不跟你重复上面的内容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里边并没有你们俩的脸，所替代的只是两朵盛开的莲花，那却是我惟一能把你们俩区分开来的一张画儿。在那里边，年轻的画家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说明哪一位是他，哪一位是你。于是我便得知──画面右侧拿着调色板和画笔的是画家赵鄂本人；左侧拿着乐谱和小号的是他爱好音乐的孪生兄弟赵湘。
“‘我知道，你这两天一定还在纳闷儿我从这里边得到了什么。没错儿，要发现其中的奥妙着实不易，直到你将要飞走的那天早上，我才恍然大悟，但凡再晚一点儿，想再见到你，恐怕就得依靠国际刑警组织的大力协助了……
“‘怎么，你仍然不明白？看来我还得再进一步说明──虽然你兄弟的这幅早期作品充满了浪漫情调，可同时却又十分写实：记得吗，在画面上，你是右手拿着小号，左手拿着乐谱；而他呢，则刚好相反，他是右手拿着调色板，左手拿着画笔。据此，我得知了你们二人在生理上惟一一处但却非常重要的不同──他是一个左撇子。
“‘知道吗，虽然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毕竟也见了几次，还一起吃过饭，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立刻想起来──无论是使笔还是拿筷子，你都是用右手，那一刻我不禁大吃一惊。意识到你不是赵鄂是赵湘之后，我便沿着假定被害人是赵鄂这条思路，结合赵湘目前的窘迫困境，重新思考两起相继发生的谋杀案。尽管感到难以置信，但我还是做出结论──一旦你真的是赵湘而不是赵鄂，那么，无论是对自己的孪生兄弟画家，还是那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何芊，你都有重大杀人嫌疑。
“‘先谈谈你的兄弟赵鄂是怎么死的吧。5月16日的那天上午，真正的赵鄂从天津来了北京，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了自己的赴美签证之后，于下午到达了你的住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说起来，这时候的你处境相当不妙，虽然你和那个不久前刚刚跟你登记结婚的习亚兰一起卷走了公司40万美元，但你却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与她双双飞往美国去享用这笔巨款。不光如此，尽管没有拿到一块美元，你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除去面临坐牢的危险，还要对付自己老板派来讨债的人，为此，你一次次搬家，还将一把匕首藏在了枕头底下……
“‘在和赵鄂的交谈中，两次被拒签的你意外得知他已经拿下了签证。你立刻便起了杀心，虽说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孪生手足下此毒手，但显然，你确实那么做了……
“‘就在那天晚上，你用某种借口让赵鄂留在家中，自己于9点一刻出了门，飞快地赶往北京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后，你在10点钟左右登上了10分钟后发车，开往青岛的T25次特快列车。说起来，你实在是工于心计──为了事后给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你故意在登车之前摔了一跤，以便让那个女列车员充当你不在现场的证人。这一点你做的非常成功，我几乎就被你欺骗了，也搭上你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一看见你的照片复印件，那个女列车员当即告诉前去核实的梁警官，说她的确亲眼看见了你上了九号车厢。
“‘然而，事实是上了车之后，你并没有寻找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而是匆匆地穿过一节节车厢，飞快地从另一节车厢下了车，于10点45分左右赶回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当然……我尚且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计划自己的谋杀的，是打算在夜里趁他熟睡后再下手，还是另有其他让人无法想象的安排。不过，当你打开门走进房间时，你忽然发现他正在洗澡，你立刻意识到这会儿正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便取了那把本来是为防御他人的尖刀，在他正要走出卫生间的那一刻，一刀刺死了他……
“‘为了扰乱警察的视线，你故布疑阵，打碎了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扇窗户并伪造了入室盗窃杀人的现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后，穿上赵鄂的衣服，拿起他的护照和他所带来的东西出了门。而就在这时候，你忽然发现有人上来了，无路可逃的你只得跑上六层躲避，看到你老板雇用的那两个人进了你的房间后，你随即飞快地跑下楼，迅速地逃离了现场。你又重新返回了北京站，当然，你这会儿肯定赶不上11点10分发车的K101了，要是我没猜错，你多半是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转悠了一宿，然后乘坐凌晨4点12分发车的4411次回了天津……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在房间里只呆了5分钟，如果稍稍拖延，就给那两个人撞上了。从这一点上讲，你的确是很幸运。正是这两位和其后出现的另一个你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不速之客的意外出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你在其中的嫌疑，否则，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抓到你，那样一来，你的那位何小姐可能就死不了了……
“‘对于你为什么要在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之后，紧跟着又把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害死，我真的是想不通，别的就不提了，光是那份你在不久之前买的那份人寿保险，就让我好一通儿犯晕，可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了这里边的原委。 “‘说起来，
这两起谋杀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赵鄂，如果那天他拿到签证后没有去看你，或者去看了你但并没有手握签证，估计你就不会对他下此毒手了；而对于何芊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如果你当初没有把她列为保险的受益人，或者她接受了你的这份“遗赠”没有不辞辛苦地跑一趟天津，恐怕也就躲过这一劫了，可偏偏……
“‘谈到这儿，我必须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些让我困惑的事儿。比如，像你这样一个利欲熏心到了极点的人，为什么在冒充自己的兄弟赵鄂时，要拒绝领取那笔保险金而将其拱手让给何芊呢？这个问题看起来让人费解，可你只要仔细地想一下，就不难找到答案──在此之前，也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谋杀自己兄弟的计划。那会儿你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有情有意的人。但随后，当你意识到可以用自己孪生手足的生命换取自己毕生的幸福之时，你的人性立刻被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邪恶所战胜，于是你便对赵鄂下了手。而之所以后来又跑来北京杀何芊，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你非常清楚──作为你的情人，她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你因此担心一旦你们见了面，一起去保险公司，她会识破你的庐山真面目。你完全是不得已才放弃这笔钱，以避免与何芊见面。可你没想到，出于对你一片痴心，这个女人同样也对此拒绝，并且还亲自驾车给自己情人的兄弟送了去……
“‘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看出这种令她惊悚的玄机的，是你们刚刚相见的一瞬间，还是同床共枕之后，但我肯定她一定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与此同时，你也看出了这一点。以我的猜测──如果你能够立即就走，或许你会放她一条生路。可是，你却走不了，原因很简单──由于你不是赵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大笔存款的密码，为了拿到那些钱，你只好去银行挂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焦虑地等上一个星期。
“‘按照我的推断，你应该是在5月17日，也就是杀害了赵鄂的第二天办理的挂失手续，而何芊是两天之后去找的你，你担心自己在其后的这5天之中被她告发，于是，那天驾车将她送上高速公路之后，你便跟她的后面来了北京。只是，你没有驶入芙蓉花园的大门，而是将车停在了紧靠她的别墅的小区栅栏外面的小路上。因为握有她给你的钥匙，翻越了栅栏后你顺利地进入了别墅，用对你孪生兄弟赵鄂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她之后，你又原道回到车上，随即驾车返回了天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5月26日那天早上去机场见你时，这些尚且还是我的推断，但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证据，我的同事梁警官昨天第三次去了京津高速公路收费站，终于找到了案发那天当班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却是一个车迷，她对你兄弟的那辆银灰色的奥迪“TT”小跑车印象颇深，而且，不但记得是天津车牌，还记住了后3位号码……’”
以上便是我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的说法，这是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靠推理破获的案子。虽说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他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问题，陈耳东并没有跟你仔细说明，可你如果从头回顾一下我的叙述，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我其实已经代为交待过了。比如，赵湘本不认识赵鄂的新经纪人张文英，连这位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赵鄂告诉了他一切，包括这位是上海人，使得赵湘刚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一口上海话，就知道此君是谁了。而且，你一定可以回想起那天是他先到的利顺德大饭店，他必须如此，要不然，说不定便会露出什么破绽。
说到这儿，你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那位画家要匪夷所思地拒绝张文英提起的那个极为诱人的条件──仅仅为某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大企业家”画一幅画像，就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高价售出。不光是这些，你还可以想起来──因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那天在银行里遇到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后，才会那般支支吾吾，以至于随那个女人前往她的住处时，同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哪儿……
正如陈耳东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赵湘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幸运”的，尽管险象环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都被他一一解决；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最为不幸的──如果他那天没有把陈耳东留在他兄弟画室，或者说即便是把他留在了那儿却没有那么久，再或者说即便那么久而陈耳东没有去琢磨赵鄂的那张“并蒂莲”……等等等等，也许他就逃脱了。
不过，当后来侦破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陈耳东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一再声明自己并非有多么睿智，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过是在偶然之中破的案。尽管这样，那个女主持人仍旧对他好生赞誉。最后，她冲着摄像机，神情严肃地警告着某些人，让他们以此为鉴，说了些“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类的铮铮话语。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司法程序了解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抓到杀人犯，很快就给枪毙了。其实不然，出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可能会拖上一段日子，这位赵湘便是如此。陈耳东告诉我，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之后，他便被借调到了公安部，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都没有顾上过问赵湘的事儿。实际上，关于赵湘的结局，陈耳东还是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的。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你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你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背后，你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是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他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
随即，在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中秋过后的夜晚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这其实纯系偶然，
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