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我把我和切克诺的谈话内容给厄克特讲了之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当我给厄克特念完了我的笔记之后，他说道，“难怪他们会杀了他。”
“可他毕竟还没有说得太多啊。”
“他说的够多的了。也许他们觉得咱们猜到的比他说的还多。”
我们是在饭店里吃的午餐，但我们真后悔那么做。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回来的，他们都盯着我们，想偷听我们在说些什么。那个侍者在我们的桌子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惹得经理到最后不得不严厉地斥责他。我们尽可能快地把饭吃完，回到了厄克特的家。图书室里又有了火，多吉莉夫人还端来了咖啡。
我还能记得那天下午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一种有形的危险。令厄克特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告诉老切克诺，厄克特认为“他们”不具备真正的威力时，他所表现出的轻蔑。我还记得，他那一连串轻蔑的鬼话引得酒馆里的好几个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们。事实证明切克诺是对的。“他们”有足够的威力——有好几种力量。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摧毁吉普赛人营地的既不是地震，也不是爆炸，而是两种力量的混合作用。一次能把大篷车炸烂的爆炸所发出的声音会清晰地传到南波特和梅林科特，而且肯定能传到仅有5英里之遥的兰代尔芬。地面上的裂缝表明有地下的震动。但地下的震动是不会把大篷车撕碎的。厄克特认为——我最后也同意了他的观点——大篷车和它们的居民确实是被撕碎的。但那样的话，地下的震动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那些“生物”是用这种方法强行从地下钻出来的。二是“地震”是一个有意的误导，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从这样一个推测得出的结论真是太吓人了，所以，虽然只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还是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那意味着“他们”急于为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然的解释。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保密。在我们看来，他们之所以要保密，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有“计划，”为未来所做的计划。我想起了切克诺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想把它夺回去。”
令人感到灰心的是，厄克特在他那些关于神秘学和Mu的历史的书里根本找不出一个可能的答案。要克服因绝望、因不知如何下手而产生的一种麻木的感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天晚报上的消息更加令我们沮丧，它肯定地说，那次爆炸使用的是硝化甘油炸药！有“专家”提出了一种似乎能说明实际情况的论断。切克诺的儿子和女婿在北部的采石场工作过，曾经经手过炸药。这些采石场偶尔会用硝化甘油，因为它便宜，还因为它容易制作。按报上的说法，切克诺的儿子被怀疑偷盗了许多甘油、硝酸和硫酸。报上说，他们的计划是要用这些材料炸开保险箱。他们应该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硝化甘油，而某种地下震动引发了它们的爆炸。
这是一种很可笑的解释；要达到这种破坏力得需要1吨的硝化甘油。无论如何，硝化甘油爆炸会留下特征痕迹；而在爆炸的现场是没有这类痕迹的。硝化甘油爆炸还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但没有人听到这种声音。
然而，人们从未认真的置疑过这个解释，尽管后来官方又对爆炸进行了一次调查。而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完全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感到很害怕，他们需要某种能使他们安心的解释，无论那是多么荒谬的解释。
晚报上还有另一条初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的消息。标题写的是：“爆炸释放了神秘的气体吗？”它只是一条短讯，说那个地区的许多人在那天早上醒来后都感到头痛得厉害，还有一种疲乏的感觉，就像是要患流行性感冒似的。这些症状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就消失了。记者问道，爆炸是否释放了某种气体，从而引发了这些症状？报纸的“专业通讯员”解释说，二氧化硫就能引发这些症状，而且，有几个人在夜里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气味。硝化甘油，当然会包含少量的硫酸，而硫酸就能说明那种气味……
厄克特说了句，“不管怎样，马上就能查出来，”便给南波特的气象局打电话。10分钟后他们打了回来；那天晚上刮的是东北风。兰代尔芬位于爆炸地点的北面。
但我们俩谁都没有看出这条短讯的意义。我们浪费了好几个小时在我译出的伏伊尼赫手稿里找线索，然后又翻了30多本关于Mu和相关主题的书。
就在我们要开始看另一本关于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的书时，我的目光落在了萨切维雷•西特韦尔的《捉弄人的鬼》上。我停下来，盯着那本书。我在脑子里搜索着某件已经快被我遗忘的事实。我找到了。
“我的天哪，厄克特，”我说，“我刚想起来一件事。这些生物是从哪儿获得他们的能量的？”他茫然地看着我。“是他们自己天生的能量吗？你需要一个有形的身体来产生物理能量。但捉弄人的鬼是如何……”他明白了。“捉弄人的鬼”从人类身上获取能量，通常是从少女身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捉弄人的鬼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它们是通过少女失去意识的头脑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表象，是因为沮丧或渴望受到关注而产生的一个大爆发。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是“幽灵”，需要从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里借取能量；西特韦尔引用了一些捉弄人的鬼骚扰那些长期闲置的房屋的案例。
这会不会是那个地区有那么多人在醒来之后感到疲乏和头痛的原因呢——因为爆炸的能量取自于他们？
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么那种危险就不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么严重了。那意味着劳埃格他们自己没有能量；他们必须从人的身上获取能量——大概是睡着的人。因此他们的威力是有限的。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有了同样的想法。不过，当然啦，世界上全都是人……
不管怎样，我们都突然感觉振奋多了。按照这种新思路，我们知道我们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了；让人类都知道劳埃格。他们不是不可毁灭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劳神去消灭对他们说三道四的切克诺了。也许可以用地下核爆炸来消灭他们。他们这么多个世纪来一直在蛰伏，这个事实就说明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能充分证明他们的存在，反击他们的威胁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最显而易见的出发点就是兰代尔芬的爆炸了：要让公众知道，爆炸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些潜伏的势力是真实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切克诺的死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们已经露出了马脚。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一趟爆炸现场，并为它整理一份全面的档案。我们要去走访兰代尔芬的居民，看他们当中是否有谁真的在夜里闻到了二氧化硫的气味，看他们在从我们这里获知当晚的风是反方向刮的情况之后，还有谁会坚持说他闻到了味。厄克特认识舰队街上的几个记者，他们都是对神秘学者和超自然现象稍微有点兴趣的人；他会和他们联系，暗示他们有一件大事。 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时的感觉是我这许多天以来最好的。我睡得很香，很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早就过了早餐的时间，而且我感到很乏。我把这归于我睡的时间太长了，但当我要去浴室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头一阵阵地疼，就好像是染上了流感病毒似的。我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刮了胡子，走下楼去，令我宽慰的是，别人都没有显出和我一样的疲乏迹象。饭店休息室里的咖啡和黄油吐司让我稍稍有了些精神，我以为我是因为太疲劳了。随后，我给厄克特打了个电话。
多吉莉夫人说，“恐怕他还没起呢，先生。他今天早上感觉不太舒服。”
“他怎么了？”
“没什么。他只是显得很疲倦。”
“我马上就过去，”我说。我让前台帮我叫一辆出租车；我累得都走不动路了。
20分钟后，我坐在了厄克特的床边。他显得比我还要糟，而且他也感觉如此。
“我不愿提咱们俩都有这种感觉，”我说，“但我觉得咱们最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咱们不能等到明天吗？”他问。
“明天会更糟。他们会把咱们榨干，直到咱们染上很轻微的一点病症，然后死掉。”
“我想你是对的。”
虽然这一切似乎很难说清楚，但我还是设法回到饭店，整理好我的行装，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位于加迪夫的车站，我们在那儿可以赶上3点钟去伦敦的火车。厄克特遇到的困难就比我要多了；多吉莉夫人出人意料地拒绝为他打行李。他打电话给我，我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家去。但这么一折腾倒让我活了；正午之前，我的头痛消失了，我也不感到那么乏了，但头又奇怪地晕起来。我对多吉莉夫人解释说，我们收到一份加急电报，而这是一趟事关生死的旅行，她相信了我的话，但她坚持认为厄克特会在路上病倒的。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摄政宫酒店。早上醒来后，我们的感觉都很正常。当我们等着早餐的培根煎蛋时，厄克特说，“我想咱们就要赢了，老兄。”
但我们俩谁都不会真的这么想。
接下来，我的故事就不是连续的叙述了，而是要变成一系列的片断，记录我们遭受到的挫折。我们用了几个星期在大英博物馆里找线索，后来又去了国家图书馆。那些写南太平洋诸岛上的邪教的书表明，那里有许多关于劳埃格的传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有朝一日会回来，收复他们的世界。莱杜克和普瓦蒂耶引述的一段文章说，他们会在他们想要破坏的地方引发一种“撕裂式的疯狂”，在脚注中，他们写道，这段文章中所说的“撕裂式”指的就是用牙齿剥开，就好比一个人在吃鸡腿。冯•司托克记录了海地人的一个部落里发生的事，部落里的许多男人被一个恶魔附身后，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而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牙齿撕扯妻儿的喉咙。
洛夫克拉夫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在“克苏鲁的呼唤”里，他提到了一叠剪报，上面都表明“被埋葬的大恶神”在世界各地正变得活跃起来。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偶然遇见了一个在剪报代理行工作的女孩，她告诉我说，她的工作就是每天读大量的报纸，留心客户所要求的内容。我问她是否能找到“不寻常的”内容——任何暗示了神秘或超自然的事物的消息——她说没觉得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给了她一本查尔斯•佛特的《看！》，好让她对我所要找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个薄薄的浅黄色信封，里面有十几张剪报。大部分剪报都不太重要——双头婴之类的医学奇闻，一个男人在苏格兰被特大的冰雹砸死了，有人在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看见了一个丑陋的雪人——但有两、三张和我们要找的内容有很大关联。我们随即又联系了几家剪报行，英格兰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都有。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形成了厚厚的两卷。我们把材料归到了不同的标题下：爆炸，谋杀，巫术（及一般的超自然现象），精神错乱，科学发现，其它。在伊拉克的阿尔－卡兹米亚附近发生的爆炸和发生在兰代尔芬的那场灾难在细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连两地居民出现的疲乏症状都类似——这使我确信那里是劳埃格的又一个据点。在蒙古的乌兰巴托附近发生的一次爆炸改变了图拉格尔河的流向，致使中国指责俄罗斯在那里扔了一颗原子弹。在克里特海的扎弗拉斯岛南部居住的人百分之九十都出现了奇怪的精神错乱，这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而希腊的军政府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1968年3月29日晚发生在保加利亚的Panagyurishte的集体屠杀在官方的首次报道中被归咎于一个“吸血鬼教派，”这个教派的信徒“认为仙女座星系是他们真正的家。”通过这些主要事件，我们确信劳埃格正在策划一次对地球居民的大反击。
但还有好多——好几百条——不太重要的消息也具备我们关注的要点。在艾尔特湖发生的水底生物将一个捕捞鳟鱼的渔民拖走的事件使几家报纸都登出了讨论“史前残余生命”的文章；在格拉斯哥出版的“每日快报”（1968年5月18日）上登出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支女巫教和他们祭拜的海妖，海妖浓烈的腐败气味令人想起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一条关于梅尔克斯汉姆的杀人犯的消息让我又去那里调查了几天，还得到了一份由侦探布拉德利警官签署的声明，确认那个将人勒死的杀人犯在死前反复说到的词是“加坦诺索亚，”“纳各”（又是一个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的描述自然力的词），和“兰特格兹。”（兰－特古斯，野兽之神，也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吗？）罗宾斯（那个杀人犯）声称，当他杀死那3个女人并把她们的脚截断的时候，他是被一种“来自地下的力量”控制着的。
继续罗列这个单子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从中选出一部分——总共大约500条——编成一本书进行出版，送给议会的每一名成员和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每一名成员。
有一些消息是不会在这本书里发表出来的，这些消息可能也是我们的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内容。1967年12月7日7点45分，来自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R•D•琼斯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飞往金斯敦。机上有3名乘客。这趟飞行的距离大约是500公里，需用时2小时。10点的时候，等在机场的琼斯的妻子变得惊慌起来，并且要求进行一次搜索。用无线电联系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搜索进行了一上午。1点15分的时候，琼斯用无线电和地面联系，请求降落，他显然不知道他已经使大家焦急万分了。当被问到他去哪儿了的时候，他显得很迷惑，说道，“当然是飞行啦。”当人们告诉他时间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他自己的表上显示的是10点15分。他说，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穿越低空云层，但他没觉得惊慌。气象报告显示，当天是12月里异常清朗的一天，他不应该遇到云层。（“新闻搜集者”，1967年12月8日）
我们掌握细节情况的其它四起案例和这起类似，但有一起——“珍妮”号事件——说的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域巡逻的海岸警卫队的舰艇，而不是飞机。在这起事件中，船上的3个人遇到了浓重的“雾气，”并且发现他们的无线电失灵了，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表都停了。他们以为是某个奇怪的磁场在作怪。然而，船上的其它仪器设备都工作得很好，而且他们及时抵达了刘易斯的斯托尔诺维——船员们以为他们只晚了3、4个小时，但实际上他们晚了22个小时。在南加州的Baja半岛上空执行训练任务的海军飞机“布莱克杰克”号创下了失踪的最长记录；它失踪了3天又5个小时。机组人员以为他们离开基地也就7个小时左右。 我们还无法知道海军对这件怪事作何解释，也不知道大不列颠海岸警卫队是如何解释“珍妮”号事件的。那大概可以假定是船员在海上喝醉了，然后就睡着了吧。但我们很快就搞清了一件事：人类不希望了解那些威胁到他们安全、“正常”的感觉的事情。已故的查尔斯•佛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佛特的书展现了被威廉•詹姆斯称为“人类的某种愚昧”的经典瞬间。他坚持不懈地为报纸提供与他所引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相关的参考资料。为什么没有人费心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些参考资料——哪怕只看一部分——然后写出一份声明，认同他的诚实，或者谴责他是一个骗子呢？蒂凡尼•萨尔先生曾告诉我说，审慎的读者认为在佛特所引述的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某种“特殊情况，”使它难以令人信服——这儿是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那儿又是一个善于发挥的记者，等等。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总是假设我的人类同胞相对来说是诚实的，开明的，是有好奇心的。我相信人类具有探知那些显然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好奇心，如果我对这一点没有信心的话，我只需去随便一个机场的书摊上扫一眼就可以安心了，那里有不下10种弗兰克•爱德华兹等人的平装本，书名都是诸如“神秘而可怕的世界”、“比科幻小说更神奇的100件事”之类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书都不是真正探讨“超自然现象”的，而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和震惊的效果。这些书可谓是神秘学领域的色情作品，是“让我们来相信世界远没有它真实的一面来得无趣”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1968年8月19日，厄克特和我邀请了12个“朋友”到我们在高尔街83号的住所来——达尔文婚后即住在这里。我们觉得达尔文协会很适合，因为我们确信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将长久地记住这个日子。我不想一一介绍，只想说明来的人里有4位教授——3位来自伦敦，1位来自剑桥——两名记者，都是正经的大报记者，还有几个专业人士，包括一名医生。
在厄克特把我介绍给大家后，我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了详尽的说明。10分钟后，那位剑桥的教授清了清嗓子，说了句“抱歉，”便匆忙地离开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把这当成是一场针对他的恶作剧了。其余的人都坚持听完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恶作剧。当他们认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时，他们明显地变得不太友好了。其中的一个记者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不停地用“我们是否得相信……”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其中的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了，但我后来听说，这并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地不相信这些事，而是因为她突然注意到屋里刚好有13个人，她觉得这个数不吉利。那个年轻记者带了两本厄克特的书，都是关于Mu的，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口吻引述着书里的内容。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与会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能把我们的“演讲”看作是一个警告。他们争论着，就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或者是一个不寻常的短篇小说。到最后，在为各种不同的剪报无谓地争执了一个小时后，一个事务律师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认为哈夫先生（那名记者）说出了我们大家的疑虑……”他反复提到的要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兰代尔芬的爆炸可能是硝化甘油造成的，甚至可能是一场流星雨带来的冲击。他们对待可怜的厄克特的书的那种态度让我吃惊，即便是在我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我们把会议的全过程都做了录音，把录音带上的内容都整理、打印出来了，还留了拷贝，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当做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愚昧和愚蠢。事情再没有进展了。那两家报纸甚至决定不刊登对我们争论的问题的审慎的评价。一些人得到了这次会议的风声，赶来看我们——几个带着占卜板的胖女人，一个认为尼斯湖怪是俄罗斯潜艇的瘦小男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就因为这个，我们决定转移到美国去。我们依然抱着可笑的想法，希望美国人能表现得比英国人开明一些。
没过多久我们就醒悟了——尽管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两个人愿意暂缓评判我们的心智是否正常。但大体上讲，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在科哈塞特那个几乎已经废弃的渔村——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度过了有趣的一天；那一天的时间足够使我们发现，那地方和兰代尔芬一样是劳埃格的一个活跃的活动中心，也许比兰代尔芬还活跃，而且如果我们再在那儿呆下去的话，就会很危险了。我们设法找到了约瑟夫•卡伦•马什，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个马什船长的孙子，现在居住在Popasquash。他告诉我们，他的祖父死于精神错乱，他认为祖父有一些“神秘的”书和手稿，但已经被他的祖母烧掉了。这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真正看到《死灵之书》的渠道。他还提到过马什船长把古老的大恶神说成是“时间之主”——这是对“珍妮”号、“布莱克杰克”号等事件的一个有趣的注解。
厄克特坚持认为手稿没有被销毁——他的理论基础很怪异，他说这类古代著作都有它们自己的一种特征，能避免损毁。他和马什船长的后代和他的家族事务律师进行了大量的通信联系，想从中找出《死灵之书》的蛛丝马迹。
在现阶段……
编者注
上文是我的伯父写的，在写完最后一段话后没几分钟，他就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R•平克尼参议员的电报，参议员是他的老学友，或许是伯父提到的那几个“愿意暂缓评判他的心智是否正常”的人当中的一个。电报上写着：尽快赶来华盛顿，带剪报，到我家找我，平克尼。平克尼参议员向我确认说，国防部长已经同意接见伯父，而且，如果被说动的话，他可能会设法安排他与总统见面。
伯父和厄克特上校没能搭上3点15分从夏洛茨维尔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他们去机场“候补”，希望能有人退票。在只有一张退票的情况下，经过一番争执，厄克特上校和伯父一致认为他们应该一起行动，而不是分乘不同的航班飞去华盛顿。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尼科尔斯机长同意用他占四分之一所有权的一架“赛斯纳311”带他们飞去华盛顿。
飞机于1969年2月19日3点43分从机场的一条副跑道起飞了；天很晴，气象报告说天气条件很好。10分钟后，机场接收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报告，说是“飞进了低空云层。”飞机当时应该是在戈登茨维尔地区的某个地方，而气象报告说当地的天很晴。后来一直尝试的与飞机的无线电联络也没能成功。5点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说，无线电联络已经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因为从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飞机失事的消息，所以我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到了午夜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收到飞机失事的报告只是迟早的事了。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报告。在那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没有伯父或那架飞机的消息。在我看来——我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很有飞行经验的人的支持——是飞机的设备出现了故障，而且不知何故飞到了大西洋上，在那儿坠毁了。
伯父已经和夏洛茨维尔的“黑色小公鸡出版社“谈好了出版这本书的事，书的内容选自他的剪报本，而他的这些笔记似乎很适合用做书的前言。
在过去两个月里，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关于我伯父的消息，大家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或最起码是受到了错觉的困扰。但我本人不这么看。我在许多场合中见过厄克特上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人。我的母亲对我说，他是“一个极其善变的人物。”就连伯父自己的看法——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厄克特相信他在书里写的每一件事，但我发现这点很难接受。那些事都很耸人听闻，有一部分显然是纯粹虚构的。（例如，他从未说起过那个印度教寺庙的名字——或它所在的位置——而他正是在那儿发现了令人惊异的、关于Mu的资料；他也没提及教会了他阅读那些石牌上的文字的那个僧侣的名字。）
伯父是一个不谙世故的、随和的人，几乎就是漫画中所描绘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看看他是如何记述在高文街83号举行的那次会议的，又是如何描述他的那些听众的，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想过可能存在着像厄克特上校在他的文字里所暴露出来的人类的那种虚伪。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伯父没有说起过是他为厄克特上校支付了来美国的费用，而且高文街83号的房租也是他付的。厄克特的收入很少，而伯父，据我猜测，相比较而言就是富人了。
但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伯父的朋友福斯特•达蒙提出来的。因为伯父所具有的那种冷幽默，他的学生和同事都很喜欢他，还曾经多次把他比作马克•吐温。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他对人类所持的悲观态度也和吐温一样深刻。
在伯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对他有了很多的了解，在最后几个月里还见过他好多次。他知道我不相信他的“劳埃格”的故事，也知道我认为厄克特是一个吹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狂热的人，当我拒绝相信他的时候，他应该会努力说服我，或者说不定会拒绝和我说话。但伯父还是用和以前一样的幽默态度对待我，我母亲和我都注意到，当他看着我时，他的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他是在为自己有一个务实得根本不为他精心设计的玩笑所动的侄子而感到高兴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诚的人，无数的朋友都在哀悼他。
我的船
乔安娜•拉斯米尔蒂，让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坐下来吧。吃点奶油干酪和百吉饼。我保证这个故事能拍成一部一流的电视剧；我已经开始写了。小角色，小制作——这是件真事。知道吗，咱们先说这个疯狂的少女，也许是17岁左右吧，但她是一个游离人，她隐遁了，知道吗？她受到了某种可怕的惊吓。她就住在这么个旧公寓里，在一个贫民区里，非常神秘，就像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金色的长发，也许会穿着她用旧被单缝制的扎染衣裙，光着脚到处走，还有这个业务经理，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因为她像一个森林女神，或是一个自然精灵——
好吧。那太糟了。我会付我的午餐费的。咱们假装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好吗？你也不必告诉我那已经过去了；我知道那已经过去了。事实是——
米尔蒂，我得找个人谈谈。不，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不是要写它，我过去也没写过，可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你会怎么过，要是就剩你一个人，别人都出城的话？
我得找个人谈谈。
对，我会把那些噱头去掉的。天哪，我没考虑呢；我只是有时在心烦的时候才会那样做，你知道的。你自己来吧。但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那不是一个为剧本写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我只是想讲给某个人听。我才不在乎有没有电视台会用它呢；你只需告诉我，我是或不是疯子，就这么简单。
好吧。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1952年。我是岛上一个高中的毕业班学生，那是一所公立高中，但很特别，有一个大型的戏剧课程。他们正开始要消除种族隔离，你知道，50年代初，很自由的地区；每个人都拍着别人的背，因为他们让5个黑孩子进了我们的学校。八百个当中有5个！你会以为他们是指望着上帝从天上下来，给每个人头上都套一个大大的金色光环呢。
不管怎样，我们的戏剧课也消除种族隔离了——一个小黑女孩，15岁，名叫希西•杰克逊，有点天分。我所记得的就是，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带着那么股劲的黑人女孩，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股劲究竟是什么；那使她显得很怪异，就像是刚从医院或什么地方出来似的。
顺便说一句，的确是这样。你知道吗，马尔科姆•X 4岁的时候看着他父亲被白人杀死了，这促使他当了一辈子的军人？希西也是亲眼看着她父亲被射杀了，那时她还很小——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只是那并没有使她从军；那只是令她惧怕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她会隐遁到这个世界之外，那时候，他们就会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她会坐在学校的剧场里——噢，米尔蒂，岛上的高中都有钱，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并且试图隐身在最后面的一个座位上，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她只有4英尺11英寸高，浑身湿透了可能也只有85磅。所以，那也许就是她没去入伍的原因。天哪，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害怕每一个人。那也不是简单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事；有一次，我看见她在一个角落里和另外几个黑人学生当中的一人在一起：一个真正诚实的、值得尊敬的男孩，你知道，制服、白衬衫、领带，也提着一个新的公文包，他正在和她说着什么，像是一件关乎他一生的事。他真的哭了，恳求着她。而她所做的就是缩在角落里，好像想要钻到地缝里去似的，还摇着头说不不不。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除非是在台上演出，有时在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一个星期，她有四回忘了提示——只不过就是站在那儿，眼睛发直，准备倒在地上——还有两次，她误闯到布景里来了，就好像戏已经演完了似的，正好就在一幕戏的中段。
因此，阿尔•科波里诺和我去找校长了。我一直觉得阿兰自己就是一个很怪的人——记住，米尔蒂，这是1952年——因为他经常看那些疯子写的东西，《克苏鲁邪教》，《大衮的号令》《恐惧的雷恩人》——对，我记得，H. P. 洛夫克拉夫特给你带来了好处——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呢？那些日子你去参加聚会，你会因为跳了贴面舞而感到兴奋，女孩穿着短袜和衬裙来凸现她们的裙子，如果你穿着一件运动服上学，那也没关系，因为中央高中很自由，但最好不要模仿它。即便如此，我知道阿尔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我让他主讲；我只是在那儿不停地点头。我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人。
阿尔说，“先生，吉姆和我都完全赞成消除种族隔离，我们认为，这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嗯——”
校长用那种眼光看着我们。哈。
“但是？”他说，像冰一样冷淡。
“是这样，先生，”阿尔说，“是希西•杰克逊。我们觉得她——嗯——有病。我是说，也许最好是……我是说，每个人都说她是刚从医院出来的，这让我们大家都紧张，而且肯定也会让她更紧张，而且，也许这么短的时间会让她——”
“先生，”我说，“科波里诺想说的是，我们不介意黑人和我们同校，但这不是在消除种族隔离，先生；这是在消除正常人和疯子之间的隔离。我是说——”
他说，“先生们，也许你们会有兴趣了解，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智商测验的得分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得分都高。而且，戏剧科告诉我说，她的天分也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天分还要高。考虑到你们俩在秋季学期的考试成绩，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阿尔低声说道，“对，问题很多。”
校长又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和她一起工作，因为她是如此出色，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且，一旦我们停止传布愚蠢的谣言，杰克逊小姐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来适应中央高中，如果他听到任何消息说，我们又去打扰她了，或者又散布关于她的传言，我们俩就将受到处罚，说不定还会被开除呢。
随后，他的语气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他告诉我们说，在她5岁的时候，有个条子无缘无故地向她爸爸开枪，就当着她的面，她爸爸流了好多血，死在了小希西的怀里，他告诉我们，她的妈妈有多么的穷，还说了另外两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说这些事已经足以令任何一个人发疯了——他用的词是“产生问题，”你知道——不管怎样，听他说完以后，我感觉就像一只老鼠，科波里诺走出校长办公室，把他的脸贴在了瓷砖上——凡是你能够到的地方，都会铺着瓷砖，这样他们就能把涂鸦冲洗掉，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用“涂鸦”这个词——哭得像个小娃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个“帮助塞西莉亚•杰克逊”运动。 上帝啊，米尔蒂，那女孩能演戏吗！她不可靠，问题就在那；一个星期，她会很用心，像狗一样卖力，练声、做体操、练习击剑、在食堂里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中尽显才华，下一个星期：什么都没了。哦，她的人在那儿，对，她的85磅都在那儿，可是她会敷衍每一件事，好像她的心思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技巧上完美无缺，在情绪上一无是处。我后来听说，在那种时候，她在地理或是历史课上也会拒绝回答问题，就那么淡出了，不说话。当她精力集中的时候，她能走到台上，掌控一切，仿佛那就是她自己的舞台。我从没见过这种人。才15岁！而且还那么小。我是说，她的声音不是很好——当然，我估计，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会好起来的——而且，她的身材，老实说，米尔蒂，用过去的一句脏笑话说，就是熨衣板上放了两片阿司匹林。那么小，一点也不好看。但是，我的上帝，你知道，我也知道，那没什么。有一次，她在一个独幕剧里演示巴女王，那是我们在真的观众面前的演出——好吧，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其他孩子，还能有谁？——而且演得真好。还有一次，我看见她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在一堂哑剧课上，她还演过母狮子。她都演得很好。真实，完美，绝对专注。她也很聪明；那时，她和阿尔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听她给他讲，她是如何处理角色的，那是在她演示巴女王的那个下午，在绿厅，她正用冷霜卸妆的时候。她伸直胳膊，正对着我，就好像她的胳膊是一挺机枪似的，说道：
“至于你，吉姆先生，让我告诉你：重要的是信仰！”
那真是件好笑的事，米尔蒂。她和阿尔成了越来越好的好朋友，当他们带我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呢。他借给她看他那些疯子写的书，我无意间零星听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事。她有一个极其保守的妈妈，非常敬畏上帝，非常可敬，难怪希西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她妈妈甚至连头发都不让她拉直——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你知道，那时还没有，只不过是因为——听听——希西还太小。我想，她妈妈过去肯定比她还要疯狂。当然，我是一个该死的蠢蛋（谁又不是呢？），而且我确实觉得所有的黑人都天生就散漫；他们打着响指走来走去，吊在枝形吊灯上，你知道，就是那些事，跳啊，唱啊。但就是有这么个异类，她的家人晚上都不让她出门；不许她去参加聚会，跳舞，玩牌；不能化妆，连首饰都不能戴。相信我，我认为，如果要为她的反复无常找出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她的脑袋被圣经敲打得太频繁了。我想，她的空想怎么也得找个口表现出来吧。顺便说一句，要是她妈妈发现她在上戏剧课，肯定会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中央高中拖走；我们都不得不发誓要时刻严守秘密。演戏可比跳舞要罪孽深重，也邪恶得多，我想。
你知道，我觉得那太让我感到震惊了。真的。阿尔的家庭是极不正统的天主教家庭，我的是不正统的犹太教家庭。我从没碰到谁有那么一个妈妈。我是说，要是希西哪天回家的时候，在她天天都穿的那件宽松的白衣服上别了一个金色的圆形别针的话，她妈妈就会打她；你还记得那种别针吧，女孩全都别的。当然，杰克逊小姐也不会穿马毛的衬裙；杰克逊小姐穿短得不能再短的百褶裙，以及退了色的、皱皱巴巴的直裙。有一阵，我还觉得，穿那种短裙，意味着她还敢表现出她的，你知道，性感，但不是那么回事；那都是她的一个比她小得多的表妹穿剩下的东西。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买不起。我想，是她妈妈和那些信仰方面的事使我最终改变了对希西的看法。表面看来，塞西莉亚•杰克逊很普通，我想，但我知道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有一天，在教学楼里，我正准备去上另一门课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和阿尔，我说，“希西，你总有一天会出名的。我认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演员，我只想说，认识你是我的荣幸。”然后我深深地给她鞠了个躬，像伊若•弗林那样。
她看着阿尔，阿尔也看着她，有点诡秘的样子。然后她把头埋在她的书里，吃吃地笑了。她那么瘦小，有时你都会觉得奇怪，她是怎么做到的，能成天拖着那些书到处走；她的腰都被压弯了。
阿尔说，“噢，好啦。告诉他吧。”
就这样，他们把他们的大秘密告诉了我。希西有一个表妹，名叫格洛丽叶特，格洛丽叶特和希西共同拥有一个真正的船台，就在希尔弗汉普顿的外码头上。她们各付一半的船台费——当时大约是2块钱一个月，米尔蒂——你要知道，在当时，码头不过是指一条长长的木头船坞，你可以把你的小船拴在那儿。
“格洛丽叶特没在，”希西说，还是那么点小声。“她得去看姨妈，在卡罗莱纳州。下个星期天，妈妈也要去。”
“所以，我们准备划船出海！”阿尔替她把话说完了。“你想去吗？”
“星期天？”
“对呀，妈妈去完教堂之后，就去汽车站，”希西说。“大约是1点钟。伊夫林姨妈9点过来照看我们。所以，咱们有8个小时。”
“去那儿要用2个小时，”阿尔说。“先坐地铁，再坐公共汽车——”
“除非是坐你的车去，吉姆！”希西说着，大笑起来，把书都掉地上了。
“哦，非常感谢！”我说。她把书捡起来，冲我笑笑。“不，吉姆，”她说。“无论如何，我们想让你去。阿尔还从来没见过那条船呢。格洛丽叶特和我，我们叫它‘我的船’。”才15岁，她就懂得如何对你笑，笑得让你心花怒放。也许我只是觉得：这真是一个大秘密！一个大罪孽，我想，在她妈妈看来。
我说，“行，我开车去。我能问问那是条什么船吗，杰克逊小姐？”
“别那么冒傻气，”她鲁莽地说。“我是希西，塞西莉亚。傻吉姆。
“至于‘我的船’嘛，”她又接着说，“它是一条大游艇。巨大。”
我正准备笑话她，但我随后发现，她是成心这么说的。对，她只是在开玩笑。她又诡秘地冲我笑笑。她说我们得在她家附近的汽车站那儿集合，然后她就沿着铺了瓷砖的走廊走了，穿着发旧的、宽松的绿裙子和一成不变的白上衣，身边跟着瘦得皮包骨头的小阿尔•科波里诺。没有漂亮的短袜；杰克逊小姐只穿着一双快要开线的、矮腰旧皮鞋。但是，她显得有点不一样：她抬着头，步履轻盈，而且，她说话的声音也不像以前那么小了。
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开怀大笑——在台下。要知道，她动不动就会哭，比如，上课的时候，她从老师的话里听出安东•契诃夫——你知道，那个伟大的俄国剧作家——死了，就会哭。后来，我听她对阿兰说，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还有好多诸如此类的小事，都挺神经的。
就这样，我开着那辆在当时看来也许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老的车——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米尔蒂——接上了她；那就是一堆破烂——老实说，我能把它发动了，就算是够幸运的了，当我到达布鲁克林区希西家附近的汽车站时，我看见她站在那儿，穿着一条退色的、半新的百褶裙，还有那件白上衣。我猜想，名叫塞西莉亚•杰克逊的小精灵每天晚上都会从小木屋里出来，洗那件上衣，再把它熨平。好玩，她和阿尔真是一对儿——你知道，他就像中央高中的伍迪•艾伦，而且，我觉得他对他那些疯子写的书很感兴趣——真的，米尔蒂，非常狂热，在1952年——因为，否则的话，像他这么一个5英尺3英寸高又这么有才气的意大利小阿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半的时间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和他做朋友；我想，那让我感觉到了我的重要性，你知道，慷慨，友善，就像和希西做朋友一样。他俩的体格差不多是一样的，站在汽车站旁边等着，我觉得他俩的脑袋都在同一个地方。我现在明白了。我想，他比他的年代超前了20年，就像他的书一样。假如民权运动早发生几年的话，也许—— 不管怎样，我们开车去希尔弗汉普顿了，而且那是一段不错的旅程，好多的乡村，都是平地——在那时候，岛上还有菜圃呢，我们看到，那个船坞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旧码头，但还算不错了；我把车停好，阿尔拿出了希西带的一个购物袋。“午餐，”他说。
“我的船”就在那儿，对，一半在船坞里。不知为何，我甚至都没指望它真的存在。它是一条旧的、有漏缝的小木船，只有一只桨，船底有3英寸。在船头，有人用橙色的漆，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船名“我的船”。一根像绳滞子一样坚固的绳子把“我的船”拴在了停泊处。当然，它看上去还不至于马上就沉下去；毕竟，它在那儿也拴了好几个月了，经历过雨、雪，但依然还在那儿漂着。所以，我上了船，心想着我真应该把鞋脱下来，开始用我从车上带来的锡罐舀水。阿兰和希西在船的中间，正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我想他们是正在摆午餐。很显然，“我的船”大部分时间都是泊在船坞里的，而希西和格洛丽叶特就坐在船上吃午餐，也许还假设她们是在“玛丽女王”号上呢，因为阿兰和希西好像都没注意到船少了一只桨。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时好时坏的那种天；你知道，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有太阳，但都是那种蓬松的小片云，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我舀了好多粘乎乎的水出去，然后就走到了船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字不是橙色的。那是黄色的。
我又靠近了一些去看：那字不是用漆写上去的，而是用什么东西嵌在“我的船”侧面的，就像是办公室门上挂的那些名牌一样；我想，我第一次肯定看得不够真切。那字写得很好，很顺畅，真的很专业。我猜是黄铜的。不是铸造的，米尔蒂，是那种——他们管那叫什么，拼花？凹雕？每个字都是分开的。肯定出自阿兰之手；他有那种天分，过去常给他的那些疯子写的书画怪异的插图。我回头一看，发现阿兰和希西正从袋子里取出一大块粗棉布，要铺在那些插在船舷上的大杆子上。他们正在支一个遮阳篷。我说：
“嗨，我敢打赌，那布是你们从剧院拿的！”
她只是笑笑。
阿尔说，“你能给我们拿些淡水吗，吉姆？”
“当然，”我说。“在哪儿，船坞上？”
“不，从桶里。在船尾。希西说上面有标记。”
哦，当然，我想，当然。在太平洋上，我们摆好我们的水桶，求雨。那儿是有一个桶，没错，而且有人不辞辛劳地在污迹斑斑的桶上用绿漆写上了“淡水”两个字，但是，那个桶从来就没有再装过任何东西。桶都干透了，空的，而且锈得很厉害，你把它拿起来，对着光，你能看到桶底有两个洞。我说，“希西，桶是空的。”
她说，“再看看，吉姆。”
我说，“可是，看，希西——”同时把桶倒了过来。
冰凉的水从膝盖到鞋底把我浇了个透。
“瞧？”她说。“绝不会空。”我心想：该死，我没看，没别的。也许昨天下雨了。尽管如此，满满一桶水是很沉的，而我拎那个桶的时候只用了一根手指。我把桶放下了——如果它之前真的是满的，现在肯定也不会是了——又看了看。
桶是满的，水正好到桶边。我把手浸到里面，喝了一点儿：像天然泉水一样清凉，而且有股——我不知道——像被太阳晒过的蕨类植物的味道，或者是悬钩子，野花，青草。我心想，我的上帝，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疯子！随后，我看看四周，只见阿兰和希西已经把支到杆子上的粗棉布换成了一个蓝白间条的遮阳篷，就像你在那些拍克里奥佩特拉的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样子，你明白吗？就是那种支在她的大游船上挡太阳的东西。希西又从她的购物袋里取出了一块带橙、绿、蓝色图案的东西，裹在了她的旧衣服上。她带了一副金色的耳环，大圈的那种，还在她很滑稽的头型上带了一顶黑色小帽。她肯定已经把鞋脱在了什么地方，因为她正光着脚。我还看见她露出了一个肩膀，我在“我的船”的遮阳篷下面的大理石条凳上坐了下来，因为我可能出现了幻觉。我是说，她之前没有时间——而且，她的旧衣服哪去了？我对自己说，他们肯定是把剧院里的那一整包东西都拿来了，诸如，她已经插在她饰有琥珀的皮带上的那把看上去很邪恶的刀，刀柄上镶满了金子和石头：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上面还发出小十字形的光，一闪一闪的，你的眼睛根本跟不上。当然，我不知道那蓝色的是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不会把星形的蓝宝石放在剧院里的。或者是一个10英寸长的新月形钢刀片，在阳光下，锋利的刀刃晃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我说道，“希西，你看上去就像示巴女王。”
她笑了。她对我说，“吉姆，圣经里写的不是示巴，而是沙巴。沙－巴。等咱们见到她的时候，你必须记住啊。”
我对自己说：对，这就是每星期天小女孩希西•杰克逊发疯搞怪的地方。迷失的周末。我想，这是我离开的好时候，找个借口，你知道，给她妈妈或是姨妈打电话，或者，也许干脆就给最近的医院打电话。我只是为她着想；希西不会伤害任何人，因为她没有恶意，从来没有。而且，她那么小，也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我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平齐的。而且她站得比我低。
阿尔说，“当心，吉姆。再看看。永远再看看。”我走到船尾。那儿有一个写着“淡水”的桶，但当我要看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发现我看错了；那不是污迹斑斑、写着绿字的生了锈的旧镀锌铁皮桶。
那是银桶，纯银的。它就放在嵌在船尾的一口大理石井里，上面的字是镶玉的。桶还是满的。它永远都是满的。我回头看见希西站在蓝白间条的绸布遮阳篷下面，佩着她镶着星形蓝宝石和绿宝石和红宝石的短剑，说着很滑稽的语言——我现在知道了，米尔蒂，那是西印度语，但我当时不知道——而且我知道——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确定——如果我在太阳底下看“我的船”那几个字，它们应该是纯金的，而不是黄铜的。那木头应该是乌木。我甚至都没感到惊讶。虽然一切都已经变了，你知道，我却从没看见过变化的过程；那要么是我第一次没看清楚，要么是我看错了，要么是我没注意到某些地方，要么是我恰好忘记了。比如，我以为在“我的船”中间的是一个旧柳条箱，但实际上，那是一个顶上有小舷窗的船舱，我看见里面有三张靠墙的铺位，一个壁橱，一个漂亮的小厨房，有一台冰箱和一个炉灶，在洗涤槽的一边——我真的没法看得很清楚——有一个瓶子，瓶颈上裹着一条餐巾，戳在装满碎冰的冰桶里，就像一部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吉尔•罗杰斯的老电影一样。整个船舱内部都嵌着柚木板。
希西说，“不吉姆，那不是柚木。是黎巴嫩产的雪松木。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学校里的那些传言当回事了吧。黎巴嫩的原油！那是它产的雪松木。还有象牙。我去过那儿好多、好多次呢。我还和智慧的所罗门王说过话呢。我去过沙巴女王的宫里，和诺斯索斯妇女达成了永久的协议，她们有像月亮的盈亏一样的双刃斧。我拜访过艾卡顿和娜弗雷塔丽，在贝宁和达尔见过那里的国王。我连亚特兰蒂斯都去过，皇室夫妇在那儿教会了我很多事情。那些男祭司和女祭司，他们教我怎么能让‘我的船’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去到海底。噢，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帕拉斯的顶上聊了好多话题呢！” 那是真的。全都是真的。她不是15岁，米尔蒂。她坐在船头，操控着“我的船”，控制台上有好多刻度盘，拨动杆，按键，开关和仪表，像B-57的驾驶舱似的。她起码长了10岁。阿尔•科波里诺也一样，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一本历史书里看到的一幅图片上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似的，头发长长的，留着小胡子。他穿得也像德雷克一样，除了没有那种白色硬领，他的耳朵上戴着红宝石，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而且他也不是17岁了。在他的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他的左太阳穴的发际线一直向下，经过他的眼睛，延伸到他的颧骨那儿。我还看见，在希西戴的小帽下面，她的头发扎成了样子很滑稽的发辫。我见过那种发辫。哦，很久以前，每个人都梳“玉米头”。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见过，那儿有来自非洲贝宁的一个城市的银质面具雕刻。很古老，米尔蒂，有好几百年了。
阿尔说，“我听说过别的地方，公主。我能带你去看。哦，咱们去乌斯－纳盖伊和塞勒法伊斯市集吧，还有冷原荒地上的卡代斯——那是个恐怖的地方，吉姆，但是咱们不必害怕——然后，咱们去乌尔塔城，那儿的法律很有意思，不许男人或女人杀猫，或者去打搅它。”
“亚特兰蒂斯人，”希西用一种深沉、悦耳的声音说道，“他们答应下次教我怎么到海底去。他们说，如果你用心去想，如果你准备充足，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让‘我的船’一飞冲天。到星星上去，吉姆！”
阿尔•科波里诺小声诵读着那些名字：卡苏利亚，索纳－尼尔，塞拉利昂，扎尔，巴哈纳，尼耳，奥利亚布。都是他那些书上写的。
希西说，“在你随我们去之前，你必须做最后一件事，吉姆。把绳子解开。”
我沿着“我的船”的梯子爬到了码头上，把系在泊位上的用金线编的绳子解了下来。金线和丝线拧成的，米尔蒂；绳子从我的手里滑落下去，就像是活了一样；我知道丝绸的那种结实、光滑的手感。我想着亚特兰蒂斯和塞勒法伊斯，还有飞到星星上去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和那些毕业舞会，还有上大学的事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已经很幸运地被“我选的大学”录取了，在成为一名美式足球巨星之后，我将当一名律师，公司法律顾问，我将有怎样的一个未来呀。那些都是我当时的计划。人终有一死，对吗？再对比想想那能令约翰•D•洛克菲勒羡慕得脸发绿的、35英尺的游艇，和世上从没有人去过的，而且也没有人再去过第二次的那些地方。希西和阿尔高高站在甲板上，他们俩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美丽，危险，神秘——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去了。一部分原因是，显然可以肯定，要是我冒犯了希西，不管是怎么冒犯的——我指的不光是吵嘴，或意见不和，或生闷气之类的事情，而是一种真正刻骨的冒犯——我就会立刻发现自己是坐在一条漏水的小船上，漂流在太平洋上，而且只有一只桨。或者，也许只是被绑在希尔弗汉普顿的船坞上；希西没有恶意。起码是我希望如此。我只是——我想，我的感觉不够好。而且，在他们的脸上有某种——，怎么说，好像在他俩的脸上都有，特别是在希西的脸上，像阴云，像面纱，从上面能看到别样的脸，别样的表情，别样的灵魂，别样的过去和未来，别样的学识，它们在变换着，就像在炎热的天气里，在柏油路上蒸腾的海市蜃楼。
我不想知道那些，米尔蒂。我不想知道那么多。那些东西对大多数17岁的孩子来说，还要等上好几年才能体会到：美丽。绝望。死亡。怜悯。痛苦。
我正抬头看着他们，看着微风把阿尔•科波里诺的紫红色天鹅绒斗篷吹得鼓了起来，把他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吹得闪着光，这时，有一只又大、又重、又硬、又肥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一个又大、又肥、又恶、又粗的南方口音说道：
“哎，小孩，谁让你到这个泊位来的！那条小船停在那儿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南方的红脖子治安官都有的、祖爷爷似的脸庞：斗牛犬似的垂下巴，被太阳晒得通红，肥得像头猪。我说，“先生？”——在那时候，每个高中生都能在梦里那么说——然后，我们转向海湾，我说，“什么船，先生？”那个条子说，“那不是——”
因为那儿什么都没有。“我的船”不见了。那儿只有一片闪闪发亮的蓝色水域。他们没有在远处的水面上，他们没有在码头的另一侧——那个条子和我，我们俩跑了一圈——当时我还有心往天上望了一眼——
没有。一只海鸥。一片云。一架盘旋的飞机。况且，希西不是说了吗，她还不知道怎么飞到星星上去呢？
对，再没有人看到过“我的船”。也再没人见过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十足的疯子和天才少女。她妈妈到学校来了，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一个编好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准备和那个条子说的故事：他们说，他们要划船在码头附近转转，然后就回来，而我去停车场看我的车了，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出于某种很疯狂原因，我始终觉得希西的妈妈应该长得很像杰迈玛姨妈，可她却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像极了她女儿，是我见过的最神经质和保守的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紧绷绷的，但很干净的灰色西装，像老师穿的那种，你知道，破得不能再破的鞋，衬衫的领口处有一道白色的花边，草帽上带着一道白箍，还带着一副白手套。我想，希西知道我希望她的妈妈长得什么样，也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该死的大傻瓜，再考虑到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17岁的白人自由种族主义者，那就是她不带上我的原因。
那个条子？他跟着我到了我的车那儿，我刚一到那儿——我出了一身冷汗，快被吓疯了——
他也不见了。消失了。
我想他是希西变出来的。只是开个玩笑。
就这样，希西再没回来。我没法让杰克逊太太相信，阿兰•科波里诺，少年强奸犯，没有把她的女儿带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并且谋杀了她。我不停地试呀，试，但杰克逊太太就是不相信我。
经证实，格洛丽叶特表妹根本不存在。
阿兰？噢，他回来了。但耽搁了一些时间。很长很长的一些时间。我昨天看见他了，米尔蒂，在布鲁克林的地铁上。一个瘦得皮包骨的矮子，支着扇风耳，穿的还是20年前那个星期天他出发时穿的那件运动服和裤子，头发也剪的是50年代的式样，现在没人会剪成那样了。实际上，有好多人都盯着他看。
问题是，米尔蒂，他依然是17岁。
对，我知道那不是别的某个孩子。因为他正使劲冲我招手呢，还笑着。当我和他一起在他的老车站下车的时候，他开始问起中央高中的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好像那是一个星期之前，或者不过是一天之前的事。但是，当我问他这20年他究竟在哪儿时，他不告诉我。他只是说，他忘了什么东西。我们爬上5楼，回到了他的旧公寓，过去放学以后，在他妈妈和爸爸下班回家之前，我们经常会在那儿呆2个钟头。他从兜里掏出那把旧钥匙。那儿还是老样子，米尔蒂：气体制冷柜，暴露在洗涤槽下面的水管，没人再用的夏季凉垫，冬天用的窗帘，窗户上方挂着的帷幔，裸露的镶木地板，还有厨房里铺着的老油地毡。每当我问他问题，他只是笑。当然，他认识我，因为他有两次叫了我的名字。我说，“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他说，“还用认？你没变嘛。”没变，我的天。我说，“喂，阿兰，你为什么要回来？”他像希西那样一笑，说，“为阿拉伯疯子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的那本《死灵之书》，还能为什么？”可我看见他手里拿的那本书了，那是另外一本。他仔细地在卧室里的书架上找着，逐层地看，找他想要的书。他房间的墙上挂满了校旗。顺便说一句，现在我知道那本书了；那就是你去年想要改写成剧本大纲，给那个拍坡的电影的家伙看的那本书，我跟你说过，里面都是特效和动画：奇异的岛屿，陌生的世界，怪物的造型——对，H. P. 洛夫克拉夫特。《梦寻神秘的卡代斯》。拿到书后，他没说一个字。就那么让我跟在他身后下了5楼，然后走过旧街区，到了最近的地铁站，当然，当我刚走下地铁站的最后一级台阶，他就不见了。
他的公寓？你再也不会找到了。等我跑回去时，连房子都没有了。不仅如此，米尔蒂，连街道都没有了；那个地址不存在了；现在那里是新修的高速路。 我就是为这才叫你来的。我的天，我得跟什么人说说！现在那两个精神病正在遨游星空呢，去乌尔塔，乌斯－纳盖伊，和迪拉斯－里恩——
但他们不是精神病。那是真事。
所以，如果他们不是精神病，对你和我又意味着什么？瞎子？
我再告诉你些别的事，米尔蒂：遇见阿尔让我想起了希西有一次和我说的话，那是在“我的船”那件事之前，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之后的事，那时我已经可以问她，她是怎么出的院。我没那么问过，她也没那么答过，但她说，迟早有一天，在她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遇到一个手脚受伤流血的人，那人会对她说，“希西，回去，他们需要你；希西，回去，他们需要你。”我傻得竟会去问她，那人是白人还是黑人。她只是瞪我一眼，然后就走开了。手脚受伤的人，其中的意味对一个伴着圣经长大的女孩不言自明。我想知道的是：她还会再遇见“他”吗，在那些星星之间？我跟你说，我不会感到吃惊的。真的不会。我只是希望“他”——或希西理想中的“他”——觉得一切都还好，他们可以继续去阿尔•科波里诺的书里写的那些地方旅行。我跟你说，我希望那书是一本长长的书。
要是一切可以重来的话，我……
米尔蒂，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真事。比如，告诉我一件事，她是怎么知道诺弗雷塔丽的？那是埃及女王妮弗雷提蒂，现在咱们都知道，但她是怎么在几十年前，所谓的几十年，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知道了呢？还有沙巴？那也是真的。还有贝宁？我们在中央高中的时候根本没有非洲历史课，1952年的时候没有！还有诺斯索斯人的双刃斧？没错，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读到过克里特人的事，但在我们的历史书里没讲到过女族长制，还有莱布利，那是那种斧头的名字。米尔蒂，我跟你说，就连曼哈顿的一家妇女解放的书店都叫——
你自己想想吧。
哦，当然。她不是黑人；她是绿色的。那会成为一部极棒的电视剧。绿的，蓝的，彩虹的颜色。抱歉，米尔蒂，我知道你是我的经纪人，你为我做的好多事，而我最近的销量不行。我正在读书。没有，没有你喜欢的：存在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东方的一些东西——
抱歉，米尔蒂，可我们作家偶尔也读书。那是我们的恶习。我曾经试着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探究，比如对阿尔•科波里诺。
好吧，这么说你想要的是，这个火星人想要侵略地球，所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棕色皮肤的女孩，长着长长的金色直发，对吧？她还成了韦斯特切斯特一所富人学校里的一名高中生。这个漂亮的金发女火星人还得加入当地所有的社团，像是妇女意识觉醒组织啦，邂逅疗法小组啦，啦啦队长协会啦，磕药小伙伴啦，这样他——宁愿是她——就能了解地球人的思想情况。对。当然，她还得勾引校长和教练和校园里所有大块头的男人，这样咱们就能把它搞成系列剧，甚至是一个连续剧也说不定；每星期这个火星人都会和一个地球人堕入情网，或是想要做点能毁灭地球的事，或是炸掉点什么，而中央高中就是她的基地。我能写吗？我当然能！那很不错。正对我的路子。我能把我刚才告诉你的都写出来。希西没把我带走真是做对了；这真是件美差。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当然。那是个好主意。要是咱们再弄出个飞行员就更好了。
不，米尔蒂，说真的，我真觉得它有科幻的影子。它会卖得很好。对，我能在星期一之前写出一份提纲。当然。“来自火星的美丽威胁”？啊哈。绝对是。有性，有惊险，有喜剧冲突，全都有；咱们还可以扩写那些老师，校长，其他学生的父母的事。把当代的问题，比如滥用毒品的事，也加进去。当然，另一个佩顿之家。我甚至还可以再搬到西海岸去住。你是个天才。
哦，我的天啊。
没什么。接着说。不过是——看见那个精瘦的小男孩了吗，在旁边那个座位上坐着的？那个长着扇风耳，留着老式发型的人？你没看见？哦，我想你是没看对人，米尔蒂。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没看对；他应该是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个临时演员，你知道，他们有时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出来：全套伊丽莎白时期的装束，紫红色的斗篷，长筒靴，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实际上，我刚想起来——大都会歌剧院两年前就搬到上城去了，所以，他不可能穿成那样，对吗？
你还没看见他？我不觉得奇怪。这儿的光线太不好了。听我说，他是一个老朋友——我是说，他是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用不了一分钟。
米尔蒂，这个年轻人很重要！我是说，他和某个很重要的人有关系。谁？世上最伟大、最出色的制片人之一，就是那个人！他——嗯——他们——想让我——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写个剧本给他们，对，当时我不想写，但是——
不，不，你就呆在这儿。我就过去打个招呼。你接着说那个“来自火星的美丽威胁”的事；我在那边也能听见；我就过去告诉他，如果他们需要我，就来找我。
你的10个点？当然，你会得到你的十个点。你是我的经纪人，不是吗？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可能就不会——当然，你会得到你的十个点的。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象牙，大猩猩，孔雀，香料，还有黎巴嫩雪松木！
你所要做的就是收集它。
接着说，米尔蒂，好吗？不知为什么，我就想在我去旁边那个座位的时候，耳朵里还能听见你的声音。那些绝妙的想法。那么独到，那么有创意。那么真实。正好就是大众想要的。当然，人们看事情的方法不同，而你和我，我觉得咱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不一样，你知道吗？那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成功的经纪人，而我——咳，不说了。那对咱俩谁都不好。
啊？哦，没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我正听着呢。接着说吧，我去打声招呼，表达我深深的、卑恭的歉意，向阿兰•科波里诺爵士。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米尔蒂？没有？我不会觉得奇怪。
你接着说……
树枝
卡尔•爱德华•瓦格纳那个用小树枝捆扎成的构架从小河边的一个小石冢上伸了出来。柯林•雷佛瑞特不解地端详着它——6根长短不一的树枝，交叉地绑在一起，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它使他很不安地联想到了某种异形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他开始在心里琢磨，埋在石冢下面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在1942年的春天——战争好像变成了遥远而虚幻的事，但在他的桌子上依然摆着一张应征入伍的通知。再过几天，雷佛瑞特就要关闭他的郊区工作室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回来——当他真能回来的时候，是否还能够拿起那儿的钢笔、画笔和刻刀。这也是他向纽约州北部的森林和小河告别的时候了。在希特勒的欧洲，没有假蝇鱼竿，没有在乡间的长途跋涉。没有奥特塞利克谷那样可以垂钓的鳟鱼小溪。
曼恩小溪——在以前的地质学测量地图上是这么标注的——流淌在德鲁伊特的东南部。一座在马车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古老的石桥横跨在人迹罕至的乡间公路上，雷佛瑞特开着他的那辆“福特”，很轻松地便跨过了石桥，他把车停在了路肩上。他取出鱼竿和其它钓鱼装备，把小酒瓶装在口袋里，腰上别了一只长柄的平底铁锅。他要往下游走几英里。中午过后，他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鳟鱼了，说不定还有牛蛙腿呢。
这是一条非常清亮的小溪，但不太容易钓鱼，因为岸边的斜坡上长满了浓密的灌木丛，伸展开来的灌木丛挡住了人的视线，让人很难看到开阔的水面。但当看到冒失的鳟鱼跳出水面吃他的假蝇时，雷佛瑞特的兴致高涨起来。
从桥那里顺流而下，刚开始时曼恩小溪流域是一片相当开阔的牧场，但刚走过半英里，小溪流域的土地就被废弃了，上面长满了再生的常绿植物和低矮的野果树。再往下走一英里，低矮的树木汇入了不曾被砍伐的、茂密的森林。他知道，这片土地在多年前就被州政府收回了。
沿着小溪一路下来，雷佛瑞特注意到了从前的一段铁路路基。没有残留的铁轨和枕木，只有路基，上面长满了高大的树木。身为艺术家，雷佛瑞特很高兴自己能看到横跨在小溪上的、如此漂亮的、用石头垒成的涵洞。在他看来，这似乎有点怪异，这条已经被遗忘的铁路一直贯穿了前面的一片荒野。
他能想象出一个带着圆锥形烟突的、烧木柴的旧机车头，冒着蒸汽，拖着两、三节木材拖车在山谷中穿行的情形。他认定这应该是从前的“奥斯威戈中部地区铁路线”的一段支线，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很突然地就被废弃了。雷佛瑞特还记得很清楚，他是从他祖父给他讲的一个故事里知道这件事的。祖父告诉他，1871年，他在度蜜月的时候，曾坐这条线从奥特塞利克去德鲁伊特。火车在爬克拉姆山的陡坡时显得非常吃力，他干脆就下了车，在火车旁边步行。大概就是那个陡坡使这条铁路废弃了。
当他无意中看见一面石墙上有一窄条木板，木板上还钉着几条树枝时，他隐约觉得那也许是在告诉路人，“请勿入内。”奇怪的是，虽然那条风化的木板已经看不出有什么特征了，但那些钉子似乎都很新。雷佛瑞特开始并没有在意，但没走多远，他又看到了同样的情况。然后，又是一个。
他搔着他的长下巴颏上的胡茬。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是一个恶作剧吗？但针对的是谁呢？是小孩子的游戏吗？不对，那些布置实在是太复杂了。从艺术的角度讲，雷佛瑞特很欣赏那些巧夺天工的造型——那些计算精确的角度和长度，那些错综复杂、令人完全无法解释、甚至于令人抓狂的设计。它们带给人的是某种很特别的、不舒服的感觉。
雷佛瑞特提醒自己说，他是来这儿钓鱼的，随后便继续往下游走去。但当他走到一处灌木丛时，他又迷惑不解地停下了脚步。
这里有一小片开阔地，地上布置着好多用树枝摆成的格子，还排列着一组平整的石头。那些石头——很可能是从其中一个涵洞的干垒石墙上取来的——组成了一个大约有20乘15英尺见方的一个图形，乍一看就好像是一所房子的平面图。这引起了雷佛瑞特的兴趣，但他很快便看出那不是房子的平面图。如果说那是什么东西的平面图的话，那东西就应该是一个小迷宫。
到处都是那种怪异的格子构架。小树枝钉在窄木条上，排成奇怪的阵列。无法描述它们的样子；没有两个看上去是一样的。有些只是用一、两条树枝成某种角度或是平行地扎在一起。有些是用好几十条树枝和木板组成复杂的格子构架。有一个可能曾经是小孩子的树屋——它有三个面，但那种抽象和不实用的样子让人觉得它顶多不过是一个疯狂的、树枝和金属线的集合体。有时，那种构架是插在一堆石头或一堵墙里的，有时也会插到铁路路基上，或钉在树上。
那应该给人一种荒唐、可笑的感觉，但其实不然。相反，不知为何，那似乎让人觉得很凶险——这些完全无法解释的、构造严谨的格子架构散布在一片荒野中，只有那条张满了大树的路基和被人遗忘的石墙才能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人迹。雷佛瑞特把鳟鱼和牛蛙腿的事都抛到脑后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截铅笔，开始匆匆地给那些复杂的构架画素描。也许有人能解释这些东西；也许它们那些疯狂的复杂结构让他有理由更仔细地检视他自己的作品。
当雷佛瑞特猛然发现一所房屋的废墟时，他离那个桥已经有大概2英里远了。那是一所不太招人喜欢的、殖民时期的农舍，有着方方正正的外形和复斜屋顶。窗户都黑洞洞的，窗上的玻璃都不见了；在房子两端的烟囱似乎马上就要倾倒下来了。从屋顶的破口处可以看见一根根的椽，风化的木板墙上有好几处破洞，露出了被砍断的木梁。房屋的地基石头的，而且结实得与房屋本身有些不大相称。从那些没用灰浆砌合的石块的大小看，房屋的建造者应该是打算让这个地基永远屹立不倒的。 房子几乎被低矮的、蔓生的丁香树丛吞没了，但雷佛瑞特还是能看出来，掩映在一大片令人难忘的树荫下的地方曾经是一片草地。再往后是一些生着好多节瘤的、毫无生气的苹果树，还有一个荒草丛生的花园，一些失色的花朵还在花园中开放着——多年的荒凉使它们变得苍白、扭曲了。到处都是树枝构架——草地上，树上，甚至房子上都布满了那些怪异的构架。那情形令雷佛瑞特想到了100张奇形怪状的蜘蛛网——如此紧密地凑在一起，几乎把整个房子和空地都网住了。他一边不解地一张张画着那些构架的素描，一边小心谨慎地走向那所废弃的房屋。
他不知道他想在屋里看到些什么。农舍的样子一看就很险恶，在它所处的那一片阴郁的荒凉里，森林已经把人的所有痕迹都吞噬掉了——唯一能够表明本世纪曾有人到这里来过的标志就是那些树枝和木板组成的不寻常的构架了。有些人可能走到这儿就返回去了。但雷佛瑞特的兴趣反而上来了，因为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已经明显地表露了他对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的迷恋。他画了一幅草图，上面有遍布着谜一般的构架的农舍和荒地，以及灌木树篱和扭曲的花朵。他遗憾地想到，也许得过上好几年他才能在刮板或画布上将这个地方的怪诞永久地保存下来。
门已经从铰链上松脱了，雷佛瑞特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希望房屋的地板还能禁得住他瘦小的身躯。午后的太阳从没了玻璃的窗洞中透射进来，在糟朽的地板上印下一个个巨大的光斑。尘埃在阳光下漂浮着。房子里空荡荡的——除了堆积起来的、含义不明的乱石堆和多年积累下来的落叶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有人到这儿来过，而且还是最近的事。有人在那些发霉的墙上画满了怪异的构架的图形。那些图形是直接画到墙上去的，腐烂的墙纸和剥落的石膏墙面上画着粗重的黑色线条。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构图占满了一整面墙，就像一幅疯狂的壁画。还有些图形很小，只有几条线，令雷佛瑞特联想到了楔形文字。
雷佛瑞特不停地在笔记本上画着。他好奇地注意到，许多图形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之前素描的那些构架的示意图。莫非这里就是当时那个制作那些构架的疯子或有知识的白痴的设计室？软石膏上被木炭划出来的痕迹似乎刚留下的——也许才画上去几天或几个月。
通向地窖的门洞黑漆漆的。地窖也会有这些图形吗？还会有什么别的吗？雷佛瑞特在心里捉摸着他是否胆敢下去看。除了从地板的缝隙里漫过去的光线外，地窖里就再没有光亮了。
“喂？”他喊了一声。“有人吗？”在这种时候，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愚蠢的问话。做出那些树枝构架的人看来几乎不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雷佛瑞特可不想在这个漆黑的地窖里撞见这么一个人。他突然觉得，他可能真的会在这里发现什么，而他的发现在当时——1942年的时候——是不为人所知的。
这对于雷佛瑞特这种性格的人来说魔力真是太大了。他开始小心地往下面走。地窖的台阶是石头的，因而比较坚固，但上面的青苔和碎片还是让人感到很危险。
地窖真是太大了——在黑暗处似乎还有更大的地方。雷佛瑞特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让眼睛适应黑暗。刚才那种印象重新出现在他脑子里。对这么一个农舍来说，地窖真是太大了。莫非这里原来是另一所房子的地基——也许是被一个不太富有的人推倒重建了？他查看着里面的石砌结构。这里的片麻岩大石块应该能支承住一个城堡。在更仔细地看过之后，他又联想到了一个要塞——那些干垒石墙的工艺是令人惊异的迈锡尼文明的产物。
和上面的房子一样，地窖看起来也是空的，虽然因为没有灯，雷佛瑞特无法确定在那些阴暗的地方是否还隐藏着什么。在基础墙的部分区域里，那种阴暗程度似乎比别的地方还要大，让人觉得那里是通往更进深的房间的通道。雷佛瑞特不由地开始感到不安。
在地窖的正中央有一大块东西，像张大桌子似的。那好像是石头的，从上面透过来的几缕微弱的阳光轻轻扫在它的边缘上。他很谨慎地走到它跟前——它的高度到他的腰部，大概有8英尺长，宽度稍窄一点儿。他判断，那是一块片麻岩石板，经过了粗粗的打磨，下面是用干垒起来的石柱支撑的。在黑暗中，他只能对这个物体作出一个大概的认识。他用手摸索着石板。沿着它的边缘似乎有一道槽。
再继续摸索时，他的手碰到了某种织物，某种冰冷的、像皮子似的、柔韧的东西。可能是发霉的甲胄，他很厌恶地揣测着。
有什么东西缠到了他的手腕上，冰凉的指甲掐到了他的肉里。
雷佛瑞特惊叫起来，发狂地要挣脱开。他被抓得更紧了，而且石板上的那个东西向上拔了起来。
一缕微弱的阳光扫到了石板的一个边缘上。这已经足够了。当雷佛瑞特奋力往后退的时候，抓着他的那个东西从石板上立了起来，那缕阳光扫过了它的脸。
那是一具僵尸的脸——干肉紧紧地附着在它的头骨上。它的头皮上覆盖着一缕缕脏污的头发，从破烂不堪的嘴里露出了发黄的断牙，那双本应该是黯淡无光的、深陷到眼窝里的眼睛闪着亮光，充满了可怕的活力。
雷佛瑞特再次发出了惊叫声，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别在腰上的长柄铁锅。他把锅拽下来，用尽全身力气，把锅砸到了那张如恶梦般恐怖的脸上。
借着那点阳光，他看到长柄锅像一把斧子似的劈进了那个腐烂的前额里——把干肉和脆硬的骨头都劈开了。攥在他手腕上的力消失了。那张僵尸脸落入了黑暗中，它被劈开的前额，还有它开始往外渗血的——浓稠的血水——一眨不眨的眼睛留给雷佛瑞特的印象将会使他在无数个夜晚里从恶梦中惊醒。
雷佛瑞特飞也似的逃开了。当他匆促地冲入灌木丛的时候，他酸胀的双腿已经使他步履维艰了，但他还是拼死地往前冲，因为他还记得，当他从地窖里逃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什么东西绊倒在地窖台阶上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