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Heran 于 2007-2-9 02:21 发表
达赖喇嘛及部分藏人
有人数么？
$支持$ $支持$ $支持$
一口气看完那么长但仍然待续的好文章，受益匪浅，好样儿的！加油，好久没有有深度的东西让大家沉下来思考了。$握手$
原帖由 ReggieJ 于 2007-2-9 12:43 发表
有人数么？
西藏流亡政府称：目前流亡海外的藏人及其后代总共有12万人。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9 13:12 编辑 ]
收益非浅,继续学习当中,希望LZ继续写................$支持$ $支持$
不过政治和历史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的清查利僻,但是相信所有的爱过人士都希望国家强大!:) :)
原帖由 zozo 于 2007-2-9 01:17 发表
德国学生的父母是可以退税的，而中国学生打工也要纳税的呀。我们还消费（很大一部分父母资助的人民币），增加德国的内需啊。留学生给德国造成的不是损失，而是带来收入。
有道理, 反正我不觉得我欠德国的 :cool:
原帖由 eisenstange 于 2007-2-1 23:12 发表
不论是党还是国，只要说到历史问题，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自己屁股是干净的，美国政府屠杀多少印第安人，英国政府在全世界搞殖民主义，多少黑人死在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的船上，法国政府几乎侵略了整 ...
完全正确，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明白。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二帖）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9 23: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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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给出一下新中国时期的帖子的引用，等我有空也去看看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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