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期间，中×的力量稳步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中×的抗日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外，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也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已有军队１３０余万，民兵２００余万。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日占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地带，日占区成为国共两黨争夺的肥肉。盟国约定中国战区的日军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投降，中×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于是共军独自出兵，在解放区附近受降日伪军。国共两黨军队因争夺日占区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激烈，中国刚停止外战，又开始了内战。
在中国内战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美国出面斡旋中国的和平。美英苏三大国统一了对华方针，即不干涉中国内政，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时苏联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苏联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中×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又把中×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暗地里扶持中×，接应中共进入东北发展势力，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中×。为了避免国共两黨利用日伪军打内战，美国特别通告国共两黨要遣散“伪军”，不得对其进行改编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但国共两黨谁也没有理会美国的通告，私下改编“伪军”，暗地里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为打内战作准备。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总兵力近３０万人；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兵力５万余人；满洲国军兵力约４０万人。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黨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接收了绝大部分日占区，又得到了数十万投降日军和汪精卫政府军的装备，吸收了数十万“伪军”，加之抗战时得到的大量美援装备，使重庆政府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有军队约４００万，军队的装备也大大好于战前。由于重庆在军事方面对延安有绝对的优势，蒋介石试图依靠其军事优势，一举摧垮歼灭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彻底解决共產黨问题。
但美国却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灭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团结民×之中国”。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方案，中×的态度十分积极，因为延安的力量在抗战中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军相比仍处于明显劣势。当时中×对国民黨的军事优势相当畏惧，以前被国民黨赶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并没有想到国民黨军队已腐败丛生，不堪一击。加之苏联又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黨为主，扶持中×为辅，使中×感到另一种危机感。当时中×的最佳选择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中×对１９４５年美国调停的“和谈”具有相当的诚意。
与此相反，蒋介石对美国调停的“和谈”并不感兴趣，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共產黨和平谈判的姿态。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蒋介石给毛澤東发电，邀请毛澤東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邀请毛澤東到重庆也是有所考虑的。毛澤東只身前往重庆谈判，必定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如果毛澤東不敢来重庆，那么蒋介石就可以向美国人说延安没有和谈的诚意。即使毛澤東前来重庆，毛澤東在客地谈判的不利条件也较多。当时毛澤東的确对前往重庆有所顾虑，延安很多人也反对毛澤東去重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毛澤東给蒋介石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澤東：“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
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澤東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澤東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所以毛澤東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在谈判期间美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于是赫尔利８月２７日亲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来到重庆。毛澤東赴重庆前，中×中央召开了谈判对策的紧急会议，会上决议：“国民黨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在谈判中有条件地承认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黨的地位，形成两黨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同时蒋介石也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讨论谈判方针。国民黨的谈判方针是：在军事毫不迁就，在政治则可以适当宽容一些。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双方谈判开始，谈判的出发点是“政治民×化”和“军队国家化”。
毛澤東提出了中×方面的八项要求：
一、召开各黨各派和无黨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旧国大代表无效。
三、给人民以一般民×国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
四、给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军队保留４８个师军力（后来毛澤東让步为２８个师）。
八、中×参加受降。
蒋介石则提出了国民黨方面的意见：
一、军队问题：中×军队最多保留１２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区问题：不承认中×的解放区政府。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方面的行政人员。
三、政治问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黨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
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代表的名额。
由于国共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了约１０次，但会谈的内容至今尚未公开，无法知道蒋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谈了些什么，两人也没有发表过对对方的看法。但据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说，蒋介石曾对他说过：“毛澤東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竞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１０月９日，毛澤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１０月１０日，双方发表了所谓“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在召开政治会议，开放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在军事方面，共產黨最后让步保留２４个师，国民黨方面最后让步允许共產黨保留２０个师，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区的民选政权和国大代表问题上，双方意见仍然分歧。虽然“双十协定”中×产黨让步较多，但仍不失为一个平等的协议。 “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相互让步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如果国共双方能够严格按照“双十协定”所规定的去做，建立一个民×和平的中国应有很大希望。但国共双方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和平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双方都不遵守，国共两军间的军事冲突依然不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撤回了比较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特，换上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表示美国有公平调解国共合作的诚意。马歇尔来华了解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后，说：“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则说法是说法，做法是做法，这就教人难于揣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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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众深受八年抗战之苦，不愿意再打仗了，中国民间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黨派（民×同盟等）形成了中国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开始向国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战。民盟虽然没有枪，但在社会文化界有相当的影响，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利用战争，在国民黨内中形成了个人独揽大权的獨裁体制。战争结束后，中国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化的呼声，蒋介石除了在军事上受到中×的挑战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黨派和国民黨内部民×势力的挑战。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发表关于内战问题的演说，提出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組建联合政府等主张，结果遭军警干扰并开枪断绝交通，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于次日举行罢课，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发起學潮声援。１１月３０日军警与学生发生了暴力冲突，１２月１日冲突升级，军警向联大师院校内投入两颗手榴弹，炸死学生３人，伤数十人，造成所谓“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學潮，各地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惨案同时也给国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１２月６日蒋介石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要他尽一切努力平息學潮，万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把学生送去集中军训。１２月８日，卢汉召集各校教授谈话，１２月９日又召集各校学生谈话。卢汉表示要严惩凶手（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宣判死刑），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后，学生方面感到满意，各校决议于１２月１７日复课。但仍有少数学生认为学生代表太软弱，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继续罢课。后来政府方面宣布１２月１７日仍不复课的学生一律开除，學潮开始走向平息。
“一二一”學潮是抗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协让步而结束，从此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各种學潮此起彼伏。当时国民黨统治区之所以频繁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主要是因为人们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虽然蒋介石每次以比较低的姿态处理學潮，但并未能遏制學潮，各种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蓬勃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导致蒋介石政府垮台的一个原因。
“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军的武装冲突依然不断，使美国人开始考虑采用强硬性和平调停。马歇尔来华后，向蒋介石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意思：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民×和平的统一。如果国民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制性和平调停深感不快，认为马歇尔受了中×蒙骗，为中×帮忙。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担忧也。”
中×则很欢迎美国的和平调停，对马歇尔寄予相当的希望。周恩来向马歇尔表明：只要不让中×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间的覆辙，中×愿意承认蒋介石主席的领导，愿意作为国民政府名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参加国民黨联合政府。马歇尔同意中×作为国民政府下一个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拥有一定军队。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建立与共產黨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问题，但蒋介石只准备让中×在政府机构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不让中×分享实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成立马歇尔、国民黨代表张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又称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展开认真负责的谈判。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三人小组”主持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向国共两军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双方最迟在１月１３日午夜前停战。１月１３日，蒋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别向两军下达停战令，中国内战一度出现和平解决的趋势。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在“三人小组”调停下，国民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四十人，其中半数由国民黨人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黨派及无黨派人士担任。
二、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名额由现在的１２００名增加到２０５０名。
三、和平建国的纲领：“遵奉三民×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统一、自由、民×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黨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
和平建国纲领》通过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实际上蒋介石在具体执行《和平五案》时，却制造了层层阻力。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在确认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给予中×一定的军权。整军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军队领导：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军队的高级军官时，应由中×代表所提名的军官递补。 二、陆军缩编：一年后全国陆军缩编为１０８个师，其中×军占１８个师。
三、军队配置方案：东北地区配置６个军（每军三个师），其中中央军５个军，中×军１个军；华北地区配置１１个军，其中中央军７个军，中×军４个军；华中地区配置１０个军，其中中央军９个军，中×军１个军；西北地区配置５个军，均为中央军；华南地区配置４个军，也均为中央军。
这个“容共”的整军方案，是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达成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的日记反省录中写道：“与中×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中×方面对此协议中中×军队的比例较少也不很满意，但认为可以接受。此时中国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中国内战一度停火。马歇尔和三人小组从２月２８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了六天，马歇尔在延安会见了毛澤東。本来马歇尔还准备到东北视察，接到美国政府要他回国报告中国调停的进展情况，马的东北视察未能成行。
罗斯福搞不明白是因为，老蒋的国民党政府是因为抗战而强行统一起来的。很多人不服老蒋，再加上老蒋利用抗战大肆消灭非嫡系部队，所以很多部队都是保留实力，不拼命。 那些一心为国的英雄们大部分都战死了。 没死的，给个闲职或者找借口崩了。
所以到后来和gcd争天下时，除了嫡系部队拼命以外，其他的部队都是隔岸观火。
gcd后来咋样不说，但当时确实上下一心，很符合共产主义标准$汗$
至于56-78年那段黑暗时光，老m确实要负上很大责任。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１日，负责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暂时返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又重新开始。
国共间军事冲突重开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中×方面以被动应战为主。但此时苏联对中×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比较积极地援助中×。中×有了苏联的援助后，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主动向国军发起攻势。
１９４６年以来，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关系破裂，冷战开始。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因此苏联开始扶持中×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对抗。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先由张作霖经营，后来又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国经营，国民黨和共產黨的势力从来没有渗入过东北。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成为政权的真空地带，国共两黨谁先进入东北，谁就能抢到控制东北的政权基础。
按照协议，苏联本应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届时苏军并无撤军的迹象。为了防止苏军南下，美国派５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进驻北京、天津、青岛等地。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主权的部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２月２２日，重庆各校学生２万余人发起了要求苏联从东北立即撤兵的反苏游行，捣毁了亲苏联的中×的《新华日报》报社。
对于中国方面的撤军要求，苏联提出一个反要求：“如果美国撤走驻华北的美军，苏联就撤走驻东北的苏军，苏美两国同时从中国撤军。”美国则以驻华美军是应中國政府之邀为由，拒绝了同时撤军的建议。苏联把日本和满洲国在东北工业机器设备能拆的全部拆走运回苏联，并招请中×军队进入东北，放手让中×在东北发展势力。在拖延了几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３月，苏军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５月３日撤军完毕），苏军将沈阳等靠南的几座大城市交给国军，而将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中×。５月２４日国军夺取长春，但中×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中×派３０万干部渗透东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起东北政权的群众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一时离华的马歇尔特使返华。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又对蒋介石启用了罗斯福那样的强压手段：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６月７日开始为期１５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蒋介石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问题，１５天的停战期过后，国军又对中×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０日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压手段已有领教，发现了美国人的弱点：只要他坚持到底，美方最后就不得不让步。蒋介石在公开场面还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对于蒋介石的阳奉阴违作法，杜鲁门于８月１８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黨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黨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１９４８年４月才再次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黨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杜鲁门的包庇纵容中×的中国政策，不仅损害了中国，也损害了美国本身。蒋介石与美国的争执也表现了中美两国对“国家领导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蒋介石看来，他是中國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中國政府，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華，批评中國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不过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松手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力争树立民×开明的形象，给喜欢民×的美国人一个好印象。可就在此关键时刻，１９４６年７月发生了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事件，在国际上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事后查明，李公仆、闻一多的暗杀并非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而是国民黨下层特务的个人行为。李、闻教授常发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论，而个别国民黨下层特务认为李、闻有意侮辱国民黨、侮辱领袖，出于对本黨的“侠义之心”而对李、闻下手。
当时民盟是中国政界次于国民黨与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势力，但蒋介石对没有军队的民盟十分轻视。国民黨一直与中×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从来没有邀请民盟参加和谈，在政治上也从未认真听取过民盟的意见，因此民盟对国民黨政府的不民×作法十分不满。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黨召开“国民大会”时，事先也未与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一起抵制和不参加国民黨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因缺少中×和民盟的参加，成为国民黨一黨包揽的大会，没有任何民×的气氛。蒋介石树立民×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样声名狼藉。”
由于马歇尔的停战调停不成功，美国政府放弃了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和国民黨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共两黨开始放手大打内战。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１９４７年７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华任教，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產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
东北战场危机时，司徒雷登又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１９４８年３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黨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
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副总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位置，所以蒋介石本来不应该在意谁当选副总统。但是蒋介石得知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是否当选副总统就成为蒋介石与美国“反華势力”的新一轮斗争。蒋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的阴谋。蒋介石甚至亲自与李宗仁面谈，劝李宗仁放弃选举，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有美国的支持，倒也气壮，李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蒋介石在这次“抗美”行动中失利。
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队的败色已浓，美国开始撤回国民黨军队中的美国军事顾问，驻扎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也离开中国，美国希望避免卷入国共两黨的内战。蒋介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却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予以拒绝。美国不支持蒋，苏联又是蒋的敌人，此时蒋介石可以寻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敌人日本了。
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黨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黨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人權，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黨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蒋介石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
１００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１９４８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国军兵败退守台湾时，“白团”也跟着撤到台湾，继续担任国军的军事教官。蒋介石经常在日本教官讲课时，亲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听讲，认真做笔记。１９５４年美国与国府签署“华美防卫条约”后，美国重新派军事顾问到台湾。美国军事顾问对蒋介石启用旧日本军人做军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蒋介石辞退日本教官，蒋介石说：“在你们抛弃我们的时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辞退他们的。”
在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国军却在劣势的共军面前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国民黨失败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实中×的显著成功，主要是由于国民黨的无能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当初美国并不关心蒋介石政府的存亡，对国民黨政府的失败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准备坐视中×解放台湾，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当时不少美国人对中×颇有好感，但后来中×为了配合苏联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反共的蒋介石国民黨政府。
１９４８年美国大选，因为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蒋介石为杜威助选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杜鲁门写信：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话，就请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书面宣言，增加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鲁门连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肯答应，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蒋介石派宋美龄访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却要求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已经明白打出了“逼”蒋介石下台之牌，不过蒋介石也不会轻易认输。
１９４８年底，尽管国民黨还控制着长江以南的地区，但谁都可以看出国民黨政府已经危在旦夕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黨内的张群、张治中等人发起“和平谈判”的倡议，希望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与共產黨讲和，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国也支持国民黨的“主和派”与共產黨和平谈判，停止内战。蒋介石却是一贯的“主战派”，反对讲和，但三大战役后，国民黨军队的主力被歼，蒋介石已无法抵挡黨内与美国的要求他下台的压力，被迫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与共產黨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退居故乡浙江奉化，但仍然担任国民黨总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蒋介石对李宗仁新政权暗中处处拆台，蒋要让美国人知道，国民黨离开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让蒋介石出国，避免蒋给他处处制造麻烦。蒋介石却说：“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李宗仁最后终于还是无法与蒋介石抗衡。
李宗仁上台后，对和谈的前景也甚为担忧。李说：“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產黨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產黨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產黨易地而处，他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 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担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谈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的态度，李宗仁向美国政府请求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制止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李宗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如果现在美国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產主义的扩张，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１００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司徒雷登却说：“蒋先生还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中国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援助，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美国虽然支持李宗仁，但由于李宗仁尚未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美国对李宗仁的领导能力有所怀疑，不肯轻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对美国的观望态度十分失望，又向苏联政府进行外交试探，希望苏联出面“压”中×进行和谈。苏联表示可以做国共谈判的中介人，但前提是国民黨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这当然是李宗仁无法答应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战失败。
李宗仁向中×抛出了和谈的气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共產黨军队不过长江，国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长江为界分治。中×的回应比李宗仁预想的还要严峻，中×首先表明不承认李宗仁政府，中×说：“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而是因为其尚控制着若干军队。”中共方面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但如果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帮助中×消灭蒋介石系军队的话，中×可以答应给桂系保留广西的地盘，让桂系军队驻扎两广，广西三年之内不搞土改。中×的谈判条件其实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条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一国两府”方案；而中×的条件是李宗仁放弃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担任副主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方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破裂。
（以上就是那个所谓由美国人出面让 蒋介石与毛泽东 商谈把中国 划分南北管理的小道消息的最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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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破裂后，李宗仁把赌注放在长江防线上，希望长江天险能帮助国民黨军队抵挡中×军队半年左右，在美国人面前搞出点“政绩”，取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一旦美国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军队发起渡江战役，李宗仁的长江防线当即崩溃，南京失守，国民黨政府被迫迁都广州。但美国大使馆却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图与中×接触。１９４９年６月，美国报纸刊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新政权的新闻，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并向中×示意：如果中×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针对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国民黨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在国际损害中國政府的国际威信，在国内瓦解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蒋介石在下野的同时，就考虑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开始把北京故宫的国宝文物移运台湾，又把大量黄金外汇密运台湾，并派最为信任的陈诚任台湾省主席。美国却不满意蒋介石的迁台计划，１９４９年３月，美国派密使到台湾与陈诚密谈，促陈诚脱离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说台湾“自立”后，可以先派联合国军队驻扎，保护台湾免受中×军队入侵，保证台湾的独立。但陈诚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密案。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传来远东盟军司令部派联合国军进驻台湾的拟议。蒋介石气愤美国人竟然要剥夺他最后的立足之地，蒋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
李宗仁迁都广州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虽然已决定不再援助蒋介石，但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仍抱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７５００万美元援助广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能够顶住中×军队的进攻，保住两广地区。然而桂系军队在中×军队面前还是一败涂地，美援还没有到广州就失守了，这笔美援最后又落到蒋介石手中。桂系军队被歼后，李宗仁已无立足之地。李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蒋介石却不顾宪法，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宣布复职总统。蒋介石的此举美国人十分不悦，３月１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违宪复职总统。杜鲁门总统则于３月２日在白宫亲自接见李宗仁，待以国家元首之礼，表示支持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复职。尽管美国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黨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