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在台湾对岸结集军队舰船，准备进攻台湾，后来传出的一些资料也显示中×上层曾决定在１９５０年合适的时候“解放台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北朝鲜军队突然向南朝鲜发起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１９５０年７月，美国向台湾派遣大使，重开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朝鲜战争使国民黨渡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黨军队到朝鲜参战，却被美国拒绝。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虽然有獨裁之名，却没有獨裁之实。因为国民黨中派系很多，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的指挥。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獨裁统治。蒋介石先是改编军队，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都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保证了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是改造国民黨，黨员重新登记，排除腐败不纯分子。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就想整治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在台湾的另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土改。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由于日本当局采取优待地主的政策，农民的生活比较贫困。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学习共产黨搞土改，争取人心。国民黨先在台湾搞减租减息，推行优待农民的政策，然后国家出钱买取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由于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国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农民的拥护欢迎，平缓了“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本地人对大陆人的怨恨，争得了国民黨政府在台湾的群众基础。 １９５０年代，蒋介石还对反攻大陆抱有幻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但美国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１９５８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台时对蒋介石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厌恶战争，特别是美国人更不喜欢战争。如果台湾反攻大陆的话，最不愿意看到的必然是保护台湾的美国，所以您的反攻大陆政策其实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我认为您还是有机会返回大陆的。您先在台湾推行善政，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样板。现在中×大搞人民公社，无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满，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等到大陆天下大乱的时候，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繁荣，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欢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陆吗？”蒋介石听后沉默良久，似有所思。
蒋介石是不是听从了吉田的劝告不得而知，但此后国民黨政府走上了发展经济为主的轨道。由于台湾的资源人口有限，国民黨政府着眼于对外发展经济。台湾以减免税收的方法吸引外资，鼓励创办加工外销企业，着重发展对外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经济上却不乱插手，完全放权给专家们。蒋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陆官僚买办经济的教训，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建成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台湾经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１９６５年以后完全停止，台湾共接受１４多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领袖们》一书中说：“尽管１９６５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台湾是二战后美国的盟国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到１９８０年代，台湾已成为少数的新兴工业国家之一。
台湾虽然经济发展顺利，但在外交上却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试图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往来，１９５８年２月，日本钢铁代表团访问北京，与大陆鉴定了２亿英镑的“钢铁５年贸易协定”，向大陆提供建设急需的钢材。随后日本方面又规定对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团给予入境方便，允许悬挂大陆国旗。对此蒋介石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不给予中×官员外交特权，不允许悬挂大陆国旗。日方对蒋介石的抗议让步，答应不给予中×官员外交特权和不悬挂大陆国旗，台日关系暂时缓解。 １９６３年８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陆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并向中×提供贷款，台湾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议。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周鸿庆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台湾，台湾国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许周鸿庆来台，可是日本政府畏于大陆的压力，按照大陆的要求把周鸿庆送回了大陆。此事大大激怒了蒋介石，１９６４年１月台湾外交部召回驻日大使，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将不惜与日本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池田内阁派出与蒋介石私交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台，修复台日关系。吉田茂与蒋介石长谈三次，共同发表了一份支持国民黨政府的《吉田书简》，再次缓解了台日关系的危机。
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对蒋介石来说是坏消息不断。１９７１年５月，日本宣布不再受《吉田书简》的约束，批准向大陆出口重型工业设备；１９７１年６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大陆的经济禁运；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招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声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
１９７２年７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虽然主要是因为年迈体弱，但也不能说与美国背信弃义的精神刺激毫无关系。从此蒋介石病卧在床，很多时间处于无意识状态，但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终年８９岁。蒋介石死后遗体安放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墓之旁。
蒋介石从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美国，但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史，却充满了美国的威逼和蔑视，是一部眼泪与心酸的悲剧史。美国不喜欢蒋介石有各种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蒋介石一味坚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与美国人的民×意识、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对政权从不松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６年，最多连任２届。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时，蒋介石已任连２届，按宪法规定不能再任总统。可是蒋介石却提出“反乱镇定动员时期临时条项”，不仅再任第３届总统，而且还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再任２届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放开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台湾的民×。
蒋介石的一生不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的一生。但蒋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谓开明獨裁，在台湾小岛上干出一番事业，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蒋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写于日本
发布日期：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5 13:06 编辑 ] 戴笠46年 的 时 候 ,要 是 敢 发 一 次 飙 . 中 国 少 受 多 少 苦 难 啊 . 高中政治老师说：女人，女人谈什么政治。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的，太感性了 $支持$ $送花$ $支持$ $送花$ $支持$
痛斥中国劣根性的好文
作者：林思云第一篇：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 “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 “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着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9:21 编辑 ]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时，并不是具体说******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着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 Q正传》等都是193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 “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 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着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9: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