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追踪
星期天的早晨又来临了……这是一首由莱利斯主唱的哀伤的流行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男人在安静的星期日清晨的忧伤情形。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大的早晨，我就是歌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我端起一杯咖啡走进起居室。我住在三藩市的“太平洋山岗”。那天天气不错，天上没有云，有一点微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俯瞰海湾，海水是深绿色的，一些游艇分散在里面，就像一张地图插着许多小白旗。
我走到我的书架前，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有六千多本廉价的侦探、神秘杂志。我用手摸着一些书背：《黑面具》、《一角侦探》、《线索》、《侦探小说周刊》。这些周刊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收集了，就是说，那上面有我生命的三十年，将近我在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三的时间——下个星期五，我就满五十岁了。
我拿下一本《黑面具》，看着封面：钱勒，马田，聂伯，麦克，这些都曾是陪伴我度过寂静周日的老朋友。他们驱散我不少恶劣、低落的情绪，但今天不然……电话铃响了，我走进卧室，拿起听筒，是老休本，一个严肃而正经的警探，也可能是我三十年来最接近的朋友。
“嗨，”他说，“吵醒你啦？”“没有，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上了年纪，渐渐要早起了。”“可不是。”
“今天下午一起玩会儿牌，喝喝啤酒如何？我太太和孩子去苏里雅多了，不在家。”“我不太想，休本，”我说，“我没那心情。”
“你好像又闹情绪病了。”“是的，有点。”“私家侦探的忧伤，嗯？”
“是蔼—私家侦探的忧伤。”
他发出一阵笑声。“不是和即将来临的五十大寿有关吧？去你的，五十是人生的壮年，我是过来人，老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了。”“当然。”
“晤，你至少改改主意，过来和我喝一杯，我给你留一罐。”
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喝完咖啡，尽量不思考任何事情，最好连呼吸都不要。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一会步。
星期天的上午来临了……
突然，肺病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咳嗽起来，只得坐下来，拿手帕捂住嘴，听枯燥、易碎的声音，在空空洞洞的公寓里徘徊。香烟，该死的香烟，三十五年来平均一天两包。五十年中的三十五年，抽了不止五十万支的香烟，吸了不下一千万口……算了吧，想那些有什么用？我再次站起来。晤？今天似乎只是站和坐。我也没出门，真要变成幽闭恐怖症患者了。找个地方去，找件事情做。也许独自驾车远游，我只是不想见休本或任何人。
穿上一件旧棉布夹克，离开公寓，开上车。出城最近的方向是向北，所以我开车驶过金门桥，直奔一0一号公路。两小时后，在科里尔北部数英里的红木匠，我拐弯直驶海岸，下午两点以后，我上了一号公路，再向南边行驶。
那一带笼罩着一层雾，看不见太阳，但能闻到强烈的、海的清新的味道。这一带的车辆很少，很长时间看不到一辆。带白沫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是吸引人的景致。接近那个叫“锚湾”的海湾时，我驶上一处悬崖。我把车停在一个没有人踪的停车区，找到一条通向同样没有人踪的海滩。
我沿着海滩散步，看海浪打过来，又散开，听听海浪的吼叫，听听雾中的海鸥的叫声。那是个寂静的地方，但唯有寂静才是吸引人的。在这个星期天，它对我是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我开始觉得冷，又咳嗽起来。我走回小径，上坡，快到悬崖时，看到停车区停着另一辆汽车，一辆布满灰尘的绿色小型卡车。后面还挂着一辆小小的，也是布满灰尘的房车。车的右后部有点倾斜，那说明车胎扁了。附近只有两男一女，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风吹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我向他们走过去，走向我的车。我的脚步声高过海浪拍打岸的声音。他们三人一起抬头，移动位置，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起步向我走来。我们在相距几码的地方站住了。
“你好！”其中一人说。那人二十出头，另外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年纪，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下垂的八字胡，穿一件粗布风衣，蓝色工作裤，短统鞋。他的神色不安，看得出微笑是勉强挤出来的。
另外的一男一女，神色同样紧张不安。男的是黑发，比那个红头发短，脸黑黑方方，带格的伐木工人夹克，长裤，褐色的皮鞋。女的并不漂亮，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穿一件长而厚的风衣，一条绿色的大手帕包住头，蝴蝶结像修女的头布，红棕色的头发垂在肩上。三个人的手都插在衣袋里。我点点头，说：“你们好。”
“我们有个车胎扁了。”红头发说。“我看见了。”“我们没带千斤顶。”
“晤，我有，欢迎你们用。”“多谢。”
我有些犹豫，略略皱眉。当你的大半生都在于侦探工作时，有时你会有一种预感，而你却没有相信那些预感。现在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感到这儿有点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们的不安是一部分，还有一种浓重的，显而易见的紧张夹在三人之中，有着某种轻浮，或者是带危险性的游戏。也许那和我无关，但是侦探的本能，侦探天生的好奇，不允许我置这种“不对劲”感于不顾。
我说，“我碰巧在这儿真是好事，今天这一带车辆似乎不多。” 红头发的男孩从衣袋里抽出左手、不大自信的用手指压压八字胡，说，“是啊，我们可真够幸运的。”女孩大声地吸鼻涕，拿出手帕，用力地擦。
黑头发的男孩把体重换到另一只脚，两眼的目光游移不定，紧了紧夹克，似乎话中有话他说：“这儿真是很冷。”
我瞄卡车一眼，车牌是俄勒冈的。我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蒙大拿度假。”“你们在度假？”“多少有点度假性质吧。”
“你们三个坐那辆轿车，一定有点挤吧。”
“我们喜欢挤。”红头发男孩说。他的音调一下拨高了，”借一下千斤顶，好吗？”
我取出钥匙，绕到车后面，打开后厢。他们三人站在原地，留心地注视着我。我突然想到，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这是不对劲的地方。红头发有八字胡和长头发，是时髦型，而黑头发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什么吗？其中之一可能是个“电灯泡”，是个不需要的“第三个轮子”。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刚好，三个人嫌多那种意义了。如果我的感受不错的话，哪一个是多的呢？那女孩也不曾对哪一个含情脉脉，多看两眼。她那双在风里缩皱的眼睛，一直直视着前方。
我解开扣住千斤顶的钩子，取出来，再关上车厢盖，转过头对他们说，“也许最好由我来为你们换，这玩艺儿还需要些诀窍。”
“我们可以自己干。”黑头发说。“没关系，我乐意帮忙。”
我把千斤顶搬到小卡车的后面，备用胎已经在那儿了。车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用粗布围着，另一个用的是透明塑胶纸。我从透明的那个偷瞄车里，里边有个放杯盘的柜子，一张小桌，两张床型的长椅。所有的东西全都很干净，很整洁，放好，捆牢，以防车开动时滚动。
他们三个人也走过来，围成一个圆，这一次女孩站在中间。我蹲下来，把千斤顶放到轮轴下面，把它固定好。当我开始干时，黑头发和红头发都上前帮忙，不过依我看，他们还不如不帮。
我们用了十五分钟换好车胎。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以便从谈话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看哪一个是“第三者”，但他们什么口风也没透。两个男的只偶尔回答我一两个单字，女的还在清理鼻涕，一言不发。
我摇动千斤顶手柄，使卡车四轮着地。我说：“晤，好了，你们最好一碰到修车店就修好你们爆了的那个车胎，你们总不想不带备用胎到处闯吧？”
“好的。”黑发男孩说。
我发出一个试图沟通的微笑，“你们车里有啤酒或汽水吗？出了些力气，口也渴了。”
红头发看了看女孩子，又看看黑头发，不安他说，“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我们上路吧。”黑发男孩说。他捡起扁的轮胎，放进车后的金属储物架里，扣祝然后三人向车门走去。
我很不想让他们离开，但我想不出办法把他们留下。没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坐位上，坐位后面的小架子上，仪表板上，乘客坐那边的地板上，都没有什么东西。女孩子第二个上车，黑发男孩是司机，他们关上门，发动引擎。
“慢慢开，不要慌。”我说着，举手示意告别，但他们一个也不看我。卡车向前冲去，有一点太快，车胎扬起一些碎石，上了一号公路。他们向南边去了，越开越快。
我站在那儿，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才回到汽车里发动引擎。
现在于什么？开车回三藩市，不理这件小事情——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可我就是不能忘记它。那几个年轻人之一，或者不只一个，不是一伙的。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弄清楚是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三个人全都表现出一种紧张、焦急的气氛。
我没有正式的理由或权利扮演侦探，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且我对空荡、寂寞的住所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所以我不妨再做一次过去三十年的老本行。
我发动汽车，上了公路，向南开。我开了四里路才赶上他们。
他们的速度很快，也许超过限速十英里，但还在安全限度内。我调整车速，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在数百码之内。时间已近黄昏，不是跟踪的好时候，何况还有一层雾。好在他们的小卡车的灯亮着，这就足以使我跟住他们。我们沿海岸走，路上的车辆一直不多。雾越来越浓，还不停地落着细滴雾水，使我不得不打开雨刮。慢慢地，已进入了漫长阴冷的夜。天很快就黑透了。
继续前行数英里后，小卡车进入蒙大拿湾，他们没有减速而是直穿过去。这样就证明了黑发男孩对他们的目的地撤了谎。我怀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去哪儿，不禁又想到准备追他们多远？我决定跟踪到底，直到他们停在某地，直到好歹我对他们的关系有所掌握为止。如果那意味着跟踪到明天，甚至追到另一个州，没关系，我没有未决的案子，手边和脑子都没什么任务，不论有无目的，我知道工作是医治自怜和沮丧的良药。 福特村，雷尹镇……小卡车直向前开去。那时我们可能在离金门桥三十英里的地方，我的汽油已经用掉一些，不过还够我驶回三藩市，再远就不行了。
看来我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加油了。就在奥立马村南面，小卡车减速，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二级路，向雪尹国家海滨开去。
两分钟后，我来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一块路牌，写着：公共营地，前方三英里。这么说，他们要在这儿过夜，或者吃晚饭。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尽管黑，但这儿的雾稀一些，还有风不断地把它们吹走。视界不错。次等路上车少，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拐了上去，关上车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前进。
那地区风景不佳，乱糟糟的，原因是这一带是圣安维斯的断层地带。我经过一个小池塘，向前走了三英里。营地就在左边，靠近海洋。它的西面有些沙丘，南边有松树和机树，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处。那是个木质建筑物，有一些烧烤用的石台架和一些散放的垃圾筒。小卡车在营地里，灯还亮着，停在林木附近。
我从远处看见它，一些树木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我没有直接从入口进去，那样他们可能看见我或者听见我。我向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关掉发动机。十秒钟后，小卡车的灯也熄了。
我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试着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但人的头脑的确很怪：一路上我都没法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三个中一个或两个不对劲，而现在我却又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记忆细胞飞快地转动，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些事，一直在烦扰我——三件分开的小事，它们凑在一起告诉我哪一个不对劲。我感到眉头皱了起来，我仍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刚才发现的事使整件事显得更加古怪，更加紧迫。
我伸手取下车顶的圆型塑料灯罩和里面的灯泡，然后下车，越过路面。风刮得很急，像小锯齿一样切割我的脸和手。头顶上一缕细雾在黑暗中飞动，如同冰冷的手指在寻找温暖一样。
我谨慎而缓慢地进人树林中，向南走，大致和卡车停放的地方平行。穿过风吹断的树枝，我估计车和我的距离在四十码左右。
车厢里是黑的，似乎没人，后面的房车透出微弱的光，其亮度之弱告诉我车门上的两个窗子都放下了布帘。
我大步向卡车走过去，在距它不到十码的地方停下来倾听，这时我是躲在一棵大松树的阴影里。除了风的狂叫和远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见什么。我凝视了一会儿那房车。然后打量了一下卡车旁边的地面，那里没有硬石，只有泥土和松针叶，在人的脚步下它们会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卡车旁，到房车旁边时，我停下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板上听，同时拿手指堵上另一只耳朵以防风声的干扰。最初大约有三十秒钟光景，里面有微弱的走动声，但没有谈话声。然后，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同伙的人，在用低沉、听不清的声音说话。
“快把三明治做好。”
“就好了。”另一个声音畏怯地说。
“我快饿死了，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个没完，你懂吗？”
“这是公共露营地，管理员不会来打扰我们，如果你——”“闭嘴，我早告诉过你，如果不想挨子弹的话，就乖乖的，少罗嗦，我还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么闭嘴，赶紧把三明治弄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到墨西哥呢。”
这通对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绑架，可能还有其他天才知道的重罪。这是我拔腿离开，向附近的公路巡逻人员报告的时候。私家侦探的职责到此为止，如果你在这时候还不想把事情移交给官方，你就是傻子。我轻轻退后，转过身，准备退回树林，回到我车上。
事情有时就是那样发生的——没法预料，非常巧，巧得你毫无防备——一阵风把一棵树的树枝刮断了，断枝被吹到卡车前，嘭的撞到上面，发出巨响。
房车里立刻有了反应，传出一阵忽如其来的和什么东西的刮擦声。我还在后退，但来不及逃跑了。房车的门拉开，其中一个人冲出来，进入我的视线。他也看见我，大叫，“站住，你给我站祝”他一只手中拿着长的黑黑的东西，那是枪。
我停住了。那人正是我觉得不同伙的人——那个不同伙的人正是那女人。
他双腿叉开，站在那儿，双手托着枪，紧张，害怕，又危险。现在他不戴假发和包头巾，他的头发是短的，淡色的，在黑暗中看上去是白的。除了他苍白的、女子般的面孔和天生没什么汗毛的手，他周身没有一点女人阴柔的特点。
“到这边来。”他说。
我犹豫片刻，然后照他的话做。他很快退后，到一个可以对着我和房车后部的地方。当我走到距他三大步时，我看见另外两人站在打开的车门旁，里面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侧影，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我和那个拿枪的家伙之间转来转去。
“你在干什么？”拿枪的说，他认出了我：“你在跟踪我们？”
我没答话。“为什么？你是谁？”
我注视他一会，然后透露出一点真相，因为我要看他的反应。
我说：“我是警察？”
他嘴边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枪也晃了一下，好像拿不稳似的。 他对我和那两个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一旦他觉得必要。
这点我可以肯定，你凭阅历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做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在他心慌意乱之中，不用逼他也会开枪。
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是你的事，”说着发出一个含糊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我不是女人，你似乎不觉得吃惊。”“是的”“什么让你识破了？”
“三件事，”我但白他说，“一件是你在停车场擦鼻涕的样子，你用力的姿势，不停地擦，都不是女人的样子。第二件是你走路的方式，迈大步，步子又大又重，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第三，你没带钱包或手袋，卡车里和房车里也没有，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不带这类东西。”
他用没拿枪的手擦擦鼻子，说：“很不错，你很精明。”
红头发的男孩子以发抖的声音说：“你打算怎么办？”
拿枪的家伙没有立刻回答，仍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我，嘴角仍在抽动。我看见他想了一会，向另外两个人说：“你们里面有晾衣绳一类的东西没有？”
“有。”黑头发男孩说。“去拿，我们得绑上这警察，带上他和我们同行。”
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对自己说，你就眼睁睁地任他绑吗？
我就这么站着，无动于衷地等死吗？就这样让自己和两个孩子死在路上的某个角落？我说：“干嘛不现在就杀死我？这儿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他的脸阴暗下来，“你闭嘴。”我向他迈出一步。
“站住，”他拿枪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警告你，老头，如果你不站住的话，我就要开枪了。”“你一定会开的。”我说，向他扑去。
子弹在离我脸一英叽左右射出，火焰的烧着我的皮肤，几乎使我半盲，但我感到子弹从我右颊飞过，枪声也很响，但我还是抓住了他的手腕，在他再开枪前打掉了他的枪。我用右拳猛打他胃部和胸口。他嘴里呼着气，步伐乱了，身体失去了平衡。我再给他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身上，凶狠地送出一串重拳。我感到他浑身发软时，他已经昏了过去。
我站了起来，同时抓起那支枪。我的面颊刺疼，火的一般，两眼也感到刺痛，还流着泪，但我的伤也就限于这些了。除了双腿有些无力之外，我的反应和行动方面也没有任何迟钝的感觉。
红发和黑发的男孩子急急地冲过来，他们僵硬而苍白的脸上有着一种获得释放的愉快感觉。“好了，”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最好把晾衣绳拿出来。”
我们开我的车把那个不同伙的人送到了附近的公路巡逻站，那家伙叫余连。在路上，另外两个男孩，一个叫安东尼，一个叫艾得，告诉了我被劫持十二个小时的恐怖历程。
他们是俄勒冈州麦克斯城的农林学院学生，那天上午他们从学校出发，想野营两天。然而他们在路上犯了个错误，停车搭上了他们以为是女人的那个家伙。余连上车后就掏出枪，逼他们沿海岸向南开，进入加州。他想去墨西哥，但他不会开车，把他们选作了司机。
他还说他是个逃犯，人狱是因为持枪抢劫和两起谋杀未遂案。
他越狱后全州缉拿他，他闯进一所空房子找衣服和钱。可那房子显然住的是个老姑娘，因为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男人的东西。不过他发现两顶假发和一些适合他自己的女性衣物，于是他产生了女扮男装的念头。
当我们到达公路巡逻站时，余连仍在昏迷之中。安东尼和艾得向那儿的梅尔警官重述了一遍故事。我则简短地讲了讲我那部分。但他们在感激之余，坚持把我说成了某种大无畏的英雄。
梅尔警官和我单独在办公室里时，我亮出私家侦探的执照给他看。他看完后给我一个含混的微笑：“一个私家侦探，呃？你缴余连的枪的方式就是私家侦探的那一套，不错，就像电视上演的。”
“当然，”我疲倦他说，“就像电视上演的。”“我只能说，你胆量过人。”
“不，我不是什么胆量过人。我一生中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只是如果我能帮忙，我就不能让那两个孩子受到伤害。余连可能杀死他们，迟早而已。但他们的生命就像刚升起的太阳，前途远大。”
“朋友，他差点杀了你。”梅尔警官搓着他的手说。
“那我倒不在乎，”我顿了顿，”我只关心那两个孩子。”
“无私的人，对吗？”“错。”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乎自己的安危？”梅尔警官停止搓他的手，问。
有好一会儿我默不作声，然后，我决定说，因为我把原因放在心里已经够久了 “好，我告诉你，事实上，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走到窗前。“医生说我只能活十八个月了，除非有什么奇迹。我得的是晚期肺癌。”
逍遥法外
亨利·托曼非常得意，因为他杀了一个人，却没有受到惩罚。他经常回味这件事，越回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因此而做视那些芸芸众生，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于最聪明、最卓越的罪犯之列了。他是一个逍遥法外的谋杀犯！
只有一个人知道此事，那就是他的妻子路易丝。那天晚上，她正好在客厅里。她清楚地看到两个黑影走到阳台。开始是两个人的身影，接着就只剩下一个了。
正是因为路易丝，他才杀人的。
他把司各特·兰辛从阳台上推下去后，很担心自己对付不了路易丝。女人是很情绪化的，她更是如此，这也许因为她是一个戏剧演员。有那么一会儿，她的表现就像一幕戏里的人物一样：她惊呆了，瞪着大眼睛，一动不动。
但是，在警察到达之前，亨利已经让她恢复了平静。这实际上很简单。他指出，不管她知道什么，她都没法证明。另外，她不想卷入一场丑闻中，不想让自己的照片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不想让自己跟司各特的风流韵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再说，她还要考虑她的母亲。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了，心脏很不好。路易丝不想让她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去吧，是不是？
最后，路易丝屈服了。她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警察的询问，她的回答对亨利很有利。
她说，是的，那天晚上司各特似乎很沮丧。他已经好久没有工作了，甚至连电视台的工作也不干了。在晚饭前和晚饭中，他都喝了许多酒；在调查当中，其他人也证明，司各特最近喝酒喝得很厉害。
对尸体的解剖证明，那天晚上司各特喝了很多酒——这一切对亨利很有利。
路易丝说司各特心情不好，这并不是谎言。司各特最亲密的朋友也证实，最近他的心情很抑郁，甚至有些绝望。最后，她描述了司各特烦躁地独自一人走到阳台前的所作所为。她没有提到亨利跟着他走到阳台一事。
她没有提到那张照片。
正是那张照片引发了这一切，它是导火索，导致了这场残忍的谋杀。
路易丝坚持说，照片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全是亨利自己嫉妒心太重，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那是司各特的一张大头像，面露微笑，显然是拍给经纪人和导演看的。上面写了一段很夸张的献辞，那是典型的演艺圈人的风格：“献给我的女主角——你永远的奴隶。”
路易丝向亨利解释说，这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所有的演员都写这一类的话，其中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她和司各特的交情很一般，只不过在那个演季一起演过几场对手戏，吃过几顿饭，如此而已。
但是，任凭路易丝怎么说，亨利还是不相信。亨利记得那些舞台上的爱情场面，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夜晚，他在台下是如何地坐立不安。还有，当初路易丝在要不要跟他结婚这件事上，是很犹豫的——是不是因为她那时和司各特有暧昧关系呢？结婚后，司各特经常到他们家来，其频繁程度让亨利起疑心。路易丝说，这是因为司各特喜欢到别人家蹭饭。亨利不相信这种解释，嫉妒和猜疑像癌细胞一样咬啮着他，直到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疼痛。
就在这时，他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那张照片，看到那张微笑的脸和那些肉麻的题词，他知道，他必须干掉司各特·兰辛。
因为他无论是清醒还是睡觉时，都无法摆脱那张脸，那张脸似乎无处不在。他环顾四处，看到的全是那张脸，那张脸无时无刻不在凝视着他，甚至进入了他的梦中。那张脸越变越大，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的生活，他别无选择，只能消灭那张脸的所有者。
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再受那张脸的折磨。
警察最后一次离开的那天，他感到如释重负，就像一个人终于把自己身上的肿瘤连根切除了。他对路易丝喊道：“它永远消失了！我彻底消灭了司各特，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再也不会看到他或想起他了！我彻底摆脱了司各特。明白吗？”
她正视着他，这是她发现他是一个杀人犯后，第一次正视他。
她的眼睛很平静，什么表情也没有。他知道，她仍然感到震惊。也许现在她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这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会改变，他会促成这种改变的。现在司各特已经死了，他们会变得亲密无间，会化为一体，这是他一直渴望的境界。
她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中只有好奇，她问道：“你真的这么想吗？你真的可以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吗？你会受到惩罚的，亨利。” 他非常生气，现在是他的胜利时刻，她居然想要破坏他的美好心情。他很想打她几个耳光。“别冲我说教，”他吼道。“我杀了你的情夫，就像我杀了那些威胁我们的野兽一样。谁都会这么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儿谈得上什么惩罚不惩罚的呢？”
那是她最后一次想让他相信，司各特和她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是她结婚前十几位朋友中的一位。结婚后，面对她丈夫的粗鲁和乖戾，他是唯一一位与她保持友谊的人。为了独占她，亨利把她其他的那些朋友都赶走了。
亨利发现，甚至在谋杀后，那张脸也并没有消失。
他们夫妇参加了司各特的葬礼，并送了花圈。在葬礼中，他们静静地坐在长凳上，就像司各特的两个亲戚一样。
亨利本来以为，在葬礼结束后，那张脸就会永远消失了。
但是，那张脸不断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开始担心，这是不是司各特的什么遗物在作祟。他仔细翻检路易丝的东西，把她过去的纪念品和节目单都搜出来，凡是与司各特有关的都烧掉。他没有发现那张照片。
他气坏了，最后，他质问路易丝，那张照片在哪里，她很冷静地回答说，她已经把那张照片烧掉了。
他安静了几个小时。
但是，接着，那张脸又出现了。
被他杀掉的那个人的幽灵，会不会就呆在这屋里呢？他是从十二层高的阳台把司各特推下去的，司各特的幽灵会不会仍呆在阳台上呢？路易丝是在客厅看到那可怕的一幕的，客厅会不会有幽灵呢？
他开始考虑搬出现在的房子。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他和路易丝可能会忘记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她仍然躲着他。自从他杀了司各特后，她从来没有和他做过爱，她似乎很厌恶他碰她。她越来越多地和她母亲在一起，好像和她母亲在一起，能让她暂时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他认为，他们应该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
如果我能带着她远离这里，那么那张脸就无法跟着我们了。
亨利的运气真好，他刚想离开这里、这机会就来了，看来，命运之神在对他微笑。他被提拔为中西部地区的经理，这意味着他要搬到芝加哥，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更高的工资。
当然，路易丝开始不愿意离开。她不想离开她母亲，不想离开她在纽约仅有的几位朋友：她不喜欢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
亨利有自己的办法。
“你的老母亲！”他不屑地说。“你总是拿她做挡箭牌！”
“她身体真的不好，”路易丝恳求道，“我必须考虑这一点。我不能扔下她一个人在这儿。”
“你给我好好想想。想想你的情夫，想想我为什么杀掉他。你想把这事告诉她吗？你最好不要告诉她，那对她的健康没好处。”
“从她的眼睛里，他看出她在想什么。她惊恐地意识到，他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如果她不顺从的话，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她无助地问道。“但是你要向我作出保证，保证我可以经常回来看望她。”
他做出了保证，但那是空洞的保证，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俩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从此以后，她只能过两个人的生活了。
他们离开纽约那天，大雨倾盆。亨利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汽车后座上堆着路易丝不愿让搬运公司搬运的一些东西。
“天气一晴，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了，”他们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后，亨利说。“我们不用着急。我一个星期后才报到呢。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想停就停，想玩就玩。这就像度第二个蜜月，只有你和我两人。这正是我一直渴望的。”
她打了个冷战，紧了紧身上的厚大衣，没有回答。他意识到，他必须给她时间。她会逐渐恢复过来的。那时，他就什么都有了——金钱、成功，还有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妻子。最终他将完全彻底地摆脱司各特。
傍晚时分，大雨仍然下个不停。能见度低，再加上道路很滑，车开得非常慢。亨利驶下高速公路，想找一家汽车旅馆。在第二条公路上，他们紧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连续几英里，他们的汽车一直被那辆汽车堵着，那个庞然大物慢吞吞地在他们前面开着。
亨利越来越不耐烦。他轻声咒骂着，不停地按喇叭。那辆卡车终于向路边让开了，并且慢慢了下来。亨利脚猛地一踩油门，越过白线，向前飞驶而去。 就在那一瞬间，一对耀眼的车灯迎面扑来。从对面驶来的一辆汽车，正对着他们冲过来。
亨利赶紧刹车，但已经太晚了。两辆车迎头撞个正着，亨利被从挡风玻璃上抛了出去。
但是，他没有死。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路易丝只受了一点轻伤，当她来到他床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所说的惩罚纯属瞎扯！按照你的说法，这次车祸应该要了我的命。可是你瞧，我还活着，医生说我会活下来的。”
他脸上缠满了绷带，他几乎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但他说的是实话。医生的话就像最美妙的音乐一样在他耳边回响。
“这是一个奇迹，托曼先生，但是你会恢复过来的。我们不久就会让你恢复原状的。”
亨利必须把这些话告诉路易丝，虽然他连说话都很困难。“一个奇迹，这就是他的原话。这个词是用在圣人身上，而不是用在罪犯身上的！”他得意地说。
她要他别说话。后来，她在他病房呆的时间越来越多，她非常温柔和安静。他高兴地告诉自己，在差点失去他之后，她现在终于意识到他的可贵了。
当然，老在医院里呆着，这让他很烦躁。在床上度过了几个星期后，他经常对护士和医生恶言相向。他觉得他们故意延长他在医院的时间，不让他和妻子团聚。
从他车祸后一直负责他的那位医生告诉他，他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你很快就会出院了。你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你的职务还给你留着，这是你的妻子为你争取的。你不用为医药费发愁，保险公司会付这笔钱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你受伤的脸部做个整容手术，然后你就可以去工作了。”
这时亨利才知道，出车祸的那天晚上，他的脸几乎全部给毁了。如果他不想成为一个人见人怕的怪物的话，那么就必须做整容手术。
那是他唯一的希望。
大家都极力安慰他，告诉他说，现在的整容手术非常先进，能够创造奇迹。手术后，不会留下伤疤，他的容貌会完全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也许医生、护士甚至路易丝以为他很害怕做整容手术，所以才这么安慰他。其实，他根本不怕做整容手术。现在，他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他杀了人，却逍遥法外。他遇到了一次可怕的车祸，却活了下来。为什么他要害怕一次小小的脸部整容手术呢？在他刚打了麻醉药，等着被抬进手术室时，他轻声地嘲笑路易丝说：“你说犯罪就会受到惩罚，怎么这惩罚没有来呢？”
然后他紧紧地咬着牙齿，决心在麻醉解除前一句话也不说。
这是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的事，他担心自己在麻醉时说出不该说的话。
手术结束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护士，他在麻醉中是否说了什么。
“一句话也没说，”护士安慰他说。“你非常安静，一动不动。”
太好了。他唯一的担心也烟消云散了……当他们给他解绷带时，路易丝就在他身边。她带来了一个带手柄的镜子，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手术后的结果了。他从床上坐起来，她把镜子递到他的手中。这时，医生和护士退后了几步，赞叹地看着外科医生的杰作。
亨利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抚摸柔软的、新移植过去的皮肤。医生告诉他，要用一种特殊的护肤油擦脸，一直到这皮肤变得结实为止。
“因为这皮肤非常娇嫩，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医生对他说。
亨利不耐烦地咕噜了一声，举起了镜子，看着他的新面孔。
在那噩梦般的一瞬间，当他发出一声尖叫时，他明白了，他突然明白了，路易丝这几个月来，一直保存着司各特·兰辛的照片。
当外科医生在楼上手术室给他做一副新的面孔时，他们依据的就是那张照片。
从镜子里瞪着眼睛看着亨利的，正是司各特·兰辛的那张脸。
一个谨慎的杀手
罗塞蒂的餐馆位置很好，位于纽约46街，离公园大道很近，是一栋褐石的楼房。八月的一个夜晚，李·科斯塔站在餐馆门前，打量着进进出出的客人，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接着，他走进餐馆大门。他在靠近衣帽间的通道站了一会儿，这时，领班走了过来。
“我找乔·罗塞蒂，”科斯塔说。
“你是谁？”
“告诉他推销保险的人来了。”
“没有名字？”
“就这么对他说。他会明白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酒吧等一会儿。”
科斯塔走到衣帽间，把外衣留在那里。他正准备去酒吧时，一个魁梧的侍者挡住了他的路。“来吧，”他说，“我带你上楼。”他大拇指冲房间角落的一部旧电梯指了一下。
罗塞蒂的房间在四楼，他是那一层唯一的住户。侍者一按门铃，门就开了。他们走进一间大客厅，里面布置得简朴而舒适，摆放着一些古董。
一个矮胖子站在房间的走道，怀疑地打量着科斯塔。
“我就是乔·罗塞蒂，”他说，他带着意大利口音。他没有走过去与科斯塔握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头微微歪向一侧，皱着眉头。
“你比我想像得矮小，”他说。“进来。坐吧。你也坐，齐格。”
他推开里屋的门，让科斯塔和他的向导走进去。“孩子他妈，认识一下李·科斯塔，”他说。房间对面一个小个女人抬起头，盯着科斯塔的眼睛，打量着他的脸。她叹了口气，这声音在宁静的房间中显得很响。“就是他？”她说。
罗塞蒂点点头。
她收拾起手中的针线，凝视着科斯塔。“孩子他爹，忙你的事吧。忙完后我们吃饭。”她走出房间。
齐格站起来，低头看着科斯塔。“这家伙来找你麻烦了？”他问罗塞蒂。
罗塞蒂摇摇头。
科斯塔冷冰冰的蓝眼睛突然警觉起来。“如果我是来找麻烦的，你会怎么办？”
“那就把你扔出去，”那个大块头说，朝他迈出了一步。
科斯塔转向罗塞蒂。“最好把你的猿猴锁起来。”他和颜悦色地转脸看着齐格。“站到一边去，胖家伙，”他平静地说。
齐格伸手向他冲过来，想要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揪起来。当齐格俯下身时，科斯塔双脚飞出，正踢在他的裆中，痛得他大叫一声，弯下腰。科斯塔走过去，一脚把他踢到地上。“对不起，罗塞蒂先生，”科斯塔说。“这是他自我的。”
罗塞蒂从桌子上探过身，看着在地上扭动的大个子。“你的动作真快，”他说，“快得像蛇。”
“你有你的特长，罗塞蒂先生，我有我的。”
“他会杀了你的，”罗塞蒂说。
科斯塔摇摇头。“不，他不会的，罗塞蒂先生。他会下楼调酒去的，是吗，齐格？”
齐格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像乌龟一样费力地转过头，看着科斯塔微笑的脸庞。
“下一次，我会对你温柔点的，”科斯塔说。 齐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出房间。
“为什么让齐格在这里，罗塞蒂先生？”科斯塔问。
“我害怕。”
“害怕我？这大可不必。我是一个职业杀手。付钱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严格遵守这一行的规矩。”
罗塞蒂神经质地坐回椅子中。
“说吧，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科斯塔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你有一件麻烦事。”
“我是有一件麻烦事，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告诉我他的名字，罗塞蒂先生。”
“他的名字叫巴克斯特，罗伊·巴克斯特。”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我可以付给他钱。”
“这种办法对敲诈者一般没什么用，”科斯塔说。
“你已经知道这事了？”
“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一点。他说有个人想敲诈你。”
罗塞蒂没有说话。
“说吧，罗塞蒂先生。你可以信任我。”
罗塞蒂扭过脸，他的脸在抽动。“很久以前，我杀了一个人。
巴克斯特发现了这事。他想要钱。我了解他，如果我付钱的话，他会一直要下去。所以我请我们的朋友帮忙。我曾经帮过他大忙，他欠我的情。现在他用你来回报我。”
“你告诉你妻子了吗？”
“她知道，但她不会说出去的。”
“还有别人知道我吗？”
“没有。只有我、我妻子和我们的朋友。”罗塞蒂伸手到抽屉里。“这是有关巴克斯特的资料，他家的地址、他从事的生意，还有一张照片。”
科斯塔瞥了一眼那些资料。“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个律师，或者说他自称是一个律师。我不知道他怎么赚钱的。他应该有他的生财之道。”
“那么他为什么要敲诈你呢？”
“我不知道，也许他日常费用很高，钱不够用。”
“我的费用也很高，”科斯塔说。
“我知道，我付得起。”
我们的朋友说给你批发价，科斯塔冲他微微一笑。“你付得起五千元吗？”
“付得起。这和巴克斯特的要价相比，便宜多了。”
“他给你多长时间？”
“他说他给我两星期时间筹集两万五千元。过时不办的话，他就向警察报告。”
科斯塔站起身，把那几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我去侦查一下地形，然后告诉你结果。”罗塞蒂看着科斯塔，他的双手在颤抖。
“去吧，”他说。
“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罗塞蒂先生。我会仔细侦查，然后告诉你结果。”科斯塔的眼睛落到壁炉上挂着的一幅海鱼画上。
“你很紧张，”他说。“为什么你不去钓几天鱼呢？” 罗塞蒂苦笑了一下。“我？”他说。“整个夏天，我每个周末都去钓鱼，和我妻子一起。我们有一艘小船。我们生活得很平静，开餐馆、钓鱼。突然，我接到那个巴克斯特的一个电话。我不钓鱼了，我不管餐馆的事了，整天焦虑不安。”
“我会尽力而为的，罗塞蒂先生。也许不久你就又可以钓鱼了。”
科斯塔离开了里屋。当他经过客厅时，高兴地冲罗塞蒂太太点点头。她抬起头，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你吃饭了吗？”她问。
“还没有。”
“到楼下和我们一起吃吧，”她走到里屋门口。“孩子他爹，一起吃饭去吧？”
他走出来。“你们吃去吧，”他说，“我要睡一会儿。”
“把被子盖好，孩子他爹，”她说。
他们坐在餐馆的一个车厢座，吃饭时，矮小的女人只说了几句话。最后，当咖啡送上来时，她抬头看着他。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她说，“孩子他爹很害怕。”
“你害怕吗？”科斯塔问。
“我？不，我不害怕。这种事情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战斗。我懂这个道理。”
“别担心。我会非常小心的。”
“是应该小心点。我也很小心。你千万要当心。”
“别担心，罗塞蒂太大。”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你有大衣吗？”
“有，在衣帽间。”
“穿得厚一点，”她说，“别着凉了。”
他离开时，她的黑眼睛一直盯着他。
第二天早晨，他去侦查地形。巴克斯特的办公室位于56街的一栋大楼中。科斯塔九点前到达那里，混在上班的人群中进了大楼，他来到十一层走廊尽头，从那里可以看到巴克斯特的办公室。
这里人来人往，每个电梯里都有一个开电梯的，很难进行暗杀。
巴克斯特九点三十分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个矮胖子，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科斯塔在走廊里又等了十五分钟。然后走进办公室，递给巴克斯特的秘书一张名片，那上面写着他是办公室用品公司的推销员。秘书说巴克斯特先生对他现有的办公设备很满意，不想购置新的设备，科斯塔彬彬有礼地向秘书道谢，然后离开了，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已经看清了办公室里的布局，当他乘电梯下楼时，不满地摇着头。
那天下午，他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去康涅狄格州，他来到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这家公司离巴克斯特的家很近。公司职员开车带他穿过那个地区，一路上大谈在康涅狄格生活的好处。很巧的是，就在巴克斯特家旁边，就有一栋待售的空房子，他对那栋空房子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的要求下，公司职员带他穿过那条街，他趁机仔细打量巴克斯特的房子。那一排有六栋房子，巴克斯特是最顶头的那栋，四周用砖头砌的高墙围着。科斯塔停下脚，仔细打量着那栋房子。门口有一个铁门，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狗咬”。院子里有一条大狗，看到他们走近就汪汪乱叫。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科斯塔告诉中介公司的职员说，他叫泽维勒，从俄亥俄州迁到此处，他妻子很快就会过来，他将和他妻子一起来买下那栋房子。在谈话中，他了解到其他住户的情况，其中包括巴克斯特。他得知，巴克斯特是个鳏夫，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白天有一对瑞士夫妇照顾他的起居，那对夫妇不在这里过夜。
六点钟，他回到罗塞蒂餐馆，坐在他们的客厅里。罗塞蒂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他妻子坐在客厅的另一头织毛衣。
科斯塔看看那女人，然后又看着罗塞蒂。“我想和你们俩谈谈，”他说，“暗杀是可以做到的。我只不放心一件事。”
“你不放心什么事？”
“我需要一点保证，”科斯塔说。
罗塞蒂探过身，“你是说你不想干了？”
“我是说，如果得不到帮助，那我就不干。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罗塞蒂太太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你把话说清楚。”她说。
“我不想在他办公室干，那里人大多。我要在他家干。而且我不想开车去那里。”
他停了一下。
“那么怎么办？”罗塞蒂说。
“这个周末我们去钓鱼。我们三人一起去。我们在那里时，我去把他干掉。这样你们俩也就参与进来，以后咱们谁也没法出卖谁。”
罗塞蒂转向他太太。“孩子他妈，怎么样？”他说。
她注视了科斯塔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慢慢地点点头。“我觉得这很好，孩子他爹，”她说。“我们别无选择。他这么谨慎完全可以理解。”
罗塞蒂转向科斯塔。“就这么办，”他说。“我们别无选择。”
“那就说定了，”科斯塔说。
“我们怎么做呢？”罗塞蒂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