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给出一下新中国时期的帖子的引用，等我有空也去看看瞧。
谢谢
$握手$
$握手$
最好加些资料的出处. 加油啊！楼主$送花$ $送花$ $送花$ 原帖由 eisenstange 于 2007-2-10 10:43 发表
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给出一下新中国时期的帖子的引用，等我有空也去看看瞧。
谢谢
$握手$
基本观点是用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Lam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7.
Goldstein, Melvyn C.是美国人，在西藏生活了12年，会说藏语（但不会汉语）。此人对西藏的研究比较透彻，深入，中立。我的帖子基本上是用他的观点。这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叫《雪狮与龙：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他还无偿的把他的书公布在网上，大家可以免费阅读。$支持$ $支持$
下面的图片是这本书的封面；下面是这本书的网址：
http://ark.cdlib.org/ark:/13030/ft2199n7f4/
但是他的书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讲得很详细，比如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他只是一笔带过，也没有讲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我在写帖子的时候自己也查资料加了些东西。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0:25 编辑 ] 原帖由 Heran 于 2007-2-10 21:42 发表
基本观点是用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Lam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7.
http://ark.cdlib.org/ark:/13030/ft2199n7f4/
楼主今天还会写吗？我挺期待的$汗$ :) $送花$ 原帖由 aloe_vera112 于 2007-2-10 23:08 发表
楼主今天还会写吗？我挺期待的$汗$ :) $送花$
今天去了柏林电影节看中国电影《图雅的婚事》的首映，好累啊！折腾了一天，。。。不过既然有人期待，我就写吧！！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0:51 编辑 ]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mm累了，就去休息吧，我就是没看到下文惦记着，心里痒痒$郁闷$ ，明天写也不迟，后天也不晚$汗$ $汗$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三帖）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0:36 编辑 ] LZ 辛苦, 夜里还在更新贴子. $送花$ 原帖由 twosteps 于 2007-2-11 00:26 发表
LZ 辛苦, 夜里还在更新贴子. $送花$
BZ辛苦，夜里还在给我加分，嘿嘿。。。$送花$ 唉。。。。。。。。这个这个诺贝尔奖。不过一些欧洲人也不买这个奖的账。前几年，一个法国科学家就主动放弃受奖了。
谁？
。。。。。。 原帖由 Arterix 于 2007-2-11 01:46 发表。。。。。。
主动放弃诺贝尔奖的人有：
1958年，俄罗斯人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法国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越南人黎德寿（Lê Ðức Thọ）拒绝诺贝尔和平奖。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2:07 编辑 ] $支持$ $支持$ $送花$ $送花$ 今天楼主还会来讲故事吗？不在线啊。。:o :)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戒严。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 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 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我把 色拉和甘登 看成 拉登了 :o 原帖由 twosteps 于 2007-2-12 00:59 发表
我把 色拉和甘登 看成 拉登了 :o
:D :D :D
不过说明我们中文水平好，属于跳跃式阅读。要是什么时候看外语时也能一目十行就好了。。。 一直留在国内的班禅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都在干什么？他也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啊？达赖喇嘛又不在家，就属他在国内最有说服藏人和僧侣的能力才对。。。。。$考虑$ 原帖由 kaufen 于 2007-2-2 00:00 发表
我家以前的邻居里就有两户是从西藏专业回来的军人。他们离开西藏的时候藏民夹道向他们扔石头。八十年代当兵。九十年代初转业回来的
20页有人发了这个帖，当时我没有解释原因，因为当时还没有讲到80年代末期的局势。现在大家看了我29页的贴子应该明白了。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2 12:38 编辑 ] 89年正好是学潮的时候，让我不禁连想起了，美国在苏联策划的天鹅绒革命，也是找一个局部地区，先独立，然后再在苏联全境举行游行。说不定在中国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最后被成功的用在苏联身上。
普通的僧人是很难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的。 原帖由 eisenstange 于 2007-2-12 13:00 发表
普通的僧人是很难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的。
你指的是什么政治觉悟？没太懂。$frage$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3 02:09 编辑 ]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六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戒严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年开始了一个计划，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3 01:34 编辑 ]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原帖由 ReggieJ 于 2007-2-13 01:09 发表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你动作真够快的！！$汗$ $支持$ $支持$ $支持$
其实我就直接给德国人说，西藏就是我们的殖民地，你能怎么着 原帖由 北洋水师 于 2007-2-13 0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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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就直接给德国人说，西藏就是我们的殖民地，你能怎么着
德国人至少认为你还诚实. 原帖由 北洋水师 于 2007-2-13 0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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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就直接给德国人说，西藏就是我们的殖民地，你能怎么着
那他们会不会说, 我们都让殖民地独立了, 你们怎么还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