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贝格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然后走进浴室、厨房和卧室，卧室很小，但很整洁。他戴上手套，机械地打开衣柜和床头柜，又拉开五斗橱、写字台和碗柜的抽屉。只有厨房里的桌子有点乱，他停了下来，发现桌上有个乳白色的大信封，斜放在一沓信件和报纸上。信封是被一下子拆开的，他察看了很久，没有碰它，等待那个形象在脑海中重新清晰起来。
记忆离得并不怎么远，一两分钟的事。只要亚当斯贝格的记忆无法准确地记起姓名、书名、标志、字体、句法以及与那段文字有关的一切，它所呈现的图像就越丰富。亚当斯贝格具有超强的视觉能力，能够捕捉到整个生活场景，从透过云层的光线到德维拉尔衣袖的扣子掉了一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形象被重新组织了起来，非常清晰。
德康布雷正在警队里，坐在他面前，从一个厚厚的乳白色信封里抽出一摞“特别广告”，那个信封比一般的信封大，是用灰白色的双层绸纸做成的，和他现在看到的放在报纸堆上的信封一模一样。亚当斯贝格示意摄影师过来拍照，自己则翻着笔记本，寻找那个摄影师的名字。
“谢谢，巴特诺。”他说。
亚当斯贝格拿起信封，把它打开，里面是空的。他又看了看旁边的那沓信件，一一检查它们的信封，都是用手指撕开的，里面的信也都还在。在垃圾篓里，邮戳上的日子都是三天以内的，还有两个被撕碎的信封和几张被揉皱的信纸，但每张信纸的尺寸都与乳白色信封的尺寸不同。他站起身来，把手套扔到水里，陷入了沉思。那个人为什么要保存这个空信封？为什么不迅速地用手撕开信封，就像撕开别的信封一样？
他回到大房间里，技术员们已经检查完毕。
“我可以走了吗，探长？”法医问，他站在德维拉尔和亚当斯贝格之间犹豫不决。
“走吧。”德维拉尔说。
亚当斯贝格把那个信封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递给一个警察。
“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送到实验室。”他说，“特别提示：急。”
一小时后，他与尸体一道离开了那栋大楼，留下两个警官在那里询问住户。
傍晚五点，警队的23个警察集合在一起，瓦砾中摆了几排椅子，他们围着亚当斯贝格坐着。只缺诺埃尔和弗罗瓦西，他们俩在埃德加-基内广场监视，还有两个警察在让-雅克•卢梭路值班。
亚当斯贝格站着，在刚刚粉刷过的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张大大的巴黎地图。他不声不响地查阅拿在手里的名单，把红头的大图钉钉在14栋已被写上4字的大楼上，而蓝头的图钉则钉在发现死者的第15栋大楼上。
“8月17日，”亚当斯贝格说，“有个家伙来到了地球上，想破坏全人类。我们就把他叫做CLT吧。CLT没有马上扑向第一个遇到的人，而是从一个句子开始，为了准备这个句子，他几乎花了一个月，也许这个句子事先早就准备好了。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一号战线，他选择了巴黎的几座大楼，晚上，在楼内的门上用油漆写上黑色的4字。”
亚当斯贝格打开幻灯，巨大的反写的4字出现在白色的墙壁上。
“这个4字非常特别，它是反过来写的，下面很大，竖线上有两条杠。每个4字都有这些特点。右下方还有三个大写的字母CLT。与4字相反，这些字母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这个4字出现在楼内的所有门上，只有一扇除外。这种选择完全是偶然的，选择大楼的原则似乎很随意。11个区都出现了这些4字，无论是临街的大楼还是小巷中的小楼都未能幸免。大楼的门牌变化多端，有单号，也有双号。大楼本身也是风格不一，各个时代的都有，有的豪华，有的破烂。可以认为，CLT故意选择各种各样的大楼，好像想就此告诉众人：他可以侵犯全人类，任何人都没有例外。”
“住户呢？”一个警察问。
“别着急，”亚当斯贝格说，“这个反写的4字，它的意思已经清楚地被解密了：那是过去用来作为避邪物、保护人们不受鼠疫侵袭的一个数字。”
“什么鼠疫？”又有人问。
亚当斯贝格一下子就认出说话的是那个皱眉头的警察。
“法夫尔，鼠疫只有一种。当格拉尔，请用三个句子简单介绍一下。”
“鼠疫于1347年在西方爆发，”当格拉尔说，“5年内，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没一个城市能够幸免，3000万人死亡。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可怕插曲叫做‘黑死病’。这一叫法对于认识我们的调查非常重要。来自……” “三个句子。”亚当斯贝格打断当格拉尔的话。
“后来，它周期性地出现，几乎每十年就一次，一些地方完全遭受灾难，直到18世纪才灭绝。中世纪和现代我就不提了，东方也不提了。”
“很好，不要再提了。这足以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在说什么了。历史性的鼠疫，五到十天就让你死一个人的鼠疫。”
听了这话，大家都窃窃私语起来。亚当斯贝格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面，等待大家平静下来。
“让-雅克•卢梭街的那个人死于鼠疫吗？”有个人问，他好像不太相信。
“这我呆会儿再说。第二战线：同样是8月17日，CLT在公共场所抛出了他的第一份宣言。他看中了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的十字路口，有个人在那里重拾一个古老的职业——广告宣读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右边有人举手。
“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人在树上日夜挂上一个箱子，人们把要公布的东西塞到里面。作为回报，我想，有一点小酬金。宣读广告的人每天三次取出那些东西来读。”
“这简直愚蠢极了。”有人说。
“也许是这样，但生意不错，”亚当斯贝格说，“并不比卖字和卖花更蠢。”
“或者也不比当警察更蠢。”左边有人说。
亚当斯贝格找出了说这话的人，那是一个小个子，脸带微笑，头发是灰色的，但四分之三已经秃了。
“没错，或许并不比当警察更蠢，”亚当斯贝格同意他的观点，“CLT留下的文字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那是一些短文，是从法语甚至是从拉丁语的古书中选出来的，装在一个乳白色的大信封里，塞进箱子。文字是打印的，现场有个研究古书的人非常担心，试图把这些文字的意思弄清楚。”
“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一个警察问，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
亚当斯贝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叫德康布雷。已经退休，现在当生活顾问。”
“那个地方的人都疯了吗？”又有一个人说。
“有可能，”亚当斯贝格说，“但这是视觉问题。如果你远远地看，什么东西都好像井井有条，但一走近，慢慢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我们警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疯疯癫癫。”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夫尔跳出来表示反对，他大声说，“在广场上宣读广告的人肯定有毛病。让他找个地方发泄发泄吧，他的头脑会清醒一点。在盖泰路，付300法郎就够了。”
大家哄堂大笑。亚当斯贝格用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慢慢地走到法夫尔身边，停了下来。大家都止住了笑声。
“法夫尔，我刚才说，警队里也有傻瓜。”
“你说是谁吧，探长！”法夫尔突然站了起来，两颊绯红。
“闭嘴！”亚当斯贝格粗暴地大喊了一声。
法夫尔一惊，立即坐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亚当斯贝格抱着双臂，默默地等了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曾经要你好好开动脑筋，法夫尔，”过了一会儿，亚当斯贝格才说，显得平静了一些，“现在我第二次要你好好开动脑筋。你有大脑，这毫无疑问。好好找找，如果找不到，就从我的眼前消失，滚出警队。”
说完，亚当斯贝格不理睬法夫尔了，转身走向巴黎的大地图，接着说：
“那个德康布雷弄懂了CLT所放信件的意思。那些文字都是从古代的防治鼠疫条约和有关报章中选出来的。CLT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描述鼠疫爆发前的预兆，然后加快了步伐，宣布鼠疫于上星期六进城了，来到了‘卢梭区’。三天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一栋被写上4字的大楼中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车库工人，独身，老实本分，无案底。尸体浑身赤裸，皮肤上有一层黑黑的东西。” “黑死病。”有个人说，刚才就是这个人对死亡的原因感到不安。
亚当斯贝格看了他一眼，那个年轻的警员有点害羞，胖胖的，绿眼珠，眼睛很大。他旁边一个脸宽宽的女警员不满地站了起来，说：
“探长，鼠疫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那个人不是死于鼠疫，可法医的报告还没出来，你就带了四个人去了现场。”
亚当斯贝格托着腮帮子，沉思着。这个特别通气会好像成了初次交锋的战场，唇枪舌剑，比拼资格和经验。
“鼠疫不是靠接触传染的，”亚当斯贝格说，“那是啮齿类动物所得的一种病，尤其是老鼠。它通过受感染的跳蚤传播给人。”
亚当斯贝格白天刚刚查过辞典，他是现学现卖。
“当我带着四个警员前往现场的时候，”他接着说，“事情已经清楚，受害者不是得鼠疫死的。”
“为什么？”那个女警察问。
当格拉尔来帮探长，说：
“宣读广告的人星期六就宣布鼠疫已经来临，而洛里翁是在三天以后，也就是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之间死的。要知道，感染鼠疫后，不超过五天就会死，极少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真正的鼠疫。”
“为什么不是呢？他可能先前就感染了。”
“不会。CLT有躁狂症，有躁狂症的人不可能作弊。如果他说是星期六，他一定会在星期六下手。”
“也许吧。”那个女警察坐了下来，基本放心了。
“那个汽车修理工是被掐死的，”亚当斯贝格接着说，“他的尸体后来被抹上炭粉弄黑，这无疑是想让别人联想起鼠疫的症状。所以，CLT并没有鼠疫病菌，他不是一个口袋里放着针筒到处逛的天才化验员，而只是象征性地拥有鼠疫病菌，但他却真的以为自己有，而且深信不疑。死者的房门上并没有4字。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个4字并不是威胁性的符号，而是保护符号。只有门上没有4字的人才有可能被鼠疫感染。CLT事先就选好了受害者，用4字来保护大楼的其他住户。他有意放过其他人，这表明他深信自己是在传播会传染的真正的鼠疫病菌。他并不是盲目乱来，他只杀一人，却放过了其他人。在他的眼里，那些人不应遭此灾难。”
“他掐死了受害者，却以为自己是在传播鼠疫？”右边有个警察问，“如果他自欺欺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岂不是在和一个精神病人打交道？”
“不一定如此，”亚当斯贝格说，“CLT掌握着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认为那个世界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许多人以为自己能从纸牌或咖啡渣中看到未来，在对面的马路上和警队里也有这样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许多人在床头挂圣母像，相信那种69个法郎买来的人工小雕像真的能保护他们。他们跟小雕像说话，跟它讲故事。这有什么区别呢？认为是真的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只是观点问题，人的问题，文化问题。”
“可是，”那个灰头发的警察打断他的话，“他还瞄上了别的人吗？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人是否都有可能遭到跟洛里翁一样的命运？”
“这正是可怕的地方。今晚要在被写上4字的那些大楼中加强保护那14户门上没有字的人家。不过，并不是所有被写上4字的大楼我们都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人来报案的大楼。也许巴黎还有20多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也许还不止。”
“为什么不发公告？”一个女警问，“这样可以通知大家。”
“问题就在这里，发公告会引起全民恐慌。”
“只说4字的事嘛，”那个灰头发的警察建议道，“其他事情不用多说。”
“这样也会吓跑大家，”亚当斯贝格说，“如果不会吓跑大家，CLT也会用其他方式大肆吓人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他之所以选择了那个宣读广告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传播办法。他那些过于雕琢的文字一寄到报馆，马上就会被扔到废纸篓里。所以，他开始得非常谨慎。如果我们今晚在媒体上谈论他，那就等于给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自己会开辟这条道路的。如果他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杀人，如果他传播黑死病，全民恐慌是避免不了的。”
“你决定怎么办，探长？”法夫尔低声问。
“救命。我们给大楼被写上4字的住户发通知，让他们到警署去登记。”
底下一片嗡嗡声，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亚当斯贝格觉得很累，因为今晚工作得太像个警察了，他非常希望只说一声：“大家去工作吧，自己想办法。”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介绍案情、梳理问题、安排调查、布置任务。按照一定的程序，显示一定的权威。瞬息之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像孩子一样，光着身子，顶着太阳，在山间小道上奔跑。他在想自己在那里干什么，在给23个成年人上课，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他。 想起来了，他想起来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了。有个家伙掐死了其他人，他在寻找那个家伙。制止犯罪是他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亚当斯贝格站起来总结道，“一，保护潜在的受害者；二，给受害者建立档案，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如家庭、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等；三，监视埃德加-基内广场；四，这就不用说了，寻找凶手。”
亚当斯贝格在会议室里走了两个来回，然后又说：
“关于凶手，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凶手也许是个女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我认为是个男人。炫耀文学才能，展现男性的傲慢，想出头露面，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肯定受害者是被掐死的，我们差不多也就能肯定凶手是男的。一个很有教养的男人，甚至极有教养，一个文化人。干得轻而易举，因为他有电脑和打印机。也许他还趣味高雅，他用的信封不同寻常，而且很贵。他具有画画的天赋，他很干净，很细心。做事很认真，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很胆怯，很迷信，说不定是个老犯人。如果勘查结果证明锁是被强行撬开的，就可以往这方面靠。重新检查姓名起首字母为CLT的囚犯，说不定那是他的签名。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鼠疫呢？为什么是鼠疫？”
“等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就抓住罪犯了。”
大家在椅子的搬动声中解散了。
“你分配任务，当格拉尔。我要出去走20分钟。”
“我来准备通知？”
“拜托。你在这方面比我行。”
晚上8点，每个频道的电视新闻都播放了这条消息。那是当格拉尔认真起草的，要求所有公寓或大楼门上被写了4字的住户们尽快到附近的警署登记，原因已被淡化：寻找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从8点30分开始，警队的电话就没有停过。三分之一的队员们都坚守在岗位上，当格拉尔和凯尔诺基恩去拿吃的和喝的去了，食物和酒早就放在电工台上。
9点30分，又发现有14栋楼被人涂写了4字，这样加起来就有29栋了。亚当斯贝格在巴黎的地图上添加了红点，名单已经整理出来，按4字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28栋大楼内房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住户现在都已被登记下来，乍一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有成员众多的家庭，有单身家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什么年龄、职业、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
11点过后，当格拉尔来通知亚当斯贝格说，有关大楼内受到威胁的楼层都安排了两名警察。
亚当斯贝格让加班的警察们回去休息，并安排了值夜班的，然后开着巡逻车去埃德加-基内广场。已经有两个警察来换班了，男的秃顶，女的脸宽宽的，也就是开会时向他发难过的那位女警察。他瞥见他们漫不经心地坐在长凳上，好像在聊天，但眼睛却盯着15米外的广告箱。亚当斯贝格悄悄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注意信封的大小，”他说，“如果你们有运气，借着路灯的灯光，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要把他截住吗？”女警察问。
“看住他就行了。如果你们觉得哪个家伙像是写信人，就悄悄地跟踪他。我们已经安装了两架摄像机，在这栋大楼的楼梯间，所有接近广告箱的人都会被拍下来的。”
“什么时候换班？”女警察打着哈欠问。
“半夜三点。”
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发现德康布雷坐在角落里，身边围着若斯和另外五个人。他一进来，大家就停止了说话，就像不协调的乐队一样。他明白，坐在那张桌子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警察。
德康布雷开门见山地说：“这是让-巴蒂斯特•亚当斯贝格探长。探长，我给你介绍丽丝贝特•格拉斯冬，歌唱家；运动器材店老板达马斯•维吉尼耶和他的妹妹玛丽-贝尔；卡斯蒂永，退休铁匠；埃娃，我们的圣母①。这是若斯•勒盖恩先生，你已经认识了。愿意陪我们喝一杯吗？”
亚当斯贝格弯下腰：“德康布雷，能跟你说句话吗？” 丽丝贝特大胆地抓住探长的衣袖，摇了摇。这种特别的动作亚当斯贝格并不陌生，它很随便，甚至有心照不宣的意味在里面，好像是警队里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妓女对警察就是这种态度，随意得令人讨厌。那是在无数次检查和抓捕中锻炼出来的。
“告诉我，探长，”她盯着他的服装，问，“你今晚是否辞职了？或者是你今天晚上化了妆？”
“不，我每天都穿这身衣服。”
“你磨洋工。当警察，哪能这么随便。”
“人不可貌相，丽丝贝特。”德康布雷说。
“有时是这样，”丽丝贝特说，“这个男人很随便，不炫耀。是吗，探长？”
“向谁炫耀？”
“女人呀！”达马斯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要懂得向女人炫耀。”
“你太不聪明了，达马斯。”丽丝贝特向他转过身，说。达马斯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女人才不在乎别人向她炫耀呢！”
“是吗？”达马斯皱起眉头，“那她们在乎什么呢，丽丝贝特？”
“什么都不在乎，”丽丝贝特黑皮肤的大手一拳砸在桌上，“她们不在乎任何东西。不是吗，埃娃？既不在乎爱情，也不在乎友谊，甚至不在乎四季豆。这你知道。数一数吧。”
埃娃没有回答，达马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转动着手中的酒杯。
“你这样说不公平，”玛丽-贝尔的声音都颤抖起来，“爱情，谁都在乎，毫无疑问。否则我们还有什么？”
“四季豆。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信口开河，丽丝贝特，”玛丽-贝尔抱着双臂，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不能因为自己经验丰富就让别人灰心丧气。”
“那就试试吧，小羊羔，”丽丝贝特说，“我并不会拦着你。”
丽丝贝特突然大笑起来，在达马斯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并摸了摸玛丽-贝尔的脑袋。
“笑一笑，我的小羊羔，”她说，“别相信大丽丝贝特所说的一切。大丽丝贝特很刻薄，大丽丝贝特，凭着她丰富的经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你有理由自卫。这很好。但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去试试，如果你希望听到专家的意见的话。”
亚当斯贝格把德康布雷拉到一边。
“请原谅，”德康布雷说，“我得把话讲完。第二天，我要当顾问，你明白吗？我必须了解情况。”
“他是不是恋爱了？”亚当斯贝格问，听他的语气，他对那个屡赌屡输的家伙并不怎么感兴趣。
“达马斯？”
“是的。他爱上了那个歌唱家？”
“显然如此。你想要我干些什么，探长？”
“事情发生了，德康布雷，”亚当斯贝格压低声音，说，“让-雅克•卢梭路发现了一具全黑的尸体。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黑的？”
“他是被掐死的，浑身赤裸，涂过炭。”
德康布雷紧咬下巴： “我知道。”
“是的。” “死者的门上没有一个反写的4字？”
“没有。”
“你让人看守其他大楼了吗？”
“看守了另外28栋大楼。”
“对不起。我想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办。”
“我需要那些‘特别广告’，德康布雷，你所拥有的所有‘特别广告’，连同有关的信封，如果你还留着它们的话。”
“跟我来。”
两个男人穿过广场，德康布雷把亚当斯贝格带到他东西堆得满满的书房，抽出一摞书，让亚当斯贝格坐在上面。
“都在这里，”德康布雷递给亚当斯贝格一叠纸和一沓信封，“指纹肯定是找不到的了，勒盖恩多次碰过它们，然后是我。我的指纹没必要给你，我十个指头的指纹你们的中心资料库里都有。”
“我需要勒盖恩的指纹。”
“资料库里也有。勒盖恩14年前坐过牢，据我所知，他在吉尔维内克打了一大架。你看，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为你做好准备工作了。没必要再问了，我们资料已经在你的电脑里了。”
“这么说，德康布雷，这个地方的人都坐过牢。”
“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好像见了鬼一样。我给你念念星期天的‘特别广告’。只有一份：‘今晚，回来吃晚饭时候，我得知鼠疫已经在城里出现了。’省略号。‘在书房写完信，忙着整理事务和财务，以防哪天上帝一高兴喊我去报到。但愿他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
“这是那个英国人的日记？”亚当斯贝格猜测。
“没错。”
“佩皮斯？”
“佩皮斯。”
“昨天呢？”
“昨天什么都没有。”
“你看，”亚当斯贝格说，“他放慢速度了。”
“我不信，这是今天早上的信：‘灾难早就准备好了，在等候上帝的命令。上帝一高兴，就会让它降临的。’这段文字更多是想表示他不服输。注意这个‘早就准备好了’和‘上帝一高兴’。他非常高兴，他蔑视众人。”
“他有超强的力量。”亚当斯贝格说。
“也超级幼稚。”
“无法分开，”亚当斯贝格摇摇头说，“他并不是白痴。所有的警察都在追查他，他不会再暴露地点的。他需要有行动的自由。他任命了‘卢梭区’，以确信第一桩罪行和他所宣布的鼠疫有关连。今后，他很可能会更隐蔽。跟我保持联系，德康布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亚当斯贝格夹着那包信，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电脑中跳出了一个名字。
“我找到了一个。”当格拉尔向同事们伸出一只胳膊，极大声地说。
十来个警察走过来围在他背后，看着他的电脑屏幕。从早上开始，当格拉尔就在档案库中寻找CLT，其他人则在收集那28栋被写了4字的大楼的有关资料，想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实验室的第一个结果是今天早上到的：锁是被强行撬开的，手段非常专业。房间里只有受害者和女佣的指纹。把尸体涂黑的是苹果树枝烧的木炭粉，而不是市场上成袋卖的各种树枝混在一起的木炭。至于乳白色的信封，任何一家货物稍微丰富一点的纸品点都可以买到，3.2法郎一沓。信封是用锋利的刀片裁开的，里面只有纸屑和一只死了的跳蚤。他用这个小动物来充当昆虫？亚当斯贝格皱起了眉头，然后认可了。
“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当格拉尔凑近电脑屏幕念道，“34岁，生于奥尔姆新城，12年前因打架伤人而在佩里戈中心监狱服刑，判了18个月的徒刑，因暴力侵犯看守加刑两个月。”
格拉尔
当格拉尔在电脑上查看着有关档案，大家都伸长脖子，想看看CLT的面孔。此人的脸很长，额头很低，大鼻子，两只眼睛离得很近。当格拉尔迅速读着下文：“出狱后1年没有工作，然后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夜班看守。家住勒瓦鲁瓦，已婚，有两个孩子。”当格拉尔瞥了亚当斯贝格一眼。
“什么学历？”亚当斯贝格满腹狐疑地问。
当格拉尔敲了几下键盘。
“13岁开始转读专科，没拿到建筑和白铁工文凭，他放弃了学业，靠赌棋为生，偷自行车，然后偷偷卖掉。最后跟人打架，用自行车近距离砸客人，差点把客人砸死。然后就坐牢了。”
“他母亲是干什么的？”
“在佩里戈的一家纸箱厂工作。”
“兄弟姐妹呢？”
“他有一个哥哥，在勒瓦鲁瓦当夜班看守。他就是通过哥哥找到工作的。”
“他没有很多时间用来读书。我看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学习拉丁语。”
“不会自学吗？”有个警察问。
“我不认为一个为了一辆自行车就会雷霆大怒的人会去研究古法语。要么他在十年中脱胎换骨了。”
“那你说怎么办？”当格拉尔有些沮丧。
“派两个人去查查，但我觉得不大可能。”
当格拉尔停下电脑，跟着亚当斯贝格来到办公室。
“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出什么事了？”
“我身上有跳蚤。”
亚当斯贝格吃了一惊。当格拉尔是个谨慎而腼腆的人，他这是第一次告诉亚当斯贝格自己的卫生状况。
“每十平方米喷洒一瓶杀虫剂，出去两个小时，回来后开窗透风，什么事都没了。”
当格拉尔摇摇头。
“是洛里翁身上的跳蚤。”他补充道。
“洛里翁是谁？”亚当斯贝格微笑着问，“是个供货商？”
“他妈的，勒内•洛里翁，就是昨天的那个受害者。”
“哦，对不起。”亚当斯贝格说，“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天哪，好好记住了。我从他身上传染了跳蚤。昨晚在警队我就开始痒。”
“可你要我怎么办，当格拉尔？那家伙并不像他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注意卫生，要么他是在车库里爬上跳蚤的。我能怎么办？”
“好啊，”当格拉尔生气了，“昨天你还在警队里亲口说：鼠疫是通过跳蚤的叮咬传染的。”
“啊，”这回，亚当斯贝格认真地看着他的助手，说，“我想起来了，当格拉尔。”
“今天上午你得花点时间。”
“我昨晚没有睡好。你能肯定确实是跳蚤吗？”
“是跳蚤咬的还是蚊子咬的，这我还是分得清的。我的腹股沟和肚脐眼被咬了，包大得像指甲。我今天早上才发现，来不及检查孩子们身上是否也有跳蚤。” 这次，亚当斯贝格发现当格拉尔真的担心了。
“可是，你怕什么，老兄？会有什么事呢？”
“洛里翁死于鼠疫，我染上了他身上的跳蚤。24小时才会起反应，或者时间更长。对小孩来说也一样。”
“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内情吗？你忘了洛里翁是被人掐死的，他只是被装作死于鼠疫的样子罢了。”
亚当斯贝格走过来关上门，拖过椅子，在助手的身边坐下。
“我糊涂了，”当格拉尔说，“但CLT对那个4字走火入魔了，对细节设计得非常周到，甚至在房间里释放了跳蚤，这不可能是碰巧。他疯狂的脑袋里只想着传播染上了鼠疫的跳蚤。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我证明那些跳蚤没有传染性。”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花力气去掐死洛里翁呢？”
“因为他想亲自处死洛里翁。我不是胆小鬼，探长。但被一个天天想着鼠疫的疯子放出来的跳蚤咬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昨天是谁陪我们去的？”
“朱斯坦、瓦瑟内、凯尔诺基恩、你、法医、德维拉尔和第1区警署的人。”
“你现在身上还有吗？”亚当斯贝格问道，伸手去拿电话机。
“什么东西？”
“跳蚤。”
“当然有，除非它们现在已跑到警队闲逛去了。”
亚当斯贝格抓起话筒，拨了总局化验室的电话：“我是亚当斯贝格，你是否还记得在信封里找到的跳蚤？对，没错。赶快请昆虫学家，让他先放下他的苍蝇，这事很紧急，老兄，事关鼠疫。是的，要快，告诉他，我会再给他送去一些，活的。让他小心，千万要保密。”
“至于你，”他放下电话，又对当格拉尔说，“上去冲个凉，把你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送去作化验。”
“那我怎么办？整天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
“我会花几个钱给你买衣服，”亚当斯贝格站起来，说，“没必要把你的小虫虫传播得全巴黎都是吧？”
当格拉尔被跳蚤咬得坐立不安，根本顾不上亚当斯贝格要给他买什么衣服，但他心中隐约明白了什么。
“快，当格拉尔。我要派人到你家去消毒，甚至警队里也要消毒。我要提醒德维拉尔。”
去买衣服之前，亚当斯贝格打电话给那个洗熨衣服的历史学家马克•旺多斯勒。很巧，他今天在家里吃中饭吃得比较晚。
“你还记得我曾向你咨询过有关4字的事吗？”亚当斯贝格问。
“记得，”旺多斯勒答道，“后来，我看了晚上8点的电视新闻，今天早上在报纸上也读到了。据说找到了一具尸体，有个记者肯定地说，尸体抬出来时，他看见有只胳膊从床单里露出来，手臂是黑的。”
“他妈的。”亚当斯贝格骂道。
“尸体是黑的吗，探长？”
“你了解鼠疫吗？”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或者，你只懂得数字？”
“我是研究中世纪的，”旺多斯勒回答说，“当然知道鼠疫。”
“了解鼠疫的人多吗？”
“研究鼠疫的人？这么说吧，现在只有五个，当然不包括生物学家。我在南部有两个同事，他们更多是研究有关鼠疫的药物，一个在波尔多，专攻传播鼠疫病菌的昆虫，还有一个是克莱蒙大学的历史学家，研究人口统计。”
“你呢？你主要研究什么？”
“研究失业。” 五个，亚当斯贝格心想，这对全世界来说可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马克•旺多斯勒一个人懂得那个4字的意思。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家、鼠疫学家，而且毫无疑问是拉丁语专家，值得去看看他。
“告诉我，旺多斯勒，你说说，这病菌能持续多久，大体来说？”
“潜伏期平均为三到五天，但有时一到两天，一般来说，鼠疫五到七天爆发。”
“可以治好吗？”
“除非症状一出现就进行治疗。”
“我想我会需要你的。你愿意见见我吗？”
“在哪里？”旺多斯勒警觉地问。
“在你家里？”
“就这么定了。”旺多斯勒显然犹豫了一会儿，但随后马上同意了。
他有点拿不定注意，不过，很多人想起警察要到自己家里来都会犹豫不决的，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当然，这不会把这个旺多斯勒变成CLT。
“两小时以后见面好吗？”亚当斯贝格建议道。
他挂上电话，飞快地跑到意大利广场。他估摸当格拉尔的腰围在48到50厘米之间，比他宽15厘米，胖30公斤。得好好对付一下他的肚子。他买了一双袜子、一条牛仔裤和一条黑色的T恤衫，因为他听说白色的显胖，条纹的也一样。上衣就没必要买了，天不冷不热，可当格拉尔却由于喝啤酒的缘故，老是觉得热。
当格拉尔在浴室里等着，身上围着一条浴巾。亚当斯贝格把新买的衣服递给他。
“我把这包衣服送到化验室去，”他举着装有当格拉尔衣服的大垃圾袋说，“别慌张，当格拉尔。你还有两天的潜伏期，时间还很宽裕。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化验结果。他们会立即处理我们的事的。”
“谢谢。”当格拉尔嘟哝着，从袋子里拿出T恤衫和牛仔裤，“天哪，你要我穿这种东西？”
“你看着吧，它们非常适合你。”
“我会像个傻瓜。”
“我像个傻瓜吗？”
当格拉尔没有回答，用手摸着袋子的底部。
“你没有给我买底裤。”
“我忘了告诉你，当格拉尔，没有死人。白天少喝点啤酒。”
“遵命。”
“你通知学校了吗？让他们给我的孩子们检查检查。”
“当然。”
“给我看看你被跳蚤咬过的地方。”
当格拉尔举起胳膊，亚当斯贝格看见他的腋下有3个大包。
“毫无疑问，”他承认说，“肯定是跳蚤咬的。”见亚当斯贝格转动袋子想把袋口扎紧，他又问：
“你不怕被传染吗？”
“不怕，当格拉尔，我害怕的时候不多。我要等到死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这样会少浪费我的时间。说实话，我这辈子惟一感到害怕的一次，是在我一个人把冰箱从楼上背下来的时候，楼梯几乎是垂直的。让我害怕的，除了突然摔下来以外，还有旁边那些讨厌的夏蒙尼人，他们盯着我看，棕色的大眼睛好像在说：‘可怜的傻瓜，你不可能做到的。’我非常尊敬那些夏蒙尼人用目光所说的话，不过，这些以后再跟你说吧，当格拉尔，在你没这么紧张的时候。”
“好吧。”当格拉尔说。
“我想去见见那个既是洗熨工，又是鼠疫学家的历史学家马克•旺多斯勒，他住在夏斯勒街，离这儿不远。你看看有什么事，如果实验室来电话，让他们打我的手机。” 亚当斯贝格来到夏斯勒街的一栋破旧的楼房前，楼房又高又窄，与马路隔着一块荒地和一片高高的树林。真想不到在巴黎市中心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亚当斯贝格满心欢喜地穿过荒地和树林，前来开门的是个老人，满脸笑容，但笑里有种讥讽的味道。他笑眯眯的，与德康布雷完全相反，德康布雷好像与快乐无缘似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木勺，用勺柄指着路，要亚当斯贝格跟着他走。
“先去餐厅。”他说。
亚当斯贝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三个高大的扇形窗户，还有一张长桌，有个扎着领带的人正在桌边用布和蜡在擦桌子，动作麻利，十分专业。
“我叫吕西安•德韦尔努瓦，”那人放下桌布，自我介绍道。他双手有力，声音响亮：“马克一会儿就来。”
“原谅我打搅了你，”老人说，“现在是吕西安给桌子打蜡的时间。没办法，这是规矩。”
亚当斯贝格在一张长木凳上坐下，没有说什么。老人在他对面坐下，一脸喜悦的神情，好像美好的时光马上就要到来一样。“哎，亚当斯贝格，”老人欣喜地说，“老朋友都不记得了？不再打招呼了？不像以往那样互相尊敬了？”
亚当斯贝格惊讶地细细打量这个老人，绞尽脑汁地回忆。肯定不是昨天遇到的。起码要10分钟才能想起来。德韦尔努瓦手里拿着桌布，放慢了动作，轮番看着两人。
“我看没变，”老人开怀地笑着，接着说，“这并没有妨碍你晋升，从普通警察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必须承认，亚当斯贝格，你是天生要取得辉煌成功的。卡雷隆案件，拉索姆案件，瓦朗德里枪击案，还有许多著名的骑士荣誉，还不算最近的丰功伟绩，如勒内尔莫尔案，梅康图凶杀案，樊特伊案。祝贺你了，探长。你看，我非常关心你的工作。”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开始防守。
“因为我在琢磨，他们是想让你死还是想让你活。你就像寸草不生的草地上的一株野香叶芹，你太冷静了，太冷漠了，亚当斯贝格，你妨碍了大家。我想，这一点你知道得比我清楚。你在警察局跑来跑去，就像一个弹子在警衔的格子里滚来滚去。没人控制也无法控制。是的，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让你冒出来。你钻出来了，这太好了。我不像你那么有运气，他们逮住了我，瞄准了我。”
“阿尔芒•旺多斯勒。”亚当斯贝格喃喃地说，他看到这张老脸突然变得生机勃勃，一个23年前就当了警长的人，爱挖苦人、自负、浑身充满了活力。
“你想起来了。”
“在埃罗省。”亚当斯贝格说。
“是的。那个年轻的姑娘消失了。你在这件事上完全摆脱了。人们在尼斯港抓住了那个家伙。”
“我们在拱廊下一起吃过饭。”
“吃章鱼。”
“是的。”
“我想喝杯酒，”旺多斯勒站起来，说，“值得庆贺一番。”
“马克是你的儿子？”亚当斯贝格接过酒杯，问。
“他是我的侄儿和养子。他让我住在夹层里，他是个好孩子。亚当斯贝格，你要知道，我处处遭人讨厌，就像你处处春风得意一样。我甚至比以前更让人讨厌了。你呢，更春风得意了？”
“我不知道。”
“当时就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好像并不惊慌。你到这里来找什么？找你不知道的东西？”
“找一个凶手。”
“和我的侄儿有关？”
“和鼠疫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