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着蓝杠的人
“你敢肯定吗，旺多斯勒？”“当然。1720年5月25日，‘圣安东尼大帝号’ 载着一包包受鼠疫感染的丝绸，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来到了伊夫城堡群岛，船上的船员已经发病死亡。名字没有写出来的医生是佩索内尔父子俩，他们发出了警报。那篇东西很出名，那种传染病也同样，那场灾难夺走了马赛差不多一半人的生命。”
“那个小伙子，也就是那个埃萨勒，医生们去哪儿给他看病？”
“林奇广场，现在叫林希广场，就在老港北部码头后面。最初染上鼠疫的那座屋子毁了埃斯卡尔路。那条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不会弄错吧？”
“绝不会弄错，是在马赛。如果你想得到证实，我可以把原文复印一份给你。”
“这就没必要了，旺多斯勒。谢谢你。”
亚当斯贝格走出自己办公室，心里七上八下的。当他来到当格拉尔身边时，当格拉尔正和其他30多名警察一起试图对付应接不暇的电话，密切关注那场迷信的龙卷风带来的后果。大办公室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到处都是汗臭。
“快了，”当格拉尔说，他一边放下电话，一边记下一个数字，“巴黎全城很快就要没有绘画颜料卖了。”
他朝亚当斯贝格抬起头，额头湿漉漉的。
“那个传播者来自马赛，”亚当斯贝格把那份特别广告放在当格拉尔眼前，说，“当格拉尔，我们动身。”
“天哪！”当格拉尔迅速浏览了一下那篇东西：圣安东尼大帝号来临。
“你听说过这事吗？”
“现在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马上把它破译出来。”
“它比其他段落更出名吗？”
“当然。这是法国出现的最后一场传染病，但非常厉害。”
“并不是最后一场，”亚当斯贝格把那篇有关9号病的文章递给他，说，“你读一读就会明白，为什么从今天晚上起，没有一个巴黎人会再相信警察说的话。”
当格拉尔看着那篇文章，摇摇头，说：
“一场灾难。”
“别再用这个词了，我求你了，当格拉尔。给我接马赛的同事，老港区警察局。”
“老港区由马塞纳负责，”当格拉尔嘀咕了一句，他熟悉全法国的警察局和警察分局，就像熟悉每个地区的首府一样，“一个有用的家伙，不像他的前任，由于想给阿拉伯人放血，毒打和伤害他们，结果被降了职。马塞纳取代了他，马塞纳很正派。”
“希望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因为我们得跟他联系。”
六点零五分，亚当斯贝格已经坐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听当晚的广告，广告没什么新东西。自从传播者不得不通过邮局来寄广告以后，他的时间就受到了局限。亚当斯贝格知道这一点，他到那儿去，是为了看一看围在勒盖恩身边的人的面孔，人群比前两天密集，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那个“广告宣读者”长得什么样。人们就是通过他的口得知那种传染病的。负责长期监视广场的那两个警察现在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保护若斯•勒盖恩的安全，生怕在宣读广告的过程中有人对他发起不友好的攻击。
亚当斯贝格靠在离高台很近的一棵树上，德康布雷给他介绍自己所熟悉的那些人，老文人已经列出一个40多人的名单，并分成三类：铁杆者、忠诚者、不坚决者，附有“相关”的（这是勒盖恩的口头禅）体貌特征。他在那些利用巴黎历史之页来赌菲尼斯太尔海难结果的人名下面划了一道红杠；听完广告后赶紧去工作的人名下面划蓝杠；广告念完还赖着不走，呆在广场或去海盗小饭店继续讨论的人名下面划黄杠；专听市场信息的熟客的名字下面划紫杠。这项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德康布雷手里拿着纸，悄悄地给探长指着相关的面孔。
“卡尔美拉号，从波尔多空载出发、前往加的夫的405吨奥地利三桅船，在加斯克-阿尔维莱沉没。船员14人，全部得救。”
若斯结束了宣读，跳下高台。
“快看，”德康布雷说，“那些露出惊讶的神色、皱起眉头、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就是新来者。”
“也就是划着蓝杠的人。”亚当斯贝格说。
“没错。那些互相讨论、点头挥臂的，是熟客。”
说完，德康布雷就撇下亚当斯贝格去帮丽丝贝特剥四季豆了，那是他们低价成筐买来的。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从海盗船的龙首下面钻过，来到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桌子。就海难打赌的人都聚在小饭店里，钱币在他们手中传递，哗拉哗拉响。贝尔丹拿着打赌的单子，免得有人作弊。由于他出身清白，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会接受贿赂。
亚当斯贝格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琢磨着玛丽-贝尔的长相。她正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上写信，非常专心。这是一个长得挺细腻的姑娘，如果嘴唇的线条更清晰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像她哥哥一样，一头卷曲的浓发，金色的长发垂在肩膀上，但非常干净。她对亚当斯贝格笑了笑，然后又埋头写起信来。旁边，有个叫埃娃的女人在努力帮助她完成任务，埃娃没有玛丽-贝尔那么漂亮，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玛丽-贝尔那么自由。她的脸很光滑，但神色庄重，眼皮底下有紫圈，亚当斯贝格想起了19世纪被关在外省豪华住宅里的某个女英雄。
“是这样吗？你觉得这样他能看懂吗？”玛丽-贝尔问。
“挺好，”埃娃说，“只是短了一点。”
“要告诉他这里的天气吗？”
“可以。”
玛丽-贝尔又写了起来，手里的钢笔攥得紧紧的。
“‘凉’字是两点水。”埃娃说。
“你能肯定吗？”
“我想是的。让我试试。”
埃娃在草稿纸上试了好几次，然后皱了皱眉头，犹豫不决地说：
“我也拿不准了，我被搞糊涂了。”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扭过头来，“探长，”她有些害羞地说，“‘凉’字是两点水还是三点水？”
在亚当斯贝格的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生字，他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句子是这样的：‘达马斯没有着凉。’”玛丽-贝尔具体解释道。
“跟句子没有任何关系。”埃娃低声说，她还趴在桌上研究那张草稿纸。
亚当斯贝格对玛丽-贝尔说，他对书写一窍不通，玛丽-贝尔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可您是警察啊！”
“这没错，玛丽-贝尔。”
“我走了。”埃娃摸了一下玛丽-贝尔的胳膊，说，“我答应过达马斯帮他算账的。”
“谢谢，”玛丽-贝尔说，“谢谢你替我干活。我要写这封信，所以脱不了身。”
“不用客气，”埃娃说，“我很高兴。”
她悄无声响地消失了，玛丽-贝尔立即朝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
“探长，我能跟她谈谈那……那场……灾难吗？还是尽量什么都不说？”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摇摇头：
“并没有什么灾难。”
“那4字呢？黑色的尸体呢？”
亚当斯贝格又摇了摇头：
“最多是一个凶手罢了，玛丽-贝尔，这已经够多了。没有鼠疫，连影子都没有。”
“我能相信您吗？”
“完全可以。”
玛丽-贝尔又露出了笑脸，这次，她彻底放松了。
“我怕埃娃爱上达马斯，”她皱起眉头，好像亚当斯贝格既然替她解决了有关鼠疫的问题，也能解决她生活中的其他复杂问题，“顾问说这样挺好，生命复苏了，必须听之任之。可我这次不同意顾问的意见。”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问。
“因为达马斯爱上了那个胖胖的丽丝贝特。”
“你不喜欢丽丝贝特？”
玛丽-贝尔撅了撅嘴，然后又说：
“她很勇敢，但太闹了，她这样弄得我有点害怕。不管怎么说，丽丝贝特在这里是谁也不能碰的。顾问说，她就像一棵树，庇护着一些鸟。我很愿意这样，但这棵树吵得让人耳朵受不了。而且，丽丝贝特几乎到处都指手画脚，所有的男人都对她服服帖帖，自觉自愿，因为她经验丰富。”
“你妒忌了。”亚当斯贝格微笑着问。
“顾问说我肯定妒忌了，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达马斯每天晚上都往她那里跑。必须承认，如果你听丽丝贝特唱歌，你会被她迷住。达马斯真的被迷住了，他眼里没有埃娃，因为埃娃太静了。当然，埃娃让人烦多了，但毫无疑问，这与她的经历有关。”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投去询问的一瞥，想看看他知不知道埃娃。显然，亚当斯贝格不知道。
“她丈夫打了她几年，”她解释说，“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她出逃了，她丈夫到处追杀她。您能想像得到吗？警察干吗不首先杀了她丈夫呢？谁也不许知道埃娃的真正姓名，这是顾问的命令，对打听这事的人要小心。顾问知道她的名字，这是他的权力，因为他是顾问。”
亚当斯贝格一边听玛丽-贝尔讲话，一边不时地向广场上扫上一眼，看看那里有些什么情况。勒盖恩正往梧桐树上挂箱子，准备接收晚上用的广告。亚当斯贝觉得从警队一路追随着他的电话铃声慢慢地消失了。谈话声越轻，他心里就越放松。他思考得脑袋都要爆炸了，烦死了。
“是的，”玛丽-贝尔向他转过身来，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为了埃娃好，因为经过这事以后，她看到画成肖像的男人就受不了。这会让她想起往事。见到了达马斯，她才明白，世界上还有比那个揍她的坏蛋更好的男人。这完全是因为，对女人来说，如果没有男人，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生活将毫无意义。丽丝贝特不相信这一点，她说所谓的爱情，无非是用来骗人的把戏。她甚至说，那是无聊透顶的东西。您看看。”
“她当过妓女？”亚当斯贝格问。
“没有这回事，”玛丽-贝尔显得很惊讶，“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亚当斯贝格很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玛丽-贝尔比他想像的还要天真，这就更让人放心了。
“是因为您的职业的缘故，”玛丽-贝尔一副痛苦的样子，“它使您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恐怕是这样。”
“您呢，您相信爱情吗？请允许我问东问西，因为在这里，丽丝贝特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亚当斯贝格没有回答，玛丽-贝尔摇了摇头，最后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您都看见了。但顾问却相信爱情，不管是真是假。他说，自欺欺人总比坐在那里生闷气好。对埃娃来说，这是真的。自从她在晚上帮达马斯算账以来，她显得活泼多了。只是，达马斯不爱她，而是爱丽丝贝特。”
“是的。”亚当斯贝格说。他看见对方在兜圈子，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圈子兜得越远，他越没有话说，鼠疫啊、门啊也就忘得越快。现在，那几百扇门都已经写满了4字。
“丽丝贝特不喜欢达马斯，所以埃娃在努力。当然，达马斯也在努力，丽丝贝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玛丽-贝尔在想一个能让大家皆大欢喜的办法。
“你呢，”亚当斯贝格问，“你喜欢什么人吗？”
“我嘛，”玛丽-贝尔脸红了，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信纸，说，“我有两个哥哥，我要照顾的男人够多的了。”
“你在给你哥哥写信？”
“是的。我在给我小哥哥写信。他住在罗莫朗坦，他希望经常收到我的信。我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信或打电话。我想让他到巴黎来，但他害怕巴黎。他和达马斯不是很合得来，而小哥哥更忍受不了达马斯。我什么都要教他，甚至要教他怎样跟女人打交道。我的小哥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头金黄的头发。可是，他一直等着我推他，否则他就不动。所以，我甚至得管他结婚，这是当然的啦。我有的是事干，况且达马斯还要空等丽丝贝特好多年。最后，流泪的是谁？顾问说，我没有义务去管这些事。” “他说得对。”
“他管好多事，好多人的事。他们整天在他书房里进进出出，但他没有诈他们的钱。他的建议并非没有价值。可是，我总不能看到我的兄弟们倒霉。”
“这并不妨碍你爱什么人。”
“当然有妨碍，”玛丽-贝尔坚决地说，“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店铺，我见到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讨我喜欢。顾问对我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
小饭店里的挂钟敲响了，7点半了，玛丽-贝尔惊跳起来，迅速把信叠起来，又在信封上贴上邮票，塞进小包里：
“请原谅，探长。我得走了，达马斯在等着我呢！”
她一路小跑着走了，贝尔丹过来收走了杯子。“她很嗦，”这个诺曼底人好像是来替玛丽-贝尔道歉的，“她说的关于丽丝贝特的事，您不要全信。玛丽-贝尔在吃醋呢！她担心丽丝贝特抢走她哥哥。丽丝贝特是个很人道的女人，不会搀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都无法理解。您留下来吃晚饭吗？”
“不了，”亚当斯贝格站起身来，说，“我还有事。”
贝尔丹把亚当斯贝格一直送到门口，问：“您说，探长，到底要不要在门上写上4字呢？”
“您是雷公之子，”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还是我在广场上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
“我的声音就是这么大，”贝尔丹扬起头，说，“是天生的。”
“那好，贝尔丹，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前辈在你屁股上踹上一脚，要你滚蛋，你还是不要在门上写4字吧！”
贝尔丹关上门，头仍然扬着，突然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还活着，海盗小饭店的门上就不会出现4字。
半小时后，丽丝贝特集合房客们吃晚饭。德康布雷用餐刀敲打着酒杯，要大家安静，他觉得这种动作虽然有点庸俗，但有时是必要的。卡斯蒂永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马上就安静下来。
“我不喜欢向我的客人发布命令，”——德康布雷喜欢用“客人”这个词，而不喜欢用“房客”，因为他觉得“房客”这个词太具体了——“你们是自己房间里的国王。然而，鉴于目前这种十分特殊的情况，我还是要求各位不要集体中毒，不要在自己的门上画上任何护身符。那种东西是在给这栋屋子丢脸。然而，我尊重大家的个人自由，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希望得到那个4字的保护，我并不反对，但我要请他搬到其他地方去，只要那种疯狂之举没有停止，就不要回来。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正想把我们拖进这种疯狂之中。我真心地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会有这种打算。”
他的目光默默地在围坐桌边的人脸上一一扫过，德康布雷注意到埃娃动摇了犹豫了；卡斯蒂永露出了微笑，但有点虚张声势，内心并不完全平静；若斯则满不在乎，丽丝贝特一想到有人会在她的附近写4字就破口大骂。
“很好，”若斯说，他饿了，“表决通过。”
“说到底，”埃娃对他说，“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些可恶的东西就好了。”
“那些可恶的东西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小埃娃，”若斯回答说，“那些传言，扯淡，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那些可恶的东西，那些4字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可以塞到口袋里，用手帕包住，让它们见鬼去吧！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
“就这么定了，”卡斯蒂永说，“若斯已经发话了。”
“就这么定了。”埃娃低声说。
丽丝贝特没有再说什么，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加了一大勺菜。
亚当斯贝格指望星期天和减轻了报道力度的传媒能给大家降降温，昨晚的最后估计很让他生气，但他并没有感到惊奇：巴黎已经有四五千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另一方面，星期天，巴黎市民都有时间处理自己的门了，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大增加。总之，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如果9月22日天气晴朗，他们会出城玩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清晰一点；如果天气不好，人们的情绪不佳，画上4字的门数量就会急剧增加。
早上一醒来，他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首先向窗外望去。天在下雨。亚当斯贝格用双手蒙住眼睛，心里美滋滋地想，不用去警队了。警方最早发现被写了4字的那25栋楼边加强了警戒，如果那个传播者昨晚不顾后果，继续作案，在警队里值班的同事会通知他的。
冲完凉后，他和衣躺在床上等待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在胡思乱想。9点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认为这一天至少在某一方面是顺利的。那个传播者没有杀人。昨晚，他和心理医生弗雷约好，两人在圣路易岛的河堤上见面。亚当斯贝格不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椅子上冥思苦想，他宁愿找人到外面去谈谈，看着河水。弗雷并不是一个能让病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但亚当斯贝格不是他的病人，那个4字引起的集体恐慌让他大为震惊。
亚当斯贝格大老远就看见了弗雷，弗雷身材十分高大，他举着一把灰色的大伞，微微弯着腰，脸方方正正，额头很高，脑门四周有一圈白发，在雨中闪闪发亮。两年前，亚当斯贝格在一次晚宴上见到过他，忘了是什么晚宴了。这个男人沉着冷静，温文尔雅，不露声色，举止谨慎地远离他人，但如果别人开口问他，他又马上变得十分专注。他能够修正亚当斯贝格由于职业关系而形成的有点僵化的观点。亚当斯贝格对他人他事的直觉与自己有限的医学知识发生矛盾时，便往往会去咨询弗雷。
亚当斯贝格没有带伞，到那里的时候身上已经淋湿了。关于那个凶手及其怪癖，弗雷的了解只限于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东西，亚当斯贝格原原本本地向他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他盯着亚当斯贝格，认真地听着。职业养成的习惯使这个医生对什么似乎都毫无表情，但他专注和明亮的目光紧盯着对方的嘴，说明他对这件事很关注。
亚当斯贝格接连不断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不容医生插嘴，最后，他说，“我认为，必须弄清他为什么要求助于鼠疫。传播者的想法恐怕并不一般，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比如……”
亚当斯贝格停了下来，寻找适当的词汇。
“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又停了下来，用准确的词汇和犀利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会让他感到困难，但弗雷从来不试着去帮他。
“比如说新千年启示录，或者是悲壮的幻想。”
“是的。”弗雷肯定道。 “或者是吸血鬼、基督徒、外星人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东西，弗雷，可以给一个希望推卸责任的凶手充当明显的包装。明显，我的意思是说，现代人都可以理解。那个人把自己扮成是沼泽地的主人、太阳的使者或是天神，大家马上就以为这是一个疯子昏了头脑，或者是被什么秘教给迷了魂。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亚当斯贝格。你不想躲到我的雨伞下面来吗？”
“谢谢，雨马上就会停的。但这个传播者，带着这种鼠疫走出了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不合时宜，‘古怪’，正如我的一个助手所说。古怪是因为他弄错了，因为把这种鼠疫引入我们的时代中，就像象棋中出现了恐龙一样。这个传播者对鼠疫不是太了解，他出线了。我说明白了吗？”
“接着说。”弗雷还是那句话。
“而且，这种鼠疫，它不管多么过时，还是唤醒了历史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我的问题是，那家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距离，他选择的课题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这种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我就认识一个。不过，请告诉我，我是否弄错了，弗雷。那家伙，不管他如何接近这个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总不会因此而成为一桩系列谋杀案的动机吧！”
“不会。研究课题与冲动的性格无关，尤其是当这个课题出现得比较晚的时候。那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冲动。”
“哪怕这种行为带有疯狂的性质？”
“是的。”
“所以，我在寻找鼠疫传播者时排除任何理性的动机，排除任何偶然因素。那个人不会说，好了，让我们选择上帝之灾吧，它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在搞恶作剧。不可能。这个传播者不是那样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他写4字的时候是带着真正的爱，他完全沉浸在这件事当中。他本能地选择了鼠疫，没有任何适当的文化前提。他不在乎别人懂不懂，他自己懂就行。他之所以要使用它，是因为他有这种需要。我就分析到这里。”
“很好。”弗雷耐心地说。
“传播者做到了这种程度，说穿了，是因为鼠疫就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件……”
“家事。”弗雷补充说。
“一点没错。你同意吗？”
“毫无疑问，亚当斯贝格，因为没有别的解释。”
“那好，”亚当斯贝格很开心，感到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起初，我以为那家伙可能年轻时在遥远的地方得过这种病，由于不幸，由于创伤，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感到不满足。”
“然后呢？”弗雷鼓励他说下去。
“然后，我绞尽脑汁，研究童年怎么会使一个人回想起发生在18世纪初的一个悲剧。我最后得出了这个惟一符合逻辑的结论：传播者已经260岁了。这种答案显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
“挺不错。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病人。”
“后来，我得知鼠疫曾于1920年，在我们这个已经深受创伤的世纪袭击过巴黎。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弗雷承认说，“说实话，我不知道。”
“96人受传染，34人死亡，大部分都在贫穷的郊区。我想，弗雷，那个家伙的家庭遭到了这一痛苦，受到了部分影响，也许是曾祖父。于是，这一悲剧便根植在这个家族的传奇中了。”
“我们把它叫做家族幽灵。”医生插话说。
“很好，它扎了根，由于近亲中十个有一个受害，大家便不断地讲述，鼠疫这概念便深入到了那孩子的脑海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小伙子。对他来说，鼠疫成了他生命中天生的一个部分，成了他的……”
“心理环境。”
“对。成了他的一种自发因素，而不是在我们看来已经过时的历史现象。我想在1920年34个鼠疫受害者的名单中找出那个人的姓。”
亚当斯贝格停下了脚步，抱着双臂，看着医生。
“你说得很对，亚当斯贝格，”弗雷微笑着说，“你走的路是对的。不过，还得在这家族幽灵上加一点，那就是暴力干扰对他的影响。家族幽灵在一个断口筑了窝。”
“是这样。”
“但我要给你泼冷水了，我担心恐怕不是这样。我不会在受鼠疫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作案者，而是在一个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寻找。但这样一来，目标人物可能有数千人，而不是34个人。”
“为什么要在没有受侵害的家族中找？”
“因为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
“那又怎么样？”
“如果鼠疫侵害了他的家庭，他就不会这样。他会痛恨鼠疫。”
“我想，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亚当斯贝格背着手，接着往前走。
“没有犯错，亚当斯贝格，只是有一个木钉没有钉正。因为，如果作案者把鼠疫当作是威力无比的工具，那是因为，鼠疫曾在当时给他的家族以特权。他的家族肯定没有受到侵害，似乎是出于奇迹，而那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个家族为这种奇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先是仇恨幸免于难的人，然后很快怀疑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并指责他们传播了这一灾难。你知道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我不怀疑他的家族曾遭人指责、受到威胁和放逐，不得不逃离发生那个悲剧的地方，否则他们会被邻居们撕成碎片。”
“天哪，”亚当斯贝格用脚踩着树根旁边的一簇青草，“你说得太对了。”
“这是一种可能。” “可能性很大。家族的传奇，使他们幸免于难的奇迹，然后是那种全民指责，最后是孤立和逃离。之所以说是传奇，是因为避开了鼠疫，或是能够掌控鼠疫。他们可能会因为别人指责他们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幽灵，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能支配上帝之灾的本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别忘了，亚当斯贝格，你的那个作案者家庭破裂，失去父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极其无力。那家伙对他那个光荣的家族所遭受的暴力耿耿于怀，这种可能性最大。家族的荣誉是他惟一的力量源泉。也许他的祖先不断地向他灌输这一思想。那种悲剧跳过了整整一代。”
“我不会因此而到身份登记处去寻找他，”亚当斯贝格一直在虐待那簇草，“成千上万人躲过了鼠疫。”
“很抱歉。”
“没什么，弗雷。你已经帮了我的忙。”
亚当斯贝格顺着圣米歇尔大道往上走，阳光又照在了人行道上。他把上衣搭在手臂上，想把它晒干。刚才，他并没有反对弗雷的观点，他知道医生是对的。凶手又遥不可及了，而亚当斯贝格还以为差不多就要抓住他了。惟一希望就是埃德加-基内广场了，他现在正往那里赶。1920年拾荒者的后裔正在广场上，总是回到那里。他不顾危险地呆在那里，或者不断地经过那里。说穿了，有什么好怕的？他感觉到自己就是主人，在他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28个警察根本吓不倒他，他操纵着上帝之灾，可以翻云覆雨。哼，那28个警察，可以说是28堆鸟屎。
凶手完全有理由得意。巴黎人都在听从他的指挥，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家门上画上了护身符。那28个警察无奈地看着尸体逐渐增多。已经死了4个人，他还根本没想过要住手，而是站在十字路口看，看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晒干上衣或者是裤腿。
那个诺曼底人的大嗓门又响起来了，亚当斯贝格向广场走去。现在，他已经明白那种运作模式了，他要趁热打铁。他来到那个小圈子里，丽丝贝特、勒盖恩、忧郁的埃娃还有他不认识的一些人围在德康布雷身边。德康布雷好像发布了一道命令似的，大家说起话来，什么都说，只是不谈凶手。而在附近的桌子边，亚当斯贝格听到谈话慢慢地滑向那个问题，有人坚决支持记者的观点，指责警察对大家撒谎。“人被掐死的照片，太可笑了，警察把他们当作什么了？以为他们傻啊？”“是的，”一个女人回答说，“但是，如果他们是死于鼠疫，他们怎么有时间在死之前脱光衣服，还叠得好好的放在一边，或者是钻到卡车底下？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这是鼠疫还是谋杀？”说得太对了，亚当斯贝格想。他转过身，看了看那张聪明而端庄的脸，绣花罩衫把那个胖胖的女人裹得紧紧的。“我认为，”坐在她对面的一个人犹犹豫豫地说，“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这样的，”另一个男人接话说，他的声音很脆，很尖，像吹笛子似的，“两种可能混都有。那些人确实死于鼠疫，但那个陌生人想隐瞒此事，便把他们弄到外面，脱光他们的衣服，让大家看清楚他们是死于鼠疫，他要让大家知道这事。他不是骗子，他是想帮助大家。”“是的，”那个女人又说，“可是，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人，永远得不到我的信任。”“他之所以要隐瞒，是因为他不想暴露自己。”那个尖细的声音接着说下去，艰难地建立着自己的理论，“那家伙在实验室工作，有根玻璃管或是什么打烂了，他知道鼠疫病菌泄漏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实验室有规定，怕引起公众恐慌。政府也不喜欢看到公众闹事。别插嘴！这时，那家伙试图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把此事告诉给大家。”“为什么？”那个女人又问，“他怕丢掉自己的饭碗？如果你所保护的那个人因此而不愿说，让我告诉你吧，安德烈，他是个可怜虫。”
喝咖啡的时候，亚当斯贝格走开去接莫尔丹的电话。现在，画了4字的大楼估计在一万栋左右。没有接到又有人受害的报告，没有。在这一点上，可以稍稍让人松一口气，但另一方面，电话像潮水般涌来。“现在我们可以不回答那些惊慌者的电话了吗？而且，今天警队里只剩下六个人了。”“当然可以。”亚当斯贝格说。“好，”莫尔丹说，“这太好了。”让亚当斯贝格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马赛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有伴了。马塞纳已经要他去见面。
亚当斯贝格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坐在厕盖上给马塞纳打电话，厕盖都被他坐扁了。
“已经开始了，伙计，”马塞纳说，“自从电台播发了你们那个疯子的消息后就开始了。报上纷纷发表评论，评论要多少有多少。”
“那可不是我的疯子，马塞纳。”亚当斯贝格清楚地说，“现在他也属于你了。我们平分吧！”
马塞纳沉默了一会儿，捉摸了一下对方的意思，然后说：
“平分吧。我们的疯子插手于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在这里，鼠疫是一个古老的创伤，不过，无需太大的劲就开始把它重新撕开。每年6月，教皇在祈祷仪式上都会驱除传染病。我们还有纪念罗兹骑士和贝尔桑斯的纪念碑和马路，这些名字是不能被忘记的，因为马赛人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是两个什么人？”亚当斯贝格问，声音十分平静。
马塞纳有点生气，也许是因为反巴黎人的天性被触动了。亚当斯贝格过去不在乎，因为他不是巴黎人，现在成了巴黎人他同样也不在乎。对亚当斯贝格来说，在这里或是在那里都无所谓。不过，马塞纳也只是表面上好斗而已，所以没过几分钟他也没脾气了。
“那两个人，伙计，在1920年的大传染中，当政府官员、贵族、医生和神甫像兔子一样逃得远远时，他们曾日夜奔忙，帮助大家。他们是英雄。”
“怕死，这很正常，马塞纳。你没经历过。”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可不是重新创造历史。我仅仅是想告诉你，在马赛，圣安托万大帝之灾正加快速度，席卷而来。”
“可别告诉我所有的马赛人都知道罗斯和贝尔森。”
“是贝尔苏斯，伙计。”
“贝尔苏斯。”
“当然，”马塞纳承认道，“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但鼠疫的历史、被毁灭的城市、普罗旺斯墙他们是知道的。鼠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要知道巴黎也是，马塞纳。今天，一万栋大楼被画上了4字。我只能寄希望颜料卖完了。”
“在我们这里，仅仅一个早上，老港区就差不多有200栋大楼被画上了4字。数一数全城有多少吧！可是，他妈的，伙计，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我保护，马塞纳。如果你数一数有多少人戴铜手镯，挂羊爪、圣克里斯朵夫、卢尔德之水或者是触碰圆木，十字架就更别提了，你很快就会数到4000万。”
马塞纳叹了一口气。 “他们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吧，”亚当斯贝格说，“问题不大。你有什么办法分清哪些是真的吗，我说的是案犯自己写的4字？”
“很难，伙计。大家都在模仿，有许多人漫不经心，下面写得大了一些，你看见了，有的人在回笔的时候只加了一横而不是两横。可是，百分之五十的人写得很认真，与原件一模一样。我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有签名的信封吗？”
“没有。”
“楼内除了一扇门之外，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这样的大楼你都登记了吗？”
“有一些这样的大楼，伙计。但也有的人头脑非常冷静，拒绝在自己家里做这种蠢事。还有些人比较害羞，只在门的下方用铅笔写了一个小小的4字。这样，写了也等于没写，或者没写也等于写了。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我不可能拿着放大镜挨家挨户去看。你去看了？”
“这是一场海啸，马塞纳，周末会来得更厉害。我们不再查了。”
“不查了？”
“差不多吧。我查了巴黎五亿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我希望凶手能在那个区域出现，在我跟你说话的当儿，他可能正在老港溜达。”
“你知道他的模样吗？大概的也行。”
“没有，谁都没有见过他。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男的。”
“那你在你那个区域监视些什么，伙计？鬼影？”
“一种印象。我晚上再打电话给你，马塞纳。保重。”
有人在外面使劲地拧厕所的门把手，已经拧了好一会儿了。亚当斯贝格平静地走了出来，经过那个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家伙面前。那家伙啤酒喝多了，要撒尿。
亚当斯贝格请贝尔丹允许他把外套放在椅背晾一晾，他要去广场溜达溜达。这个诺曼底人曾经垂头丧气，是亚当斯贝格在最后一刻使他重新恢复了勇气，可以说是把他从暴风雨中救了出来。他当时已经在客人中完全失去了威信，所以，他把亚当斯贝格当作是自己的救星。亚当斯贝格可以十次二十次地把外套扔给他，他会像一个母亲一样尽心尽职地看好它。亚当斯贝格出门时，他硬是塞给亚当斯贝格一件绿色雨衣，让他挡挡风雨。若斯在中午的广告中说今天有骤雨的，亚当斯贝格不好伤了雷霆之子的自尊。
整个下午，他都在十字路口溜达，其间在海盗小饭店喝了几杯咖啡，或是打了几个电话。从现在到晚上，巴黎受波及的大楼将达到1.5万栋，马赛4000栋，马赛爆发的速度相当快。亚当斯贝格感到心里很烦，他显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以与这种猛涨的潮水作斗争。现在，即使别人向他报告说200万栋大楼写上了4字，他也不会惊跳起来。他的身上一切都停了下来，一切都停工了，除了眼睛。在他身上，只有这部分还有生命。
他无力地靠在梧桐树上，低垂着胳膊，身上穿着那个诺曼底人借给他的过于宽大的雨衣，等着听晚上的广告。星期天，勒盖恩调整了时间，快七点了，他才把箱子取下来，放在人行道上。亚当斯贝格不期望广告中有什么，因为邮递员星期天不上班。不过，他慢慢地认识了围在台前的那些人的面孔。他掏出德康布雷给他列的单子，一一核对新来者。7点差两分的时候，德康布雷出现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丽丝贝特在人群当中挤着，找回她的老位置；达马斯也穿着毛衣，出现在自家的店铺前，靠在拉下来的金属卷帘门上。
若斯态度坚决地开始了宣读，扯起他的大嗓门，广场两头都能听得到。亚当斯贝格在无力的阳光下愉快地听着那些无足轻重的广告。整个下午无事可做，让自己的身心彻底放松，消除上午和弗雷讨论了那么多问题后产生的疲劳。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一块被海浪冲来冲去的海绵，有时，他寻找的正是这种精神状态。
广告快结束的时候，当若斯快念到海难结果时，他惊跳起来，像是有块尖利的石头重重地击在海绵上。这种打击使他感到有点疼，他惊讶了一会儿，警觉起来，但弄不清这种打击来自何方。当他靠着梧桐树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候，那个影子肯定出现过。一个朦胧的影子，在广场的某个地方，一下子向他奔来，撞到他身上。
亚当斯贝格站起来，四下寻找那个陌生的影子，想把它与那种撞击联系起来。然后，他又靠在树上，完全恢复刚才受撞击时的姿势。在他站的地方，可以从德康布雷的家，越过蒙帕纳斯路，一直看到达马斯的店铺。在正面听广告的公众，差不多四分之一可以尽收眼底。亚当斯贝格紧咬着嘴唇。可以看见不少地方，看到不少人。人群已经四下散去，5分钟后，若斯抱着箱子走了，广场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亚当斯贝格闭上眼睛，朝白色的天空抬起头，希望那影子能从天而降。但那影子落到井底去了，就像一块无名的石头。它生气了，屈尊飞过亚当斯贝格面前，而他却没有在意。石头只出现了一瞬间，就像一颗流星，下次再出现，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亚当斯贝格感到非常遗憾，他默默地离开了广场，惟一的机会溜走了，他相信是这样。
直到回家以后，脱下衣服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贝尔丹借给他的绿色雨衣，而自己的黑色旧外套还晾在海盗船的船头下。这表明他相信贝尔丹天真的外表，或表示他一切都听之任之了。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卡米尔登上了通往亚当斯贝格家的楼梯。亚当斯贝格住在五楼，走到四楼的时候，她发现左边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4字，黑色的。她和亚当斯贝格约好今晚共度良宵的，但亚当斯贝格要她10点钟以后到，因为白天有什么事难以预料，那个凶手让警队疲于奔命。
她心里很烦，手上抱着一只小猫，小猫在路上已经跟了她几个小时了，卡米尔先是抚摸它，然后把它放下，但小猫执着地跟在她后面，东歪西倒地跳来跳去，想跟上她的步伐，弄得她筋疲力尽。她穿过广场，想甩掉这条“尾巴”，吃饭时还把它留在了门外。但等她出来时，小猫仍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她，然后，勇敢地继续跟着她，不懈地追逐着它的目标。来到亚当斯贝格家的大楼前时，她已经烦透了，不知道拿这只选择了她的小动物怎么办，只好把它抱起来。它像是一个灰白色的绒球，轻得像个气泡，圆圆的眼睛碧绿碧绿的。 10点零5分，卡米尔推开了亚当斯贝格家的门，门一直开着，但里面好像没有人，客厅和厨房都静悄悄的，洗碗槽里堆满了餐具。卡米尔想，亚当斯贝格一定是在等她的时候睡着了。她可以在不吵醒他的情况下来到他身边，把头枕在他的肚子上度过一夜。在办案紧张的时候，她很少见到他。卡米尔放下背包和外套，又把小猫放在长沙发上，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黑漆漆的，亚当斯贝格并没有睡觉。卡米尔看到他裸着身子，她是从后背看过去的。在白色的床单上，他的褐色的身体显得格外明显。他正在和一个女子做爱。卡米尔惊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她的额际立即就感到一阵痛楚，像是眉心有颗炸弹爆炸了。在爆炸的那一刹那间，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腿被炸断了，黑暗中，她倒在了一个木箱里，那个木箱平时是用来装杂物的，今天晚上里面放的是那个女子的衣服。那两具身体在她面前动着，他们不知道她已悄悄地进了屋。卡米尔惊愕地看着他们。亚当斯贝格的动作她一一都认出来了，她再熟悉不过了。她感到那种疼痛像烧红的钻头直钻眉心，痛得她不得不闭起眼睛。暴力场面，也是很普通的场面；伤口，司空见惯。卡米尔低下了头。
别哭，卡米尔。
她眼睛盯着地面，不去看躺在床上的那两具身体。
走，卡米尔，快走，走得远远的，一去不复返。
Cito,longe,tarde.
卡米尔想走，但发现自己的大腿已经站立不起来了。她把腰弯得更低，眼睛盯着脚尖，盯着黑皮靴的方尖、旁边系的带子、布满灰尘的褶子和已经走得变了形的鞋跟。
你的靴子，卡米尔，看看你的靴子。
我在看。
幸亏她没有脱掉靴子，否则，赤脚，不穿袜子，她哪儿都去不了。也许她得呆在这儿，被困在这个箱子里面，额头上钻着钻。当然是水泥钻，不是木钻。看看你的靴子，你还穿着它们。好好看看，然后，跑吧，卡米尔。
然而，还不到时候。她的两条腿像倒在木箱上的旗帜。别抬头，别看。
当然，她知道，早就知道了。他一直以来都有女人，有很多别的女人，日子不同女人也不同。这取决于那女人的抵抗力有多强。亚当斯贝格把这种情况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他生活中总是有女人，那些女人像美人鱼一样，沿着河水游动，并不时地爬到岸上来。“我对她们感兴趣。”亚当斯贝格只这么简单地说了一句。是的，这些，卡米尔都知道，知道有委靡不振的时刻，遮遮掩掩的时刻，知道拥挤在那里，拥挤在远处的一切。有一次，她已经往回走了，但又远远地走开了。她忘了亚当斯贝格和他众多的恋人，那个悲剧世界发出轻轻的声响，在很近的地方掠过她身边。她已经远离了好多年，已经埋葬了亚当斯贝格及其荣耀。亚当斯贝格之所以荣耀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爱他。
直到去年夏天，他出现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已经消失的记忆才又重新恢复。由于河道弯弯曲曲，河的上流并未受到影响。卡米尔有所保留地又接受了他，一脚在外，一脚在内，试着保持一大段距离，有时在自由与亚当斯贝格之间徘徊。直到今天晚上，意想不到的这场打击使她眉心剧痛。仅仅是日子搞混罢了，亚当斯贝格对日期从来就没有什么概念。
由于眼睛盯着靴子，她的大腿恢复了一点力气。床上，他们的动作也结束了。卡米尔轻轻地站起来，绕过木箱，想溜出门，就在这时，那个女子坐了起来，惊叫了一声。卡米尔听到了那两个人慌乱的声音，亚当斯贝格跳下床来，喊着她的名字。
走，卡米尔。
尽我所能吧！卡米尔抓起外套和背包，看见小猫躺在长沙发上，便把它抱了起来。她听见那个女子在说话，在问他。逃，赶快。卡米尔三步并两步地下了楼梯，在马路上跑了很长时间，然后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翻过铁栅栏，找了一条长凳上坐下。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靴子，双腿已经站不直了，钻在她额头上的东西这才松开了她。
一个染了发的年轻男人来到她身边坐下。
“你脸色不好。”他轻声地说。
他在她的腮帮子上吻了一下，默默地走远了。
半夜过后，有人轻轻地敲门，此时，当格拉尔还没有睡。他穿着汗衫，坐在电视机前喝啤酒。他并没有看电视，而是把笔记本翻来翻去，上面记着鼠疫传播者及其受害者的情况。不可能是偶然的，那家伙选择了他们，其中应该有某种关联，什么地方有关联。他询问了受害者的家属，问了好长时间，想找出受害者之间的哪怕一丝关联。他重新阅读着笔记，寻找着。
当格拉尔白天有多潇洒，晚上就有多邋遢。他穿着年轻时的工装，他父亲的工装，穿着粗布长裤，码头工人穿的那种，胡子拉碴。五个孩子都睡了，所以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长长的走廊里去开门。他想敲门的一定是亚当斯贝格，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马蒂尔德王后的女儿。她直挺挺地站在门口，似乎僵硬了，有点气喘吁吁，胳膊上好像还抱着一只猫。
“吵醒你了，阿德里安？”卡米尔问。
当格拉尔摇摇头，默默地示意她跟他进屋。卡米尔没有考虑当格拉尔家里是否有女人或是什么人，精疲力竭地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当格拉尔借着灯光看见她在哭，便一言不发地关掉电视机，抓过手边的一瓶啤酒打开，卡米尔一口就喝了半瓶。
“我遇到麻烦了，阿德里安。”她放下啤酒瓶，喘着气说。
“是亚当斯贝格的事？”
“是的。我们出问题了。”
卡米尔喝光了剩下的啤酒。当格拉尔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如果有人哭，那就备好充足的饮料，准备挥发。他向椅子下面弯下腰去，那里放着一箱啤酒，几乎还没拆封呢！他打开第二瓶啤酒，放在低矮而光滑的桌子上，推向卡米尔，好像是在下棋。他心里充满了希望。
“阿德里安，世界上什么田都有，”卡米尔伸出一只胳膊，说，“他的田，要别人挖，而别人的田，是供参观的，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看，苜蓿、油菜、亚麻、麦子，然后让田休闲，接着是荨麻。我从来不靠近荨麻，阿德里安，从来不摘它们。它们不属于我，你知道，和别的东西一样。”
她垂下了手，微笑着。 “可是，突然间，出了问题，犯了错。被刺了，尽管我不愿意。”
“刺痛你了？”
“没关系，会过去的。”
她抓起第二瓶啤酒，喝了几口，喝得慢了些。当格拉尔看着她。卡米尔很像她母亲马蒂尔德王后，从她那儿继承了轮廓清晰的下巴、细腻的脖子和微翘的鼻子。不过卡米尔的皮肤很白，嘴唇更有孩子气，这与马蒂尔德战无不胜的大笑不一样。有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卡米尔喝完了第二瓶啤酒。
“你喜欢啤酒？”当格拉尔问。
卡米尔把双肘支在膝盖上，出神地看着矮桌上的绿色小瓶。
“很危险。”她摇摇头，轻声说。
“你知道，卡米尔，上帝创造亚当斯贝格那天，一晚没睡好。”
“啊，是吗？”卡米尔抬起头，说，“我不知道。”
“是的。他不单是没有睡好，而且发现缺少材料。于是，他像个健忘者，去敲同事的门，想借点材料。”
“你的意思是说……人间的同事？”
“当然，他的同事便急急忙忙随手给他找来一些材料。上帝由于一夜没睡，大脑已经麻木，漫不经心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他就用这团东西捏造了亚当斯贝格。那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天。”
“我过去一直不知道。”
“所有的圣书上都有记载。①”当格拉尔微笑着说。
“然后呢？上帝给了亚当斯贝格什么？”
“给了他直觉、温柔、美貌和机灵。”
“魔鬼给了他什么？”
“冷漠、温柔、美貌和机灵。”
“他妈的。”
“你说得对。但人们不知道健忘的上帝是用什么比例来捏造这个混合物的。这是当今神学界的一大谜。”
“我不会插手的，阿德里安。”
“这很正常，卡米尔，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睡了17个小时，精神抖擞，一整天都在用他高明的手在塑造你，心满意足。”
卡米尔笑了。
“那你呢，阿德里安，上帝造你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
“他和他的伙伴拉斐尔、米迦勒和加百列②喝了一晚上酒，喝得天昏地暗。很少人知道这故事。”
“结果一定很了不起。”
“不，上帝被吓坏了。所以，你看见我要模样没模样，要轮廓没轮廓。”
“看得出来。”
“你看，这很简单嘛！”
“我要出去走走，阿德里安。”
“一定要去吗？”
“你有更好的主意？”
“制服他。”
“我不喜欢制服人，这会给他们留下后遗症的。”
“你说得对。我呢，有人制服过我一次。”
卡米尔摇摇头。
“你必须帮我。明天上午他到警队时你打电话给我。我可能要回家收拾东西。”
卡米尔抓起第三瓶啤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你去哪？”当格拉尔问。
“不知道。哪里有地方？”
当格拉尔用额头示意了一下。
“啊，是的，”卡米尔露出了微笑，“不过，阿德里安，你是一个老哲学家，我没有你的那种智慧。”
“什么事？”
“我该拿它怎么办？”
卡米尔伸手指了指那个毛茸茸的东西，“那还是一只小猫呢！今晚它一直跟着我。我想，它是想帮助我。它虽然很小，但很聪明，而且非常傲慢。我无法带它走，它太脆弱了。”
“你希望我照顾这只小猫？”
当格拉尔抓住猫背，把它举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放在地上，不知该怎么办。
“你最好还是留下来，”当格拉尔说，“他会想你的。”
“小猫？”
“亚当斯贝格。”
卡米尔喝完了第三瓶啤酒，把酒瓶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说：
“不，他不软弱。”
当格拉尔并不想劝说卡米尔。遇到伤心事后，出去走走并没有坏处。给她照顾那只小猫，会留下跟卡米尔本人同样温柔、同样美好的回忆，当然，这种回忆没那么甜蜜。
“你去哪里睡？”他问。
卡米尔耸耸肩。
“睡在这里吧。”当格拉尔替她做了决定，“我把这张长沙发拆开。”
“不麻烦你了，阿德里安。我就躺在沙发上，因为我要穿着靴子睡。”
“为什么？那样会不舒服的。”
千年难题
“问题不大，从今以后我就穿着靴子睡。”“靴子不是太干净。”当格拉尔说。
“这样站起来容易些，这比干净重要。”
“你知道，卡米尔，标新立异从来无济于事。”
“对，我知道。我有时很愚蠢，会做出夸张或者消极的事来。”
“它跟夸张、消极或是坚定无关。”
“它有什么用？”卡米尔脱掉靴子，问。
“促使人思考。”
“好吧，”她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卡米尔仰面躺在长沙发上，睁着眼睛。当格拉尔去了浴室，然后拿了一条毛巾和一些凉水来。
“敷在眼睛上，要让眼睛消消肿。”
“阿德里安，上帝造完亚当斯贝格后，是否还剩下一些材料？”
“剩下一点点。”
“他用来干吗了？”
“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比如说，皮制的鞋底。穿起来很舒服，但上坡时会滑，天一下雨就会摔倒。上帝并不是现在才决定在上面粘上橡胶来解决这个千年难题的。”
“可我们不能在亚当斯贝格身上粘上橡胶。”
“防滑？那当然不行。”
“还有什么，阿德里安？”
“你知道，上帝剩下的东西并不多。”
“还有什么？”
“钱。”
“你知道，钱是件复杂的事。”
卡米尔睡着了，当格拉尔等了半个小时才拿掉敷在她眼皮上的毛巾，关掉地灯。他看着睡在黑暗中的这个年轻女人，如果亚当斯贝格忘了拥抱她，他愿意让她喝上十个月的啤酒，以换得轻轻的一摸。他抓住那只小猫，把它举到了眼前，盯着它的眼睛。
“这类事情，真是愚蠢，”他喃喃地说，“永远都那么愚蠢。而我们俩呢，我们还要共同走一段路呢！我们也许要等她回来，不是吗，小雪球？”
睡觉前，当格拉尔在电视机前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要通知亚当斯贝格。背叛卡米尔还是背叛亚当斯贝格？这一抉择仿佛是一扇漆黑的大门，当格拉尔面对着它沉思了好久好久。
而此时，亚当斯贝格正匆匆穿上衣服，去追赶卡米尔。那个女子不安地问了一连串问题：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为什么不告诉她？他和她睡过觉吗？他喜欢她吗？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去追赶她？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什么不留下来？她不愿意一个人呆在这儿。亚当斯贝格被问得头昏脑涨，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他把她一个人扔在房间里，心想回来时肯定还能见到她，她的那一大堆问题还没有回答呢！卡米尔那边的事情要难办得多，因为卡米尔不怕孤独，她甚至碰到一点点问题都会出走。
亚当斯贝格在马路上迅速地跑着，诺曼底人借给他的那件大雨衣在风中飘着，使他的胳膊凉飕飕的。他了解卡米尔。她会离开的，很快就会离开。当她做出了什么决定，很难使她回心转意，就像一只注射了氦的鸟，永远也无法挽救；也像她的母亲马蒂尔德王后，投海之后谁也没有办法。卡米尔去忙自己的事去了，对这个地方已完全厌倦，这里的曲线弯弯扭扭，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现在，她一定在加固靴子，装起音乐合成器，盖上了工具箱。卡米尔对这个工具箱期望很大，指望它能帮助她在生活中干些事，准确地说，对它的期望比对亚当斯贝格的期望要大得多，她对他可不怎么信任。
亚当斯贝格转过弯，来到她家门前的马路上，抬头看了看她家的玻璃窗。灯没亮。他气喘吁吁地坐在汽车的发电机盖上，交抱着双臂，压在肚子上。卡米尔没有回家，也许她直接就走了。卡米尔出去散步时就是这样的。所以，谁能知道他何时才能再见到她？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这并不是不可能。
他慢慢地回到家中，心里闷闷不乐。如果那个凶手没有一直纠缠着他，没有弄得他昏头昏脑，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他疲惫不堪，一言不发地倒在床上，而那个伤心的女子又没完没了地问起她那些让人厌烦的问题来。
“我求你了，别问了好不好。”亚当斯贝格说。
“这不是我的错。”她反驳道。
“是我的错，”亚当斯贝格闭上眼睛，说，“可是，请你闭嘴，要么就滚蛋。”
“这对你来说都一样吗？”
“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
九点半钟的时候，当格拉尔走进了亚当斯贝格的办公室，相对来说有些担心，尤其是因为他知道，探长喜欢漫游的脾气根深蒂固。探长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减弱到最大限度，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的。果然，亚当斯贝格正在翻阅桌上的一大叠报纸，报纸的标题够吓人的，但他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神色还是像往常那么平静，也许更冷漠了一点。
“1.8万栋房子受到了波及。”当格拉尔说着，把一份记录放在他桌上。
“很好，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我差点抓住那家伙了，在广场上。”亚当斯贝格说，声音有些压抑。
“传播鼠疫的那个人？”当格拉尔问，他感到有点惊讶。
“就是他，但被他溜了。全都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当格拉尔。”他抬起了头，遇到了助手的目光。
“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那你怎么说差点抓住了那个家伙？”
“因为我感觉到他了。” “感觉到他的什么？”
“我不知道，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不再追问，每当亚当斯贝格接近那个混乱的空间，他都乐得让他深陷于软软的污泥中，水与泥在那里进行搏斗。他走到大门口去给卡米尔打电话，在警队里像间谍一样偷偷摸摸，他觉得有点可耻。
“你可以去了。”他低声致电卡米尔说，“他在这里，忙得要命。”
“谢谢，阿德里安。再见！”
“再见，卡米尔。”
当格拉尔伤心地关了电话，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机械地打开电脑。电脑的嗡嗡声相对他低沉的情绪显得过于快乐。电脑太蠢了，不知道适应环境。一个半小时后，他看见亚当斯贝格在他面前走过，脚步似乎有点快。当格拉尔马上就给卡米尔打了电话，通知她亚当斯贝格可能会去，但卡米尔已经走了。
亚当斯贝格又吃了个闭门羹，但这次，他没有犹豫。他掏出万能钥匙，打开了锁。他扫了工作间一眼就明白了，卡米尔已经消失。音乐合成器不见了，铅制的工具箱和背包也不见了。床铺得整整齐齐，冰箱空了，电源已经切断。亚当斯贝格坐在一张椅子上，凝视着这空空的屋子，试图好好地想一想。他凝视着，但没有思考。他在那里坐了差不多三刻钟后，手机响了。
“马塞纳刚才打电话给你，”当格拉尔说，“他们在马赛发现了一具尸体。”
“很好，”亚当斯贝格说，“就像今天上午一样好。我马上到。给我订一张下一班的机票。”
下午两点左右，亚当斯贝格兴奋地要离开警队，他把自己的包放在当格拉尔的桌边。
“我走了。”他说。
“好的。”当格拉尔回答道。
“警队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亚当斯贝格在搜肠刮肚，寻找着字眼。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当格拉尔的脚边，当格拉尔用脚把一个圆圆的篮子遮住了半边，篮子里睡着一只也是圆乎乎的小猫。
“这是什么，当格拉尔？”
“一只猫。”
“你竟然把猫带到警队里来？你不觉得这里已经够乱了吗？”
“我不能把它留在家里。它太小了，到处撒尿，有时还无法自己吃东西。”
“当格拉尔，你说过你不想养宠物的。”
“此一时，彼一时。”
当格拉尔说得很快，有点不太友好，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亚当斯贝格清楚地意识到了当格拉尔的意思，他的助手有时就是这样无声地指责自己的。他又回头看了看篮子，那个形象又出现了，十分清晰。卡米尔的背影，她在路上走着，一手搭着外套，另一手抱着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可他一路疾行，没有注意到。
“是她把小猫托付给你的，是吗，当格拉尔？”亚当斯贝格问。
“是的。”当格拉尔答道，眼睛仍然盯着屏幕。
“它叫什么名字？”
“雪球。”
亚当斯贝格拉过一把椅子，双肘支着大腿，坐了下来。
“她去散步了。”
“是的。”当格拉尔说。这次，他扭过头来，看着亚当斯贝格的眼睛。亚当斯贝格已经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她告诉你她去哪里了吗？”
“没有。”
沉默了一小会儿。
“发生了一点小冲突。”亚当斯贝格说。
“我知道。”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用双手捋着头发，捋了好多次，好像在按太阳穴。然后，他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警队。
马塞纳到马里尼亚纳机场去接亚当斯贝格，然后直接把他带到了停尸房，尸体已经被送到那里。亚当斯贝格想看看尸体，因为马塞纳不知道受害者的死法是否与巴黎的一样。
“我们发现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家中，”马塞纳解释说，“门锁被很灵巧地强行弄开了。干得很漂亮，尽管里面有两个崭新的锁扣。”
“小菜一碟。”亚当斯贝格说，“楼梯口没有人看守吗？”
“兄弟，我要管4000栋大楼。”
“是的，他就这一点高明。他在几天之内就摆脱了警方的监视。姓名、职业？”
“西尔万•儒勒•马尔莫，33岁。港口职员，负责船舶修理。”
“船舶，”亚当斯贝格重复道，“他是从布列塔尼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在想。”
“17岁时，他在孔卡诺干过活。他就是在那里学会这个行当的，但他后来突然抛弃了一切，去了巴黎，在那里干些小木工活。”
“他就靠做木工为生？”
“是的。他的伴侣是个已婚女人。”
“正因为如此，凶手在他家里杀了他。凶手太了解情况了，这里面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马塞纳。”
“也许吧，但在这个马尔莫和你的那四个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只是在20岁至27岁之间在巴黎住过。伙计，别费神这么问来问去了，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寄到你的警队去。”
“那是在巴黎。”
“什么东西在巴黎？”
“他们是在巴黎相遇的。那五个人应该互相认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彼此见过面。”
“不，伙计，我觉得凶手在让我们疲于奔命。他让我们以为这些谋杀案有某种关连，从而迷惑我们。马尔莫是一个人独居，这很容易搞清楚。整个街区的人都知道。在这里，大家的生活都是公开的。”